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和皮特经常下到基尔格鲁老人的家去听他的收音机。我们总是等到晚饭后，天黑之后，我们总是站在基尔格鲁老人的客厅窗户外面，我们能够听见是因为基尔格鲁的妻子是聋的，因为他把收音机调到最大音量，所以我和皮特跟基尔格鲁老人的妻子一样地听得清楚，我估计，即使窗户关紧，我们

两个士兵

文 | 威廉·福克纳

译 | 李寂荡

我和皮特经常下到基尔格鲁老人的家去听他的收音机。我们总是等到晚饭后，天黑之后，我们总是站在基尔格鲁老人的客厅窗户外面，我们能够听见是因为基尔格鲁的妻子是聋的，因为他把收音机调到最大音量，所以我和皮特跟基尔格鲁老人的妻子一样地听得清楚，我估计，即使窗户关紧，我们站在外面也能听清楚。

那天晚上我说，“什么？日本人？珍珠港是什么？”皮特说，“嘘。”

于是我们就站在那儿，天气很冷，听着收音机里那个人说话，只是听不出个头绪。然后那个人说眼下就是这些，我和皮特走上马路回家，皮特告诉我那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快二十岁了，他去年六月就读完了联合中学，他知道一堆事情：关于他们日本人往珍珠港丢炸弹以及珍珠港是在那片水的那头。

“那片水的那头？”我说。“在奥克斯福德政府水库那头？”

“不是，”皮特说。“大海那头。太平洋。”

我们回到家。妈妈和爸爸都已经睡了，我和皮特躺在床上，我还是不能理解那片水在哪儿，皮特再次告诉我——太平洋。

“你是怎么回事？”皮特说，“你就快九岁了。九月份以来你一直在上学，难道你什么也没学到？”

“我估计我们还没学到太平洋吧。”我说。

当时我们正在播种野豌豆（一种可用作草料或肥田的作物），那本来应该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完成的，因为爸爸仍然做事拖沓，自从我和皮特认识他以来他就好像一直这样。而且我们还有柴火要收进来，但是每天晚上我和皮特还得到基尔格鲁老人家，站在他的客厅窗户外边的寒冷中倾听他的收音机；然后我们会回到家躺在床上，皮特会告诉收音机说的是怎么回事。具体地说，他会跟我说一会儿。然后就不跟我说了。好像他不想说得太多。他会告诉我闭嘴因为他想睡觉了，可是他根本没想睡觉。

他会躺在那儿，比他睡着了还要安静，而且有某种东西，我能感觉到从他身上冒出来，甚至像他在生我的气，只是我知道他想着的不是我，或者像他在为什么事烦恼，但也不是，因为他从不为什么事烦恼。他从不比爸爸拖沓，更不要说是落后了。当他从联合中学毕业之后，爸爸给了他十英亩地，我和皮特都觉得他处理掉这至少十英亩的地高兴惨了，少了一些自己要操心的东西；皮特将那十英亩地都种上了野豌豆，长势茂盛，然后平整了过冬，所以说也不是为这个事情。但是一定有什么事情。我们仍然每天晚上下到基尔格鲁老人家去听他的收音机，他们现在仍然在菲律宾的那个地方，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在阻挡着他们。然后我们回到家躺在床上，皮特什么也不告诉我，也不肯说话。他就静静地躺在那儿像一个伏兵，当我触碰他时，他的一侧或者大腿感觉像铁一样硬，一样地静，一会儿后我就睡着了。

然后一个晚上——这是第一次他对我什么也不说，除了我们在柴林里砍柴时因为没有砍够责备我——他说，“我得去。”

“去哪儿？”我说。

“去打仗。”皮特说。

“在我们还没有将柴火搬完前？”

“柴火，去他的。”皮特说。

“好吧，”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可是他并没有在听。他躺在那儿，在黑暗中像铁一样坚硬，一样的静。“我得去，”他说。“我就是不能忍受那帮家伙那样对待美利坚合众国。”

“对。”我说，“什么柴火不柴火的，我觉得我们得去。”

这次他听见我说话了。他还是静静地躺着，但那是另一种静。

“你？”他说。“去打仗？”

揍大家伙我揍小家伙，”我说。

然后他告诉我我不能去。起初我以为他只是不想让我跟在他身后，就像他追塔尔家女孩子时不要我跟着他一样。然后他告诉我不会让我去因为我太小了，然后我知道他这么说是认真的，无论如何我不能去。不知怎么的，在这之前我不相信他会自个儿去的，可是现在我知道他会的，他根本不会让我跟他去。

“我可以为你们大伙劈柴提水！”我说。“你们总得用柴用水吧！”

不管怎样，他现在在听我说。他现在不像一块铁了。

他转过身子将他的一只手搁在我的胸口上因为现在是我笔直地僵硬地仰天躺着。

“不行，”他说。“你得待在这儿帮助爸爸。”

“帮助他什么？”我说。“他怎么也赶不上趟。他不可能再拖沓了。当我和你去打那些日本人的时候，他肯定能打理那块巴掌大的农场。我也得去。如果你得去，那我也得去。”

“不行，”皮特说。“别说了。别作声。”他是说真的，我知道他是说真的。我只是要确信是从他口里说出的。我安静下来。

“所以我就不能去了？”我说。

“是的，”皮特说。“你就是不能去。你太小了，这是第一，第二——”

“好吧，”我说。“那你就闭上嘴让我睡觉。”

于是他收了声，躺了回去。我躺在那儿就像我已睡着，他很快就睡着了我知道是去打仗的想法让他烦恼让他睡不着，现在他已决定去了，他不再烦恼。

第二天早晨他告诉了妈妈和爸爸。妈妈还好。她哭了。

“不，”她说，一边哭着，“我不想他去。我宁愿自己代替他去，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拯救国家。他们日本人可以占领它统治它，只要他们不要招惹我、我的家庭和我的孩子。但是我记得我的弟弟马歇参加的另外一场战争。他只有十九岁他不得不去打仗，对此我们的母亲跟我现在一样不明白。但是她告诉马歇如果他非去不可，他就得去。因此，如果皮特非去参加这场战争不可，他就得去。就不要要求我去弄明白为什么。”

但是爸爸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就是那样一个家伙。“去打仗？”他说。“为什么，我就是看不出这有什么作用。你还不到当兵入伍的年龄，这个国家还没有被侵略。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总统，正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会通知我们的。在你妈妈刚刚提到的那场战争，我应当入伍，直接被派送到得克萨斯，在那里待了快九个月直到他们最终停战。在我看来，加上你的舅舅在法国战场上真的负了伤，要去保卫国家，这对我和我的家人这已做得足够了，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此。另外，你走了我干农活时需要帮忙怎么办？在我看来我会大大地落后了。”

“从我记事以来你一直是落后的，”皮特说。“无论如何，我要去。我得去。”

“当然他得去，”我说。“他们日本人——”

“你闭上你的嘴！”妈妈说，一边哭着。“没有人和你说话！去给我抱一抱柴！那是你能做的事！”

于是我去抱柴。第二天一整天，当我、皮特和爸爸尽量地多抱进些木柴，因为那时爸爸所以为的大量木柴就是一根妈妈还没放在火上的、靠在墙上的木棍，妈妈在为皮特出门做准备。她在清洗和缝补他的衣物，为他烹制了一鞋盒的食物。那个晚上我和皮特躺在床上听着她一边给皮特装旅行袋一边在哭泣，直到一会儿后皮特身着睡衣起床走到后面那儿去，我能听见他们在一直谈话，最后妈妈说，“你得去，所以我希望你去，但是我不明白，也永远不会明白，也不要指望我明白。”于是皮特返回再次上床，再次仰躺着，像铁一样硬、一样地静，然后他说，他不是对我说，他也不是对什么人说：“我得去。我就得去。”

“你肯定得去，”我说。“他们日本人——”他猛地翻过身，侧身躺着，在黑暗中看着我。

“不管怎么说，你还不错，”他说。“我原以为对付你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还要麻烦。”

“我想我也没办法，”我说。“不过可能仗还要再打几年，那样我就能去那儿了。也许有一天我就会撞见你。”

“我希望不要，”皮特说。“人们去打仗不是为了好玩。一个人不会为了好玩让他妈妈哭泣的。”

“那你为什么要去？”我说。

“我得去，”他说。“我就得去。现在你赶紧睡觉吧。我得赶早晨的公共汽车呢。”

“好吧，”我说。“我们听说孟菲斯是一个大地方。你怎么找到军队在的地方？”

“我会跟人打听到哪儿去参军，”皮特说。“快睡觉吧。”

“你就这么问？上哪儿参军？”我说。

“对，”皮特说。他又翻过身仰躺着。“闭嘴，睡觉吧。”

我们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就着灯光吃早饭，因为公共汽车六点钟会经过。妈妈现在不哭了。她就是看起来神情冷峻，很忙碌的样子，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她不停地将饭菜端上桌。然后她装完了皮特的旅行袋，只是他根本不想带什么旅行袋上前线，但是妈妈说体面的人无论到哪里，即使上前线，也得换衣服，也得有什么东西装衣服。她往鞋盒里放炸鸡和饼干，她把《圣经》也装了进去，然后该走的时候到了。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妈妈不去公共汽车站。她只是将皮特的帽子和外套拿了过来，她还是没有哭，她只是站着将双手放到皮特的两只肩膀上，她看起来坚强又凶狠，就像昨晚上皮特在床上转身对着我告诉我不管怎么说我是不错时的表情。

“他们能够占领这个国家统治这个国家，只要他们不要来打扰我和我的家人，”她说。接着她又说，“永远不要忘记你是谁。你不是有钱人，除了法国人湾（地名），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人听说过你。但是你的血液和任何地方任何人一样优秀，千万不要忘记这点。”

然后她吻了他，然后我们走出了屋子，爸爸提着皮特的旅行袋，不管皮特愿不愿意。天都还没亮，甚至我们站在公路边邮箱旁一会儿后天都没亮。然后我们看见公共汽车的灯光在逼近，我一直注视着公共汽车，直到皮特招手它停了下来，然后，果然，天就亮了——在我没注意的时候天就亮了。现在我和皮特都以为爸爸会说些其他什么蠢话，像他以前那样，说什么马歇舅舅在法国负了伤，说什么1918年爸爸的得克萨斯之行应该足以拯救1942年的合众国，但是他绝口不提，他也做得很棒。他只是说，“再见，儿子。永远记住你妈妈对你说的话，只要有时间就写信给她。”然后他握了握皮特的手，皮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将他的一只手放在我的头上摩擦着我的头用力之大差不多将我的脖子给拧下来，接着他跳上公共汽车，那家伙将车门关上，公共汽车轰隆隆地开始响起来；然后汽车开动了，隆隆声、嘎嘎声、嗖嗖声越来越响；汽车开得越来越快，车屁股后面两只小红灯似乎绝不会越变越小，而只是跑到一块了，很快就会碰到一起变成一只。但是它们根本没有这样，然后公共汽车消失了，即便如此，我几乎快要放声大哭，尽管我都快九岁了。

我和爸爸回到家。整天我们都在柴林里干活，我一直没有好机会，大约直到午后。这时我拿了我的弹弓，我本来也想拿上我所有的鸟蛋，因为皮特将他收集的鸟蛋给了我，他还帮我收集，他跟我一样喜欢把放鸟蛋的盒子拿出来看，尽管他已快二十岁。可盒子太大了，拿着走长路不方便，而且还得担心，所以我只拿了那枚鹭鸟蛋，因为它是最好的一枚，我将它好好地包起来放进火柴盒里，将它们和弹弓藏在谷仓的角落下面。后来我们吃了晚饭，上床，然后我想那样待在那个房间那张床上，哪怕再待一晚上，我就会受不了。然后我听见爸爸的打鼾声，但是我一点也听不到妈妈的声音，不管她睡着没有，我估计她没睡着。于是我拿起我的鞋，将它们扔出窗外，然后我爬了出来，就像过去我看着皮特所做的那样，当时他只有十七岁，爸爸坚持认为他太年轻不能像公猫一样在晚上到处乱窜找女孩子，因此不放他出去，我穿上鞋走到谷仓边拿起弹弓和鹭鸟蛋，朝公路走去。

天不冷，只是他妈的黑得厉害，公路在我面前伸展，没有人使用它，就像伸长了一半，就像一个人躺着要比站着长一样，所以有一阵子它看起来好像我还没有走完去杰弗逊二十二英里，大太阳就会撵上我。但是并没有。当我上山走进镇上，天就开始亮了。我能闻到小木屋里煮早餐的香味，我希望我能想到随身带一块冷冰，但是现在已经迟了。皮特告诉过我孟菲斯是在比杰弗逊更远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它有八十英里。于是我站在那空旷的广场上，天光越来越亮，街灯还在点着，那个警察低头看着我，我离孟菲斯还有八十英里，我走了整整一夜才走了二十二英里，照这个速度，等我到了孟菲斯，皮特就已经出发去珍珠港了。

“你从哪里来的？”警察问。

我又告诉了他。“我得去孟菲斯。我哥哥在那儿。”

“你是说你在这儿没有亲人？”警察说，“除了那个哥哥没有别人了？你哥哥在孟菲斯而你大老远地跑来这儿干什么？”

我又告诉了他，“我得去孟菲斯。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谈论这件事上，我也没时间走过去。我今天一定得到那里。”

“跟我来，”警察说。

我们走到另一条街。那儿有公共汽车，就像皮特昨天早晨登上的那辆，只是车上没有亮灯，空空的。那儿有一个像火车站一样标准的公共汽车站，有一个售票柜台，柜台后面有一个人，警察说，“坐那儿去。”我在长凳上坐下，警察说，“我想用一下你的电话，”于是他在电话里说了一会儿，然后放下电话对售票柜台后的那个人说，“盯着他。等哈珀山姆太太起床穿好衣服我就回来。”他走了出去。我起身走到售票柜台前。

“我想去孟菲斯，”我说。

“当然可以，”那人说。“你快坐到那条长凳上。福特先生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不认识什么福特先生，”我说。“我要坐那辆公共汽车去孟菲斯。”

“你有钱吗？”他说。“你要花七十二分呢。”

我拿出火柴盒，解开鹭鸟蛋。“我拿这个跟你换一张去孟菲斯的票。”我说。

“那是什么？”他说。

“鹭鸟蛋，”我说。“你以前从没见过吧。这要值一块钱呢。我卖它只要七十二分。”

“不行，”他说，“那辆公共汽车的主人们一定要现金支付。如果我拿票换鸟蛋和牲口之类的东西，他们会炒了我的。你快去坐在那条长凳上，像福特先生——”

我动身向门边走去，但是他抓住了我，他的一只手撑在售票柜台上就翻了过来，追上我，伸出一只手来拽我的衬衫。我快速地掏出我的小刀儿啪地将它打开。

“你的手碰着我，我就削掉它。”我说。

我竭力想绕过他向门口跑去，但他比任何一个我见过的成年人的动作还要快，和皮特差不多。他切断我的路，背靠后门站着，一只脚稍稍抬起，已无其他路可以出去。“回到长凳那儿坐下。”他说。

没有其他路可以出去。他背靠着门站在那儿。于是我走回长凳那儿。这个时候我觉得车站里到处是人。那个警察又出现了，还有两个穿着皮大衣的女士，她们的脸上已化了妆。可是她们仍然看起来像是她们匆匆忙忙起的床，而且她们对此非常的不情愿，一个年纪大一点一个年轻一点，都低头看着我。

“他没有穿外套！”年纪大的说。“他到底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的？”

“我要问你呢，”警察说。“我从他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只知道他哥哥在孟菲斯，他想回那儿去。”

“对的，”我说。“我今天得去孟菲斯？”

“当然，你必须去，”年纪大的那个说。“当你到了孟菲斯你能确定你能找到你哥哥？”

“我想我能够，”我说。“我只有一个哥哥，我认识他有一辈子了。我想当我看见他时我会认出他来的。”

年纪大的那个看着我，“他看起来不像住在孟菲斯。”她说。

“他可能不住那里，”警察说。“不过也不好说。他也许住在随便什么地方，不管穿没穿外套。他们从什么鬼地方冒出来整夜四处游窜——一天的这个时候想吃早饭了；有男孩也有女孩，路都还没走好。说不定他昨天也许在密苏里或者得克萨斯。但是他似乎毫不怀疑他的哥哥就在孟菲斯。我只知道要把他送到那儿，让他自己找。”

“对。”年纪大的那个说。

年轻的那一个在长凳上坐下，挨着我，打开一只手提袋，取出一支自动写字笔和几张纸。

“听着，宝贝，”年纪大的那一个说，“我们要帮你找到你哥哥，但是首先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卷宗建立一个个人档案。我们要知道你的名字和你哥哥的名字，以及你出生的地方和你父母去世的时间。”

“我并不需要什么个人档案，”我说。“我只需要去孟菲斯。我今天得赶到那儿。”

“明白了吧？”警察说，他说的时候像很得意。“我跟你说过的。”

“你运气好，他那么对你，哈珀山姆太太，”公共汽车站的那个人说。“我倒不认为他带有枪，可是他打开那把刀的时候真他——我是说，跟任何男人一样快。”

但是年纪大的那一个只是站在那儿瞧着我。

“唉，”她说。“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知道怎么办，”公共汽车站里那个人说。“我要自己掏腰包给他买一张票，以保护公司不出现闹事和流血事件。当福特先生向市政当局报告这件事时，这事就成了市政大事，他们不仅要偿还我的钱，他们还会发给我一枚奖章呢。怎么样，福特先生？”

但是没有人理会他。年纪大的那个仍然低头瞧着我。她又说了一声“唉”。然后她从钱包里取出一块钱并将它递给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我想他该乘儿童票，是吧？”

“嗯呐，”公共汽车站里的那个人说，“我就是不知道规章制度怎么规定的。我很可能没有把他装箱并且在箱子上注明是毒品而被开除，但我愿意冒这个险。”

然后他们走了。然后警察带着一块三明治回来了，将三明治递给我。

“你肯定你能找到那个哥哥？”他说。

“我还想不出为什么找不到，”我说。“如果我没有先看见他，他也会看见我的。他也认得我的。”

然后警察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我吃着三明治。然后更多的人的涌了进来买票，然后公共汽车站的那个人说走的时候到了，于是我就像皮特那样钻进公共汽车，于是我们都走掉了。

我看到了所有的城镇。我都看见了它们。当公共汽车行驶得飞快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疲倦得想睡。可是我此前从没见过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驶出了杰弗逊，驶进了另一个镇又出了那个镇又经过田野和树林，然后又进入另一个有商店、轧棉厂和水塔的镇，我们沿不着铁路跑了一阵子，我看见信号臂动了一下，然后我看见了火车，然后又经过另外几个镇，我累得只想睡，但是我不能冒险，然后就进入孟菲斯地界了。在我看来，这开始就好几英里。我们经过一片商店，我想这肯定是孟菲斯了，公共汽车就要停了。但这还不是孟菲斯，我们又继续往前经过一批水塔和工厂上空的烟囱，要是它们都是轧棉厂和锯木厂的话，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足够的棉花和圆木来加工。

然后我看见了孟菲斯。我知道这次我是对的。它高高地耸入天空。它看上去是十几个比孟菲斯还要大的镇加起来还要大，它矗立在一片田野的边缘，高耸入云，比约克纳帕塔法县所有的山还高。然后我们进入了孟菲斯城里，在我看来，那天公共汽车每隔几英尺就要停一下，汽车在它两边奔驰而过，街上挤满了全城各地来的人，以及我都不明白怎么全密西西比州竟然还会有人有空卖我一张公共汽车票，更别提写什么个人档案了。然后公共汽车停下来了。这是另一个公共汽车站，比杰弗逊的大多了。我说，“到了。大伙到哪儿去参军的？”

“什么？”开公共汽车的人说。

我又说了一遍，“大伙到哪儿去参军的？”

“哦，”他说。然后他告诉我怎么去哪儿。起初我担心在孟菲斯这么大的城市我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没走错。我问路只问了两次。然后我就到了，我实在是想躲开一阵那些奔驰的汽车拥挤的人群和喧闹，我想，用不了多久，我想，要是其中有一群是已经参军了的人，皮特也许在我看见他之前就看见了我。于是我走进屋去。可是皮特不在。

他竟然不在。有一个士兵他的袖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箭头，他在写字，他前面站着两个人，我估计，里面还有很多人。我记得里面好像还有些人。

我走到那个士兵写字的桌前，我说，“皮特在哪儿？”他抬起头来，我说，“我哥哥。皮特·格瑞尔。他在哪儿？”

“什么？”那个士兵说。“谁？”

我又告诉了他。“他昨天参的军。他要去珍珠港。我也是。我想追上他。你们把他安排在哪儿了？”这时他们大家都在看着我。但我根本不在乎。“说啊，”我说。“他在哪儿？”

那个士兵停止了写字。他双手张开放在桌上。“哦，”他说。“你也要去，啊？”

“是的，”我说。“他们总得要柴要水的。我能劈柴提水。说吧。皮特在哪儿？”

那个士兵站了起来。“谁让你进这儿来的？”他说。“走吧。走开。”

“别说了，”我说。“你告诉我皮特在哪儿。”

如果他动得不是比公共汽车站那个人快我就是狗。他根本不是从桌子上跳过来的，他是绕着桌子冲过来的，我几乎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冲到了我身边，因此我刚来得及往后一跳抽出我的小刀啪地打开一刀扎去，他大叫一声，往后一跳，用另一只手握住这只手，站在那儿咒骂着喊叫着。

另外的一个家伙中从后面一把把我抱住，我用小刀去扎他，可是够不着。

然后两个家伙从后面将我抱住，然后另外一个兵从后面的一道门走出来。他扎着一根皮带，皮带系着一条越过肩膀的吊带裤的带子。

“天哪这是干什么？”他说。

“那个小崽子用刀扎我！”第一个士兵叫道。当他在说的时候我又想扑向他。但是两个家伙抱着我，两个对付一个，那个系背带的兵说，“行了，行了。把你的刀收起来，伙计。我们都没有武器。一个男子汉不能对赤手空拳的人动刀子啊。”这时我开始听他的话了，他的语气就像皮特跟我说话一样。“放开他，”他说。他们放开了我。“我明白了，”他说。“你来是想在他离开前看他好不好？”

“不，”我说。“我来是为了——”

但是他已转向第一个士兵，那士兵正用手帕包他的手。

“你招的他吗？”他说。第一个士兵回到桌子那儿查看一些文件。

“他在这儿，”他说。“他昨天入伍的。他在一支今早上要出发去小石城的分队里。”他手腕上戴着一块表。他看了一下表。“火车大约五十分钟后开。如果我了解乡下孩子的话，他俩可能现在都在火车站了。”

“把他叫过来，”系背带的那个说。“给火车站打个电话。叫搬运工给他找一辆出租车。你跟我来。”他说。

在那个家伙的后面是另一间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我们坐在那儿，那个士兵抽着烟，时间不长；我一听见皮特的脚步声就知道。接着第一个士兵打开门，皮特走了进来。他身上根本没有穿军服。他看起来和昨天早晨登上公共汽车时一样，只是我觉得好像至少已过了一星期，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不得不走那么远的路。他走了进来站在那儿看着我，好像他根本没有离开家，只是我们在孟菲斯这儿了，在去往珍珠港的路上。

“天啊，你来这儿干什么？”他说。

我告诉他，“你们得用柴和水做饭。我能为你们大伙劈柴提水。”

“不行，”皮特说。“你回家去。”

“不，皮特，”我说。“我也得去。我得去。那事也伤我的心，皮特。”

“不，”皮特说，他看着那个士兵。“中尉，我就不知道他怎么了，”他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拔刀扎过人。”他看着我。“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知道，”我说。“我就得这么做。我就得到这儿来。我就得找到你。”

“好了，绝不要再这么做，你听见没有？”皮特说。“你把刀放进口袋里，好好放着。要是我再听到你对别人动刀子，我无论在哪儿我都会回来，我会抽你个半死。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如果能让你回来待着不走，我绝对会去割一个人的喉咙，”我说。“皮特，”我说。“皮特。”

“不行，”皮特说。现在他的声音不再严厉和急促，几乎是平静的，这时我知道我没法改变他的决定了。“你必须回家去。你必须照看妈妈，我那十英亩地还要靠你照料呢。我希望你回家去。就是今天，你听见没有？”

“我听见了。”我说。

“他能自己回家吗？”那个士兵说。

“他自己来的这儿。”皮特说。

“我想，我能回去，”我说。“我就住在一个地方。我估计它没有移走。”

皮特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块钱递给我。“拿去买一张直接到我们那个村的公共汽车票，”他说。“我希望你听这位中尉的话。他会送你去坐公共汽车。你回家照顾好妈妈，照料好我那十英亩地，将他妈的那把刀子放好在你的口袋里。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听见了，皮特。”我说。

“好啦，”皮特说。“现在我得走了。”他又将一只手放到我的头上，但是这次他竟然没有到拧我脖子的地步。他只是将手放在我的头上一会儿。然后他俯下身子吻我，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是狗，接着我听见了脚步声和门的响动，我根本没抬头，事情就结束了，我站在那儿，摸着皮特吻过我的地方，那个士兵仰躺在椅子上，看着窗外，不停地咳嗽着。他把手伸进他的口袋里，摸出样东西，没有调头看我就递给了我。那是一块口香糖。

“非常感谢，”我说，“好啦，我觉得我最好起身回去了。有挺长一段路要走呢。”

“等等，”那个士兵说。他又打了一个电话，我又说我最好起身回去了，他又说，“等等。记住皮特给你说的话。”

于是我们等着，然后进来了另一位女士，年纪也大，也穿着皮大衣，但她身上闻起来很好闻，她没带什么自动写字笔，也没有什么个人档案。她走了进来，那个士兵站起身来，她迅速地四处打量直到看见了我，她走过来，将一只手轻轻地、迅速地、从容地放到我的肩膀上，就像妈妈那样。

“来，”她说。“我们回家吃饭去。”

“不用，”我说。“我得去赶到杰弗逊的公共汽车。”

“我知道。时间还早。我们先回家吃饭。”

她有辆汽车。现在我们就夹在其他所有的汽车之间。我们几乎在公共汽车的下面，所有街上的人群离我很近，近得我可以和他们说话，如果我知道他们是谁的话。一会儿后她停下了车。“我们到了，”她说，我看着那幢房子，如果都是她家的话，她应该有一个家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穿过长着树的大厅，走进一个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黑鬼，他穿着一套比士兵们穿的制服闪亮得多，黑鬼关上了门，我立马大叫起来，“注意！”我去抓，但什么事也没有：整个小房间只是往上走的一个通道，我们停下脚步，门打开了，我们进入了另一个大厅，女士打开了门，我们走了进去，里面是另一个士兵，一个老家伙，也穿着系一根带子的吊带裤，每只肩上有一只银色的小鸟。

“我们到了，”女士说。“这位是麦克凯洛格中校。好了，你想吃什么饭？”

“我想，我只要一点火腿、鸡蛋和咖啡，”我说。

此前她已拿起电话。她停下，“咖啡？”她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喝咖啡的？”

“我不知道，”我说。“我估计在我记事以前吧。”

大概八岁，对吧？”她说。

“不对，”我说。“我八岁零十个月。快要十一个月了。”

接着她打电话。然后我们坐着，我告诉他们皮特当天早晨就出发去往珍珠港，我本来打算和他一起去的，但是我不得不回家去照顾妈妈，照料皮特的十英亩地，她说他们也有一个和我个子差不多的小男孩，在东部上学。然后一个黑鬼，另一个，穿着短衬衫似的下摆外套，推着一辆推车似的东西出来。上面有我的火腿、鸡蛋和一杯牛奶，还有一块馅饼，我觉得我饿了。但是当我咬了第一口后，我发现我咽不下去，我立马站了起来。

“我得走。”我说。

“等等。”她说。

“我得走。”我说。

“就一会儿，”她说。“我已经打电话要车了。车马上就到。难道你连牛奶都喝不下了？要不来些你的咖啡？”

“不了，”我说。“我不饿。我到家再吃。”这时电话响了。她根本不接。

“来了，”她说。“汽车来了。”我们又往回经过有着身着盛装的黑鬼的、作为通道的那间小小的房间。这次是一辆大汽车，由一个士兵驾驶。我和他坐在前排。她给那个士兵一块钱。“他也许饿了，”她说。“给他找一个像样的地方。”

“好的，麦克凯洛格太太，”士兵说。

然后我们又走了。当我们在孟菲斯转来转去，现在我能看它很清楚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首先明白，我们又回到了今天早上公共汽车跑过的同一条公路——一爿爿的商店、大轧棉厂和锯木厂，在我看来，还要在孟菲斯跑几英里才开始出城。然后我们又行驶在田野和树林中，这时车开得快了，要不是有这个士兵在，我好像根本就没到过孟菲斯。我们现在跑得很快。照这个速度——我再次回到家才知道快，我想到坐着一辆士兵驾着的大汽车开进法国人湾，我突然哭了。我从来没想到过我会哭，而且还哭个不停。我坐在士兵的旁边，大哭不止。我们跑得很快。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年），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原因为“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李寂荡，生于1970年，贵州福泉人。曾就读于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和西南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1999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期刊协会副会长。发表有翻译、诗歌、小说、评论、散文等作品，诗作入选多种选本。出版诗集《直了集》。获第七届贵州省文艺奖、贵州省青年作家突出贡献奖、百花文学奖·编辑奖、第三届尹珍诗歌奖、第二届海内外华文文学期刊“人和青年编辑奖”等。第三届贵州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主编有《新世纪贵州十二诗人诗选》《在写作中寻找方向》等。翻译作品《喧哗与骚动》已出版、《美国百年最佳短篇小说选》即将出版。

来源：干爽的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