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周建国，今年四十有二，是县里一家国企的普通工人。那年代，能在国企扎下根来已是不错的福气，虽说改革开放后有些单位不景气，好歹饭碗还算铁。

归途

那一刻，堂姐周秀梅跪在奶奶的棺木前，浑身颤抖，紧握着那枚陈旧的平安扣。全家人沉默了，只有风吹过白杨树的声音。

我叫周建国，今年四十有二，是县里一家国企的普通工人。那年代，能在国企扎下根来已是不错的福气，虽说改革开放后有些单位不景气，好歹饭碗还算铁。

在我记忆中，堂姐周秀梅是家里最有出息的人，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是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那是八十年代末的事了，正值高考恢复没多久，能考上大学的人家门口都快踏破了。

奶奶为此骄傲了好久，村里人来家里，她总要提上几句：＂俺们秀梅啊，是咱周家祖坟冒青烟了，祖辈积德，才有这么个争气的闺女。＂奶奶那时眼角的褶子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秀梅姐比我大六岁，小时候常带我去村后的小溪捉泥鳅。那时候农村孩子没什么玩具，夏天的乐趣就是光着脚丫在溪水里扑腾。

她心灵手巧，能用柳条编各种小玩意儿，奶奶最喜欢她编的那些蝈蝈笼子，说做工比供销社卖的还精致。村里办红白喜事，秀梅姐剪的窗花总是最好看的，连老支书都说她手艺没的说。

我们家住在县城西边的周家庄，是个不大不小的自然村。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村里还保留着老式的四合院，奶奶和我们全家住在一起，大伯一家住东厢房，我们家住西厢房。

院子中间有口老水井，井台上的石头被水桶的绳子磨出了深深的痕迹。夏日傍晚，奶奶喜欢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乘凉，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们讲故事。

秀梅姐高中毕业那年，全家人省吃俭用，筹了五十块钱给她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让她晚上可以听广播学英语。那小匣子成了她的宝贝，每天擦得锃亮，连我摸一下都不行。

＂建国，手要净着呢，这可是我考大学的宝贝。＂她总这么说，语气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那个年代，大学生是村里的骄傲。秀梅姐考上大学那天，大伯杀了只鸡，奶奶蒸了一锅枣花馒头，我们全家人一起高兴得不得了。

转折发生在九十年代初，秀梅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沿海一家外资企业。那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刚过，沿海开发区如火如荼，能去那样的单位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啊！

村里人都说秀梅姐是吃了＂商品粮＂的人了，以后准能在城里买楼房，过上好日子。

可不知为何，父亲和大伯却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我那时还小，只记得院子里传来的怒吼声和砸碎的碗碟声。

＂女孩子家家的，跑那么远干啥？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周家养不起一个闺女！＂大伯的声音像打雷一样在院子里回荡。

＂人家好不容易考出来的大学，分到好单位，凭啥不让去？你是嫉妒还是咋地？＂父亲虽然平日里老实，这次却难得硬气起来。

那晚，我躲在被窝里，听见秀梅姐在她的小屋里啜泣。奶奶进去安慰了很久，我听见她低声说：＂闺女，命是自己的，奶奶支持你。＂

第二天早上，秀梅姐眼睛肿得像桃子，却强撑着笑脸，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稀饭。大伯黑着脸，一言不发地吃完就出门了。

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其实早就给秀梅姐相中了一门亲事，是镇上供销社主任的儿子王大明。在当时，这可是个香饽饽般的人物，家里有铁饭碗不说，还能经常搞到些紧俏货。

大伯觉得秀梅姐嫁过去，全家都能跟着享福。父亲却认为秀梅姐好不容易考出来的大学，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秀梅姐离家那天，奶奶送她到村口的大槐树下，风把奶奶的白发吹得凌乱。秀梅姐抱着奶奶，两人都哭得不成样子。

＂闺女，奶奶这辈子没出过县城，也不懂你们年轻人的想法。但奶奶知道，人这辈子啊，得对得起自己的心。＂奶奶拉着秀梅姐的手说道。

那年冬天，大伯家来了个电报，说是王大明一家要上门提亲。秀梅姐突然宣布要嫁到南方去，一个叫林志强的男人，是她在外企认识的同事，父母是浙江人。

父亲说她＂被鬼迷了心窍＂，大伯更是气得摔门而去，连着几天在生产队的食堂里喝得烂醉。只有奶奶，拉着她的手整整一个下午，最后给了她那枚平安扣，是奶奶娘家传下来的老物件。

＂这是你太奶奶给我的，说是能保佑女孩子平安。你带着它，就好像奶奶一直在你身边。＂奶奶颤抖的手抚摸着秀梅姐的脸。

从那以后，秀梅姐再没回过家，连一封家书都不曾寄来。大伯说她是＂忘恩负义＂，偶尔喝醉了还会骂她＂数典忘祖＂。

家里有她的信，但都被大伯扣下了。有一次我偶然发现，那些信大伯根本没扔，而是藏在他床底下的老木箱里，整整齐齐地摞着，信封上还有泪水晕开的痕迹。

奶奶常在夜里偷偷落泪，我问她为什么哭，她总说＂眼睛进沙子了＂。月光下，我看见她拿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秀梅姐小时候戴过的红头绳，和一张她上高中时照的黑白照片。

每年春节，奶奶都要蒸一盘秀梅姐最爱吃的枣花糕，放在她的房间里。那个房间十五年来一直保持着她离开时的样子，窗台上的仙人掌早已枯萎，却没人舍得扔掉。

奶奶每个星期都要打扫一次那个房间，不许别人动里面的东西。有一次我问奶奶，为什么还要保留秀梅姐的房间，她用满是老茧的手摸了摸我的头：＂人啊，总得有个念想，心里才踏实。＂

秀梅姐走后的第三年，我考上了县中，寄宿在学校。周末回家，总能看见奶奶坐在门口，眺望着通往村外的那条土路，仿佛在等着谁。

村里人私下都说秀梅姐肯定是在南方过上了好日子，把老家的亲人都忘了。有人还传说她嫁了个有钱人，住洋房开洋车，根本瞧不上我们这穷亲戚了。

奶奶听见了，只是笑笑：＂俺们秀梅不是那种人。＂她每天都会拿起老式的座机电话，轻轻擦拭一番，好像随时准备接听远方的来电。

九十年代中期，我们村通了电话，装了一部村委会统一负责的公用电话。奶奶问村支书要来秀梅姐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却总是无人接听。

＂可能是太忙了吧。＂奶奶总这么安慰自己，但眼神中的失落谁都看得出来。

1998年洪水那年，我们村受灾严重，家里的老房子差点被冲垮。大伯在抢修的时候不慎摔伤了腰，家里一下子没了顶梁柱。

父亲四处借钱给大伯治病，却到处碰壁。那会儿正赶上国企改革，不少人下了岗，手头都紧。我想起了秀梅姐，偷偷写了封信，可却不知该寄到哪里。

那年冬天特别冷，奶奶的风湿病犯了，整日里卧床不起。她常常望着屋顶发呆，嘴里念叨着：＂秀梅啊，你到底在哪里呢？＂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我在县里的纺织厂找了份工作，认识了现在的媳妇儿王小花。她是隔壁村的姑娘，温柔贤惠，很得奶奶的喜欢。

结婚那天，奶奶拿出了压箱底的两个银镯子给小花，说是她的嫁妆。我知道，原本一个是要给秀梅姐的。

奶奶告诉小花：＂这孩子心里有根刺，你得多包容他。＂小花笑着点头，从此对我百般呵护。

新世纪来临，我们村也慢慢富裕起来。有人搬进了县城的楼房，有人买了摩托车，甚至有人家里添了彩电和冰箱。可唯独秀梅姐，仿佛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直到2005年的一天，村里来了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封信，问我们周家的门。他说是浙江林家托他带来的，说是林志强出了车祸，临终前让他把信带给秀梅的家人。

那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听父亲颤抖着声音读那封信。原来，秀梅姐和林志强结婚后，在浙江开了家小服装厂，生活过得去。

但在96年的一场意外中，秀梅姐失去了她的孩子，从此精神恍惚，不愿与人交流。林志强不忍心让家里人知道这个噩耗，就一直没有联系我们。

信中还附了一张地址和电话，是林家老宅的。大伯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最后掏出那些被他藏起来的信，一封一封地读给我们听。

原来，秀梅姐这些年一直有写信回来，只是被大伯扣下了。她在信中讲述了她在南方的生活，有苦有甜；也说了她多么想念家乡，尤其是奶奶。

她不敢回来，是因为当年她不顾家里反对嫁给了林志强，怕大伯不原谅她。而大伯其实早已心软，只是拉不下面子去联系她。

那晚，大伯哭得像个孩子，反复说着＂都怪我，都怪我＂。父亲拍着他的肩膀，无言以对。

第二天，大伯和父亲一起去了浙江，想把秀梅姐接回来。可惜，她已经住进了精神疗养院，医生说她的状况不适合长途旅行。

回来后，奶奶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她终日坐在秀梅姐的房间里，翻看着那些泛黄的照片和作业本，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的秀梅啊，奶奶该咋个才能见你一面呢？＂她喃喃自语，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奶奶去世前一个月，我去县医院看她。那时医院条件还差，四人一间的病房，窗外是嘈杂的马路声。

她拉着我的手，声音虚弱：＂建国啊，我这辈子没啥遗憾，就是没能再见秀梅一面。＂她的手冰凉，像是风中的落叶。

临走前，她交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说：＂等我走后，你把这个交给秀梅。里面有她想知道的一切。＂我不敢多问，只是点点头，把信封藏在了内衣口袋里。

奶奶走时是安详的，仿佛只是睡着了。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好像梦见了什么美好的事情。也许在梦中，她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秀梅姐吧。

我们按照当地习俗为她操办了丧事，请了村里的老师爷念经，买了纸人纸马烧给她。棺材是用的楠木，虽然贵些，但大伯说：＂咱娘这一辈子不容易，走得也得风光些。＂

我们本想给秀梅姐发个电报，却没想到会收到回信，说她会亲自来奔丧。全家人都惊讶不已，大伯更是坐立不安，连着抽了一晚上的烟。

葬礼那天，天空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村里人都来了，院子里挤满了人。香炉里的香烟袅袅上升，和着风飘向远方。

就在我们准备起灵时，院子外传来一阵骚动。人群自动分开，让出一条路来。

秀梅姐就这么出现了，她消瘦了许多，头发间夹杂着几丝白发，穿着一身素色衣裳，脸色苍白如纸。站在院子口时所有人都愣住了，连呼吸都忘了。

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眼神恍惚，步履蹒跚，如果不是那张熟悉的脸，我几乎认不出她来。

大伯僵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悲痛，再到愧疚，变化多端。父亲上前想要搀扶秀梅姐，却被她轻轻推开。

＂让我自己走。＂她的声音沙哑而坚定。

当秀梅姐走到奶奶面前，突然跪下痛哭的那一刻，院子里鸦雀无声。她从怀中掏出那枚平安扣，紧紧攥在手中，额头抵着棺木，肩膀剧烈抽动。

＂奶奶，我回来了......＂她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却仿佛一道闪电击中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大伯的脸色变了又变，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最后转身离去，消失在了人群中。我知道他是去躲避自己的愧疚和羞愧。

葬礼结束后，我把奶奶交给我的信封递给了秀梅姐。她颤抖着手打开，里面是几张泛黄的照片，一本小小的日记本，还有几封被拆开又封好的信。

那是奶奶替她保存的记忆，照片记录了她从小到大的成长瞬间；日记本里是奶奶这些年来对她的思念和牵挂；而那些信，则是她大学时代写给家里的，信中讲述了她被大伯逼婚的委屈，和她被迫远走他乡的无奈。

秀梅姐坐在奶奶生前最爱的那把藤椅上，一页一页地翻着那本陈旧的日记。日记里记录着大伯如何后悔当初的固执己见，如何在深夜里偷偷拆开她的信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封好，还有奶奶如何在每个春节都为她准备好房间和最爱吃的枣花糕。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脸上，泪水在光线中闪闪发亮。没人说话，但空气中的某种东西在慢慢融化，像是冬雪初融，万物复苏的前奏。

丧事结束后，村里人纷纷散去，秀梅姐却留了下来。她说要在奶奶的房间住几天，陪陪奶奶。

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奶奶的房间里轻声哼唱着《小白杨》，那是奶奶生前最喜欢的歌。歌声断断续续，时而哽咽，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我站在门外，不敢打扰，只看见她坐在奶奶的床边，轻抚着那些被爱心保存的物件。一件旧毛衣，一双绣花鞋，还有那个她上大学时用的搪瓷缸子，都被奶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仿佛时光从未流逝。

我听见她轻声说：＂奶奶，我回来了。对不起，我来晚了。＂声音里满是悔恨和哀伤。

那天深夜，大伯悄悄回了家。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沉默地走进了秀梅姐的房间。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听见压抑的抽泣声，和偶尔提高的声调。＂我没有怪你......＂秀梅姐的声音透过门缝传来，＂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家......＂

第二天早晨，我惊讶地看见大伯和秀梅姐一起坐在院子里吃早饭。大伯小心翼翼地给秀梅姐夹了块咸菜，动作笨拙却满含温情。

＂尝尝，这是你奶奶腌的，存了好几年了。＂大伯声音沙哑，眼圈还是红的。

秀梅姐点点头，咬了一小口，眼泪又滚了下来：＂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那一刻，时光仿佛倒流，回到了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院子里充满欢声笑语的日子。

理解与原谅有时不需要言语，就像秀梅姐手中那枚平安扣，陪她走过了漫长的归途。它见证了一个家庭的误解、分离和和解，也承载着奶奶那份永不改变的爱。

秀梅姐最终回到了疗养院，但她答应每年清明和春节都会回来。大伯把她的房间重新收拾了一遍，还换上了新床单和窗帘。

我知道，这个家终于完整了。虽然奶奶不在了，但她的爱却像那盏永不熄灭的老煤油灯，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归途。

每当春风拂过院子里的老槐树，我总能想起奶奶说过的话：＂人啊，无论走多远，心里总有个地方是回不去也忘不了的。那就是家，是根。＂

如今，我常常坐在院子里，看着天边的晚霞，想象着奶奶在另一个世界里，看着我们全家人终于团聚的样子，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大概就是她最大的心愿吧——看着所有她爱的人，都能找到各自的归途。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