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还我河山”四字虽非岳飞亲笔所书，但其生成过程与历史语境紧密交织。据考证，清末秀才周承忠于1921年受地理学家童世亨之托，从传为岳飞手书的《吊古战场文》碑拓中集字而成。具体而言，“还”取自“秦汉而还”，“我”由“義”字下半截重组，“河山”则撷自“河水萦带，群山

孟云飞/文

“还我河山”四字虽非岳飞亲笔所书，但其生成过程与历史语境紧密交织。据考证，清末秀才周承忠于1921年受地理学家童世亨之托，从传为岳飞手书的《吊古战场文》碑拓中集字而成。具体而言，“还”取自“秦汉而还”，“我”由“義”字下半截重组，“河山”则撷自“河水萦带，群山纠纷”。这一创作虽属“伪托”，却并非全然虚构，而是基于岳飞真迹的二次重构，其字法、笔意均与岳飞书法风格存在内在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鲜少以“我”自称，此字在封建语境中尤显僭越，但民国时期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还我河山”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成为凝聚抗日救亡精神的核心符号。

从书法本体观之，“还我河山”四字以行草为体，笔势雄健，线条如“江河奔腾，利箭出弦”。其章法布局大开大合，“还”字起笔沉稳，渐次转为“河山”的奔放激越，墨色由浓转枯，暗合岳飞词作《满江红》中“壮怀激烈”的情感节奏。然而，与传世伪作《前后出师表》的张扬风格不同，《凤墅帖》所载岳飞真迹《与通判学士书》更显苏体行书的朴茂含蓄，笔法横斜取势、墨酣意畅，无后世赝品刻意营造的“怒发冲冠”式戾气。可见，“还我河山”的豪放书风实为民国文人基于英雄想象的艺术投射，旨在通过视觉张力强化岳飞作为民族精神图腾的形象。

“还我河山”的传播史折射出文本与时代的互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此四字经《东方杂志》等媒介广泛刊载，迅速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标志性口号。其影响力远超书法本体，演变为一种“政治动员艺术”：字体的磅礴气势与收复失地的民族诉求形成共振，使岳飞形象从历史人物升华为抵御外侮的文化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符号的建构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其依托于岳飞“精忠报国”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又通过集体情感的重塑，将宋代抗金精神转化为近代反侵略斗争的合法性资源。

尽管“还我河山”被证伪，但其史学意义不容忽视。从技术层面看，赝品的破绽显著：宋代书法鲜见大幅立轴，且真迹多无落款钤印，而伪作《出师表》不仅署名张扬，更钤盖“征西将军”官印，显系明清以后伪造习气。然而，伪作的价值恰恰在于其“非真理性”：作为历史文本的层累产物，它揭示了不同时代对岳飞形象的再造。清末民初的民族危机催生了“还我河山”的集体创作，其本质是对岳飞精神的符号化提取，反映出文化记忆在危局中的凝聚功能。

《还我河山》的个案启示我们，艺术真伪的考辨需与精神价值的重估并置。尽管四字非岳飞亲笔，但其承载的爱国情怀与历史语境中的现实意义，已超越笔墨真伪的范畴。正如文天祥在伪跋中所言：“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尤足见千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后世对岳飞书法的推崇，实为对其人格力量的追慕。这种“以伪传真”的文化现象，恰是中华文明中“重道轻器”传统的体现——艺术形式服务于精神内核，历史真实让位于价值真实。

岳飞书法《还我河山》作为文化复合体，既是艺术伪作的典型案例，亦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载体。其生成、传播与接受史，映射出中国近现代史上集体记忆的重构逻辑。在学术研究中，我们需以严谨考据剥离历史迷雾，同时以人文视野观照其超越时代的文化生命力。正如岳飞真迹《与通判学士书》所展现的沉稳书风，英雄的真实形象往往复杂多维，而伪作的流行恰恰印证了民众对“浩然正气”的永恒渴求。

来源：孟云飞—书剑慰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