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人都管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叫”懒刘”。他那小卖部开在村头拐角，一间不到二十平的平房，外墙的白粉早就被雨水冲刷得斑驳不堪。门口摆着两个用啤酒箱子叠起来的凳子，上面垫着几年前过节领的红色坐垫，边角处已经磨得露出了黄色的海绵。

老刘走了，这事我到现在还有点恍惚。

村里人都管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叫”懒刘”。他那小卖部开在村头拐角，一间不到二十平的平房，外墙的白粉早就被雨水冲刷得斑驳不堪。门口摆着两个用啤酒箱子叠起来的凳子，上面垫着几年前过节领的红色坐垫，边角处已经磨得露出了黄色的海绵。

我跟老刘说不上多熟，就是隔三差五去他那买包烟，有时候买两瓶啤酒。每次去，他都坐在那张老旧的竹椅上，要么翻着一本泛黄的《故事会》，要么就是对着一个半旧不新的收音机发呆。那收音机还是九十年代的款式，一侧的旋钮已经掉了，他用一个剪短的铅笔头代替。

“懒刘，来包中华。”我记得上周我还这么叫他。

他连眼皮都懒得抬，慢悠悠地从柜台下摸出烟来，声音像是从嗓子深处挤出来的：“四十五。”

“咋又涨价了？”

“不买拉倒。”他眼睛都没从报纸上挪一下。

我掏钱的功夫，老刘的猫从柜台后面窜出来，一只花猫，半边脸是黑的，显得特别凶。但凡有小孩来买东西，这猫准吓得孩子直哭。老刘从来不管，任由那猫趴在收银台上，跟个门神似的。

谁能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活着的样子。

老刘是昨天早上走的，心脏病。发病时他正在搬一箱啤酒，就倒在了小卖部门口。邻居发现时，他已经没了呼吸，那只花猫趴在他胸口，不知道是在守着还是在等着。

村里的人都说，懒刘这辈子活得太窝囊了。年轻时在县机械厂当过技术员，据说手艺不错，但厂子倒闭后，他就像变了个人，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媳妇嫌他没出息，带着儿子跟人跑了，老刘更是一蹶不振，靠着那点赔偿金在村头开了这家小卖部，这一开就是二十多年。

我是村委会的会计，村长让我去清点一下老刘的东西，看看有没有什么遗言或者亲人的联系方式。毕竟这么些年，从没见过他儿子回来，也没听他提起过亲戚。

小卖部里的空气闷得厉害，夹杂着烟草和陈年灰尘的气味。柜台后面的凳子上还放着老刘叠得整整齐齐的外套，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和领子都磨出了毛边。我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件衣服突然鼻子一酸。

老刘的东西不多，除了小卖部里的货物，就是后屋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和一张书桌。书桌抽屉里放着一沓照片，最上面是个年轻姑娘抱着小孩的照片，看样子应该是他媳妇和儿子。照片已经泛黄，但被塑料袋包得很严实。

柜台下面有个铁皮盒子，上了把锁。我在他枕头底下找到了钥匙——这老头还挺谨慎的。

打开盒子，里面是几本账本，还有一沓零零散散的借条。我翻开最上面那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日常的销售，字迹工整得让人意外。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3月15日，王婶，挂面两袋，5元；3月16日，李大爷，白酒一瓶，30元；3月16日，小张，香烟一包，15元……

还有几本看起来更旧的账本，我随手翻开一本，发现记账的方式不太一样。这是一本借款记录：

“刘能，借50元，2010年5月3日” “张大勇，借200元，2012年8月15日” “李红，借100元，2013年4月22日”

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已还”或者”未还”。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已还”的那些名字旁边还有一些其他符号，像是星号或者圆圈。

我又翻了几页，忽然注意到每个借款人名字旁边还有小字备注。我定睛一看，不由得愣住了：

“刘能，借50元，2010年5月3日。（说我是废物，活该媳妇跑了）已还，2015年8月” “张大勇，借200元，2012年8月15日。（喝醉酒骂我没种，连个女人都留不住）已还，2018年2月” “李红，借100元，2013年4月22日。（当着全村人面说我是靠低保过活的懒汉）已还，2019年10月”

我的手开始发抖。这些备注写的全是借钱人曾经对老刘说过的难听话。翻到后面，这样的记录越来越多：

“王德，借500元，2015年6月。（说我开小卖部就是为了偷税漏税）已还，2021年” “赵家兄弟，借800元，2016年9月。（背后叫我’活死人’）已还，2022年”

最让我震惊的是，几乎所有的借款，无论是多少年前的，最终都标记了”已还”。而那些从来没有说过老刘坏话的人，借了钱后，有很多都是”未还”状态。

我记得村里人都说老刘脑子有问题，经常借钱给那些明显不会还的人。原来，他心里都有数。他只是在等，等那些嘲笑过他的人，有一天低下头来还钱的那一刻。

我把账本合上，手里的重量突然变得沉甸甸的。窗外传来村里大喇叭的声音，在播报明天老刘的葬礼事宜。

那只花猫不知什么时候蹿了进来，跳到柜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阳光从窄小的窗户斜射进来，照在猫的半边脸上，那只黄色的眼睛闪闪发亮，像是在审视我，又像是在问：“你看到了什么？”

我摸了摸猫的头，它没躲，只是尾巴微微地抖了一下。

柜台上摆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插着几支圆珠笔，笔帽都被咬得坑坑洼洼。旁边是一个计算器，按键上的数字都快磨平了。货架上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从洗衣粉到酱油醋，从糖果到香烟，虽然种类不多，但应有尽有。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刘的小卖部刚开张那会儿，他还会给我们村里的孩子免费发糖。那时他还不”懒”，会站在门口招呼客人，笑容满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坐在店里发呆，被人叫”懒刘”也不生气。

盒子底下还有几张照片，一张是年轻时的老刘站在机械厂门口，穿着干净的工装，神采奕奕。还有一张是他和媳妇的合影，背景是县城的人民广场，两人都笑得灿烂。最后一张是他儿子的小学毕业照，背面写着”儿子，爸爸为你骄傲”。

我摸了摸鼻子，感觉有点酸。

盒子最底层是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

“这卡里有十万块钱，是我这辈子的积蓄。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把这钱捐给村里的希望小学，给那些贫困的孩子们买书本和文具。别告诉任何人是我捐的。——老刘”

我握着这张纸条，手心微微出汗。村里人都说老刘是个自私的人，舍不得花一分钱，没想到他竟然…….

手机突然响了，是村长打来的：“小李啊，老刘那边清理得怎么样了？有找到亲人的联系方式吗？”

“没有，就一些日常用品和小卖部的货物。”我顿了顿，“对了，老刘好像没有存款，可能连葬礼费用都成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就这样自然地从嘴里冒了出来。

“哎，我就知道。这老头一辈子抠抠搜搜的，临了连个棺材本都没留下。”村长叹了口气，“那就先用村集体的钱给他办了吧，反正也花不了多少。”

挂了电话，我又看了一眼那纸条，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和银行卡一起放回信封，塞进了自己的口袋。我得找个时间去银行确认一下这卡里到底有多少钱，然后按照老刘的遗愿办事。

晚上七点多，葬礼前的守夜。老刘的遗体被安置在村委会的大院里，四周点着白蜡烛，上面盖着一块白布。来的人不多，大多是村里的老人，站在一旁小声议论着。

“这老刘也是够可怜的，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听说他儿子都不回来送他最后一程。” “谁让他当年那么窝囊，连老婆都留不住。” “是啊，这辈子活得真没劲，开个小卖部二十多年，啥出息都没有。”

我站在角落里，听着这些话，心里一阵阵发堵。大家都在讨论老刘这一生有多失败，却没人知道他的账本，没人知道他捐给学校的钱，更没人知道他内心深处的那些伤痕和骄傲。

守夜结束后，我一个人留下来，坐在老刘的遗体旁边。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白布上，显得格外冷清。

“老刘，我看了你的账本。”我轻声说，不知道是对着他，还是对着我自己，“你这人真够倔的，记了这么多年的账。”

夜风吹进来，烛光摇曳，影子在墙上跳动。

“知道吗，村里人都说你小气，可我发现你比谁都大方。借钱给那些说你坏话的人，却从不催他们还钱。那些没说过你坏话的，你反而不太借给他们……”

我笑了笑，“你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每个人一个机会啊。”

突然，门吱呀一声开了，我吓了一跳，转头一看，是老刘的那只花猫。它轻巧地跳进来，径直走到老刘的遗体旁，围着转了两圈，然后蹲坐下来，尾巴一甩一甩的。

“你这猫倒是挺忠心的。”我伸手想摸它，它却躲开了，琥珀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

第二天，葬礼很简单。村里出钱买了口普通的棺材，找了几个壮劳力把老刘抬到村后的山上。来送行的人寥寥无几，除了村干部，就是几个平时跟老刘有来往的老人。

下葬后，大家三三两两地散了。我留到最后，看着新堆起的土堆，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忽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转身一看，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墨镜，一看就是城里人。

“你是……”我疑惑地问。

“我是老刘的儿子。”他摘下墨镜，眼睛红红的，“路上堵车，来晚了。”

我愣住了。二十多年没回来的儿子，居然在老刘走后出现了。

“你怎么知道你爸……”

“我一直有关注他。”他打断我的话，“每个月我都会给村委会打电话，问问他的情况。只是他不想见我，我也就不强求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原来老刘并非被儿子遗忘，只是他自己选择了这种方式生活。

“听说你整理了我爸的遗物？”他问道。

我点点头，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如实相告：“你爸留下了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说要把钱捐给希望小学。”

我本以为他会有异议，没想到他轻轻笑了：“这倒像是我爸会做的事。他年轻时就喜欢资助贫困学生，只是从来不张扬。”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

“为什么变成大家眼中的’懒刘’？”他苦笑了一下，“因为他觉得对不起我妈和我。工厂倒闭那年，他本来有机会去县里一家私企当主管，薪水很高。但因为要照顾一个生病的工友，他放弃了。结果那个工友康复后翻脸不认人，我妈受不了这种窝囊气，就……”

他没继续说下去，但我已经明白了。所谓的”媳妇带着儿子跟人跑了”，可能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其实我妈后来一直很后悔，但她太要强，不肯回来。我十八岁那年，她告诉我所有的事，让我回来看爸爸。但他把我赶走了，说他活得很好，不需要任何人同情。”

我想起那本账本上密密麻麻的记录和备注，想起那些”已还”的借条，突然明白了什么。

“你爸其实一直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我轻声说。

“是啊，他是个要面子的人。”老刘的儿子叹了口气，“小时候他总教育我，做人要有尊严地活着，宁可清贫，也不能卑躬屈膝。”

这时，老刘那只花猫不知从哪儿窜了出来，直接跳到老刘儿子的脚边，蹭了蹭他的裤腿。

“黑仔？”他惊讶地蹲下身，抚摸着猫的头，“你还活着啊……”

猫咪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亲昵地用头顶着他的手。

“这是你家的猫？”我问。

“嗯，我上大学前养的，名叫黑仔。”他抱起猫，眼里闪着泪光，“没想到我爸把它养得这么好。”

我突然想起老刘小卖部里那些被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货物，那个被咬得坑坑洼洼的笔帽，还有那本记满了嘲笑与还款的账本。

原来，所谓的”懒”，只是他选择的一种活法。他不争不抢，不与人解释，却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守护着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

两周后，村里的希望小学收到了一笔匿名捐款，十万零八千三百二十一元四角。

这个数字很奇怪，校长百思不得其解。我知道，那多出来的八千三百二十一元四角，是我根据老刘的账本，把所有”未还”的借款都加了进去。

当然，我没有去找那些欠钱的人要钱，而是用自己的积蓄补上了。我想，这可能是我能为老刘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老刘的小卖部。新来的村干部已经决定把这间房子收回来，改造成村里的文化活动室。

小卖部的招牌已经摘了下来，门口的啤酒箱凳子不见了，窗台上落了一层新灰。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空荡荡的柜台上，那里曾经放着搪瓷缸子和计算器，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站在门口，仿佛还能看到老刘坐在竹椅上看报纸的样子。

“懒刘，来包中华。”我轻声说。

仿佛还能听到他那懒洋洋的声音：“四十五。”

“咋又涨价了？”

“不买拉倒。”

我笑了笑，转身离开。路过村委会时，看到黑板上写着大字：“表彰我村好人好事，老刘同志一生俭朴，捐资助学，精神可嘉……”

黑板旁边站着几个小学生，正在好奇地议论着这个他们从未见过的”老刘同志”。

我没停下来解释什么，继续往前走。村口的大树下，老刘的花猫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见我走过，抬了抬眼皮，又闭上了。

真像它的主人。

入秋了，村里的树叶开始发黄。我时常梦见老刘，梦里他既不是年轻时站在机械厂门口的意气风发，也不是晚年坐在小卖部里的沉默寡言，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站在路口，微笑着看着来来往往的村民。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本账本。那些被嘲笑的记录，那些年复一年的等待，最终换来的”已还”二字。

老刘用他的方式，证明了什么？也许他只是在告诉自己：即使被全世界看轻，也要有尊严地活着。

又或者，他在等一个道歉，一个认可，一个让他重新相信人性的理由。

无论如何，他等到了。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最终都还了钱，某种程度上也是还了一份尊重。

这也许就是老刘的胜利吧。不张扬，不声张，但实实在在地，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最后的尊严。

村里人还是会说起”懒刘”，但渐渐地，称呼变成了”老刘”。孩子们在希望小学的新图书室里读书写字，那里挂着一块牌子：“无名氏捐赠”。

没人知道这位无名氏是谁，只有我和那只花猫心里清楚。

有时下班经过老刘的坟，我会站住脚，点上一支烟，放在坟前。

“老刘，你那账本我还留着呢。”我轻声说，“你放心，那些欠你钱的人，我不会找他们要的。就像你等了他们这么多年一样，我也等着，等他们自己想明白了，自己来还。”

秋风吹过山坡，卷起几片黄叶。远处，夕阳西下，村庄笼罩在金色的余晖中。

老刘走了，但他的故事还在继续。那些账本，那些记录，那个隐藏在”懒”字背后的骄傲与坚持，将会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悄悄地融入这片土地，成为养分，成为来年新生的希望。

来源：默默Mo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