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周,那娃儿的档案被提走了。"班主任李老师站在门口,声音比雨滴砸在屋檐上的声音还要轻。
清华的名额
"老周,那娃儿的档案被提走了。"班主任李老师站在门口,声音比雨滴砸在屋檐上的声音还要轻。
父亲手里的搪瓷碗停在了半空,筷子上的一滴酱汁啪嗒一声落回碗里。
我叫周立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和我生长的小县城一样普通。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到了八十年代初,这场改变命运的考试已经成为千万家庭的希望之火。
我们家住在县城边缘的职工宿舍区,两间正房加一间偏房,全家五口人挤在不足四十平的空间里。
父亲在县纺织厂当工人,是个老实巴交的机修师傅,一双手常年沾满机油,指甲缝里的黑色怎么也洗不净。
母亲在县城第三小学教语文,每天批改作业到深夜,眼睛近视越来越厉害,那副黑框眼镜总是滑到鼻尖。
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小妹才上小学二年级,整天咿咿呀呀地背古诗;二妹比我小三岁,刚上初中,成绩比我当年还好。
生活拮据但温馨,我们家的希望都压在我这个长子身上。
高考成绩公布那天,七月的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全家人罕见地围坐在方桌前,连平时最爱看《新闻联播》的父亲都没打开那台老式黑白电视机。
母亲的手一直在围裙上擦来擦去,好像有什么东西怎么也擦不干净。
"成绩怎么样啊,立明?"父亲问,声音有些发抖。
我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手里攥着那张印着分数的纸条,手心都快把它浸湿了。
"差十分。差清华十分。"这句话像石头一样砸在我们家的天井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那一刻,全家噤若寒蝉。
父亲缓缓点了一支大前门,那是他留给招待客人的好烟,平时舍不得抽,今天却破例了。
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复读吧,明年再考。"他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却又有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我知道,这意味着家里又要多负担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父亲今年已经四十九岁了,额头的皱纹像是被岁月犁过的田地,深而密。
母亲的白发也越来越多,每次我看见她对着镜子拔白发,都觉得心里发酸。
"不,爸,我不复读了。"我抬起头,直视着已经有了白发的父亲,"我去南方打工,那边的厂子正缺人,林师傅说可以帮我介绍。"
林师傅是父亲的老战友,去年南下深圳闯荡,寄回来的信里总是描绘着南方的繁华和机会。
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但她没说什么,只是起身去厨房忙活。
我们家就是这样,悲欢都不用说出口,彼此都懂。
"你小子,能耐了啊?"父亲扯了扯嘴角,想笑却笑不出来,"知道爸妈不容易,想分担,是吧?"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急忙解释,"我就是觉得,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
"你懂个屁!"父亲难得爆了粗口,拍案而起,"你爷爷那辈子没念过书,一辈子种地,弯着腰进棺材;我好不容易进了厂,整天和机器打交道,回家连话都说不利索;就指望你这一代能翻身,能坐在办公室里,拿着铅笔杆子做工作!"
"可是我们家..."我欲言又止。
"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父亲的眼圈红了,"你妈的工资加上我的,够你上学。实在不行,我再多接点儿修理的活。"
连着几天,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如同窗外连绵的阴雨。
我偷偷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一本《高中物理题解》,还有外婆临终前给我的那块上海牌手表。
准备三天后搭早班车南下,去投奔林师傅。
母亲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做的饭菜比平时丰盛,还特意蒸了我最爱吃的肉末蒸蛋。
"多吃点,长身体。"她夹菜的手有些颤抖,碰倒了筷子架。
我点点头,把饭往嘴里扒,却怎么也尝不出味道。
小妹不懂事,还高兴地问:"哥哥,你考上大学了,是不是要去北京?给我带好吃的!"
二妹瞪了她一眼,小妹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低下头扒饭。
那天晚上下了大雨,砸在我们家锈迹斑斑的铁皮屋顶上,像是一首凄凉的歌。
我躺在床上,听着雨声,想着明天天不亮就悄悄离开的计划。
突然,门被敲响了,那声音在雨夜格外清晰。
父亲打开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的评书,起身去开门。
是班主任李老师,头发和肩膀都湿透了,手里还撑着一把已经被大风吹得半残的伞。
"老周,这么晚打扰了。"李老师的嗓音有些嘶哑,像是赶了很远的路。
"李老师快进来!"父亲慌忙让出门口,转身朝里屋喊道,"立明,快出来,李老师来了!"
我穿着背心短裤走出来,见到李老师这副模样,惊得说不出话。
李老师在我们家的小客厅里坐下,母亲给他倒了杯热茶,又拿来一条干毛巾递过去。
"谢谢嫂子。"李老师接过毛巾,擦了擦头发和脸上的雨水。
父亲从柜子底层拿出一瓶封存多年的汾酒,是他工厂发的福利,一直舍不得喝,逢年过节都不舍得开封。
"老李,今天必须喝一杯。"父亲倒了两杯酒,推了一杯到李老师面前。
"老周,今天我是为立明的事来的。"李老师接过酒杯,但没有喝,只是从那个已经被雨水打湿了一角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他的动作很慢,似乎在斟酌什么,或是害怕什么。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连窗外的蛙声都清晰可闻。
父亲的手微微发抖,我的心跳得如同擂鼓。
"老周,立明的档案被清华提走了。"李老师终于开口,"是特批的名额。"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得只能听见雨声和挂钟的滴答声。
"啥?"父亲以为自己听错了,"李老师,你再说一遍?"
"立明被清华录取了,特批的。"李老师这次说得很慢,很清楚。
母亲手里的茶壶差点掉在地上,二妹赶紧过去接住。
"怎么可能?我差了十分啊。"我的声音哑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老师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一朵绽放的菊花。
"你还记得去年冬天,你在雪地里背着那个骨折的同学去医院的事吗?"
我点点头。那是去年冬天的一场大雪,我和同学王铮放学回家,路过河边时,看见他们班的张小明在结冰的河面上摔了一跤,腿骨折了。
当时天色已晚,附近没有其他人,我二话不说就背起张小明,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走了将近两公里的路,把他送到县医院。
"还有你设计的那个简易水力发电装置?"李老师继续说道。
那是我去年参加科技创新比赛做的小发明,利用屋檐的雨水冲击小型涡轮,可以点亮一个小灯泡。
当时只得了县里的三等奖,没想到会被人记住。
"清华的张教授来过我们学校,评价科技创新大赛,他看到了你的作品,也听说了你的事迹。"李老师喝了一口酒,脸上泛起红晕,"他说,分数只能代表一时,品格和才能才是一生的财富。"
父亲的眼眶红了,酒杯在他手中颤抖,酒水撒了一些在桌子上,他浑然不觉。
"立明呐,你小子有福气啊!"父亲哽咽着说不出话,只能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母亲站在一旁,抹着眼泪,嘴里念叨着:"好日子来了,好日子真的来了。"
"明天去县里办手续,月底就要去学校报到了。"李老师站起来,"我就知道,我的学生不会让我失望。"
父亲一把拉住李老师的手:"老李,这事儿多亏了你啊!你要是不向上面推荐立明,他哪有这机会?"
李老师摆摆手:"不是我的功劳,是立明自己争气。我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还是头一回见到在物理竞赛上拿县级一等奖的学生,更别说那些发明创造了。"
雨好像小了一些,父亲执意要送李老师回去。
"不用不用,我骑自行车来的,就停在你们楼下。"李老师推辞道。
"那哪行!这么大的雨,你送我儿子前程似锦,我连这点心意都表达不了,还算什么人?"父亲已经拿起了挂在墙上的那把旧雨伞。
我也赶紧穿上衣服,准备一起去送。
"你小子待着!"父亲瞪了我一眼,"收拾收拾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准备上大学去!"
原来,父亲早就发现了我偷偷收拾的行李。
我站在楼道口,看着两个在雨中同撑一把伞的身影渐渐远去。
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却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引路人。
回到家,母亲已经把我的被褥全部拆开晾在了屋里,准备明天一早拿出去晒。
"妈,还早着呢,报到还有大半个月呢。"我有些哭笑不得。
"早做准备不会错。"母亲一边整理我的衣服,一边擦着眼泪,"你爸这些年供你上学,没少受苦,腰都快累弯了,值了,都值了。"
二妹帮着收拾我的书本,小妹则在一旁兴奋地问这问那:"哥哥,你去了北京,会不会见到邓爷爷啊?"
我揉了揉她的头发:"傻丫头,北京那么大,哪有那么容易见到国家领导人。"
"可是电视里说,邓爷爷经常和群众在一起啊!"小妹天真地说。
全家人都笑了,这笑声融化了这些天凝结在家里的阴霾。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骑着他那辆老凤凰自行车,带我去县教育局办手续。
阳光明媚,昨夜的大雨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有地上的水洼证明它来过。
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的材料,态度瞬间变得恭敬起来。
"这是今年我们县唯一一个上清华的学生啊!了不起!"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干部热情地握着我的手。
父亲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像是比中了彩票还高兴。
从教育局出来,父亲破天荒地提议:"儿子,咱爷俩去照相馆照张相吧,留个纪念。"
我们去了县城最好的照相馆——"红星照相馆",门口挂着"彩色照相"的牌子,是全县最早引进彩色冲印技术的地方。
"来两张标准一寸照,再来一张父子合影。"父亲大方地说。
平时省吃俭用的父亲,今天出手阔绰得让我有些不适应。
照相师傅让我们站好,父亲挺直了腰板,下巴微微抬起,那神情,像是要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检阅。
"咔嚓"一声,定格了这一刻。
走出照相馆,父亲突然问我:"立明,你想去趟北京不?"
我愣住了:"现在去?不是月底才报到吗?"
"不是报到,就是提前去看看。"父亲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你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故宫。咱们一家去转转,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我心里一热,知道父亲这是想借机圆母亲的梦。
"行啊,爸,那就去吧!"我爽快地答应了。
回家后,母亲起初不同意,说什么花钱太多,家里还要攒钱给我上学用。
父亲难得强硬一回:"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连个北京都没去过,这次必须去!再说了,儿子马上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了,我们去提前踩踩点,有什么不对?"
就这样,我们一家五口攒齐了去北京的路费,坐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全家第一次出远门。
火车上拥挤不堪,我们只买到了硬座票,要坐整整一天一夜。
父亲让妹妹们坐在座位上,他和母亲轮流站着,说是要活动活动筋骨。
我知道,他们是心疼我们。
北京比我想象中更大、更热闹。
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庄严的城楼和毛主席画像,全家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母亲拉着小妹的手,眼里含着泪花:"你爷爷要是活着,看到咱家出了个大学生,还是清华的,不知道有多高兴。"
我们在北京玩了三天,虽然住的是最便宜的旅社,吃的是自带的咸菜就馒头,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回家后,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
母亲把家里唯一一套像样的行李箱擦得锃亮,里面放满了我的衣物和日用品。
父亲从工厂的福利社买了一床新棉被,说北京的冬天冷,一定要带够被褥。
邻居们听说我考上了清华,纷纷上门道贺,有的还特意带来了礼物——一盒饼干,一袋水果,一本笔记本。
那些在平时看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此刻却承载着大家的祝福和期望。
报到那天,全家人起了个大早,送我去火车站。
父亲穿上了他那件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中山装,母亲也换上了她最好的那件蓝底碎花布衬衫。
两个妹妹打扮得整整齐齐,像是要去参加什么重要仪式。
站台上,父亲一反常态,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好好学习,别辜负了这个机会。"
母亲擦着眼泪,不停地叮嘱:"记得按时吃饭,天冷多穿衣服,有事就给家里打电话。"
火车鸣笛,我抱了抱家人,提着那个沉甸甸的行李箱,走上了通往新生活的列车。
透过车窗,我看见站台上父亲挺直的腰板,母亲不停挥动的手,还有两个妹妹蹦跳着的身影。
那一刻,我懂了:人生路上,分数只是衡量智识的一把标尺,而品行,才是支撑一个人走过岁月的基石。
清华园的深秋,金黄的银杏叶铺满了林荫道,我站在校门口,心中满是感激和责任。
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未来,更是整个家庭的希望。
多年后回想起那个雨夜,班主任撑着伞来访的情景,我依然感动不已。
命运就是这样,总在你最绝望的时候,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而那个惊喜的背后,是无数人的支持和信任,是你自己无意间播下的善良种子。
那一刻,我明白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人这辈子,行得正,走得直,总会有好报。"
就像清华园里那些历经风霜却依然挺拔的松树,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内心的坚守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这份清华的录取名额,不仅是对我学业的肯定,更是对品格的嘉奖。
而这,正是我在未来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行囊。
来源:天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