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赵建国，是九十年代末县城一家国营纺织厂的普通工人。那是个特殊的年代，计划经济的尾巴还在摇晃，市场经济的浪潮却已汹涌而来。

约定之外

＂八万八不够诚意，小赵。我考虑过了，得一十八万八。＂丈母娘端坐椅上，面色平静，仿佛在谈论今日菜价。

院子里的大公鸡＂喔喔＂叫着，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

我叫赵建国，是九十年代末县城一家国营纺织厂的普通工人。那是个特殊的年代，计划经济的尾巴还在摇晃，市场经济的浪潮却已汹涌而来。

车间里的＂春燕＂牌收音机整天播着改革开放的好消息，可咱们这些普通工人的日子却越发不好过了。

厂里效益不好，时断时续地发放工资，有时一拖就是三四个月。同事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下海＂还是＂等等看＂，车间走廊上常贴着各种招工启事，引得不少人驻足观望。

我爹是老工人，信奉＂铁饭碗不能丢＂的道理，硬是让我留在了厂里，月薪三百出头，勉强糊口。

＂咱爷们有手有脚，饿不死。＂爹常这么安慰我，＂厂子早晚会好起来的。＂

然而现实是：厂子里的机器越来越旧，订单越来越少，大院里的自行车也一排排稀疏了下来。

那年春天，厂办组织了一场联谊会，主任扯着公鸭嗓子说是＂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我被工友们推着上台唱了首《驼铃》，台下掌声稀稀拉拉。

就在那晚，我遇见了林小芳。

她是县医院的护士，穿着洗得发白的护士服，头发简单地扎成马尾，没有浓妆艳抹，却让我一眼就记住了。

比起工厂里吵闹的大姑娘，林小芳安静内敛得像个小溪。她说话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嘴角总带着温和的微笑。

＂你嗓子挺好的。＂那晚散会后，她主动跟我搭话，＂就是选歌太老气了，现在年轻人都听刘德华、张学友了。＂

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厂里食堂只有个老式录音机，天天循环播放老歌，我就记住这些了。＂

从那以后，我常借各种理由去医院找她。有时是送几个刚摘的西红柿，有时是送半斤刚出炉的花卷，有时就是单纯地想见她一面。

林小芳住在医院家属楼，一家三口挤在不到四十平的单元房里。她父亲是医院的勤杂工，母亲在附近小学食堂帮工。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井井有条。

我和林小芳处了整整两年。两年里，我攒下了每个月的津贴，连最便宜的＂红塔山＂都舍不得抽，改买散装的＂大前门＂。我把钱都缝在了床垫里，夜深人静时常掏出来数一数，想着将来的日子。

那时候，小县城里结婚彩礼从五万到十万不等。工友老李的女儿嫁人要了七万三，老张儿子结婚给了九万整，都让人羡慕不已。

林小芳从不跟我提彩礼的事，我却心里有数。我家老三，上有哥哥嫂子，下有妹妹，父母都指望我这门亲事别给家里添负担。我暗自定下目标：八万八。这数字吉利，也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我跟林小芳提了这个数，她犹豫了一下，说回去和父母商量。一周后她回复我说可以，我们定下了次年春节完婚的日子。

日子一天天近了，我的心情也越发忐忑起来。

九九年冬天格外冷，厂里为了省煤，暖气只开到二十度。我和几个工友裹着大棉袄在车间干活，呵出的白气在空中凝结成霜。

工友老张拍着我肩膀说：＂建国啊，趁早跳出来吧，这厂子要完。＂

我摇摇头：＂再等等看，说不定会好起来。＂

其实我心里清楚，好起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到处都在传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已成大势所趋。但订婚在即，我不敢轻举妄动。

订婚那天，我穿上了压箱底的中山装，头发抹了半瓶花露水，硬生生把自己打扮得像从老电影里走出来的角色。

林小芳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的春联还是去年贴的，已经有些发黄。茶几上摆着几盘花生瓜子和水果糖，一看就是临时准备的。

林母——现在该叫丈母娘了——看着我手里的红包，突然说出了那句让我如坐针毡的话：＂八万八不够诚意。＂

屋里一片寂静，仿佛连墙上的挂钟都停止了走动。林小芳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一言不发。

＂阿姨，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哑着嗓子问，心底涌起一阵委屈和愤怒。

＂情况变了。＂林母叹了口气，眼神闪烁，手指不自觉地搓着衣角，＂小赵，你是不错，可婚姻大事，得稳妥。现在物价涨得厉害，光是家具就比去年贵了一大截。＂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八万八已经是我能拿出的全部家当了。再多，就得向亲戚朋友借钱，甚至去找高利贷了。

林父坐在旁边的旧沙发上，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咳嗽。他消瘦的脸上泛着不自然的潮红，手里握着一沓检查单。我这才注意到桌上摆着几瓶没见过的药品，上面的文字既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像是从香港带回来的。

＂叔叔身体不舒服？＂我试探着问。

林母抿了抿嘴，没有回答。林小芳突然站起来，跑进了里屋，隐约能听到抽泣声。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林母有些不自然地说：＂你们年轻人聊吧，我去厨房准备点吃的。＂

我想追进去看看林小芳，却被林父拦住了。他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建国啊，＂他声音嘶哑，＂我知道你是个好小伙子，可是...＂

他没说完，又是一阵咳嗽。我看着他手中的检查单，隐约看到＂肺部＂、＂细胞＂之类的字眼。

这顿订婚饭吃得索然无味。我和林小芳几乎没说上几句话，她眼眶红红的，像是哭过。离开时，她送我到楼下，欲言又止。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拍拍她的肩膀，强作镇定，＂我先回去了。＂

回家路上，我一言不发。工友老张曾经告诫我：＂女方临时加价的事多着呢，都是套路。＂

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照在积雪上泛着冷冷的光。县城的冬夜特别安静，只有偶尔飘过的自行车铃声和远处小摊传来的收音机声。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一方面，我为林家突然加价感到愤怒和被欺骗；另一方面，林父的咳嗽和那些检查单又让我隐隐不安。

回到家，爹娘都已睡下。我轻手轻脚地进了自己的小屋，掏出床垫里的存折，对着昏暗的台灯翻来覆去地看。户头上有八万八千三百二十元，那是我四年的血汗钱，还有一部分是父亲的积蓄。

想起父亲知道我要用这笔钱结婚时说的话：＂孩子，日子是自己过的，钱没了可以再挣，别让自己将来后悔。＂

母亲则担心得多：＂那姑娘家里是什么情况？咱可不能让你吃亏啊。＂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凌晨时分，我做了个梦，梦见林小芳穿着雪白的婚纱，站在很远的地方向我招手，可我怎么跑也跑不到她身边。

次日一早，我没去上班，直接去了县医院。医院大楼灰扑扑的，走廊上消毒水的气味刺鼻。我在护士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到林小芳出现。

她看上去憔悴极了，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见到我时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勉强笑笑：＂你怎么来了？＂

＂咱们得好好谈谈。＂我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去了医院后面的小花园。初冬的花园没什么人，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晃，空气里弥漫着干枯落叶的气息。

林小芳坐在长椅上，沉默良久，终于开口：＂对不起，建国，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

她哽咽着说出了实情：＂爸爸查出肺癌晚期，需要动手术，还要化疗。妈妈怕你知道了会退缩，就想着这样......＂

我打断她：＂家里的情况，你为什么不早说？咱们不是说好无话不谈吗？＂

＂我怕你有负担。＂她抹去泪水，＂昨晚我和妈妈吵了一架，我说不管彩礼多少，我都要嫁给你。爸爸拦着我们，说他宁可不治病也不能让我嫁得这么委屈。＂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林父需要的那十万元不是什么加价彩礼，而是救命钱。

＂手术和化疗要多少钱？＂我问。

＂医生说至少十万，还不一定管用。＂林小芳声音很轻，＂国家医保只能报销一小部分。妈妈想去香港买些进口药，听说效果好些。＂

我沉默良久，忽然觉得心里豁然开朗。那些无谓的自尊和委屈，在生死面前显得多么渺小。

我拉起林小芳的手：＂婚礼可以延期，但咱们的婚约不变。明天我去取钱，先给叔叔治病。＂

林小芳惊讶地看着我：＂可是，那是你们全家的积蓄啊！你还有妹妹要上大学......＂

＂钱可以再挣，人没了就真没了。＂我说，＂再说了，叔叔以后也是我家人。咱们先结婚证，婚礼可以往后放。＂

林小芳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紧紧握住我的手：＂建国，你不后悔吗？＂

＂傻丫头，＂我轻轻擦去她的泪水，＂咱俩是过日子，不是做买卖。日子长着呢，钱没了可以再挣。＂

回家告诉父母我的决定时，我做好了迎接一场风暴的准备。母亲果然先炸了锅：＂啥？钱都给丈人家了？他们咋不去抢？＂

父亲却出人意料地沉默着，只是抽着烟，烟灰掉在衣襟上都没注意。母亲数落了一通，见父亲不说话，也渐渐消了火气：＂老赵，你倒是说句话啊！＂

父亲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慢吞吞地说：＂癌症不是闹着玩的。那老林才五十出头吧，要真走了，小芳他们娘俩可怎么过？＂

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国，你做得对。婚姻不是买卖，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患难见真情，这门亲事我看行。＂

母亲在一旁抹眼泪：＂你爹就这样，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愿看别人受苦。咱家祖上就是这么过来的。＂

第二天，我带着存折去了银行，取出了八万元。柜台小姐惊讶地看着我：＂都取啊？＂

我点点头：＂救急用。＂

县医院住院部的走廊上，林小芳和她母亲看到我拿着钱来，都愣住了。林母红着眼眶，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把钱递给林小芳：＂先去交医药费吧，剩下的事以后再说。＂

林母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扶她：＂阿姨，这是干啥？快起来！＂

＂小赵，我对不起你啊！＂林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昨天那样对你，你还...＂

我感到无比尴尬，医院走廊上的人都在看我们。林小芳赶紧和我一起把她母亲扶起来，安慰道：＂妈，别这样，咱们欠建国的，以后慢慢还。＂

林父的手术很快安排上了。医生说情况不容乐观，但会尽力而为。我每天下班后就去医院，有时陪林父聊天，有时帮林母跑腿买东西，有时就在走廊长椅上坐着，等林小芳下班。

厂里的工友知道这事后，都很同情我。老张偷偷塞给我两百块钱：＂哥们，拿着，别嫌少。＂

老李给了我一条＂大前门＂：＂建国，你小子有情有义，将来准有福气。＂

车间主任悄悄跟我说：＂最近厂里要精简人员，我尽量把你留下来。实在不行，我托人给你介绍个体面点的工作。＂

那段日子很艰难。我和林小芳都瘦了一大圈，她白天要上班，晚上要照顾父亲，经常累得睡在医院椅子上。我则要应付厂里日益紧张的气氛，还要想办法多挣点钱补贴家用。

我开始利用周末在县城批发市场帮人卸货，一天能挣四五十块。有时还接些装修油漆的零活，虽然累得腰酸背痛，但看到钱包渐渐鼓起来，心里也就踏实些。

林父的手术算是成功了，医生说癌细胞暂时被控制住，但还需要长期化疗。好在他的精神状态不错，能坐起来看报纸，有时还逗我：＂小赵，你这女婿当得可真不划算，连婚都没结，就要伺候病人了。＂

林小芳在一旁听了，脸红得像苹果。我知道她心里有愧疚，便故意大声说：＂哎呀，叔叔，这有啥？早晚都是一家人。再说我这人有个好处，认准了的事不会变。＂

半年后，林父的病情稳定了下来。医生说虽然不能痊愈，但只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至少能再活五到十年。

林母拉着我的手，泪眼婆娑：＂小赵，多亏了你啊。＂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阿姨，别这么说。对了，我和小芳想趁着叔叔身体好转，把证先领了，婚礼从简，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补办。＂

林母连连点头：＂好好好，你们年轻人商量就行。＂

我和林小芳在市民政局领了证。那天阳光很好，我们穿着普通的衣服，没有婚纱照，没有花束，甚至连戒指都没有。但当工作人员递给我们那本红色的小册子时，我们都幸福得像做梦一样。

婚宴在厂里的食堂办的，简简单单摆了十桌。厂领导和同事们都来捧场，林父坐在主桌上，脸色比前段时间好多了，还能喝上两小杯。

酒至半酣，林母站起来敬酒，她看着我和林小芳，红着眼睛说：＂小赵、小芳，你们的婚事太委屈了。本该是人生大喜的日子，却因为我们家的变故......＂

我赶紧打断她：＂阿姨，您这说的哪里话？咱们是一家人了！＂

林母擦了擦眼泪，继续道：＂小赵，小芳嫁给你，我放心了。你们将来的日子或许会有波折，但只要像今天这样同心，一定能闯过去的。＂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真正的彩礼，不是那些冰冷的数字，而是在生活的风雨中，肯并肩而行的那颗心。

婚后的日子并不轻松。我和林小芳租了一间小平房，家具都是二手的，但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清晨，我们相对而坐，吃着简单的稀饭咸菜，却感到无比满足。

林父的病情时好时坏，医药费像无底洞一样。我辞去了厂里的工作，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了个小五金店，虽然辛苦，但收入比以前强多了。

林小芳依然在医院上班，她利用职务之便，经常能为父亲争取到一些优惠和照顾。我们省吃俭用，却从不在林父的医疗上吝啬。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两年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取名赵天乐。林父抱着孙子，眼中满是慈爱：＂命是你爸给我续的，现在又添了个小命根子，我这辈子值了。＂

我时常想起那个彩礼从八万八变成十八万八的订婚日。如果当时我怒而离去，或者勉强答应却心存芥蒂，今天的一切都不会存在。

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给你出难题。但正是这些难题，考验着人心，也造就了最珍贵的情感。

有时候，我和林小芳坐在小院子里，看着天乐在地上爬来爬去，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因为真正的婚姻，不是金钱的交易，而是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艰难与责任。而这，比任何彩礼都珍贵。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