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陈,你娶个城里姑娘回来,怕是要吃苦头了。"村支书王大柱端着烟袋锅子,吐出一口浓烟,眼神里满是揶揄。
青纱帐里的誓言
"老陈,你娶个城里姑娘回来,怕是要吃苦头了。"村支书王大柱端着烟袋锅子,吐出一口浓烟,眼神里满是揶揄。
这话像一把钝刀子,在我心上划过,却也不算意外。
青河村地处偏僻,一年有大半时间被青纱帐般的雾气笼罩,路途泥泞,与外界几乎隔绝。
在这里,城里人跟天上人似的,遥不可及。
我叫陈志明,一九七七年从省师专毕业,赶上了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那一年。
那时的分配工作如同命运的抓阄,我抽中了去往青林公社青河大队初中任教的签子。
临行前,父亲沉默不语,只有母亲红着眼睛塞给我一床厚棉被。
"乡下冷,这被子妈攒了三年棉布票换的。"母亲握着我的手,声音哽咽。
我背着那床硬邦邦的新棉被,踏上了去往青河的路。
初到青河的那天下着小雨,学校只有三间破旧的教室,一张断了腿的办公桌,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地图。
校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姓孙,人们都叫他老孙头。
"小陈啊,条件艰苦,你可得有个思想准备。"老孙头递给我一杯热茶,茶叶漂浮在杯面上,像极了我漂浮不定的心。
学校给我安排了一间土坯房,房内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半旧的木箱。
房顶有几处漏雨的地方,我用脸盆接着滴落的雨水,听着滴答声,度过了在青河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是开学日,我第一次站上讲台,面对着四十多双求知若渴的眼睛。
他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有些甚至光着脚,却都格外专注。
"今天,我们来学习新的课文——《我的理想》。"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这几个字。
课后,一个瘦小的男孩站在门口,怯生生地问我:"陈老师,您的理想是什么?"
我望着窗外连绵的青山,不知如何作答。
那时的我,理想不过是熬过这三年分配期,回到城里去。
不久后,公社组织了一个政治学习小组,每周日下午在公社礼堂集中学习党的最新文件精神。
就是在这个小组里,我认识了冯丽华。
她是六八年从安徽来的知青,在大队小学教书,平日里扎着一条简单的马尾辫,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第一次见面,她正在发言,说话轻声细语,却透着一股倔强劲儿。
"我认为,在农村工作,就要真心实意为农民服务,不能三心二意,脚踏两只船。"她这样说道。
会后,我们一起走出礼堂,突然下起了雨。
我撑开伞,她犹豫了一下,还是钻了进来。
"我听说你是今年新来的大学生老师?"她问。
"嗯,师专毕业的。你呢?"
"我啊,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了,已经九年了。"她笑了笑,"一晃就是九年,现在想回城都难了。"
我不知该如何接话,只能尴尬地笑笑。
之后的日子,我们常在去公社开会的路上相遇。
有时,我们会一起讨论教学问题;有时,也会聊聊各自的生活和过往。
她告诉我,她是独生女,父母都是工厂工人,本来家里想方设法要她回城,但她看着村里的孩子们,实在放不下。
"这里的孩子眼睛特别亮,特别纯净,就像夜空中的星星。"她这样形容。
我常常在想,是什么给了她如此坚定的力量,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九年。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我开始帮助几个成绩好的学生准备高考。
那时高考制度刚刚恢复,教材短缺,我只能靠着自己的笔记和仅有的几本参考书,给他们补课。
冯丽华知道后,主动提出帮忙,她骑着自行车去县城借来了几本上海出版的复习资料。
"我认识县一中的语文老师,他悄悄借给我的。"她递给我一摞泛黄的资料,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笔记。
那个春天,我和冯丽华时常在放学后,点着煤油灯给学生们补课。
有时候灯油不够,我们就轮流打着手电筒,照亮黑板。
孩子们的热情感染了我,让我慢慢忘了自己最初只想熬过三年的念头。
六月里的一个雨夜,我送完学生回来,在学校门口遇到了冯丽华。
她刚从小学回来,衣服全都湿透了,头发贴在脸颊上,显得格外柔弱。
我递给她一条手帕,她接过去拭了拭脸上的雨水,忽然笑了:"陈志明,你说我们这样的人,算不算傻子?"
雨水顺着我的脸颊滑落,我突然间明白了什么。
"不傻,我们是追梦人。"
她安静地看着我,眼里似有光芒闪动。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对她的情感,早已不仅仅是同事之谊。
随后的日子,我们越走越近。
每周日,我会骑自行车带她去集市,买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和教学需要的文具。
偶尔,我们也会在小河边散步,看着夕阳西下,村庄渐渐笼罩在暮色中。
村里人自然看在眼里,议论纷纷。
"那个城里来的大学生,好像对冯老师有意思哩。"
"哎哟,城里人哪会真心实意待在咱这山沟沟里?别到时候耽误了人家姑娘。"
王大柱也曾提醒我:"小陈啊,感情事不是闹着玩的,你可得想清楚。"
我能理解他们的担忧,因为在农村,确实有不少城里知青与本地姑娘相恋后,一有机会就回城的事例。
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前夕,我收到了城里发来的调令,可以回城工作。
这本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却让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之中。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想了很多。
我想起了初来乍到时的不适应,想起了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想起了与冯丽华共度的那些温暖时光。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冯丽华住的地方。
她正在院子里劈柴,看到我,明显愣了一下:"这么早?"
"我收到调令了,可以回城了。"我直接说道。
她手中的斧头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劈柴,声音平静得出奇:"恭喜你,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丽华,我想留下来。"
她抬起头,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为什么?城里的条件比这里好太多了。"
"因为这里有我想要守护的人和事。"我走近她,握住她的手,"丽华,嫁给我,好吗?"
她的眼睛湿润了,但仍然倔强地说:"陈志明,你可想好了,这里苦,你会后悔的。"
"不会的,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我们的婚礼在一九七九年的春天举行,简单而朴素。
学校的老师们帮忙置办了四桌酒席,村里人也都来了,尽管有些人脸上仍带着将信将疑的表情。
席间王大柱喝了点酒,拍着我的肩膀说:"老陈,你娶个城里姑娘回来,怕是要吃苦头了。"
我笑着回道:"大柱叔,吃苦是福,何况有丽华在,哪还叫苦呢?"
的确,婚后的生活并不容易。
我们的家只有一间十平米的土坯房,除了两张单人床和一个旧柜子,再无别的家具。
冬日的北风呼啸而过,从墙缝中钻进来,冻得人直哆嗦。
我的工资只有二十八元五角,冯丽华更少,每月只有二十三元。
为了贴补家用,我们在屋后开了块菜地,种些白菜萝卜。
有时放学后,冯丽华还会帮村里妇女做些针线活,换些鸡蛋和玉米面。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们都乐在其中。
每天清晨,我们一起起床,丽华烧水做饭,我去院子里劈柴、担水。
吃过早饭,我骑自行车去初中,她步行去不远的小学。
晚上回来,一盏煤油灯下,我们备课、批改作业,偶尔听听上海牌收音机里传来的音乐。
那种简单而踏实的幸福,是我从未体验过的。
第二年春天,一场大雨过后,学校屋顶漏了。
师生们只能挪开课桌,用脸盆接水。
我和丽华顶着大雨爬上屋顶修补,村里人看见了,有人开始帮忙。
王大柱二话不说,从自家找来几块青瓦递上来:"小心点,别摔着。"
就这样,在大家齐心协力下,学校的房顶修好了。
那天晚上,王大柱来我家坐了会儿,抽着旱烟,忽然说:"老陈,看来我看错你了。"
我不解地看着他。
"我以为你和城里那些二流子一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熬日子等调令。"他吐出一口烟圈,"现在看来,你是真心实意要在青河扎根啊。"
我笑了笑:"大柱叔,教书这行当,不是一份差事,是一份责任。"
他点点头,眼中满是赞许。
从那以后,村里人对我们的态度明显不同了。
有时会有村民送来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或是刚下的鸡蛋。
丽华也常常帮村里妇女写信,教她们识字。
我们渐渐融入了这个小山村,成为了它的一部分。
一九八零年的夏天,丽华突发急性阑尾炎,疼得面色惨白。
最近的医院在四十里外的公社,而当时村里连个电话都没有。
王大柱闻讯赶来,二话不说,借来生产队的马车,冒着大雨送我们去医院。
一路上,马车颠簸,丽华疼得直冒冷汗,我只能紧紧抱着她,心如刀绞。
到了医院,医生说需要立即手术,但医院人手不够,条件有限。
我在手术室外急得团团转,王大柱递给我一支烟:"别担心,冯老师命硬着呢。"
手术很成功,但丽华需要住院休养。
回村的路上,王大柱突然说:"老陈,你别担心学校的事,我让我媳妇去照顾冯老师,你先回去把课上了。"
我感激地看着他,这个曾经对我充满怀疑的汉子,如今却像亲人一般关心着我们。
丽华住院期间,村里的妇女们轮流来医院照顾她,送来自家腌的咸菜和煮的鸡蛋。
回村后,更多的人来家里帮忙,有送米送面的,有帮着做家务的。
那段时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青河人的淳朴和善良。
丽华康复后,我们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
我们一起研究教学方法,想方设法让孩子们对知识产生兴趣。
丽华特别有才华,她会用当地方言编一些顺口溜帮助孩子们记忆知识点。
"一斤棉花一斤铁,棉花轻来铁块重。重在下面轻在上,鸭子浮在水面中。"孩子们在她的带领下朗朗上口。
一九八一年,王大柱的小儿子王小军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这在青河是第一个。
消息传开后,村里人都羡慕不已,开始重视孩子的教育。
"老陈,我家那小子也想上高中,你看能不能多帮帮他?"曾经对我们充满质疑的村民,如今对我们充满了尊敬和期待。
学校的条件也在慢慢改善。
一九八三年,公社拨款修建了新教室,还添置了新课桌。
一九八四年,学校通了电,我和丽华兴奋得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就赶紧调整了教学计划,准备利用电灯延长晚自习时间。
那年冬天,我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我们给他取名"希望",寓意他能像青河的晨曦一样,充满希望。
村里人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有手织的小衣服,有自家种的粮食和蔬菜。
王大柱甚至从县城买来了一个崭新的摇篮:"这是我和老婆子的一点心意,希望小家伙健健康康。"
看着孩子熟睡的脸庞,丽华握着我的手,轻声说:"志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我点点头,心中充满感激和幸福。
一九八七年,青河初中送出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王小军。
他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立志毕业后回到家乡教书。
那一天,全村欢庆,老支书王大柱拉着我和丽华的手,眼中含泪:"是你们,给青河带来了希望。"
听到这话,我突然想起十年前那个问我理想的瘦小男孩,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即将踏上新的征程。
我们在青河的故事,远不止于此。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乡村教育也在不断发展。
一九八九年,学校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我和丽华组织学生们一起看《新闻联播》和《实话实说》。
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国家对教育投入增加,青河学校又新建了一栋教学楼。
村里的孩子们不再需要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也有了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
我和丽华的儿子"希望"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比同龄人多了一份坚韧和务实。
一九九七年,"希望"也考上了大学,成为青河走出去的又一个大学生。
村里人为此又摆了酒席庆祝,王大柱虽然已经退休,头发花白,却仍然亲自登门道贺。
"老陈,二十年前谁能想到,你这个城里来的大学生,能在青河扎根,还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啊!"他感慨道。
我和丽华相视而笑,二十年的风雨同舟,我们早已将青河视为自己的家乡。
二零零七年,我和丽华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我们选择继续在青河教书。
那一年,王小军已经成为县教育局的一名干部,他专程回来看望我们。
"陈老师,冯老师,如果没有你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他真诚地说道。
听到这话,我和丽华都红了眼眶。
教书育人的道路上,最大的回报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看到学生们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如今,青河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通了柏油路,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和液化气。
学校也有了电脑室和图书馆,孩子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外面的世界。
每当站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着朝气蓬勃的学生们,我和丽华都会感到无比欣慰。
当年那个被青纱帐笼罩的小山村,如今已经掀开了通向世界的窗户。
而我们,也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自己最初都未曾想到的人生价值。
如今回想起来,青纱帐里那四十年,不只是我们改变了青河,更是青河改变了我们。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收获了最珍贵的财富——信任与尊重,坚守与责任,爱与被爱。
青河的灯火依旧,只是那盏照亮知识的灯,已经在更多人心中点亮。
而我和丽华,也将继续守护这盏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为我们曾在青纱帐里许下誓言:不负光阴,不负韶华,不负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来源:油炸小可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