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能偏安一百五十年，为什么南明就不行？

摘要：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按惯例朱由检将在皇极殿召开朝会。这个日子的朝会一般不干正经事，主要议程就是皇帝坐在那儿接受群臣朝贺，大家互相说说吉祥话就算齐活。总之就是内容不重要，但形式很重要，算是“国之重典”的一种。不光明朝这么干，历朝历代基本都差不多，以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按惯例朱由检将在皇极殿召开朝会。这个日子的朝会一般不干正经事，主要议程就是皇帝坐在那儿接受群臣朝贺，大家互相说说吉祥话就算齐活。总之就是内容不重要，但形式很重要，算是“国之重典”的一种。不光明朝这么干，历朝历代基本都差不多，以体现皇权至上，尊卑有序，万物和谐，形势一片大好。

但偏偏这次例行公事般的朝会就出了幺蛾子。

看着时间差不多到点了，朱由检慢悠悠的摆驾皇极殿。按说这种场合都是最大的领导最后一个到场，只有人等他没有他等人的道理，可皇帝陛下的四方步很快就迈不下去了，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为啥？因为偌大的本应挤满数百人并跪地向他山呼万岁的大殿里，如今只空落落的站着个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剩下的连个鬼影子都找不着。

这样的场景别说活久见了，就算活上个两千年都够呛有人见到过。于是朱由检开始怀疑人生，又赶紧给自己找补——难道是紫禁城忘了开大门把大家堵外边了？或者是皇城食堂使用了劣质食材让群臣集体窜稀了？再或者京师里的公鸡集体罢工不打鸣，让大家伙都睡过头了？

于是他让宦官赶紧去敲钟。这个钟可不一般，铸造于永乐年间，重达46吨，每敲击一下可声传90里，尾音绵延长达两分钟（现存于北京大钟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钟一响，甭管是窜稀的、睡过头的还是堵门外的，只要人还在京师，就没个听不着的，就都该知道皇帝陛下等急了、该赶紧来上朝了吧？

结果永乐大钟敲得咣咣直响，朱由检都被震得头晕眼花了，还是鬼影子不见一只。这下他就怒不可遏了，干脆不等了，朝会也不开了，先去太庙找祖宗告状去。谁知这下轮到宦官叫苦不迭了，说按议程现在压根就不是祭祖的时候，什么家伙事都没准备好，连马都凑不齐，要不您老开动“11号”溜达过去？

那就只能继续等。等啊等，等到黄花菜都快凉了，才有群臣陆续抵达皇极殿。而且这帮家伙不但涉嫌故意迟到，到会以后还不忘给朱由检上眼药——“文则直入武班，从螭头下伛偻而入东班，武亦直入文班，从螭头下蹲俯而入西班”（《明季北略·卷二十》）。就是乱跑乱站，纯属故意捣乱，一副不把皇帝气死决不罢休的架势。

所谓的国之重典，此时已经完全沦为一场闹剧，简直比菜市场还菜市场。

可向来以重典驭下而著称且手段极其刻薄狠辣，甚至干出过“殿陛用刑”——就是在金銮殿上公开对大臣刑讯逼供的朱由检，此时面对如此乱象或者说大臣的公然挑衅，居然一声没吭。

本文一开篇讲的这个故事，看似离题万里，其实见微知著。就凭大明朝如此抽象的君臣关系，南明要是能像南宋那般坚挺，才是这个世间最抽象的事情。

在整个崇祯朝的17年里，成为朱由检刀下之鬼的大臣究竟有多少个如今已经很难统计，但仅是史书所载的有名有姓且职务较高的就多达数十人。其中比较知名的包括内阁首辅2人（薛国观、周延儒），兵部尚书2人（王洽、陈新甲），刑部尚书有2人（刘之凤、甄淑），督帅7人（袁崇焕、刘策、杨一鹏、郑崇俭、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巡抚11人（王应豸、耿如杞、李养冲、孙元化、张翼明、陈祖苞、张其平、颜继祖、马成名、邵捷春、潘永图）。除此之外，作为大明国粹之一的廷杖自然也不能缺席，被打死打残的一大堆，以至于经常连史官都懒得记上一笔……

当然因此指责朱由检特别暴戾、变态是不公平的，他只不过是继承了老朱家特有的遗传基因罢了。

朱家老祖朱元璋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杀官如宰鸡。仅在洪武四大案中，空印案杀官数千（也有说法是数万），胡惟庸案株连3万人，郭桓案再宰数万，蓝玉案又斩万五，加一起恐怕有10万人——要知道明初全国在编官员的总数，也才3万出头啊！

朱棣杀官的数量肯定比不过他爹，而且主要针对的是建文旧臣，按不同资料的记载人数在数百到数千不等。不过数量倒是下来了，“质量”却特别高，比如被凌迟的方孝孺和铁铉、车裂的黄子澄以及遭肢解的景清等等，反正场面特别震撼，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

同时朱老四杀官的本事不太行，但辱官的能耐却格外出众，堪称开大明一朝之先河。而且越是位高权重，越是受重用和信任的大臣，他就越喜欢折腾，比如隔三差五丢进诏狱里去“反省”一下。哪天朱棣要是想召集蹇义、杨士奇、黄淮、夏原吉等重臣开个班子会，估计紫禁城里肯定凑不齐人，非要全员参加的话这个会就只能去诏狱开。

开国二祖之后，老朱家杀官的优良传统经常断档，但从朱祁镇起廷杖却开始粉墨登场。话说比起刀子，廷杖这玩意杀伤力低了好几个档次，但侮辱性极强。咱想想啊，那帮平常特别清高、非常臭屁的官老爷们，如今被扒掉裤子露出光腚按在大庭广众之下，然后被上下翻飞的大板子揍得鬼哭狼嚎、血肉横飞，可谓是丑态百出。试问就算这厮以后还能重新披上那身官皮，还能抖得起昔日的威风？

虽然有明一朝的皇帝大多把廷杖当“保留节目”不时拿出来耍耍，但要说其中玩得最溜的，还要数朱厚照和朱厚熜这对堂兄弟。前者在打算南巡时被大臣怼了一顿，一怒之下当场廷杖了168人，其中15人被打死；后者则更胜一筹，在左顺门案中廷杖了180余人，活活打死了其中的17个，创造了历史记录。

其余的明朝皇帝之暴戾也不遑多让。以“仁宗”号之的朱高炽曾当众下令让武士拿金瓜打折了谏臣（李时勉）的好几根肋骨；朱瞻基用铜缸烧炭活活烤死了叔叔朱高煦，还因御史陈祚劝其不要沉迷于射猎而将其全家下狱，致陈父瘐死；朱祁镇不但冤杀了于谦，更干出了把屡败瓦剌的名将范广之妻小送予瓦剌降人马克顺这种匪夷所思之事；朱翊钧怎么对待张居正及其全家的，又是多伤人心大家都知道；至于朱由校要是说什么六君子、七君子以及熊廷弼等大臣都是他家的狗咬死的，与己无关，你猜有多少人会信？

就连名声好得一塌糊涂的朱佑樘，也曾明知冤屈也非得杀掉宦官何鼎。话说有明一朝文官和宦官就是死斗不休的冤家对头，可这回有包括礼部尚书周经、给事中庞泮、御史吴山等一大票文官都拼命上书替何公公鸣冤，结果朱佑樘干脆审都不审了，直接将其杖毙。

反正朕想让谁死，谁就必须死。管你贤愚忠奸，管你亲疏贵贱，管你死后会否洪水滔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经常诟病朱由检的刻薄寡恩，其实很大程度是冤枉了他。毕竟这位崇祯皇帝是如假包换的老朱家的种，骨子里自带的德性，你让他怎么改？

朱由检的用人特色，大概就是集合了老朱家列祖列宗的精华版。其逻辑基本上这样的——出了贤才，用着不放心，不如杀掉；用了蠢材，用出一肚子气，不如杀掉。剩下那些不怎么贤也不怎么蠢或者干脆看不出贤愚的，不好直接杀掉，那怎么办呢？不如换掉。

朱由检在位17年，内阁辅臣就换了50人次，光是首辅就换了20人次。兵部尚书换了14个，其中7人处死，6人革职，仅1人祖坟冒青烟得以全身而退。还有刑部尚书，也换了17个，平均一年一个……

话说大明朝242年、历15帝总共才选拔出来160多个内阁辅臣，你朱由检就占了50个坑，接近三分之一，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也太夸张了点吧？

这么瞎折腾下来的结果，就是当臣子的不敢任事担责。因为无论干好干坏，好像都难逃一死。唯有跟着摸鱼划水瞎胡混的，没准还能落得条生路：

“迩来边臣因循涣散，任事少，畏事多，无才者固不能做，有才者亦不肯做。固是时势难，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严，恩威莫测，恐一干圣怒则无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多不敢做。”（《敬日堂外集·卷九》）

所以本来未必就亡的大明朝，已经是非亡不可了。

朱由检自缢煤山后，李自成亲往拜祭，并勒令在京的前明官员同往。结果这数千人中，“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烈皇小识·卷八》）。

你猜绝大多数人为啥会“睥睨”？

靖康二年二月丙寅日（1127年3月20日）金军南下攻取汴京后俘虏徽钦二帝，随即将其及皇室、贵戚、大臣、工匠等14000多人掳回国内，北宋正式亡国。仅仅在80天后，赵宋皇室硕果仅存的一根独苗——赵佶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宋高宗，亦为南宋之肇始。

赵构即位后一度被女真人撵得极其狼狈，一路经扬州、建康（今南京）、杭州、越州（今绍兴）等地不断南逃，直至泛舟海上才逃过一劫。最终在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今杭州），称行在，这才安顿了下来，史称建炎南渡。

而在朱由检自缢煤山后的仅仅58天，福王朱由崧就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由此拉开了南明那段短暂又极其窝囊的历史。

实话实说——对比南宋，南明开篇的那手牌简直好到不能再好了。

北宋灭亡时，其三大重兵集团即汴京禁军、河北禁军以及西军主力近乎全盘崩溃。赵构称帝时身边仅有数千残兵，连山贼都敢袭击“御驾”，要不他咋一点面子不要的拼命南逃呢？因为他不但没兵，仅有的兵也菜得一批。

有多菜？在把赵构撵到海上并大肆劫掠江南以后，携带大批财物回师北方的女真人只想回家享福，早已没有了再战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名将韩世忠在黄天荡（今南京栖霞区）设伏，还是南兵最擅长的水战，结果却是“舟军歼焉，世忠仅能自免”（《金史·卷七十七·列传第十五》）。另一位名将岳飞接力设伏，在牛头山（今南京江宁区）等地连续数战一心北归的金军，也仅取得杀敌三千、俘敌千余的战绩。

这已经是赵构最能拿得出手的“上驷”了。对上金国初期战绩最拉胯的完颜宗弼（兀术），人家还有点心不在焉，也只能打到这个程度，可见当时的形势有多难。

从战略全局上看，金国在连续灭辽、灭（北）宋以后，在整个东亚大陆上已不存在其他现实意义上的对手，可以一门心思的对付新生的南宋。

而南明呢？起码从表面上，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他们的两个大敌，建贼还被拦在山海关之外，闯逆虽然攻占了京师，但暂时还没有南顾的意图。在朱由崧君臣看来，李自成的主要精力短期还在于整合北方，尤其是招降边军。即便一切顺利，他们还得直面满洲人的威胁，一时半会抽不出手来对付自己。

更何况，这两者虽与大明朝都有着深仇大恨，但弘光朝的情况毕竟与崇祯朝截然不同。日后是敌是友，或者说哪个是敌哪个是友，都是不一定的事呢。

毕竟人家满洲人现在打着的旗号，还是替朱由检报仇呢——甭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朱由菘是挺信的。

而且南明手头上的力量可是能把当年的赵构嫉妒到生出红眼病来。江北四镇的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和黄得功拥兵12万，左良玉部更是号称拥兵80万（尽管兵部册籍上记录的兵力只有2.5万），一度号称百万——哪怕就是百万头猪让建贼闯逆一路宰下去，不也得花个一年半载？

再说大明战斗力最强的北方边军，当时的态度也很值得期待。就拿吴三桂来说，当初朱由检喊他勤王，人家二话不说就提兵南下。都跑到玉田（今河北唐山）了，结果皇帝不争气先把北京丢了，又跑去煤山上了吊，这才不得不退回到山海关。此后他虽然在婴城自守还是投清或者降顺的问题上一度摇摆不定，但他每多犹豫一天，都对清或顺影响巨大，对弘光朝廷无疑都是利好。

而且相比让完颜宗弼如同逛自家后花园一样在江南横行的南宋，南明初立时占据着整个江淮，长江全流域的重镇要隘也差不多都掌握在手里。这对于一个偏安东南的政权来说，在战略形势上简直就太有利了，甚至可以说立于不败之地。

毕竟比朱由菘惨了不知多少倍的赵构都坚持下来了，而且南宋还硬生生的熬过了150年。拿这个最低标准要求南明，不算为难吧？

现实却是吴三桂迅速剃发降清，然后二者在一片石大败李自成，随后满洲人就进关了。

此时弘光朝廷打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建贼与闯逆狗咬狗，自己坐拥渔翁之利。为此，清廷前脚进了北京，弘光朝廷求和的使臣后脚就跟了过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坐南你拥北，然后你大可去跟闯逆死磕，打下的地盘都归你。

但满洲人的胃口何止于此？人家一进关，什么给明朝皇帝报仇的蹩脚借口就再没提过一嘴，而是改头换面成了“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意思就是李自成我要打，南明也没可能放过。只有弱者才做选择，强者要的从来都是赢家通吃！

于是在顺治元年（1644年）底，双方谈判彻底破裂。既然谈不成了，那就得准备打了吧？

还没等到清军来打，弘光朝廷就先打了起来。只不过打的既不是闯逆也不是建贼，而是自己打自己——先是许定国杀掉高杰后降清，并奉上徐州这个超级大礼。然后左良玉部也叛变降清，并沿长江一路东下恭迎自己的新主子莅临。

其实当时清廷主要的注意力还在李自成这个落水狗身上，暂时还没有动南明的想法。可谁架得住这天上接二连三的往下掉馅饼啊？反正多尔衮就被砸了个晕头转向，赶紧把正在河南围剿李自成的主力部队抽调南下，准备张嘴吃饼。

至于能打成啥样，我想多尔衮心里也是没数的。在以往他跟那支同样叫大明的军队的较量中，野战很好赢，可攻城就费老鼻子劲了。要是有人说若非吴三桂主动献城，满洲人可能几辈子都打不进山海关，多尔衮可能嘴上不服，心里却肯定是认同的。

而且南明不但有坚城重镇可以固守，还有长江天险以为依靠。再加上南方的气候、地理、水土与北方殊异，那些跟他们既不同文也不同种的降兵是否可以信任，当地的士绅豪强对于异族统治自己是个什么态度，一切都是未知数。

一旦有个好歹，全军尽墨也并非不可能。以满洲那点可怜的人口，哪里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损失？

可结果却让包括多尔衮在内的所有人惊掉了下巴。

南明在江北的第一重镇扬州，清军发动攻击后半日即陷；在历史上让无数胡马黯然神伤的长江天险，满洲人过得那叫一个毫发无伤；即便是弘光朝廷的大本营南京，清兵还没到朱由菘就先溜为敬，老朱家当年的龙兴之地就这么被兵不血刃的拿下了。

从朱由菘称帝起到覆亡，弘光朝廷存在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但老朱家别的不行，就是崽儿多。所以倒下一个朱由菘，又站起来个唐王朱聿键。后者在郑芝龙的支持下于福州称帝，搞出来个隆武朝廷。可因为信息不通，原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人又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监国，于是又冒出个监国朝廷。这下好了，都不用多尔衮来打，唐鲁两家先势同水火，彼此间那巨大的仇恨连满洲人见了都得甘拜下风，这还能有个好？

所以等清军一到，监国朝廷即刻土崩瓦解，存续时间不足一年。至于隆武朝廷，则比前者多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倒不是他们比隔壁更能打，主要是福建为啥会被戏称为“自古兵家不争之地”？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路，对清军来说真比隆武兵难搞一百倍啊！

这还没完。南明连倒三个朝廷后，马上又冒出了第四、第五个。一个是永明王朱由榔在肇庆搞出来的永历朝廷，再一个是小唐王朱聿鐭在广州弄出来的绍武朝廷。

又是两帝并立，所以还得发挥传统艺能，先搞死自己人再说。谁知清军南下太快，朱由榔和朱聿鐭还没决出生死，就先被这个第三者打崩。结果就是朱由榔跑路广西，朱聿鐭学朱由检拿一根绳子解决了自己。

从朱由菘称帝起才不到三年的时间，南明就被清军打了个对穿。就剩下个朱由榔躲在西南一角瑟瑟发抖，覆灭似乎就在眼前。

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看似就剩下一口气的永历朝廷竟然在此后的12年里始终屹立不倒，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才被迫逃亡缅甸。而朱由榔最终被“引渡回国”并处死时，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都已经即位了。

从来都不行的南明，为啥突然间又有点行了？

明朝与宋朝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坚持要君主集权——朱家皇帝除了自己，谁都不爱。虽然集得不怎么成功，但始终初衷不改。而后者则从始至终都坚持“与士大夫治天下”，君臣两方面都认同这一点。就算偶尔路线要跑偏，纠偏机制也异常强大，近乎无懈可击。

比如宋神宗赵顼在变法受阻的时候，曾想打着“利国利民”的大旗动一动士大夫的特权，结果立即就遭了文彦博的当头一棒：

“文彦博曰：‘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

所以在宋朝，皇帝可以穷到衣服被子打满补丁，半夜饿了都舍不得喝口羊汤。百姓的税赋可以高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搞得史书中的各种农民起义数量之多达到了历朝之最，哪怕在其极盛期也是“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以前被汉唐等朝惯得无法无天的军队也得抽掉脊梁骨再打断精气神，哪怕对外百战百败各种割地赔款，也必须匍匐在文官大老爷的脚下当狗，永世别想翻身。

反正在两宋，只有士大夫才是真大爷，其余一切人等都是灰孙子，甚至经常连皇帝都别想例外。我们必须承认，这样过分的优待确实把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给惯坏了，真就觉得唯我独尊了，以至于连续干出了两次把自家皇帝卖给外族的破事，到了今天还被唾骂。

但即便是眼见耳闻的事实，有时也极具迷惑性。就像哪怕操蛋如朱由菘、朱聿键、朱以海这样的南明皇帝，也有史可法、刘宗周、张国维、瞿式耜、苏观生等大把的忠臣烈士心甘情愿的为其殉死。可就像好几千前明官员去祭拜朱由检，“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一样，你能因为那30个人哭拜了一下，就认为大明的臣子真爱自家的皇帝？

或者再假设一下——如果当时南下的不是满洲人，而是李自成或别的什么汉家皇帝，你觉得甘愿那些为其蠢如猪的南明皇帝殉死的，还会剩下几个？

而宋朝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尽管两宋的士大夫习惯性掉链子，丑态百出更是家常便饭，但亦有李若水、张叔夜、文天祥、陆秀夫等大把的忠臣烈士千古流芳。更重要的是，人家是真爱自己的皇帝。

赵构刚登基那阵子，身边簇拥着的不但有李纲、宗泽等主战派，亦有黄潜善、汪伯彦等主和派，后来更有臭名昭著的秦桧、万俟卨。但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人称后者为投降派、汉奸其实是不准确的。主和派之所以主和，固然有畏惧金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简单说就是为了争权夺利，为了在赵构面前当个“显眼包”，而非真是想把女真人当爹，非给人家当狗不可。

典型如秦桧。靖康年间举朝皆曰可降，这厮却是极少数的主战派，而且激烈到了宁可辞官也不肯去跟金国议和的程度。为啥？因为当时他官低位卑，如果随大流主和，谁会多鸟他一眼？相反站出来言辞激烈的主战，虽然赌输的概率很高，却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获得巨大的回报。要家世没家世要人脉没人脉的秦桧，认定了想要出人头地，只有这华山一条路可走。

事实证明他赌对了。想要抗金但又没胆的赵桓果然注意到了这个小小的大学校长（太学正），对其极为赏识。短短数月时间，就将其提拔为御史中丞——从九品升到四品，坐火箭都没见过这么快的。

由此成为人生赢家的秦桧，就产生了路径依赖。故此在其北掳又逃回南宋后，果断的又赌了一把，只不过这回他选的是主和。

为啥？还是“压小不压大”的老打法。此时在赵构身边，主和派已经全盘失势，主战派成了主流。而秦桧此时的通敌嫌疑未除且跟赵构不熟，继续主战基本不可能捞到多少好处。所以他选择主和，而且是坚决主和，哪怕因此遭到被“搜山检海”刺激到的赵构嫌弃，被冷落闲置达8年之久，依旧初衷不改。

因为一场靖康之变让他看清了，老赵家只会出产怂包。就算偶尔冒出个硬汉也是伪装，最终一定会怂。所以秦桧一把梭哈，就赌赵构最后一定会议和。

结果就是他又赌赢了。

所以议和派主张议和，并非目的而是手段。在有选择的前提下搞什么卖国、投降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典型如张邦昌这个众所周知的“大汉奸”——本来女真人给封的“大楚国”皇帝还没当上三个月，就听说老赵家居然还有个靓仔没被抓走、想要称帝，于是老张二话不说就抬屁股让位。

假设我等牛马遇到这么个老板，不但人好心善，对员工关怀备至，而且给你开出远超你预期的薪资待遇，有事请假一天人家直接批十天……等到这个老板有天遇到困难了，弄不好就得破产。你说我们是立马拎包走人呢，还是留下来跟他共度时艰，争取重新过上混吃等死就能当人上人的好日子？

咱们都不用讲良心，哪怕只讲利益，留也比走好吧？毕竟这样慷慨又厚道的老板，上下五千年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跳槽倒是容易，可上哪儿再去找这样的老板去？

所以只要不是事关身家性命，大多数人都会留下吧？

对士大夫来说，赵家皇帝就是这样的老板。所以有良心的官员都愿意为大宋拼把命，哪怕是利欲熏心之辈，要的也只是捞取更大的好处。投降和卖国，在有选择的前提下并非他们的初衷。

所以面对女真人或是蒙古人的现实威胁，士大夫中有主战的有主和的都不奇怪，历朝历代和古今中外都很常见。但和汪兆铭直接投日去搞“大东亚共荣”有着本质不同的是，宋朝士大夫中除了极少数的天生软骨头外，占主流的大多数还是想保宋保赵的，一点也不想跳槽。

这才是人性。

但明朝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洪承畴。老洪不但是个士大夫，而且是个非常标准的“宋式”士大夫。何解？就是绝大多数的宋朝士大夫，既没有宗泽、文天祥、陆秀夫那么执着和激烈，也不会像蔡京、秦桧、史弥远那样为达目的毫无底线。他们的心态其实跟今天我们这些打工人大差不差，基本就是给多少钱卖多少力。但你甩下一把票子就想让我把命卖给你？那对不起了，爷不吃这套。

当然，人家士大夫需求还要更高端一点，就是得有精神满足。否则你成天摆张臭脸，就算给再多钱，爷也不伺候你……除非要我的小命。

老洪中进士后一直四平八稳的当官，直到朱由检登基后不久就将其从陕西参政提拔为三边总督。然后老洪就投桃报李，充分发挥他善谋划且大局观强的优势，花了8年时间步步为营，先后将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等义军或剿或抚，直到把李自成打得仅存十八骑败走商洛。

朱由检一看这家伙这么能干，那可得继续给他加担子啊！于是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

皇帝给的待遇让老洪很满意，所以愿意把闯逆建贼两个副本都打通关。但他有个条件——国内剿匪之所以一帆风顺，是因为老洪能令行禁止，毫无掣肘。所以这回也一样，我先把总体战略讲清楚，陛下你要是同意，以后就不能再插手，尤其是禁止微操。

话说此时刚刚发生了戊寅之变。清军入关劫掠了北直隶和山东，屠城济南，掳走民、畜近50万，把朱由检的老脸都抽肿了。所以只要老洪能包赢，什么条件他都张口即应。

于是洪承畴去了松锦前线，并按照自己的设想调兵遣将。而随着他以守代攻、后退决战的战略逐渐显现威力，战局呈现明显有利的趋势以后，朱由检又犯起疑心病来了——这厮要是再赢，可就内外两开花了，风头恐怕连朕都压不住了吧？万一他起了二心，到时何人能制？

也正是出于这种顾虑，朱由检才会默许陈新甲等人屡屡干预前线部署。最后看到洪承畴不为所动，干脆图穷匕见的直接下诏，令其更改作战计划，提前决战。

按我们的理解，洪承畴应该据理力争。但他没有，直接躺平，爱咋咋地。毕竟仗打输了，丢掉的是你老朱家的江山，与我何干？只不过当时他没想到明军会败得那么突然那么惨，导致自己都没跑掉而已。

对此，今天的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但在历史上的绝大多部分时间里，这才是正常人干的正常事。或者更准确的说，洪承畴的选择才是最标准的，也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奉行的行为准则。毕竟他们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就是这么教育他们的：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卷四·泰伯第八》）

你看，一开头皇帝你还算上道，所以我踏踏实实给你干活。后来你自己不上道，我没直接撂挑子、“无道则隐”就是给足面子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士大夫的祖师爷就是这么教的，大多数人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今天的不解才让他们真的不解。

而且老洪甭管仕明还是仕清，主打的就是初衷不改，始终如一。满洲人待他很好，所以多尔衮上门求策时，洪承畴警告他入关南下后要军政并举，以招抚人心为要。但多尔衮没听，到处烧杀抢掠，老洪也不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后来清军在南方闹得太不像话，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自拔，没办法只好请洪承畴出山。他也不客气，还是先提条件，就是授予全权，禁止微操，还得答应对江南百姓蠲免钱粮，停征苛捐杂税。你答应我就去干，不答应你爱找谁就找谁去，反正别找我。

清廷一概批准，而且信誉度能甩朱由检八条街——洪承畴被任命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且“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户部不得稽迟”（《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五》），事后报闻即可。不仅如此，在他上任前，顺治皇帝还设宴饯行，赐宝马、宝刀，荣宠备至，人人侧目。

老洪也投桃报李，还是采取军事开路，政Z当家的办法，对前朝同僚采取“原官、司留任，不念旧故”的办法分化瓦解，并大力发展经济以缓和矛盾，使得民生迅速得到恢复。

于是曾如火如荼的反清复明运动，很快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逐渐偃旗息鼓。

汉人突然间就不反清了，并非洪承畴的本事有多逆天，而是他深谙人心与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