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故宫那么大，为什么龙榻那么窄？| 国际博物馆日

摘要：因为一直生活在北京，我反而很少去故宫，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迅游。故宫在我印象中也无非是宏大、房间多得数不胜数。而书本上的故宫反倒更加鲜活：她见证了两个朝代的兴盛和没落，也看着中国从病入膏肓走向新生。

“故宫那么大，为什么龙榻那么窄？”祝勇提出了一个我从未曾思考过的问题。

因为一直生活在北京，我反而很少去故宫，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迅游。故宫在我印象中也无非是宏大、房间多得数不胜数。而书本上的故宫反倒更加鲜活：她见证了两个朝代的兴盛和没落，也看着中国从病入膏肓走向新生。

我也能感知到明朝正德皇帝被迫生活于此时感受到的压抑和窘迫，他渴望逃离又深陷其中，他的反抗幻化成各种怪异之举，看似让人迷惑不解，其实也顺理成章。而祝勇的提问或许也有类似的意味：这是一座宏伟的宫殿，但也是人的居所；它代表着，如同历史学家史景迁所说的无远弗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代表着一个人的生活细节和情绪。

很多年前，祝勇听到一位欧洲游客在太和殿门前问：“中国古代皇帝是住在这里吗？”他很震惊，一方面，他当然知道故宫声名远播，足以吸引全世界的人前来朝圣，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人们对于故宫的理解依然停留在粗浅的层面。

巴黎圣母院里产生了雨果笔下伟大的爱情故事，而在我们的认知中，故宫似乎只和宫斗剧缠绵在一起。祝勇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让人们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故宫。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作为作家、学者，同时还担任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的祝勇开启了一段段冒险的精神之旅。在现实世界里，他一次次踏上陌生之地寻找与故宫有关的蛛丝马迹，逐渐汇成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与此同时，他拿起笔用非虚构与虚构的双重方式将这些故事谱写出来。在这些陈年旧事里，我们能发现一些崭新的不同的历史片段，而祝勇的描述生动鲜活、情感丰沛。只要翻开第一页，你就会很容易地进入他的语境，流连忘返。

祝勇有着古典主义的行事风格。除了在外调研的时光，他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和阅读，以及和历史、文物学者们进行广泛交流。他的办公室，也就是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曾坐落于故宫东华门内的南三所，那是三座东西并连的四合院，故宫学研究所在最西的一座。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同门类的专家在这里展开他们的研究工作，喧嚣的现代生活与故纸堆里枯燥而绚烂的历史似乎只有一墙之隔。

祝勇说，自己如同在宝藏中工作：“故宫博物院是一所永远不会毕业的大学。”但年深日久，祝勇渐渐发现，故宫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文博产业的兴盛也加深了故宫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印象，这又暗合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时代情绪的变化。可是问题在于，人们对故宫的了解有多少？故宫的历史画卷中发生过的那些历史事件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影响？一个个或显赫一时，或身败名裂的灵魂又意味着什么？

更重要的是，故宫文物那次伟大的迁徙有哪些历史细节值得被铭记？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普通人对文物又持有什么样的观点？

面对着这许许多多复杂而又迷人的命题，祝勇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他用文字、故事和情感追溯与故宫有关的一切。十年前，《故宫的风花雪月》横空出世，激发了读者对故宫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祝勇并没有单纯把焦点置于北京故宫，而是将北京故宫、中国台北故宫以及沈阳故宫结合起来讲述。他透过一件件艺术品来勾勒当时的社会风貌与思想变化。

打开这本书，你立刻会被祝勇时而清新时而宏大的笔触所感染：五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所倡导的“乐感文化”早已沦为“八佾舞于庭”的荒糜淫乱，失控的欲望裹挟着人性，向道德的最低点冲刺。我很好奇，作为历史学者如何写出如此精妙的语句。

2020 年，长达 700 多页的《故宫六百年》问世，祝勇尝试着将这座古老的宫殿放在更辽阔的世界体系中去审视。他会用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来对比故宫，得出的结论是：

“与卢浮宫比起来，埃菲尔铁塔无疑是一座空洞的纪念碑，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它有高度（1929年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建成以前，它一直是世界建筑的最高峰），有其他建筑无法企及的体量，仅凭这些，就使它成为一个符号，罩在巴黎的头上，挥之不去。就像紫禁城，她的象征性，是通过她不近人情的宏大来实现的。”

他对故宫的理解足够深刻、多元，且视角独特。《故宫的书法风流》则通过李斯、王羲之、李白、颜真卿，以及“苏黄米蔡”等十余位名家的“书法故事”，铺陈出一段段关于笔墨的历史。

在祝勇看来，故宫博物院怀有丰富的文化宝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故宫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我想透过这个窗口把中华文明的线索一条条地梳理下去。如果有幸一直写下去，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为读者搭建起一座可以参透中华文明的‘纸上故宫’。”

在写作过程中，祝勇也不断被故宫文物南迁这个足以写进人类历史的壮举所感动。今年五月，祝勇出版了《故宫文物南迁》，这本书是他经过漫长而深入的实地调研、阅读了浩繁庞杂的历史文献之后写就的。“最近这些年，人们热衷于谈论西南联大的迁徙之路，也对民国时代的学者大师充满赞誉。但我想，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更加包含了普通人的故事。”

祝勇说起这些的时候，我们坐在北京灯市口古色古香的华尔道夫四合院酒店里。他的话语表述充满着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思辨，同时，他又善于使用具有感染力的词汇，当他向你讲述一个历史片段的时候，通常以一个典型的时间，或者一位人物的故事开始。

“我写非虚构《最后的皇朝》以一场真实发生的鼠疫开始，我的历史小说《血朝廷》中虚构了慈禧太后在逃亡中吟诵了楚辞《哀郢》。”历史的细微之处似乎更有表达的张力，这种见微知著的写作手法得益于祝勇对史学家史景迁和魏斐德的热爱。前者善于通过塑造历史人物来解构历史发展的脉络，后者因为《上海三部曲》的杰出成就蜚声海外。

在《故宫文物南迁》之后，祝勇又开始了历史小说的创作。他试图通过一个家族辗转的命运重塑当年的生活，一窥巨大的历史洪流如何向小人物身上涌来……

F风尚志：从历史写作到历史小说的写作是如何跨越的？

祝勇：此前我曾经做过故宫文物南迁题材的纪录片，疫情期间，项目中断，预计明年重启。但这个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关于这个时间的历史文献，也实地考察了南迁的路线，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素材。我也写了这段历史，但是是非虚构写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非常值得书写，而非虚构写作在情感表达、故事的可读性方面肯定是受限的。

而且，这段历史背景在纯文学中好像还没有人写过，所以我想试试。故事讲述的也是一个家族和周边几个家族悲欢离合的故事。当时，中国正在发生巨变，东北沦陷、淞沪会战、卢沟桥事变等等，这些事情都会影响普通人的生命与生活。我希望在大的历史框架下写人的悲欢离合、国仇家恨。

F风尚志：有什么样的典型故事让你印象深刻？

祝勇：男主人公其实是几个真实历史人物的缩影，我把一些典型的真实人物的故事浓缩在了他身上。还有，我写了一位太太历经战乱的颠沛流离，带着孩子去西部寻找自己的丈夫。但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具体在哪里落脚，只能带着希望的星星之火踏上艰难的旅程。

有一天晚上，一位好心的旅店老板收留了她们，让她们睡在柴房里。母亲抱着孩子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亮醒来，她发现自己其实在棺材里睡了一整夜。

类似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真实而荒诞。

F风尚志：我很好奇的是，当时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中，普通人是如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的？他们对文物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祝勇：当时故宫的工作人员要拼死保护这些文物，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所以当时他们有个口号叫“人在文物在”。普通人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让人特别感动。当时，文物运送到了武汉，长江上。如果继续往西部运送，就需要把文物从大船转移到小船上。一开始，他们先把文物放在一间祠堂里，然后雇佣当地农民帮着把箱子运到小船上。一共 19000 多个箱子，周围没有警察、保安，全靠农民自发地运送，结果是一件文物都没有丢失。

还有一个真实事件。当时，文物存放在峨眉的时候，有一天，县城里有几间民房着火了，火势蔓延很有可能烧到文物存放地，怎么办？当时，村民们把自己家的房子拆了，在小庙周围硬生生盖出一个隔离带，防止火烧到文物。

我们放大一下视角，当时，中国正在开展全民抗战，所以我想，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一种意识，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们的文物。

F风尚志：我们说回故宫，故宫是如何体现人与建筑、情感与建筑的关系的？

祝勇：建筑是一个表层的东西，是物质文明。故宫里的建筑和文物都属于物质文明的层面，它是表层，反映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包括审美、生活习惯等等。所以，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物质层面去理解故宫，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该透过物质看人性、看人心。所有物质层面的东西都跟人的需求、人的权力需求紧密相关。

故宫，我们第一印象是满足皇家的权力需求，所以修建得很宏大。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满足人的生活的需求。比如龙榻并不大，太大的床皇上睡着也会不舒服。比如故宫里以前皇上用的茶杯，大小都很有讲究，就是用虎口正好能握住。这些都是为了满足生活习惯的诉求。所以故宫里有权力的叙述，也有生活的细节。

F风尚志：这些年文创产业风生水起，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去纠正的？

祝勇：不能浮于表面，比如文创产品可以从故宫取材一段花纹的意象。可是你要理解花纹的含义，背后的意涵以及代表的审美态度等。所以无论是非虚构写作，还是虚构写作都需要有严谨的态度，在历史中找到真相，至少要接近真相。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