李苍降：出生台北望族，1950年被捕后敌人用孕妻逼供，他竟这么做

摘要：1950年10月14日。26岁的学生运动领袖李苍降，英勇就义于台北马场町，他出生在台北望族芦洲李家，在日本的牢狱中迎来日本投降，他加入过三青团，在看到国民党腐败后，断然退出，194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活跃在台湾各地，积极领导学生运动。

1950年10月14日。26岁的学生运动领袖李苍降，英勇就义于台北马场町，他出生在台北望族芦洲李家，在日本的牢狱中迎来日本投降，他加入过三青团，在看到国民党腐败后，断然退出，194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活跃在台湾各地，积极领导学生运动。

1950年1月，他和即将待产的妻子一起被捕，在狱中其妻因为国民党特务拷打而生下早产儿，就义之前，他给妻子写了一篇《与妻诀别书》，在妻子的注视中，他毅然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1924年6月，李苍降出生于台北望族芦洲李家，祖籍福建同安县集美镇兑山村（今福建厦门集美区兑山村）。祖上曾获清光绪皇帝赐颁的外翰清誉，台北芦洲李宅也是一座有着150余年历史的文化遗迹。李苍降呱呱坠地之时，奋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堂叔李友邦，奔赴祖国大陆己有两个月了。

李苍降儿童时代，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备受压迫和奴役，他只能到招收台湾子弟的台北日新学校上小学。1937年9月，13岁的李苍降考入台北二中（今台北成功高级中学)。这是一所有着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学校，此前一年曾爆发著名的“青年思汉”抗日事件，林水旺、李沛霖、杨友川、颜永贤等青年学生，筹组旨在“脱离日本，复归中国”的中国急进青年党，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判刑，在台湾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给深受家族家国情怀熏陶的李苍降上了反日爱国的重要一课，增强了他的祖国意识和抗日精神。

1942年3月，李苍降从台北二中毕业，回到芦洲中学当教师。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对日作战共同宣言。李苍降等有志青年非常关注祖国大陆抗战时局变化，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积极探寻民族解放之路。他和许训亭、雷灿南、李熏山等进步同学一起，经常偷偷传阅《清算日本》等“禁书”，经常与从祖国大陆来台湾的青年交流，结识了不少进步知识青年。

他们经常聚会讨论反日斗争问题，还在台北淡水观音山山顶挂起一面中国国旗。

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节节失败，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学生反日运动的镇压更加严厉。1944年4月15日，日本宪兵突然在台湾北部地区连续三天展开大逮捕。因传看反日“禁书”被密探检举，李苍降和同学雷灿南不幸被捕。

在狱中，李苍降咬紧牙关，以不满20岁的稚嫩之躯扛住了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没有出卖一位进步青年，被判刑五年，直到台湾光复后，才走出监牢。

而雷灿南被刑囚至疯，牺牲在狱中。在一年多的牢狱生活中，李苍降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反日进步青年，包括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学生蔡忠恕、郭绣踪，台北工业学校毕业生刘英昌、唐志堂和女医师谢娥，以及台北二中学生陈炳基、郭宗清、黄雨生等人，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殊途同归，与李苍降成为同志和战友。

2、对国民党的反感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光复。宝岛台湾一片“脱离日治、迎接祖国”的热烈气氛，充满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喜悦。激情澎湃的李苍降刚从狱中出来，就寻找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学，探索革命真理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扎实。

经谢娥介绍，李苍降与刘英昌、唐志堂及学弟陈炳基等台北二中反日难友一同加入了李友邦领导的国民党三青团台湾区团部，承担台北分团筹备处相关工作，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恶政面目很快就暴露了。1946年3月，李苍降等因组织庆祝五四青年节活动而遭训斥，被警告“不要被共产党利用”。经过一番商量，他们决定离开国民党三青团，与谢娥分道扬镳。

1946年9月，经堂叔李友邦引荐，李苍降到浙江杭州高级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作为此时江浙地区的四大知名中学之一，杭州高级中学人才荟萃，学习条件优越，给李苍降学习知识、探索人生道路提供了更大空间和更宽广舞台。他刻苦研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还请假到南京参加了旁听公审日本战犯的大会。

1946年12月，美军士兵在北京欺凌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激起全国大学生反美抗暴运动。12月31日，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为抗议美军暴行举行了罢课。1947年1月1日，杭州各学校又举行了有2000多名学生参加的反美游行。通过积极参加这些活动，李苍降的视野更加开阔了。

随着普通话能力提高，李苍降和同学们的交流进一步加强，进步学生韩佐梁等同学成为他的好友。同年1月，李苍降利用寒假来到上海，经暨南大学公费学生杜长庚介绍，认识了徐萌山等一批来自台湾的公费学生，参加了上海暨南大学台湾学生针对东京“涩谷事件”举行的反美抗议活动，并加入暨南大学台湾学生读书会。

其间，李苍降还把自己的学习收获通过书信介绍给远在台北的唐志堂、刘英昌和陈炳基，寄给他们《观察》《文萃》等杂志，向他们宣传进步思想。

1947年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李友邦被国民党以“通匪”“幕后鼓动暴动”罪名逮捕，押送南京受审。李苍降闻讯后痛心疾首，决定离开杭州高级中学返回台湾，协助婶婶严秀峰营救李友邦。

经历了反对内战爱国运动洗礼的李苍降，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积极寻找同路人，探寻革命真理。回到台湾后，李苍降积极联络同学好友，筹建进步团体，与台湾大学化学工程学系助教李熏山商议结社，并将陈炳基和在台北泰北中学讲授中国历史课的同学林如堉介绍给李熏山，一起谋划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3、学生运动领袖

李熏山和陈炳基都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陈炳基是李苍降在台北二中的学弟，台湾光复初期就是台北学运的主要领导人，是台湾大学法商学院学生自治会负责人，这时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学委会委员。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陈炳基组织领导了台北大学生反美游行，参加了二二八起义。

陈炳基向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廖瑞发汇报了李苍降积极组织社团的有关情况，经廖瑞发批准同意，李熏山负责召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同志会五人小组，主要任务是研读讨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围绕社会改造运动进行学习讨论，研究开展革命活动、扩大宣传和吸引进步青年的办法。

通过研讨，李苍降对台湾社会性质有了科学认识，更加积极主动投入到革命斗争中。

新民主主义同志会是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外围组织，由台湾省工委学委会委员、台湾大学医学系学生刘沼光具体负责。1947年11月，经陈炳基介绍，李苍降、林如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新民主主义同志会改属中共台北市工委领导下的党支部，由林如堉负责，上级党组织领导人为接替廖瑞发的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郭绣琮。随后，又由中共台湾省工委学委会委员徐懋德(化名李杰)领导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开展革命工作。

1948年2月，为纪念二二八起义一周年，唤起台湾人民对二二八起义的记忆，根据中共台湾省工委部署，2月27日，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发表了由李熏山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李苍降和新民主主义同志会成员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并连夜到台北街头张贴宣传标语。

6月初，新民主主义同志会改称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分为宣传、组织、教育三个小组，分别由李熏山、林如堉、陈炳基负责，继续以台湾青年为主要对象开展工作。9月，李苍降获得台湾省通志馆采访员身份，在参与台湾省志纂修工作的同时，继续做台湾青年工作。

其间，李苍降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分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和金圆券问题，指出国民党统治区经济面临崩溃。

1948年10月25日，台湾人民解放同盟遭国民党特务破坏，李熏山、林如堉被捕，但他们始终未交代组织和同志。李熏山被判处三年半徒刑。林如堉因在狱中策划、组织反抗斗争被告发，1950年12月16日被国民党杀害。陈炳基和李苍降幸运逃脱抓捕，潜伏到台北、花莲等地，继续坚持斗争。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全面崩溃。在这样的形势下，岛内高校学生社团活动逐渐成为台湾报刊关注的重点，敏感的新闻记者纷纷预测岛内学生运动势将扩大。1949年3月29日晚，台北各高校学生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庆祝五四青年节营火晚会，李苍降与陈炳基冒着被捕的危险，出现在晚会现场。

4月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代表团举行谈判，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和平，停止内战，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全国各地纷纷声援南京学生运动。在中共台湾省工委领导下，台北各高校学生决定4月6日上街游行，声援南京学生运动。

这天凌晨，大批国民党武装军警强行闯入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校园，逮捕了二三百名学生。鉴于陈炳基已被公开通缉，许多被捕学生与他有关联，地下党组织决定陈炳基立即撤回祖国大陆。

4月10日，在李苍降的掩护下，陈炳基从基隆乘船安全撤回上海。

根据党组织安排，李苍降从台北转移到基隆。1949年5月，中共基隆市工委成立，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担任工委书记，李苍降与地下党员、基隆中学教师蓝明谷担任工委委员，基隆市工委下辖造船厂党支部、汐止党支部、妇女党支部，并负责与国民党基隆要塞司令部、基隆市卫生院、基隆市水产公司等单位一些地下党员和外围群众骨干的联系，还承担中共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的印刷、发行工作。

1949年8月，“《光明报》案”爆发，钟浩东被捕。李苍降闻讯后迅速撤离基隆，化名赖庆钟，回到台北领导尚洲双园党支部、士林电厂党支部、地质研究所党支部等地下党组织开展斗争。在李苍降的领导下，台北汐止军民合作站党支部书记唐志堂组织开展了接近国民党军官、收集武器、考察地形等工作，积极为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做接应准备。

在此期间，李苍降还负责中共台湾省工委学委会委员徐懋德（化名李洁）与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林英杰（化名吴永祥)之间的联络交通任务，协助林英杰抄写新华社广播内容。1949年下半年，在台湾地下党组织面临十分凶险环境的形势下，李苍降仍然坚持给《光明报》撰写文章。

得悉林英杰身份暴露，1950年1月7日，李苍降根据李杰（徐懋德）指示，迅速通知并协助林英杰转移。

4、《与妻诀别书》

1950年1月18日夜晚，李苍降与即将临产的妻子曾碧丽在台北南京东路住所被捕。李苍降在国民党监狱里遭到残酷刑讯。

国民党特务用尿水和灰水灌李苍降，逼迫他交代线索。国民党特务对李苍降说：“只要供出几个人物，就不必刑讯得这样厉害。”

但李苍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为了逼迫李苍降投降，国民党特务对有孕在身的曾碧丽下毒手刑讯。1月20日，国民党特务把曾碧丽的头发绑在刑具的横梁上，把她吊起来抽打。因受刑严重，曾碧丽早产，女儿降生在牢房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为劝降李苍降，国民党特务让他来看孩子。李苍降抚摸着女儿的头，充满爱怜地对曾碧丽说，就叫黎红吧。

1950年8月21日，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对李苍降、钟浩东、曾碧丽等14名“案犯”进行会审：

李苍降“系台湾共产党首要，广收党员，图谋不轨，应处极刑”；曾碧丽“明知（李苍降）为共产党而不告发检举，处有期徒刑一年”。9月9日，军法处判决“钟浩东、李苍降、唐志堂连续共同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死刑”。

10月11日，国民党“国防部”核准判决。

1950年10月2日，在狭小的牢房里，李苍降给曾碧丽写了《与妻诀别书》。

决别书里，李苍降表达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斗志，表达了他对革命必胜的信心，表达了他对党的忠诚：

“这几天真紧张极了。这正表示着时局的紧张及光明的即将来临。这是生产前应有的阵痛。我不怕死，许多同志都笑着脸勇敢地赴死了。我们的死将还有些意义！”“对那些自堕志气甚至轻视蔑视组织的人，我们的牺牲将能给一些血的教训，鼓舞他们的志气，加强他们的警觉心、斗争心及心（信）念。”“我们的组织虽遭破坏，但大部分仍是有骨头的（人)。”“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笼（篮）。我们的牺牲是光明前难免的事，你不必为我的死而过度悲伤吧。”

李苍降殷殷期望亲人们，“坚决地继续我的意志，做我未能去做的事业”。

诀别书深藏着李苍降对亲人们难舍难分的眷恋：

“亲爱的贤妻：我记得我们相识的时候是1948年初春，从此，除夏季你去南京一二个月间暂别之外，我们都过得很甜蜜。你还记得草山之行、狮头山之游及礁溪之游否？那时我们是何等的快乐，呼吸着山间新鲜自由的空气。”“婚后虽在经济困苦的压迫下挣扎，却因我们精神上的互爱、了解而过得甚快乐。”“你实在是我最好的伴侣了。我能找到你，这是我平生最感幸福的了。”

面对妻女遭受的磨难，李苍降心如刀绞：

“保密局的扣（拷）打，使你受不起（而）早产小儿黎红；又溺在产褥中更被抛打以致衰弱得疾。你为了我勇敢的忍受着扣（拷）打而不漏一言，又勇敢的忍受着监狱生活的苦楚，且虽有病，身体衰弱，物质困难，你却慈爱地勇敢地保养了小儿黎红。”

对女儿遭受的苦难，李苍降非常痛苦，但对孩子的未来，他充满期待：

“关于小儿黎红的事，她生在狱中，长在狱中，在苦难中挣扎生长起来，因此对她甚觉怜悯，一方面也对她很期待能比别儿长得贤明有用。我不希望她做一个娇柔软弱的女郎，而希望她能做一个刚毅能干的新时代的模范女性。”

1950年10月14日清晨六时，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将李苍降、钟浩东、唐志堂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走出牢房时，李苍降抬头向被关在楼上的曾碧丽道别。李苍降用26岁的年轻生命，在共和国的旗帜上留下了台湾同胞血染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