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世奇《只向花低头》：在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之间行走、体悟

摘要：《只向花低头》是邹世奇的文学随笔集，她将读书、行路的札记、体悟融为一体，读《红楼梦》《包法利夫人》《傲慢与偏见》等名著，细考李贺、苏轼、李清照等的著作和生平，并从南京出发，旅行足迹遍及亚、欧、非各大洲。她以文学博士的学养、人性化的视角、现代性的维度加以观照，对

《只向花低头》是邹世奇的文学随笔集，她将读书、行路的札记、体悟融为一体，读《红楼梦》《包法利夫人》《傲慢与偏见》等名著，细考李贺、苏轼、李清照等的著作和生平，并从南京出发，旅行足迹遍及亚、欧、非各大洲。她以文学博士的学养、人性化的视角、现代性的维度加以观照，对他们重新理解。

在青年评论家罗琪翔看来，邹世奇的文化散文具有一番新气象，尤为可贵的是她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和对文化互鉴的自觉，展现了她对历史、文化的思考。

《只向花低头》邹世奇/著，东南大学出版社

从古典文献学的教育背景，到《牧马河之夏》中《雕栏玉砌应犹在》《犹恐相逢是梦中》等短篇小说的古典想象，再到《只向花低头》散文集的人文韵致，传统文化不仅构成邹世奇的写作对象，催生其独特的写作风格，更内化于她的情感认知与价值判断。《性本爱诗词》一文中，她将与古典诗词结缘的欣喜、含英咀华的快乐，和默写诗词时与古人凝神相对、自成一宇宙的感受娓娓道来，颇有为人文的“无用之用”辩护的自觉。在《只向花低头》这本散文集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生动演绎：这一方面表现为她对古典名著、历史名家的新颖评说，让传统命题在当代语境中生发出新的阐释价值与指向意义；另一方面则显影为她与外国文学、异域文化的融通共鸣，在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发掘重审传统文化的另一维度。

有关《红楼梦》的系列散文，既葆有随性而谈、不拘格套的自在从容，又不失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理性思辨，其精辟幽微处不禁令人心折，真有别开生面之感。这与邹世奇多元的身份有着密切联系：既有文学博士在学术训练中所习得的问题意识、思辨色彩与知识底蕴，又有文学创作者的敏锐感知、文字功底与审美视野，亦有女性写作者的细腻、多情与怜悯心。《扬钗抑黛的人是怎么想的》《不要温驯地走入那个元宵良夜》《葬花与扑蝶》三篇均围绕“钗黛之争”展开，行文构思却各不相同，可见其匠心。以《扬钗抑黛的人是怎么想的》一文为例，先肯定宝钗“有着可与黛玉相颉颃的文学才华”，后辩证分析二人在价值取向上的分野：宝钗是随分从时的入世者，黛玉则是任情率性的诗人。以此重审《红楼梦》历来争论不休的“钗黛之争”，其底层逻辑正是现实/性灵、实用/精神的价值判断，最后落回到这一命题的当代阐释，即如何在功利主义盛行之下，珍视“艺术和美”的“不实用”。

《红楼梦》剧照

其余评点《红楼梦》的散文，或着眼于人物形象的丰富多元、相互映照，或聚焦于情节设置的草蛇灰线，同样与当下现实形成呼应。邹世奇着力探讨圆形人物的立体多元，如《软弱的王熙凤》一文，欲阐释王熙凤在影视剧中被省略或淡化的委屈心酸、楚楚可怜，开篇却先强调其“女中豪杰”的杀伐果断，这样欲抑先扬的反差，凸显了文章选题的别出机杼。对凤姐“至暗时刻”的补全，是为展露她受困于时代框架的无奈与艰难，还原曹公苦心经营的有血有肉、立体多元的王熙凤；而“不神化不美化”的价值倡导，不仅体现着文学对真实生活逻辑的尊重，也同样适用于当下社会所应秉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态度。《贾宝玉，真暖男？》中对宝玉的分析同样精彩：作者将他放回时代环境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宝玉的贵族本性是“不知匮乏”的，他隔膜于普通人的痛苦与危机，颇具老庄哲学“道法自然”的“无为”观，其“深情”与“无情”矛盾地相统一。而“非现实”的宝玉，在遭逢巨大变故后，反而有可能生发出一套超越苦难的哲学，在“真实而粗粝的生活完整了他与生俱来的巨大悲悯”时，一个伟大的哲人和作者便诞生了。这不仅是理解宝玉的精道之论，也是理解曹雪芹的一种方法。

在品评苏轼、李清照、李贺等人的文化人格时，邹世奇更是姿意挥洒，文章氤氲着古典气韵和人文气息。她援引了丰富的材料文本，如历史考据、学术研究和诗词歌赋等，却毫无滞涩堆砌之感，而是巧妙杂糅、深入浅出，在学术著作的有理有据与通俗读物的轻松自在间保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写苏轼，不仅写他命途多舛、屡遭毁谤却宠辱不惊、克尽厥职，也写太后们对苏轼的爱惜与维护，表现他与文采同样光华熠熠的人格魅力。写李清照，不写她为人所熟知的“思妇”形象，却追溯她清澈娇憨的少女时代、好茶好酒好赌的癖好性情，“别是一家”的诗词修养与历史见地，阐释出一个被遮蔽的“陌生的李清照”。写李贺，则将他放置于唐代的诗歌盛世之中，以“唐诗三李”为参照系，指出其诗歌风格乃是“属于黑夜的，漆黑如磐中有星芒闪动，光怪陆离，奇诡诱人”，并以刘禹锡和柳宗元为对比，凸显文人性格对命运的巨大影响，描摹出李贺在心灵异域中探索出的异彩斑斓的艺术境界。在此类散文中，邹世奇对这些历史人物均怀抱着一种“同情之理解”，通过还原他们的生平细节、历史处境与性格侧面，尽可能地丰富读者对他们的了解和感知。

异域游记、行旅散文构成《只向花低头》另一个重要部分。在埃及行记、意大利行记等游记散文中，邹世奇尤其关注域外的人文景观与文化底色，而中华文明始终构成她观察异域文明的一个潜在对话对象。如在阿布辛贝神庙欣赏埃及艺术时，一个场合常并列多个属于同一人物的雕像，这种文化差异启迪我们“并不总是能以已知去理解未知”，而应尊重更广阔的世界中不同民族的多元共生；《在欧洲遇见桃花源》中，她参观了文艺复兴风格的理想城皮恩扎，并将之与中国古代的“桃花源”想象相比较，得出皮恩扎不比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原生隔绝状态，而是历经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打磨而静静沉淀的结果。这都体现出她对中外文明交融中所生发出的人类共生与世界文明意识的思考。

邹世奇的文化散文具有一番新气象，尤为可贵的，是她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和对文化互鉴的自觉，这也是我们在风云激荡的世界文化浪潮中把握自身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