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49年到50年代初，前往美国的民国要人络绎不绝，大多居住纽约，车马频繁来往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如宋美龄，宋子文，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马鸿逵，胡适等等，还有中国天主教大主教于斌，曾经和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的青年党领袖曾琦，以及贝聿铭的父亲，时任中央银行董事长被

从49年到50年代初，前往美国的民国要人络绎不绝，大多居住纽约，车马频繁来往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如宋美龄，宋子文，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马鸿逵，胡适等等，还有中国天主教大主教于斌，曾经和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的青年党领袖曾琦，以及贝聿铭的父亲，时任中央银行董事长被派往美国参与经济援助谈判的贝祖饴等。口述历史的开创者唐德刚描述说，五十年代初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要前国府要员撰写民国回忆录，当时一级上将都得排队等候哥伦比亚大学安排会中文的学生去记录访谈，因为在美国的前国府要员太多了。

这些要员中尤其以宋子文，胡适，蒋廷黻，顾维钧，贝祖诒为核心，加上后来去美公干的俞大维，形成在美的一个精英团体。这些人除了都曾在美国接受教育和先后身居国府要职外，还有多年的共事经历。宋子文抗战时又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当时胡适为驻美大使，顾维钧为驻英大使，蒋廷黻为驻苏联大使，而贝祖饴则是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的中央银行董事长。这个团体虽然每个人都声名显赫，但因为有宋子文的威望和决策力，往往能统一行动；此团体在那一段时间密集聚会商讨时局对策，并对美国政府要人和国会议员，民间团体以及迁台的国民政府施加影响。

这个团体当时最需要应对的，是49年在美国产生巨大争议，将李宗仁给杜鲁门的密函当枪使的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发表和反响。

对华白皮书为其对华政策提供官方解释，通过强调国民党的问题，试图减轻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责任。白皮书详述了美国援助的规模和努力，暗示失败主要归咎于国民政府的内政失误，而非美国战略失误。白皮书承认美国影响力有限，无法完全控制中国局势，试图为未来的对华政策留有余地。这些政策倾向可以看出司徒雷登对整个国务院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美国国务院对华白皮书发表后，引发美国国会以及政府知华派的巨大反弹，抨击白皮书为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失败开脱。认为白皮书变相承认自己失败而对手胜利，未能采取更强硬的遏制政策。共和党领袖如参议员威廉·诺兰和约瑟夫·麦卡锡公开批评白皮书。麦卡锡主义兴起后，这种批评进一步升级。

但白皮书中提出的对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的指控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它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国民政府在内战时期重大施政失误。当时仍然支持国民政府的共和党人也提出国民政府急需厘清政治，改革行政；仅以李宗仁代理总统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完全不同于蒋的第三方自由派新人物在国民政府取代蒋的旧式官僚集团。宋子文，胡适，顾维钧，蒋廷黻，加上甘介侯和于斌大主教筹划重组文人政府以便获取军援，商议以担任上海市长期间有优异表现的吴国祯为首。宋子文提出50人名单，包括顾维钧，俞大维等很多中间派人士，但为了让新政府在美国眼中和蒋的亲信进行切割，这个名单不包括宋子文自己。蒋廷黻深信在国民政府内实现两党制能让国民政府得到制约，同时满足美国要求的民主改革，后来蒋廷黻试图说服胡适筹建自由党，以便成为国民党的反对党。在国府丢失大陆后，组织自由党和开明政府再次提上日程。宋子文支持，甚至报告给蒋而蒋并不反对，只是明确更支持一个阵线而非一个政党，以吸收开明人士加入政府以说服美国。

为了迎合美国试图以自由派人士主导国民政府的意图，还曾计划提议胡适出任李宗仁政府的行政院长。但宋子文对于胡适的政治活动能力持怀疑态度，胡自己也觉得不合适一再推辞。蒋廷黻在胡适一再推辞不愿就任行政院长后，生气地说让胡先生去当中国的甘地吧，我们自己再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在美精英团体于是力推吴国桢主导行政，用自由派人士取代政学系官僚主政，用孙立人，俞大维等在美国受过军事教育的军人取代黄埔系主军人领袖，以实现对国府军队的全面改革。国府在迁台后阎锡山即辞去行政院长吴国桢后来出任台湾省长（陈诚任行政院长），兵工出身的俞大维后期成为第一位文官国防部长；孙立人成为陆军司令长官，名义上统率整个国府军队，金门战役孙立人训练的国军新兵取得了不错‬战绩‬。美国最想改变国民政府的‬党国体制，并间接促成蒋驱逐CC系核心人物陈立夫。但国民党的党务和特务系统均由蒋经国接任，对此，杜鲁门政府一直耿耿于怀并明确表示反对。

对于陈立夫的驱逐离台，笔者更相信陈立夫传记及陈立夫回忆录里的说法。作为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就是其首席机要秘书的陈立夫，驱逐不是‬史‬实‬而是在此存亡危急时刻陈在日月潭和蒋单独晤谈，主动要求蒋弃子保帅，在需要时将全部责任推给自己，以便重新获得美国支持。需知马歇尔最为厌恶的人便是陈立夫。顾维钧回忆录里专门提及陈立夫曾当面向司徒雷登表达以他二十多年和国府对手打交道的经验，其对马歇尔调停不抱任何希望。司徒雷登将此话全部转告给了马歇尔。陈立夫自行离台，蒋赠予部分路费；陈只身来到纽约，以前的国民党中枢核心，组织部长是靠在纽约养鸡为生，一直到十几年以后才回到台湾。

但杜鲁门政府的要求核心是要求国民政府弃蒋，顾维钧甚至认为杜鲁门政府政策核心就是“蓄意让蒋的国民政府垮台“。对此胡适，顾维钧等中间派自由人物都觉得不可理解。胡适对美国坚持中国应该第三政党这一想法非常反感，任何寄望的‬第三强人都是异想天开。顾向当时的国会议员争辩理解民主比建立民主更容易，任何臆想中的第三人物从来就不存在，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存在。

（蒋廷黻）

为了回应白皮书对国府要员的腐败，尤其时宣传中的“四大家族“中对孔，宋的指控，宋子文致函美国国会主动要求对其财产进行调查。贝祖诒也受命疏通宋子文和孔祥熙配合美国政府军援的调查，以彻底回应1942年以来五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开始后的诸多问题，例如1946年宋子文出售黄金等是否有腐化问题。顾维均也找来使馆专员协同调查。FBI的秘密调查持续时间很长，笔者前几篇笔记已经记录过调查结果并没有证实孔宋的贪腐实据。宋子文家属在宋去世后捐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大量资料包括个人资产清单，战后财产没收清单都证实宋的真实财富数字；FBI1983年的解密文档证实抗战时由日本传播的宋子文为世界首富的传言为谣言。

1949年前后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到韩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的政府‬地位在国际上面临被取代，例如英国，荷兰，印度等不久就宣布决定承认了新政府，美国的民主党政府也此事举棋不定，司徒雷登南京解放后一直呆在南京便是例证。顾维钧回忆录里专门提到在这一段非常时期，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资产，尤其是在美国和香港的资产（如黄金和外汇储备，国际货币和世界银行的初始准备金，其他用于军备或急需物资采购的银行存款等）面临在海外被冻结，然后被新政府申索的风险。国民政府只能用大量的个人名义（包括很国府多要员及亲属的名义）将部分国府资产在可能被冻结前转移到个人账户。顾还专门提到蒋自己在美国也有私人账户，并委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副执行董事的俞国华打理。这个私人账户实际上是民国总统专属基金，用于海外事务中的一些紧急支付。例如国府驻美大使馆在49年前后用支见拙，就是由蒋的私人基金中拨款给使馆人员发薪。其时还需要继续进行国际宣传，也是蒋委托俞国华亲自拿着三万美元的支票交给顾。

在国府49年的风雨飘摇中，政府存款往往一转再转，从纽约到香港再到台湾，美国政府对此资金流向因此产生怀疑，以为是贪污线索，真实情况却是国府为了避免海外存款被新政府申索，有意隐藏资金去向。而宋氏家族的在美公司在此时期被用于很多军需物资采购，例如宋子良的公司被用于空军的航油采购等。美国国务院当时也是先关注到交易实体有宋氏家族参与，后来才知道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国防部的安排。顾在当时了解到真实情况后也‬觉得非常自信在‬美国政府和国会那里可以申辩成功。

（俞大维）

空军采购后来爆发出很有名的毛邦初（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和周至柔（空军司令）案，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在采购中有贪污行为，周至柔还因此被停职调查一段时间。毛邦初在美国自持有美国议员支持，拒不回台接受质询，并拒绝交还国府的采购资金；甚至拒不承认蒋为合法民国总统而让闲居美国的李宗仁出具命令让他留任。此事在美负面影响极大，反对国府的议员试图以此事坐实国府迁台后在蒋的治理下仍无任何改变。宋子文，蒋廷黻，顾维钧，俞大维，俞国华等商议组成在美的此案调查委员会，并邀请有威望的美国军政人员和律师参加，公开调查过程和及时通知调查结果。这个机构的组成和操作在美国取得良好反馈，被认为是国民政府开始澄清腐败的开端。国府在美起诉毛邦初，最后司法结果也证明毛邦初为了个人恩怨而诬告周至柔。

笔者从没否认过国府官员在内战期间的贪腐行为，尤其是接收日战区资产和执行战时经济政策但又无立法制止政商不分。本笔记只着重描述1949年国府迁台后迫于内外部压力在改革行政，厘清腐败上的努力。

（贝祖诒）

在美国的精英团体还有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便是扭转国府要员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妄想。在二战后冷战在全球开启，美苏对抗愈演愈烈，尤其是韩战不断升级后，国民政府里军政大多要员，尤其是蒋深信将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顾甚至认为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深信不疑成为蒋在49年国府败退大陆之时一系列错误决策的根据。为了将台湾建成用于第三次大战的反攻堡垒，禁止动用过多台湾黄金储备防守大陆，早前放弃长江防线把汤恩伯主力用以固守上海以便为向台湾运输物资赢得时间；之后又放弃衡阳，不战而放弃广州，最终导致蒋和桂系的彻底失和。在美精英团体了解到，很多美国要员和各国首脑（例如印度的尼赫鲁））都深信二战以后美苏，尤其是苏联看到二战的巨大破坏后不愿意再引发另外一次大战。

国府很多要员在韩战开始后却大多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迟于53年来临。顾认为他们这些都是如意算盘，无非是想要简单复制抗战时的成功路径重新获得国际支持并重返大陆。顾在韩战开始后回台述职走马灯一样不停会见国府党政军要员如行政院长陈诚，国军参谋长周至柔等，以及在蒋组织的高层研讨发表国际局势观点时，都不断强调根据他和很多国际要人的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极小。顾回忆到每当他讲到此处，都能看到国府要员大多数都流露出极为失望的神色。

1949年前后这个多事之秋，为了败逃到台湾的国民政府的存续，还有很多各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之后笔记还将探讨其他‬人‬的外交努力和在国际上合纵时所遭遇的冷暖。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