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碳排放减少的同时，美欧却频传令人失望的消息。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副研究员刘锦涛在《中国金融》期刊2025年第5期刊发文章指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因为美国的再次退出而进入重新设计的新阶段，未来的气候目标需要更加关注多样性和包容性，强化自
编者按：在中国碳排放减少的同时，美欧却频传令人失望的消息。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副研究员刘锦涛在《中国金融》期刊2025年第5期刊发文章指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因为美国的再次退出而进入重新设计的新阶段，未来的气候目标需要更加关注多样性和包容性，强化自愿减排和灵活性机制，同时注重实际执行力与全球公平性。现将文章发布如下：（全文约5500字，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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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最为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其影响不仅关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还深刻影响着经济、金融、社会甚至国家安全。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逐渐走向复杂化、多样化的背景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气候政策的走向无疑对全球气候行动的效率和成果有着深远影响。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重新执政后的第一天就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开展一系列降低清洁能源投资、回归传统化石燃料的政策。
美国所秉持的“美国优先”原则将会深刻影响其气候治理立场，以及改变全球气候与地缘政治格局。早在2017年，美国在气候治理方面便采取了较为独特且争议颇多的政策，包括第一次退出《巴黎协定》、放松环保法规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本次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的举动无疑会削弱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多极化趋势下，中国绿色转型的未来方向以及中美两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博弈，将决定全球气候行动的成效。面对美国未来可能施行的放松化石燃料管制、对中国绿色产品加征关税以及削弱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援助等气候政策，中国应正确把握气候治理的舆论导向，构建多元化能源安全体系，加强跨国务实气候合作并牵头构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可持续融资市场机制。
01 当前全球气候格局新变化
“美国优先”原则的根本目的是，在既有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再维护美国霸权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退群”操作来降低甚至清空其维持这些国际秩序的成本。早在2017年6月，美国就首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到2020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退出；同一阶段，美国还先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个国际协议和组织；2025年1月，美国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在这过去十年间，全球气候局势已发生极大变化。因此，我们应以更贴合当前及未来全球气候发展趋势的眼光来分析美国气候政策的变化及影响。
●其一，按照目前全球各国的减排力度来推断，《巴黎协定》难以达成预期目标，而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会进一步削弱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甚至可能引起个别国家效仿。
根据联合国的一项预测，当前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s）对《巴黎协定》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支持力度显著不足，“按照现行政策，全球温度将上升3.1℃；若完全实施无条件NDCs，升温将降至2.8℃；若完全实施有条件NDCs，升温将降至2.6℃”。在这三种情境下，将全球温控目标限制在1.5摄氏度的机会几乎为零。
2024年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温度比工业化之前上升的幅度已经超过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估计，达到1.7摄氏度左右，预计在2030年前全球温度将上升2摄氏度，比IPCC预期提前了近20年。这也表明，《巴黎协定》的可行性、号召力及可信度均在逐渐下降，美国再度退出协定向世界释放一个新的信号：全球需要修正甚至重新建立更合适的气候协议或目标，现有的国际气候协议框架不仅难以应对复杂的全球气候问题，也使得发达国家无利可图。
在主要排放国的政策动向变化下，全球气候行动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因为美国的再次退出而进入重新设计的新阶段，未来的气候目标需要更加关注多样性和包容性，强化自愿减排和灵活性机制，同时注重实际执行力与全球公平性。
●其二，近年来中国的绿色产业和技术迅速崛起，可有效降低美国退出行为可能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带来的负面影响。
凭借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优势，2023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中国也已连续十年保持光伏装机规模全球第一的领先优势，相关组件占据全球极大的市场份额。中国绿色产业崛起的全球影响力可及时弥补全球治理的领导空缺，即便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中国的绿色产业和技术也将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稳定器”。纵观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变化，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正逐步从一个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从借鉴经验逐步发展为提供路径。
●其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正在失去约束力及影响力，大部分国家的重心开始倾向于在既有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下保护本国利益。
以美国、加拿大为首的G7国家占据了较高的排放量但气候行动乏力，而欧洲部分国家在俄乌冲突后绿色转型进程遭遇较大阻碍，均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气候治理优势。国家利益优先化使得发达国家在应当履行气候责任时往往选择性忽视自身历史排放责任，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和能力方面的劣势被忽略。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平性和正义性被削弱，并可能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反制或消极参与。整体而言，当前正处于全球气候治理共识强、行动弱的阶段，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将会阻碍气候责任在国家之间的认定与分担。
●其四，中国已发展为全球最大的绿色融资市场，气候金融领域的发展不再以欧美为唯一中心。
2024年，中国依旧保持全球最大规模的绿色信贷市场以及第二大规模的绿色债券市场。2014年，央行成立绿色金融工作小组，中国通过政策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完善，鼓励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项目投资力度。中国绿色融资市场的崛起，不仅使其在全球气候金融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也逐步改变了传统的气候金融格局，为国际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一定的风险防范。
02 美国气候政策变化及影响
可以预测，2025年，美国新政府和新政策将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和绿色保护主义、开展化石燃料战略扩张与清洁能源战略收缩等方向。若不对相关风险和不确定性加以提前布局，这些气候政策带给全球市场的挑战将大于机遇。
●一是美国将放松对化石燃料的管控，降低能源成本并抑制通胀，进而在短期内引起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和市场结构变化。
特朗普可能再度削弱前任政府制定的多项环境和能源法规，显著放宽对国内化石能源产业的政策管控，甚至通过税收激励和补贴政策支持传统能源企业，减少对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研发和补贴，抑制新能源的市场份额增长。这样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在短期内导致化石燃料全球供应激增，冲击国际能源供给市场，并可能引发美国碳排放量反弹回升（美国已于2007年前后实现碳排放总量达峰），抹平其他欧洲国家的减排贡献；另一方面美国相关政策的反复性和不可预测性可能引发市场波动，新能源市场也可能因政策不明朗而面临投资的短期抽离。
●二是美国将会倾向于以对中国加征清洁产品关税的方式弥补自身在清洁产业领域的劣势。
面对当前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占据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可能会对中国的清洁产品和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和电池组件等加征“绿色关税”，提升其绿色进口壁垒，削弱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限制中国清洁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设置的关税壁垒与欧盟即将启动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将同时影响中国绿色产业与高碳产业的出口活动，绿色企业将面临清洁生产成本与“绿色溢价”提升的压力，非绿企业也将面临减排成本提高的压力从而扩大转型风险。
●三是造成美国自身清洁发展进程的多点化、具体化、分散化，企业逐渐取代政府层面应当承担的气候治理职能。
美国目前的气候政策动向正释放出联邦政府不再愿意承担推进气候目标核心责任的信号，没有国家层面的清晰目标，美国的气候行动将失去整体协调性，各州和企业将各自为战。但美国本土企业在绿色转型进程中的基本盘仍较为稳定，据2024年11月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美国目前有约5000个实体（包括地方机构和企业）已设定减排目标，到2030年预计将合计减少排放量50%以上，这些实体的产值加起来占美国GDP的70%以上。
●四是削减甚至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和援助将阻碍全球新型气候融资机制的达成，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难题。
2024年11月，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代表们达成协议，规定了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每年提供3000亿美元资金，同时设定到2035年提供“至少1.3万亿美元”的整体气候融资目标。但这一机制受到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批评，一方面这些资金远远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需求，另一方面该机制相比于此前每年1000亿美元援助并无本质区别，并未建立新的有效的融资体系和监督机制，发达国家仍然会像之前一样难以兑现承诺。而“美国优先”原则可能引导美国政府削减或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和援助，扩大这些国家的融资缺口，并影响全球“气候韧性”建设。
03 中国应对美国气候政策变化的逻辑与方向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以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25年美国推行的气候新政策无疑将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变化的一次转折，但全球气候治理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仍然为中国提供了独特的机遇。为此，中国不仅需要加强自身的气候行动，还应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和引领性的作用。
●一是把握后《巴黎协定》时代气候治理的舆论导向，始终坚持主导全球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基础方向和基本逻辑。
注意防范美国等发达国家炒作“气候变化骗局论”“碳中和无用论”等新舆论陷阱，坚持资源循环利用、新型分布式清洁能源体系、绿色高效生产方式等可持续发展模式，主导气候变化议题的国际舆论。
自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两大目标以来，中国在推动绿色转型和气候治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和资源，可以通过国际媒体、大型论坛、智库研究等渠道，向全球传递中国在气候行动中的经验和倡议，引领气候变化议题的国际舆论导向。通过增强全球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推动形成更加有利于全球气候行动的舆论环境。
●二是防范美国未来在能源领域的贸易冲击，构建多元化的能源安全体系。
美国未来可能会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能源产业政策甚至对中国绿色产业采取制裁措施，可能对中国的能源供应链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构建多元化的能源安全体系，主动研发能源储存与智能电网技术，加大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应用，推动能源管理、供应和消费的智能化，充分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三是加强气候合作，构建全球绿色产业链与供应链。
即便未来在国家层面与美国开展气候合作面临阻碍，但从微观上仍可与一些具有绿色竞争优势的国际机构或跨国企业开展务实合作。推动全球绿色产业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减少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依赖。中国可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气候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气候合作框架；强化国际技术合作与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绿色技术的联合研发与知识共享；构建多元化的绿色产业供应链布局，打造全球价值链碳足迹追踪机制，促进绿色标准的全球统一。
●四是对内吸引本土企业开展海外绿色融资，对外构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可持续气候融资市场机制。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绿色融资需求巨大，但传统的气候资金流动往往偏向发达国家，造成了资金供需的不平衡。为此，在推动国内绿色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积极引导本土企业开展海外绿色融资。通过本土企业的海外绿色融资，中国可加速绿色产业技术的输出和绿色资本的跨国流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绿色融资市场的互联互通，建立跨国可持续气候融资市场机制，为促进全球气候合作提供有效途径。
总体而言，通过强化绿色融资平台建设、技术合作与产业链布局，中国有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走向更加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未来，凭借绿色转型的领先优势，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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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