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拍过8900多张照片，但最难忘的，是那一次背着3岁的儿子，走了几十里山路，只为拍清一口破井。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拍过8900多张照片，但最难忘的，是那一次背着3岁的儿子，走了几十里山路，只为拍清一口破井。

他说：“老百姓喝什么水，就该让上面的人看到。”

湖南湘阴，一户农家破旧的门槛上，刚出生的唐大柏哭声不大，母亲眼神却狠。

不是狠在孩子身上，是狠在活着，家里有六个孩子，三个活不久，父亲跑过船，砍过柴，最后在镇上给人拉煤，得了尘肺，死的时候，才三十九。

“从小看得多了，人穷命贱，不说话就没命。”这是唐大柏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1949年，土改，他是地方青年骨干，拿着登记册挨家挨户地问，谁家有地，有多少。

有人哆嗦着不敢说真话，他站在门口，饿得眼发黑，手却稳。

他干了三年，没当官，他说：“当官要会讲，写不出真东西，我要写。”

1954年，他到了《湘阴报》，办公室只有三个人，机子坏的比好的多。

他天天骑着二八自行车，带着一台旁轴相机和一支半秃的铅笔，人家写稿子带的是词汇，他带的是情绪。

第一条见报的稿子，写的是一个小乡村供销社的货物积压，照片里，柜台后的年轻售货员把毛巾挂得整整齐齐，可架子上却空了三层。

他写：“门面干净，是想掩盖没货。”三天后，调货车来了。

1960年，他被调入《湖南日报》，一群老记者看他年纪轻，喊他“小唐”，可他拍的第一组照片，直接被放在头版。

1961年，旱灾，唐大柏带着儿子唐湘岳下乡，三岁孩子坐在他单车后座，用绳子系住腰，晃啊晃。

有人劝他：“带小孩回城吧，这种地方不好拍。”他没听，晚上孩子发烧，他就在牛棚里熬夜写稿。

他写道：“十几个村，共一口井，水从石缝里滴，谁先来，谁先喝。”

这组报道发出后，一位省领导批示，调水车，打新井。

他没在稿子里夸谁，只在照片下方写了一句：“人靠水活。”

1973年，他去望城区拍一座新桥，水大，雨急，他想要从高空拍出桥与人流的对比。

他爬上广告牌，下面是公路，风一吹，牌子晃，手里的相机几乎掉下去，他扣紧快门，咔嚓一声，稳住了。

回来时，同事问：“你疯了吗？”他说：“好照片是要命换的，拍得不好，还不如别拍。”

没人逼他，没人奖励他。他只认一样东西，实话。

那是一张黑白照，十个妇女围坐在一块平地上，一人捧着识字课本，另一个用手指着‘水’字念，背景是正在修的水渠。

唐大柏拍这张照时，天快黑了，光线不够，他让助手举起一面反光板，他说：“这是他们一天中唯一坐下来的时候，再等就没了。”

1965年，这组《扫盲与护秧》的照片登上《湖南日报》内页第二版，那年他拍了超过三十个劳模，没有一个摆拍。

1979年，张家界还不叫“张家界”，叫“大庸”，当地有个洞，叫波月洞，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县里的人说没人拍得清楚，他说他试。

他带了两个学生，一个长手电筒，一只老式相机，和一口煤油灯。洞壁潮湿，风一吹火苗乱跳，他让学生照光，用一根绳吊住自己，一点点滑进去。

“下面是什么？”学生问他，他没答，拍完出来，裤子湿透，镜头里只见一轮石灰色的弯月。

这组图发表后不久，省里开始规划旅游路线，波月洞第一次进入省级地图，几年后，这片区域变成了国家森林公园。

“我们不是导游，但要告诉人们：这些地方，值得去。”他后来这样说。

2008年，冰灾，75岁的唐大柏坚持下乡，跟着儿子唐湘岳去了郴州，他们背着相机、干粮、三脚架，坐货车下高速，再步行进村。

雪封路，电线倒，村里全黑，他们靠一个小煤炉取暖，两个人挤一床被子，半夜冻醒，就起来对着相机拭镜头。

父亲说：“别停，照片是热的。”

他们连发20篇报道，标题一个比一个狠：《线路塌，课照上》《屋漏水，人在睡》《电没了，火也没了》，全是亲拍，亲写。

照片中，一户人家用塑料布封门，一个小孩跪着写字，旁边是蜡烛。

还有一张，是父子俩背着相机走过雪路，路边结满冰棱，像刀片。

“照片不止是图，是声音。”唐大柏曾对学生说，“你听得到，就拍得出。”

他拍南岳衡山，不拍山，拍的是山上寺庙里运水的僧人，挑着两个铁桶，走四百多级石阶。

“这水是给游客的。”他说，“你知道吗？水不是自来，是挑的。”

他让每一张照片都有重量，不是风景，是现实。

“不能当了官就忘了老百姓。”这句话，唐大柏记得清楚。

那是1976年，他刚满43岁，已经在新闻界小有名气，那时候，电视还没普及，报纸是唯一的传播途径。

一位领导在大会上说了这句话，唐大柏记住了，他觉得，这话不仅是对官员说的，更像是给自己说的。

做记者，不是为了拍奖项，而是为了记录，他知道这条路不会容易，但他选择了它，并一直走到今天。

他的最大敌人，不是别的记者，也不是上司，而是时间。

1992年，他和儿子唐湘岳一起，去了长时间未开发的石漠化山区，这里山高路远，早上四点钟的路上，地面结了一层薄霜，人少，车更少。

山区里没有大街小巷，也没有开放的商店，唯一能见到的人，都是靠土地为生的农民。

“好照片是抓住的真相，而不是滤镜下的美。”唐大柏在车上对唐湘岳说。

这次采访结束后，父子俩拖着疲惫的身体，站在石崖边上，拿着相机，对着远方的山脉和裂缝，照片里，只有无尽的荒芜，和风吹动的草丛。

他一直强调的一个理念，就是“真实性”，他告诉唐湘岳：“记录时代，不是为了让别人高兴，而是要让他们看到本来面目。”

当年，唐湘岳还年轻，他在父亲的指引下，摸索着拍出了自己第一组民生专题片，内容是山区贫困家庭的故事。

他给每一组照片起了名字——《山里人》，《不再背着伤》。

唐大柏很少夸儿子，他总是说：“你能理解我的，那就做下去。”

唐湘岳用脚步丈量这个世界，而父亲则在背后默默指引。

唐大柏的名字，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刻说出，但如果翻开中国新闻界的史册，你会发现，他的名字与他的作品一样，沉甸甸的。

8900余张照片，480幅作品曾展出于国际影展，他留下的每一张图，都是当年那个社会的原貌。

每一张照片，都在讲一个故事。

他拍下过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每一张照片里都有乡村的泥土气息和农民那双布满茧的手。

他拍过改革初期的城市，白衬衫的工人走出车间，脸上有汗，却笑得真诚。

也拍过90年代初期的乡镇，老百姓吃的，是自己种的黄豆，而不是什么新的稀奇物。

他给这些照片取了个名字“土地的脸”，这些“脸”并不美，但却真实。

唐大柏的报道，不是为了引起轰动，而是为了让那些无名的、贫困的老百姓看到希望。

他的照片常常没有华丽的景深，也没有强烈的对比，唯有黑白、光影与人物的眼神，才是最重要的。

新闻界曾有人说，唐大柏的照片，是“无名英雄”的代言，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工作的赞誉，更是对一个时代历史的承认。

他的作品，记录了一个年代的忧虑与期望；记录了一个时代，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差异显著的现实。

他留下的影像，带着那个年代的痛苦，也带着从中涌出的希望，像他自己常说的：“有了镜头，眼睛才不瞎。”

唐大柏并没有以所谓的“传奇”姿态出现，反而低调地把所有光环都让给了镜头。

但正是这样，他的作品才能与人民的真实生活紧密相连，他让镜头不止是冰冷的光圈，而是温暖的呼吸。

唐大柏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我从来没做过记者，只做过一个故事讲述者。”

他说，做记者最重要的，不是拍摄的技巧，也不是抓新闻的速度，而是“你能不能告诉别人你看到了什么，真实的东西。”

或许，这就是唐大柏留给时代最宝贵的记忆，不急不躁，脚踏实地记录那些看不见的普通生活，且始终心系人民，眼中有光。

来源：丁丁说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