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好好干吧是为永恒 ”

摘要：传奇建筑师贝聿铭的首个全面回顾展“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于4月26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正式向公众开放，当天恰好是他的109岁诞辰。1981年的4月25日，实践遍及全球的贝聿铭首次到访上海同济大学，在文远楼做演讲。自开幕以来，PSA七楼展厅外几乎每天都

传奇建筑师贝聿铭的首个全面回顾展“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于4月26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正式向公众开放，当天恰好是他的109岁诞辰。1981年的4月25日，实践遍及全球的贝聿铭首次到访上海同济大学，在文远楼做演讲。自开幕以来，PSA七楼展厅外几乎每天都会排起长龙。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建筑是PSA成立十余年中持续呈现的主题，但是印象中能受到公众如此热烈追捧的展览并不多见。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贝聿铭在同济首次演讲时被师生簇拥的场景，或者是他生前在中国大陆的每一次露面，无论是与项目有关还是与乡愁有关，都会点燃公众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一部分源于对建筑大师的敬仰，同来源于对贝聿铭个人以及家族传奇的兴趣，这种兴趣自然伴随着探究、评价乃至争议。

在今天，当建筑师的身份已然从精英主义的行列中身退，依靠建造改变世界的雄心亦逐渐式微，为什么“人生如建造”依然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这恐怕与贝聿铭在公众心目中的认知分不开：在建筑巨擘的身份之外，贝聿铭已经代表了了一个独一无二，复杂而深刻的文化符号，持续地对一代又一代人产生影响。

贝聿铭肖像，摄于刚获选设计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之时，1965年。© John Loengard/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当“贝聿铭：人生如建筑”于2024年6月首次在香港M+博物馆呈现时，Wallpaper已经做了一轮深入的报道，并且邀请策展人之一王蕾（Shirley Surya）做第一视角的分享。本次上海站的展览延续了香港站的章节构成与展陈内容，但是两座城市的差异决定了即便是同一个展览也会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被传达与吸收：在香港，贝氏家族与中国银行的渊源，以及在90年代以后永久改变香港天际线的中银大厦开启了理解贝聿铭人生的大门；在上海，早年间上海、苏州生活的经历，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香山饭店的碰撞，千禧年间的封笔之作苏州博物馆以及贝氏建筑事务所操刀的“临港第一高楼”。这些跨越了不同时代背景的作品与人生经历，共同构筑了公众对建筑师立体、多面的认知。

中银大厦（1982–1989）外墙一景，香港，2021年。摄影：何兆南。M+委约拍摄，2021年。©何兆南

在为上海站做开幕导览时，策展人王蕾从第一个单元就追溯了2017年的研讨会与展览的渊源：为庆祝贝聿铭的百岁生日，建筑师的母校哈佛大学、香港M+博物馆与香港大学联合举办了“重思贝聿铭︰百年诞辰研讨会”（Rethinking Pei：A Centenary Symposium）。

Rethinking Pei: A Centenary Symposium

在两场跨越哈佛剑桥和香港双城的研讨会中，集结了不同代际的实践者、研究者，共事多年的朋友、后辈，对贝聿铭与他经历的一百年展开了更为细致的观察与梳理，线索之丰富、内容之广博令人目不暇接。两场研讨会积累了共计20小时的讨论，这既是对百岁人生与近七十年职业生涯最真诚的敬意，也开启了以往未被充分挖掘的视角与观点，它们推动了文献档案的整理，同时启发了一批全新素材的制作与诠释。从研讨会到展览，逐渐拼构出跨越美国、香港、上海三地，亦与贝聿铭人生轨迹高度重合的版图。

在哈佛举办的研讨会中形成了三个板块，其中既有关注建筑学本体的“技术”、“空间与形式实践”主题，也有通过“资本、权力和人”观察建筑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扮演的角色。这些主题的成型与围绕于此的讨论是展览章节呈现的重要基础。

通过对作品侧重性的选择与表达，并且结合贝聿铭个人成长经历之后，形成了展览的六个主题单元，分别是“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地产和城市再开发”、“艺术与公共建筑”、“权力、政治与赞助者”、“材料与结构创新”以及“以设计重释历史”。贝聿铭幼年时见闻的城市，求学期间的作品，早年在房地产行业和城市复兴的事业经历，以及与多位艺术家交好、合作的经历，与包括香港中银大厦、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大卢浮宫计划等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一起，共同还原了一段完整、生动的建筑人生。

上图：赵无极的水墨画装设在香山饭店（1979–1982）四季庭大堂旁的房间中，北京，2021年。摄影：田方方。M+委约拍摄，2021年。© 田方方

下图：贝聿铭及赵无极于巴黎杜乐丽花园，约1990年。摄影：马克·吕布。©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在ARTFORUM为香港站撰写的评论中引用了建筑历史学家迈克尔・海斯（Michael Hays）在研讨会中的发问：

首先，与同时期的“纽约五人”相比，为什么对贝聿铭作品的历史化和理论化研究工作并不充分？其次，有关贝聿铭的学术研究未来可能的方向是什么？另一场主题为“现代实践的诞生”的圆桌讨论给出了一个更宏观的提示，即我们如何评价战后一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以及如何从他们建造结果与时代影响中获得新的启示？海斯的发问是艰涩的，远远超越了对一个建筑师个人的研究与呈现所能给出的回答，但是在面对并不遥远的历史经验时，这是我们尤其是在当下必须给出的回应。

贝聿铭走上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的楼梯。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巧合的是，无论是香港站的M+博物馆中外露的结构和不加修饰的清水混凝土，还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下来的工业建筑特征，两场展览都没有在一种“贝氏”的精致环境下呈现，反而是两个场馆所在的水岸形成了一种地理意义上的互文：无论是临海填筑的西九文化区还是黄浦江畔的码头区都见证了一段由停泊/流动，交换/融合下的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在两地的展厅设计与内容组织中遵循了一致的原则：贝聿铭标志性的几何元素，包括斜线、锐角等被融合在平面组织中，成为引导参观流线的线索，每个单元在相对独立的空间中被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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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项目标题、简短的说明文字以及大量的模型、图纸、影像、文献共同构成了一种基于空间、基于视觉的观展体验，也是建筑主题的魅力所在。两站展览选择了不同的进入方式：当M+展厅以深色的前言墙以及香山饭店等影像引入展览时，PSA站以一个小小前厅作为先抑制，与放大的展厅与等比例模型后扬形成对比。第一个主题单元中介绍了贝聿铭在美求学阶段的作品，其中一件是哈佛设计学院求学期间的毕业设计——位于上海的中华艺术博物馆。

贝聿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剖面绘图》，1946年。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弗朗西斯·洛布图书馆提供。

尽管还没有任何建成作品，这份以园林贯穿，带着鲜明的现代主义语汇的建筑提案已经发表于纽约的《进步建筑》（Progressive Architecture），巴黎的《今日建筑》（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两本顶级的国际期刊上。现代主义建筑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时任教于哈佛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uis）撰文介绍了这一作品。作为格罗皮乌斯的门生与合作者，贝聿铭后来参与了原计划在上海落地的华东大学规划，并且为提案中的构造形式的选择，空间关系的组织，以及建筑与自然的交融注入了鲜明的文化特征与个人表达。

陈其宽（绘图师），贝聿铭建筑师，《东海大学（1954–1963）女生宿舍庭院内透视景观，台中》，约1955年，复印本。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这份规划方案及其在国际建筑期刊上的发表最终为贝聿铭赢得了台湾东海大学校园的规划委托，并且最终成就了一批建筑师和一批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

上海站的展览以贝聿铭的影像记录开场，在结尾处亦以他的自述作为结束。回想一下，贝聿铭的个人形象几乎出现在每一个项目中，无论是新闻、记录、抓拍、漫画何种形式，报刊、杂志、电视、电影何种载体，始终传达出一种强大的在场感。他也是为数不多的、与大众媒体保持密切互动的建筑师，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媒体档案。无论是在宏大的开发计划模型前专注的讨论，在卢浮宫金字塔前微笑着握拳，或者是杰斐逊・肯尼迪图书馆外的回眸，贝聿铭不仅是被记录的对象，很可能是他的主动表述推动了这些记录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标志性的形象与个人魅力代表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符号：优雅而深邃，在不同文化间自如摆渡。

贝聿铭站于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外，1979年。© Ted Dully/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这种摆渡同样发生在贝聿铭与其他名人的交际之间，尽管这些细节或从未实现的细节并没有在展览中呈现，但是从这些名人的的叙述中可以窥知一二。苹果专卖店中标志性的大楼梯同样出自贝聿铭之手，乔布斯当时的要求是“设计一段宏伟的楼梯，看上去就像漂浮在空中一样”，尽管施工方表示难以实现，但是在乔布斯的坚持下，这部楼梯变成了苹果零售店最引人注目的标志。

但是文化符号并非永远奏效。被誉为“美国报业第一夫人”的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回忆《邮报》新工厂的建造时难掩失望：“我们决定中断已经造成的巨额损失……向一家不太著名的建筑公司求助并催促他们匆忙开始工作，我认为放弃贝聿铭的公司的决定于我们而言无比正确。”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自传中谈及购入纽约34街的地块，意欲大展拳脚时受到了政府的干预，“城市发展委员会接管工程后，第一件事时聘用贝聿铭做建筑师，他的名气很大，但在我看来，他处理问题总爱用浩大的手笔，而且毫不节制。

在展览的“资本、权力与赞助者”单元中，这种伴随项目产生的困顿与交锋通过各种媒介手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是身着蓝黑制服的人们面对香山饭店时复杂的神情，是极尽嘲讽的漫画中作为背景出现的卢浮宫金字塔。它们是建筑，但是因其产生的持续震荡远远超越了物质的存在。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人生如建筑”展览中选择了一批特别的展品——贝聿铭建筑作品在电影中呈现时的片段。在《蝙蝠侠》、《环太平洋》、《哥斯拉大战金刚》等大战场面中出现中银大厦，作为《达芬奇密码》谜题终点的卢浮宫金字塔，作为《机器战警》制造公司的达拉斯市政厅……曾有媒体统计，他的建筑是全球导演最爱的“战场。”

贝聿铭的形象以及对他作品的表述之间暗示了一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同一个单元中亦记录了贝聿铭往来于各国政商名流间的场景。当这些素材与专业的设计文件、巨大的模型一同呈现时，也表明了贝聿铭的三重身份：一位出生望族的名流贤达，一位才华超群的创作者，一个规模可观的建筑事务所的经营者。有些情况下这三种身份互相加持，而更多的情况下，一种身份可能掩盖了其它身份的光芒，或者成为引发争议的原因。

2017年，在贝聿铭百岁诞辰之际，苏州美术馆曾举办了一场“贝聿铭文献展”。这恐怕是在“人生如建筑”展览之前，距离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最近一次的以年表为线索、以展览为媒介的介绍。

而本次展览中选择更有挑战性的主题单元来组织，实质上已经回答了策展人给自己的命题——如何为一个“世界闻名但未被充分研究”的建筑师做展览。每一个主题下作品的选择，选择用以表述作品的素材，作品之间的关联与差异等，如同建筑一样被精心构筑。

事实上，同在2017年，在建筑学者、也是为本次展览提供了关键研究视角的巴瑞・巴格多（Barry Bergdoll）的主持下，曾经在哈佛大学为贝聿铭的毕业设计中国文化博物馆组织过另一次“迷你”的展览。研究团队以模型的形式复现了建筑的设计，并且选择在设计研究生院朝向古典剧院的一角中展示这个模型。巴格多曾经研究了贝聿铭在雪城完成的艾弗森博物馆，称其为“第一批将现代主义展览空间带入美国国家景观”的最初构想；而在以中国文化博物馆——一座从未被实现的毕业设计中，他看到了这样构想的根源从何而来。更重要的是，以这座带着诸多标志性手法、同样带着中国空间构成特征的建筑为坐标，将贝聿铭和他成长的时代置于一张更宏大的设计趋势、文化观念和政治气候的网络中，去拆解这座建筑何以成为贝聿铭职业生涯的开始，以及这段经历如何在之后的数十年中持续回响。

在他的分析中，当时的建筑大师、建设事件对贝聿铭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这场小型的展览与关注于个案的研究也完成了一次通向历史的深刻对话。如同贝聿铭曾经在采访中说的，建筑的存在时间比一个人要长得多；人生如建筑，建筑亦说明了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