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通讯 |《围城》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再思考——基于其讽刺艺术视角的浅析

摘要：摘要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钱锺书巧妙地运用独具特色的的讽喻艺术手法，为读者描绘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图，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及在中西文化撞击下的三大精神危机：逃避退却、苟且偷安；投机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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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钱锺书巧妙地运用独具特色的的讽喻艺术手法，为读者描绘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图，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及在中西文化撞击下的三大精神危机：逃避退却、苟且偷安；投机跟风、自私自利；不学无术、欺世盗名。作者以讽刺的手法贯通全篇，进一步对其黯淡人生经历背后的人性弱点进行批判和剖析。其中，崇洋媚外的盲从、贪慕名利的虚荣、懦弱无知的庸俗，则是这座围城中知识分子摆脱不了的悲剧命运背后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 :《围城》；知识分子；人物形象；讽刺艺术

02 / CONTENT /

知识分子形象是新时代文学的主要创作对象之一。五四运动以来，部分作家创作了大量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优秀文化反思小说，而钱锺书的《围城》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作者从文化层面出发,以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背景，主人翁爱情婚恋的心路历程为主线,为读者塑造了抗战初期以方鸿渐、赵辛楣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像，其蕴含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值得深入研析。据此，本文基于讽刺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视角，对作品中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再思考，并结合特定社会和时代环境按性格特征予以分类，进一步对其人性弱点乃至文化心理进行反思,借以探寻众多“围城”中的知识分子终究摆脱不了悲剧命运背后的深刻根源。

一、再论知识分子群像的艺术特征

1.逃避退却，苟且偷安

《围城》通篇没有正面描述战争场面，只用如“一顾倾城”“再度倾国”等具有讽刺效果的词语，在戏谑幽默中点明了当时广大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举国上下都深陷由战争带来的焦灼困境的历史事实。

开战后第六天日本飞机第一次来投弹，炸坍了火车站，大家才认识战争真打上门来了，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入。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周经理拍电报，叫鸿渐快到上海，否则交通短决，要困守在家里。……以后这四个月里的事，从上海撤退到南京陷落，历史该如洛高所说，把刺刀磨尖当笔，蘸鲜血当墨水，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1]

在此紧要关头，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然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时刻却养尊处优，只顾自己苟且偷生，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方鸿渐为一己私利辞去点金银行职位赴三闾大学受聘谋生一事，足见其家国情怀的淡漠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阴历新年来了。上海租界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1]

作者以极其讽刺的笔法指明，这些所谓上流社会的体面人物搬进租界里就算进了“保险箱”，只要他们能够得过且过，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前途似乎与他们关系不大。此时我们苦难的国家到处弥漫着战火硝烟，而苏小姐家的“文化沙龙”以及他们体面的聚会却照常洋溢着太平盛世才有的“淫乱骄奢”之音。一群饱学之士个个衣冠楚楚，附庸风雅，围绕在苏小姐身边谈诗论画、说古言今，交流各色的奇闻轶事，寻开心，找刺激，以博取苏小姐的欢欣为乐趣。他们整天逍遥自在，高谈阔论，歌舞升平，当然也少不了谈情说爱，打情骂俏，争风吃醋。[2]他们过着神仙般悠闲自得的生活，仿佛在这世界上“战争是不可相信的事”。[1]

观之苏文纨、董斜川、褚慎明，以及赵辛楣，曹元朗，在外人看来他们都是饱读诗书，深明大义，懂得真善美，注重品节和人生价值的智者，然而“追求真、善、美的名人，本身也应有真、善、美的标志。却未曾想他们皆碌碌无奇，名气跟他们的仪表成为使人失望的对照。” [1]表面上他们一个个都像见多识广，博学多识的了不起的学问家，然而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无比空虚，他们的生活毫无意义，因此作者才讽刺道“他们心里的污秽有时过于公共厕所”。 [1]

2.自私自利，投机跟风

在《围城》众多知识分子中李梅亭是一个最典型的人物，他不但恶得异彩纷呈,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滋生的文化败类,是现代文学史上丑恶知识分子的典型。作者通过他可怜、可悲的生存困境,可笑、可耻的生存状态,将这类人物的人格缺陷暴露无遗。作者讽刺他为“一眼被人看穿的守财奴及学术骗子” [1]。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绝不能做半点吃亏的事情。

他总是侵占别人的空间；摆在上面装点门面的是些支离零碎的知识，贪图钱财才是他的真正追求。赵辛楣说：“有了上半箱的卡片，中国书烧完了，李先生一个人可以教中国文学；有了下半箱的药，中国人全病死了，李先生还可以活着”。 [1]

这句话以大铁箱作为其人格象征，一针见血地讽刺出李梅亭自私自利的本性，一副道貌岸然的学者丑状跃然纸上。[3]他抱着升官发财的美梦来到三闾大学，一旦官梦破灭就撕下文人的外衣“咆哮得不成体统”[1]，直到高松年依李梅亭讨的价钱替学校买他带的私货，他在官位上的损失得到经济补偿才肯罢休。其还在三闾大学演过一幕推行导师制的闹剧，通过这件事把高松年及其下属的自私本性暴露无遗。 “导师规程草略”有一条说“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导师连带负责”。 [1]这是一条继承了封建主义余脉，荒谬透顶的教育法规。唯独“高校长是最热心奉行的人” [1]，而且他还要赵辛楣“写篇英文投到外国杂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 [1]高松年并非昏庸到如此不辨是非的地步，他之所以如此热心奉行，不过是要讨好上司，沽名钓誉，显示政绩。说到底是为了保住自己所谓的校长职位。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擞子蹲在地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家瞻仰，可是这缸臂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爬高了的新标识。” [1]

猴子的红臀长尾在地上树上都有．尖锐而有力地讽刺了高松年爬上高位而日益暴露出来的缺点，高松年再怎样世故、圆滑、滴水不漏也掩盖不了拙劣表演中露出的“红臂长尾”。这一段不仅风趣幽默，而且富有哲理的点化之好，其讽刺警策而又深刻。可见，以高松年为首的三闾大学群儒完全丧失了道德良知，丝毫没有正义感。人人都是利欲熏心，一切都以个人的名誉地位和经济得失为衡量标准。这样一些全身长满封建文化毒瘤的学者教授如何能培养出具有先进思想的国之栋梁？他们不为国家民族着想，无心正事，一心专注于投机钻营，勾心斗角，谋求私利，洋相百出,集各种劣德恶习于一身,狡猾奸诈到让人难以启齿,自私小气到让人嗤之以鼻，实在是让人不齿的丑角和笑料。这些人为人师表实在是国家的悲哀，教育的悲哀。

3.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围城》中塑造了一大批上至大学校长，下至大学助教以及其他领域的各色知识分子形象。他们都属于人格有缺陷，道德不健全的知识者。其中尤其不乏不学无术，欺世盗名之徒。

“出洋好比出疽子、出疹子，非出不可。……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赴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文章加了密圈呃。” [1]

“出痘子，出痧子”据民间医学传说非出不可，而且越早越好，现代医学上讲出过之后终身免疫。这里把出国留学看成出痘子、出痧子，尖刻地讽刺了出国镀了金．小说中，对腹中空空而又偏偏喜欢吹嘘的像曹元朗这类留学生的讽刺可谓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标榜“新古典主义”诗人的曹元朗文才贫乏，却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作诗时拉杂错综地在诗中夹进西文，卖弄文采，实在令人唾弃。

“褚哲学家害馋痔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惫’，像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些突破眼眶。进碎眼镜。” [1]

这里把冒牌的哲学家褚慎明盯着苏小姐看的眼睛与德国哲学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和“手枪里弹出的子弹”相比，尖锐而有力地讽刺了褚慎明贪婪空虚的内心世界。褚慎明自称很讨厌女人，明明视力不好却拒绝佩戴眼镜，原因即是因为看清了女人的美丽面孔之后会受到侵蚀，还口口声声说自己的骨子里有的只是天性，而不是兽性，这颇似答尔丢夫的“伪君子”姿态在有关褚的描写中极尽滑稽造作之丑态。作家透过这些细节辛辣地讽刺了他的道貌岸然，即身为大学教师不钻研学术，却在大学满足淫欲。这样寻花问柳的色鬼,嘴上却念着男女之大防,实在一副十足的小人嘴脸。

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和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1]

作者在此以旁观者的视角，以看似平铺直叙的用语传达讽刺之意。殊不知，方鸿渐在国内取得的是文学学士学位，是时，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出国“深造”是多么的滑稽。他出洋留学仅缘于丈人对死去女儿的怀念和对他就未婚妻之死所演绎的“忠情”的怜悯与感动，且不论国外是否有更深之中文教育，更不要说如蒙古文、西藏文和梵文对于研习中国文学有多大的助益了。这也难怪他自己都对留学的生活难以启齿，由于自己在外疏于学业，四处游荡，态度懒散，并无真才实学，才导致他去到三闾大学之后，课堂上百般窘态，胡说八道。知识分子本应是满腹经纶，知情达理，最有道德修养，最讲究人格境界的先进群体，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竟然都是如此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不学无术庸碌之辈。

此外，《围城》将一些英文、法文、拉丁文等外文夹进中文里是与从不同的，其中许多外文就是用来进行讽刺和批判的。李梅亭的名片，正面俗气而可怜地印着三个虚空的头衔还不够，背面又附庸风雅印着：“Professor May Din Tea(李梅亭教授)”May Din Lea是假借英文已有发音近似“梅亭李”的单词，在英语里的意思分别为“五月、吵闹、草地”，使赵辛楣想起“Mating”这个词跟“梅亭”同音而更有意义。而“Mating”的中文意思是“交配”。这样强烈的讽刺就机智巧妙地寄寓在谐音之中，显得尖酸而辛辣。再如方鸿渐问为什么韩学愈的薪水是系主任中最高时，陆子潇说：“因为他是博士，Ph．D．。我没到过美国，所以没有去过他毕业的那个大学，据说很有名，在纽约叫什么克莱登大学。” [1]陆子潇无意去讽刺韩学愈，而讽刺却从他嘴里的洋文流了出来。他说韩学愈是博士，又用英文肯定地补充说是“Ph．D(哲学博士)”，实际上用了反讽手法。韩学愈凭一张假文凭招摇撞骗，在三闾大学得到重用，这不仅讽刺韩学愈自身不学无术的无知浅薄，还讽刺了整个社会虚假做作、崇洋媚外的恶俗风气。这是钱锺书针对当时社会中盲目追求文凭现象的鞭笞，抨击人们片面且过分关注文凭的重要性，却轻视真才实学。

二、知识分子困于“围城”之根源

1.崇洋媚外的跟风

西方文明随着大清国门被打破而踏足古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土壤上,长期闭关锁国的国民带着好奇的求知心瞬间掀起了崇洋媚外的热潮,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像方鸿渐这类的知识分子其主体意识已开始觉醒，模糊中有了反抗封建传统文化糟粕的愿望，可追求和反抗又均不彻底。[4]一方面对封建文化绝望又留恋，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鄙夷又欣赏。两种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的夹击造成了他们对立的人生态度和双重人格特征——认真而又玩世，保守而又开放，守旧而又崇洋，怯懦而又冲动。他们注定不能充当文化良好结合的载体，只能在精神的“围城”中奔突挣扎。在与世界文明的接触过程中，他们显现出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杂拌的狼狈相，展现出一味崇拜西洋文化的畸形社会形态。《围城》中的知识分子能够说得一口洋文，但骨子里还是深受传统文化的制约，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不但没有完美地融合，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文化冲突。

2.贪慕虚荣的脸面

可以说“面子”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中就具有关键地位。林语堂先生曾说：“面子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第一位女神,中国人正是为她而活着。”[5]当生存意识严重激化时，它必定将禁锢人的思想。生活上的困苦，精神上的无奈，制度上的局限都在促使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发生潜在的异化。中立的知识的本身于他们发生了变形，与之对应，他们的人格也走向病态，成为畸形旧社会的必然产物，其“爱面子”的心理愈加作祟，使得这些知识分子由对知识发自内心的追求转而化为对物质和文化层面的肤浅争夺。作品中无论是传统知识分子李梅亭、新知识女性孙柔嘉,还是受西洋教化的方鸿渐和苏文纨,都有极强的虚荣心，他们为了脸面和虚荣心,以精神胜利法来自欺欺人。此外，《沪报》对博士海归的大肆报道以及方遯翁对方鸿渐中“洋进士”的趋炎附势也可见当时整个社会民众的媚外时气，而该风气亦也与这些知识分子贪慕虚荣的丑态相应，共同演绎了一场场充满讽刺性的笑剧。

3.懦弱无志的庸俗

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不乏独立的思想、深刻的见解,本应成为祖国内忧外患时的急需人才,可惜他们的追求不够崇高,眼光只落在个人生活上,完全游离于国难之外，毫无民族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只活在自己的围城中,无论如何挣扎,其人格缺陷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是一个悲剧。社会时局的动荡和个人处境的艰难对这些知识分子最现实的影响便是一味关注自身利益。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文人只是作为一个谋生的职业，学问只是作为一种能够赚钱活口的工具，知识只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他们所有的欺骗和掩饰对他们而言就都只是求职过程中一个又一个名正言顺的步骤。他们的观念里早已没有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操守和节气，有的只是蝇营狗苟、为利所驱的生存方法论。这些披着“教授”假面的知识分子都是乱世中的沉沦者，在战乱的年代，这些“教授”应以自己的学识去从事文化思想方面的事业，学以致用，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但是他们却不学无术、自甘堕落，只做虚伪的表面文章，背后却浅薄庸俗的玩弄权术。这些人已经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为了自己的利益勾心斗角，迎合权势。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作者感同身受，毫无保留地揭示了知识分子在这种环境下严重的精神危机，深入挖掘出他们身上的疮疤的同时，更期待他们能够幡然醒悟。

结语

《围城》是一部极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杰作，钱锺书用清晰而锐利的目光、辛辣的笔触直指知识分子在乱世里的心理特征，展示出20世纪人类生存的困境，使小说的批判性主题在故事叙述及知识分子角色塑造中得以彰显，当代意义也得以显扬。

作为当今时代的读者，只有当我们以同理心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发展中的《围城》时，才能更好地感受《围城》中的人物形象被赋予的当代意义，体会他们的心境和人生历程，启发自身。反观当下，思考自己所面临的“围城”现状，解答自己的疑惑，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也正是当下再回味品读《围城》作品本身的实际意义。

在当今社会，依然可以找到具有典型知识分子代表性的“方鸿渐”形象，尤其在大学校园中，这些性格善良又有些小聪明的“小鲜肉”的人物很是常见的。生活在校园之中，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方鸿渐”们，内心往往单纯善良。但是，他们又时常处于矛盾、尴尬和彷徨的状态，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要求往往处于一种时空错位之中。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他们和方鸿渐处于人生同一个起点上，面临着求学、恋爱、事业、婚姻等这些人生重要课题，于是便借《围城》之石，攻己之玉，在《围城》中找寻对自己的认识。“方鸿渐”对他们来说像是一面镜子，他所经历的人和事对每一名读者都有一定的启示“围城”不仅代表着方鸿渐的人生困境，也代表着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困境，更是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每个个体人的困境，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6]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充满“围城”，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为了生活不断地劳碌奔波，面临着教育、事业、婚姻、人际交往等座座“围城”。人们被不同的“围城”排斥在外，使得人们在“围城”边茫然若失，不知所措。处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我们，通过《围城》，了解这种“围城心态”，面对眼前的座座“围城”，我们不再盲目出发，而是有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把握住选择的主动权，调整好心态而是冷静下来想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只有看清了自己，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找到通向成功的路。这不仅是钱锺书创作《围城》时所要表达的对战乱时期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期望，更是多年以后，《围城》对我们最深刻的人生启示。

一部作品的问世，势必会接受来自各方的考验，时间和读者是最有力的鉴定者。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围城》以及其中人物形象的解读远远超出了作者最初的表达，这恰好证明了这部作品常读常新的生命力，彰显出真正的文学力量超越时空的顽强生命力。对《围城》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的解读，不仅是理解《围城》时代内涵的关键，也是延续《围城》文学价值和经典意义的重要方式。《围城》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无论是在思想意蕴还是社会意义上都具有相当的深度，这不仅赋予了《围城》这部作品以深刻的社会意义，更使得其成为新时代文学中的不朽之作，展现出优秀文学作品所特有的其生生不息的蓬勃生命力。

作者：

梅雪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03 / REFERENCE /

参考文献

[1] 钱锺书. 围城(修订版2版)[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2] 王文华. 钱锺书《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 文学教育（上）,2022(5):34-36.

[3] 汤敏. 《围城》的讽刺艺术[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2, 17(003):48-49.

[4] 胡迪辉. 中国知识分子无奈人生的内心独白——浅析《围城》的艺术性与人物形象[D].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5] 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6] 禄永鹏. 论《围城》主题意蕴的多重复杂性[J]. 学理论, 20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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