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被上色的"鬼子进村"老照片，以最直观的视觉语言，揭开了侵华日军铁蹄下中国平民的苦难序章，当历史的黑白终于显影出真实的血色，每一幅画面都成为无法抵赖的罪证。
这些被上色的"鬼子进村"老照片，以最直观的视觉语言，揭开了侵华日军铁蹄下中国平民的苦难序章，当历史的黑白终于显影出真实的血色，每一幅画面都成为无法抵赖的罪证。
这张历史照片中，侵华日军将抢掠的两只鸡挂在脖颈上，面露炫耀之态。在1921年的日本，一只鸡的售价高达3.6日元，相当于东京街头36碗拉面的价格——这意味着在当时的日本列岛，鸡肉是普通家庭一年难得品尝的奢侈品，连维持基本营养都属奢望。而同时期的中国农村，散养鸡群是千家万户的重要资产，却因此成为日军“以战养战”政策下的直接掠夺目标。
日军对家禽的掠夺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贯穿战争全程的普遍行为。受限于日本本土资源匮乏与战时经济崩溃，即便推行“以战养战”政策，侵华日军仍长期面临后勤危机：士兵实际收入因恶性通胀和军部强制储蓄制度大幅缩水，1940年日军单兵伙食费仅为战前1/3，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系。前日军士兵东史郎在《东史郎日记》中多次记载：部队常因补给断绝“在荒野中像乞丐一样徘徊”，所谓“就地征发”实为明火执仗的抢劫。到战争中后期，日军甚至需靠挖野菜、捕蛇蛙充饥，而相对容易捕获的家鸡，自然成为其补充蛋白质的“优先目标”。
这张拍摄于侵华战争时期的照片里，一名日军士兵正站在中国农户的果园中，踮脚扯下枝头的果实，未及擦拭便直接塞入口中，泛黄的胶卷定格了侵略者贪婪的瞬间，暴露了其在占领区恣意掠夺的日常。
此类场景是日军 “现地调达”（即 “就地掠夺”）政策的直接产物。水果、蔬菜等生鲜作物因便于即时食用，成为日军在 “扫荡”“清乡” 行动中的高频掠夺目标。
照片中士兵急切吞食未清洗果实，反映了日军补给断绝的困境（据《华北治安战》记载，1941 年后日军基层部队日均口粮降至不足 300 克，且掺杂大量橡子粉），前日军第110师团士兵佐藤忠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进入村庄后，班长命令‘能吃的全拿走，果树就地采摘’，我们甚至连未成熟的青桃都摘光，村民稍有阻拦就会被殴打。” 1942年晋察冀边区的幸存者回忆：“他们把村里的百年梨树砍来当柴火，没熟的果子全打落在地，临走还往井里扔死猫 —— 就是要让我们活不下去。”
1937年10月，日军在淞沪战场遭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后勤补给线因中国军队的游击袭扰和江南水网地形限制，出现燃料供应短缺。特别是担任一线作战的基层部队，常因炊事班携带的野战炊具燃料（主要为煤炭、煤油）不足，被迫就地掠夺平民物资。照片中堆放的木梯、桌椅等家具，多为江南民居常见的实木制品，木质坚硬适合燃烧，成为日军获取燃料的主要目标。
江南地区冬季湿冷，除做饭外，鬼子也有取暖需求，进一步加剧了对木质家具的掠夺。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淞沪抗战损失调查》，仅1937年10-11月，上海周边青浦、松江等地民宅被损毁木料达3700余立方米，多数被日军充作燃料，导致大量传统民居丧失基本生活设施，平民被迫流离失所。第16师团士兵东史郎在《东史郎日记》中写道：“（1937年11月）进入村庄后，我们拆毁房屋，将梁柱和家具堆成篝火，炊事班用这些木头煮出了热饭。”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军因兵力不足转入战略相持，大本营下达《对华处理根本方针》，明确要求“就地自给”，华北方面军更制定《关于剿匪与粮食掠夺之实施要领》，将牲畜（猪、牛、羊等）列为“重要战略资源”，导致占领区牲畜存栏量在1941-1942年大扫荡期间骤降60%以上。
日军步兵中队（约180人）在扫荡时，除携带3日份口粮外，需通过掠夺补充给养。猪因易于宰杀、肉质适合野战烹饪（如制成腌肉），成为优先掠夺目标。据1942年晋察冀边区调查，日军每扫荡一个村庄，平均掠走生猪30-50头，超过村民年均存栏量的80%。照片中士兵与待宰猪的合影，常出现在“战果汇报”照片中，用以炫耀“战利品”。
猪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不仅是肉食来源，更是家庭重要资产（猪粪用于肥田、幼猪可繁殖）。日军掠夺导致华北农村“家家无猪、户户缺粮”，如1943年冀中根据地报告称：“村民畜养之猪牛，十不存一，春耕无畜力，秋耕无肥料，亩产减收三成”。照片中猪的嚎叫与士兵的狞笑形成残酷对比，正是殖民掠夺下农民经济崩溃的缩影。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汉、津浦铁路南侵。德州地处津浦线北段，是连接河北、山东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国军队第6战区布防的重要据点。10月上旬，日军第10师团从河北沧州南下，12日占领桑园镇，25日发起对德州的进攻。
照片中，德州城外一名日军士兵端着从当地农户家中掠夺的未脱壳小麦、带壳玉米或秸秆制成的马料喂战马，应拍摄于日军战前准备期间。日军第10师团1937年9月拥有军马4800余匹，每匹战马日均消耗7-9公斤饲料，远超单兵口粮。因后勤辎重部队常滞后，日军华北方面军10月11日默许“自行征收粮食”，德州周边作为产粮区，百姓储存的麦麸、豆饼等成掠夺目标。据调查，10-11月当地被掠牲畜饲料达2300余吨，相当于3万农户一年的储备。
照片场景普遍存在于1937年全面侵华至1945年战败期间的各个战区，尤其集中于华北、华中等平原农业区（如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夏季行军时，日军因后勤补给不足（单兵每日仅携带2-3升饮用水），常将西瓜、甜瓜等多汁作物视为 “天然补给”，形成 “就地掠夺” 的惯例。
后勤缺陷与掠夺必然性日军步兵中队（约180人）在野战中虽配备 “精粮”（大米、压缩饼干），但高温下士兵体能消耗极大，亟需水分与糖分补充。西瓜作为夏季高产区作物，便于直接生食且无需加工，成为日军优先掠夺目标。据第16师团士兵佐藤忠夫1938年7月日记记载：“于开封郊外行军，中队长命令‘各小队自寻水源与食物’，士兵闯入瓜田，持刀威胁瓜农后抢走整亩西瓜，长官视若无睹。”
西瓜在传统农业中属经济作物，农户常靠售卖西瓜换取盐、布等必需品。日军掠夺导致沦陷区瓜农 “颗粒无收”，1942年冀鲁豫边区调查显示，日军 “扫荡” 期间，山东聊城、河南濮阳等地西瓜种植面积较战前下降70%，幸存者称：“鬼子见瓜就抢，连未成熟的小瓜都砸烂，后来没人敢种了。”
1937-1945年日军侵华期间，在实施“以华制华”策略下，大量扶植汉奸傀儡政权协助统治。照片中站在村道旁不明所以的儿童，正是汉奸保长受日军“宣抚班”指使欺骗的结果。
日军为掩盖烧杀抢掠暴行、制造“日中亲善”假象，通过伪政权组织各类虚假“欢迎”活动 。汉奸保长往往以“有糖吃”“看新奇玩意儿”等说辞诱骗儿童，将他们带到村口，配合日军拍摄所谓“亲善”照片。这些照片随后被用于战时宣传品，在国内外传播，企图美化侵略行径。
照片拍摄于1937年8月的南口战役，这是华北抗战初期中国军队重要阻击战。日军为打通西进山西、内蒙古的通道，以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联合发起进攻，其中混成第十一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隶属于关东军）担任右翼主攻，配备当时日军华北战场最精锐的独立机关枪中队与坦克车队。南口镇位于北平西北（今北京昌平），是连接华北平原与晋蒙高原的咽喉，周边多为丘陵与开阔农田，适合坦克机动。
照片中的是八九式中型坦克（甲型 / 乙型）是日军上个世纪30年代主力装甲武器，虽不及同期欧美坦克，但对比中国军队（基本无反坦克武器，仅靠步枪、手榴弹）形成绝对技术优势。进村开着坦克，本质是心理威慑战术，通过钢铁履带碾压村道、摧毁民房边角，制造 “机械化部队不可阻挡” 的恐怖氛围，瓦解抵抗意志。
“现地自活”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为解决后勤补给困难、降低运输成本而推行的一项罪恶政策。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因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后勤补给压力剧增，遂将“现地自活”作为维持军队生存的重要手段。
照片中日军士兵挤羊奶的场景，在当时的华北地区极为常见。羊作为农村重要的牲畜资源，不仅能提供羊奶、羊肉，羊皮还可用于制作御寒衣物。日军每到一处村庄，便大肆抢夺百姓家中的羊、牛、猪等牲畜。他们通常以“征用”“借调”等借口强行夺取，百姓若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残酷殴打甚至杀害。日军抢夺牲畜后，或直接宰杀食用，或如照片所示，强迫百姓饲养，以供长期榨取羊奶、牛奶等资源。
照片场景发生于1937-1945年日军全面侵华期间。日军攻占村庄后，常以“清乡”“扫荡”为名实施暴行，爬上房顶手舞足蹈既是炫耀“胜利”，也是对村民的武力震慑与公然侮辱。在此期间，日军大肆烧杀抢掠，破坏房屋与生产设施，摧毁百姓家园。
以1938年日军在河北保定某村庄的暴行记录为例，日军占领村庄后，杀害了数十名村民，抢夺全部粮食和牲畜，随后部分日军爬上房顶欢呼叫嚣，甚至向试图躲藏的村民投掷石块、开枪恐吓，造成多名村民受伤。山东沂蒙山区的一位老人回忆：“鬼子进村后，把能抢的都抢走，把人都赶到村头，几个日本兵还爬到我家房顶上又喊又跳，那模样就像野兽，我们心里又恨又怕。” 此外，日本士兵的战时日记也有相关描述，部分日军将占领村庄视为“战功”，通过这种方式宣泄侵略的狂热情绪。
照片场景集中发生于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至1945年的江南敌后战场，这里竹林覆盖率达40%以上，是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域。日军为压制我军游击战，常依托竹林、丘陵实施“伏击战”，尤其针对我军补给线。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军华中方面军（第13师团、第15师团）与伪军合流，在竹林密集区推行“篦子战术”（分兵搜索、设伏合击），照片即可能拍摄于此类行动中。
埋伏日军通常为轻装步兵小队（13-18人），配备三八式步枪（适合竹林穿透射击）、八九式掷弹筒。据日军第116师团《步兵第120联队战斗详报》记载：“于孝丰竹林设伏时，要求士兵每2小时更换一次竹叶伪装，防止脱水枯萎暴露目标。”
伏击成功的关键是通过汉奸、伪保长获取我军动向。例如，1943年江苏溧水日军在竹林设伏前，逼迫当地“维持会”会长提供新四军运输队路线，并用竹竿在地图（标有竹林分布）上标注伏击点。我军《苏南抗战大事记》提及：“敌常以伪军为前驱，诱我进入预设竹林陷阱，其伏兵多配置于竹梢高处（利用竹梯攀爬），居高临下射击。”
竹林虽为我军提供隐蔽，但日军利用其“通视度低、机动受限”的弱点，常采取“静伏-监听-突袭”战术：通过监听竹竿踩踏声、对话方言（辨别我军非本地部队）判断方位，待我军进入200米内突然开火。作为反制，新四军发明“竹竿探路法”（敲击地面惊起宿鸟，暴露伏兵）和“分散行进制”（分队间隔50米以上，减少伏击伤亡），但在1941-1942年日军“强化清乡”期间，仍有200余次竹林伏击导致我军伤亡。
当我们直面这些镜头下的历史现场，既是对侵略者罪行的再一次举证，更是对和平最沉重的叩问——那些定格在胶片上的暴虐与绝望，永远提醒着后人：遗忘历史，就是对苦难的二次背叛。
来源：历史小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