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8年，我的父亲程潜被李宗仁拘禁，此后在上海当了7年的寓公。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30日，父亲在上海创办半月刊《南针》杂志，他既是主编又是撰稿人，发表文章主张一致抗日，成为力主全民族抗日的在野派代表。淞沪抗战时，父亲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程潜。于是，我开始查找资料，寻找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足迹。

——程丹

1928年，我的父亲程潜被李宗仁拘禁，此后在上海当了7年的寓公。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30日，父亲在上海创办半月刊《南针》杂志，他既是主编又是撰稿人，发表文章主张一致抗日，成为力主全民族抗日的在野派代表。淞沪抗战时，父亲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写下《一月二十八日日军侵淞沪后感咏》。可手中无兵、无权的父亲，也只能诗以咏志，却不能上阵杀敌。直到1935年12月，曾经的部下（其曾是父亲北伐当第六军军长时的师长）、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的杨杰向蒋介石推荐了父亲。据一位亲戚回忆，某天他正好到家里看望父亲，恰好赶上蒋介石到家里来给程潜授印。

1935年12月18日，父亲被正式任命为国民政府参谋总长。父亲履职后，立即着手制订《中国国防计划纲领及程序实施方案》，投身抗日救亡的战斗。

正在父亲积极谋划抗日计划时，国民党又开始了一场内斗。1936年6月至9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借抗日名义，联合反抗不积极抗日却一直处心积虑要吞并两广的南京中央政府，史称“两广事件”。面对粤桂方面的挑战，蒋介石态度强硬，不惜兵戎相见。一旦双方发生大规模冲突，将严重影响团结抗日的气氛，给日军以可乘之机。父亲刚刚上任不久，受命于危难之际，就遇到这样棘手的问题，他认为大敌当前，只能以大局为重，宜和。他满怀赤诚之心，为两方做斡旋工作。父亲抛弃了与李宗仁的个人恩怨，多次往返广西、南京。他在蒋介石面前极力陈述和平解决“两广事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向李宗仁、白崇禧表达和议的愿望。父亲甚至说：“如果能相见以诚，和衷共济即使要我磕八个响头，我也心甘情愿！”在多方的努力下，“两广事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参谋总长的父亲力主抗日，在国民政府军事首脑会议上说：“我们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觉悟，停止内战，去为抗日的神圣事业而尽心竭力。”同年，父亲受命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抱着在疆场战死的决心，预先立下遗嘱，奔赴抗日前线。

石家庄失守以后，日军三个师团横行在河北平原上。父亲指挥的部队仅有三个半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父亲将部队移至安阳至漳河南岸一线布防，指挥作战。他鼓励左右将士说：“大敌当前，有进无退。中国虽大，也没有多少地方可退了。战死在阵地上是最光荣的。”

10月19日，日军分三路渡漳河进攻，父亲奋不顾身，亲自指挥军队于21日拂晓发起反攻，夺回了失去的高地，将日军压迫到漳河岸边。渡河的日军不久后得到增援，再次进攻。父亲指挥所部从拂晓激战至晚上12点，双方不分胜负，形成对峙局面。几天后，日军向安阳发起进攻，父亲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从大名抄敌后方，袭击邢台，来解安阳之危。但是安阳守军在未得到增援前就退守宝莲寺，日军趁机逼近大名，形势更加危急。父亲临危不惧，加紧部署，在安阳以南汤阴以北排兵布阵，激励官兵奋力抗御，与日军相持3个月之久，稳定了平汉线的形势。

1938年1月，父亲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统辖30多个师，数十万大军，驻扎在郑州。父亲深知，地处中原的河南是华北抗战的后方，在全国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日寇继续南犯，调动4个精锐师团猛扑台儿庄。父亲奉命组织豫北、豫东作战，统帅豫东兵团，第17军团、第三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等部队，顽强抵抗日军进攻。

2月8日，日军十四师团土肥原部向宝莲寺发起猛攻。父亲亲自指挥守军奋力抗击，激战数日。但是由于实力相差悬殊，右翼宋哲元部被日军突破，父亲在濮阳、长垣布置的防线被撕开一个缺口，日军与沿平汉线南犯主力相呼应。见宋哲元部渐入困境，父亲断然调兵策应宋哲元，派骑兵北渡黄河，重创日军。不仅解了宋哲元的围，更迫使日军不敢贸然南犯。

此时，进攻徐州的日寇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突破我军防线全力猛扑台儿庄。为配合主战场，蒋介石急电程潜：严督所部积极行动，牵制敌人，减轻鲁南作战友军的压力，以彻底歼灭该方面的敌军。程潜接电，立即指挥部队作外围策应，牵制日寇力量。中国军队齐心协力，终于取得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以此为标志，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11月28日，父亲被任命为天水行营主任，统辖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五战区、第八战区、第十战区，以及两个新设游击战区。行营驻地设在了西安，于1939年2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

1939年3月7日，日军航空兵14架轰炸机对位于西安的天水行营驻地实施猛烈轰炸。当日下午4时许，日军飞机14架狂炸西安市区，投弹百余枚，包括多枚毒气弹，死伤平民600多人，摧毁房屋上千栋。

据时任行营警卫连长兼便衣卫士排长的程杰回忆：“自行营成立以来，敌机经常飞来西安骚扰，3月7日，敌机似乎找到了目标，开始轮番轰炸，下午4时许，西安上空阴沉沉，突然从东北方飞来6架敌机，飞到行营上空，凶猛投弹，只见轰隆隆几声巨响，行营区域浓烟滚滚，砖头瓦片乱飞，官兵们立即紧急隐蔽。飞机炸完，又飞来6架敌机，在行营上空再次投弹轰炸。敌机走后，发现所修东、西、北三个防空洞都被炸垮，防空洞里100多名官兵被封在洞里，尤其是西洞口，都是行营中上层军官，包括程潜、晏参谋长等。”

天水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龚梦涛也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敌飞到西安上空时，有汉奸在行营附近发射信号弹，敌机对着目标投下几枚炸弹。天水行营被炸，损失惨重，对国民政府和中国抗战军民都是沉重打击，事件发生以后，国民政府选择了“不可登报发表为宜”处理，以免对抗日产生负面影响。此次受难者共140余人，经抢救过来的79人，死亡64人。

在抗战期间，父亲还真挚地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寇。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派中共党员朱瑞到第一战区协助工作。父亲毫不见外，热忱接待，任命朱瑞为政训处秘书长，并在第一战区长官部建立了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处，朱瑞为主任。这对开展河南抗日救亡活动、创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父亲任天水行营主任期间，仍然执行孙中山遗教，坚持国共合作，慎重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一方面，他制止了陕甘宁边区绥德专员何绍南制造事端，阴谋破坏国共合作的图谋；另一方面，他对进步人士和一些共产党员的抗日活动予以掩护。当时被扣押的共产党“嫌疑犯”300多人，都予以释放。

1940年5月，父亲调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战地委员会主任委员，赴重庆任职。在重庆，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常与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联系，共商抗日大计。他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声望，掩护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43年3月，战地党政委员会裁撤，父亲专任副参谋总长，同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中著有贡献的军政人员授勋嘉奖，父亲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同年12月，参谋总长何应钦奉派兼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参谋本部的日常工作由代理参谋总长的程潜主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公开宣读绍书，表示无条件向盟国投降。至此，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迎来了伟大的胜利。

（程 丹）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