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启安，你娘要回来了！＂邻居老王扯着嗓子从院子里喊完这句话，扔下一封皱巴巴的信就走了。

春秋恩泪

＂周启安，你娘要回来了！＂邻居老王扯着嗓子从院子里喊完这句话，扔下一封皱巴巴的信就走了。

那是1991年初春，料峭的寒风里夹杂着潮湿的气息，我刚下岗三个月，揣着几张皱巴巴的票子，还没从那份＂铁饭碗＂被砸碎的惊愕中缓过神来。

我叫周启安，是南方一座小县城里再普通不过的工人，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戴顶发旧的工人帽，像极了七十年代宣传画里的那种人。

1974年，我才十岁，是个懵懂少年，只知道每天背着书包在泥巴路上蹦跳，而爹娘却在那个寒冬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北大荒。

那年冬天格外冷，雪花大如鹅毛，漫天飞舞，像是老天爷撕碎了一床棉被撒向人间。

记得娘临走时，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袄，脸被冻得通红，把我交给奶奶，手里塞给我一个用红绸布包着的荷包，里面装着两块奶糖，说：＂咱家启安，要争气，不能给周家丢人。＂

爹站在一旁，高高的个子，严肃的脸，抿着嘴不说话，只是用粗糙的手掌使劲揉了揉我的头发。

那一刻，我感到头皮发麻，却倔强地没掉一滴泪。

火车汽笛声响起，爹娘的背影在飘雪中渐行渐远，直到成了站台尽头两个小黑点，最后被白茫茫的大雪吞没。

那时的黑龙江，是国家的北大荒，是热血青年的向往之地，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希望所在。

我爹周建国，娘李淑芳，带着建设边疆的热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北上。

信里常说北大荒如何艰苦，零下四十度的天气里，土冻得像铁一样硬，人一出门，呼出的气就变成白霜，粘在眉毛上。

＂启安啊，娘给你寄了一双厚袜子，记得每晚烘热了再睡觉。＂娘的信总是絮絮叨叨，字迹歪歪扭扭，却满是温暖。

爹的信则简短有力：＂儿子，好好学习，将来建设祖国。＂短短一行字，却像是一道命令，刻在我的心上。

奶奶常拿着信念给我听，然后感叹：＂你爹娘是好样的，为国家做贡献去了。＂

爹在农场做机修，娘在食堂帮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一趟家。

他们的青春就这样献给了广袤的黑土地，像无数个同时代的知青一样，在陌生的土地上挥洒汗水，种下理想，收获的却是与故乡越来越远的距离。

我在奶奶的照料下，慢慢长大，成绩不算优秀，但也不差，总是稳当当地排在班级中游。

奶奶去世那年，我十八岁，正好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却考上了县里的工业技校，学了机械修理。

那段日子，我常常想，如果爹娘在身边，是不是会逼我更努力些，考个像样的大学。

毕业后，我进了县里的国营机械厂，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风光单位，有食堂，有宿舍，有医疗，更重要的是，有那个年代最珍贵的＂铁饭碗＂。

厂里人常说：＂进了咱厂，下辈子就不用愁了。＂

我在车间做钳工，每天和机油、铁屑打交道，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皮肤被机油染成古铜色。

八十年代中期，我认识了同厂缝纫车间的杨丽，一个梳着齐耳短发，脸颊有两个浅浅酒窝的姑娘。

她穿一身蓝色的确良工作服，走路时衣角飘起，像一朵在车间里绽放的蓝色花朵。

杨丽心灵手巧，给厂里做宣传画，字写得好，人也爽利，工作起来雷厉风行，是厂里有名的先进工作者。

我向她借过几次宣传栏上的彩色笔，鼓足勇气约她去看了场露天电影《庐山恋》，在昏暗的夜色里，偷偷握住了她柔软的手。

半年后，在厂里同事的起哄下，我们领了结婚证，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婚宴上没有山珍海味，只有几盘花生米，几碟凉拌菜，桌子中间放着一大盘喜糖和一坛本地特产的米酒。

爹娘因为工作忙，没能赶回来，只寄来一封贺信和两张五十元的汇票，说是给我们的新婚礼物。

那两张汇票，抵得上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我知道那是他们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血汗钱。

新婚之夜，我和杨丽在厂里分到的宿舍里，那是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简单得像个火柴盒。

我从床底下拿出爹娘寄来的信，读给杨丽听：＂启安啊，找个好媳妇不容易，要珍惜，要孝顺爹娘，要对得起国家的培养。＂

杨丽听完，红着眼圈说：＂你爹娘真好，我以后一定会孝顺他们。＂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如水，却也安稳。

每逢春节，总会收到爹娘从黑龙江寄来的粮票和厚实的棉衣，有时还有几包北地特产的黑木耳和蘑菇。

那些布料粗糙的棉衣，散发着一股特殊的味道，似乎夹杂着北方的风雪和爹娘的牵挂。

杨丽总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洗干净，晾在阳光下，然后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柜子里。

1986年，我和杨丽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皮肤白嫩，眼睛圆溜溜的小男孩。

按照老家的传统，孩子应该随爷爷的辈分取名，我给他取名周建民，寓意为建设国家，造福人民。

我给爹娘寄去了孩子的照片，爹回信说：＂好孙子，壮实，像我。＂

娘则絮叨了一整页的育儿经，从怎么洗尿布到怎么煮米粥，事无巨细，字里行间满是对孙子的疼爱。

1988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午后，厂里的广播突然喊我去办公室。

我心里一惊，这种点名从来不是好事，果然，电话那头传来的是爹生病的消息。

＂启安，你爹病了，很严重，你能回来看看吗？＂娘的声音哽咽着，像是强忍着泪水。

我急忙向厂里请假，却被告知生产任务紧，最多只能给三天假期。

回家后，杨丽二话不说，收拾好行李，塞给我全部积蓄：＂你爹对你那么好，你必须去看他。＂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行驶，我的心也跟着剧烈跳动。

北上的路途漫长，当我风尘仆仆赶到黑龙江农场时，却被告知爹已经走了，就在前一天晚上，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没能等到我。

我站在简陋的农场医院外，天空灰蒙蒙的，飘着细雨，远处的黑土地一望无际，散发着潮湿的气息。

娘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头发花白，背微微驼，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看到我，她只是默默地流泪，然后轻声说：＂你爹走得很安详，临终还念叨着你的名字。＂

我跪在爹的遗体前，看着他那张被岁月和劳累刻下深深皱纹的脸，心如刀绞。

那个在我记忆中高大严肃的父亲，如今安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会用粗糙的手掌揉我的头发，再也不会用简短有力的话语教导我。

农场的领导来吊唁，说爹是个好工人，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同事们说爹总是第一个到工作岗位，最后一个离开，从不向困难低头。

娘说，爹生病后还坚持工作，直到倒下的那一刻，还在惦记着农场的机器检修。

火化那天，我抱着爹的骨灰盒，感受着那份沉重，仿佛承载了他一生的付出和牺牲。

白烟袅袅升起，带着爹的灵魂回归天空，而我，却只能带着无尽的悔恨和痛苦踏上归途。

那年我二十四岁，人生中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冰冷和生命的脆弱。

回到县城后，我一夜白了几根头发，像是被岁月提前光顾。

杨丽安慰我：＂人死不能复生，你要好好活着，照顾好娘和儿子，这才是对你爹最好的告慰。＂

我点点头，却只能在梦里一次次地和爹相见，梦中的他依然高大，依然不苟言笑，只是目光中多了一丝慈爱和不舍。

娘没有随我回南方，她说已经习惯了北大荒的生活，而且爹的坟就在那里，她要守着他。

＂你放心，我身体好着呢，还能再干几年，等退休了再说回去的事。＂娘在信中这样写道。

就这样，我回到了平静的生活轨道，每月按时往黑龙江寄钱，寄信，汇报家中的情况。

谁知，好日子没过几年，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国企开始大规模裁员。

1991年初，厂里张贴出第一批下岗名单，我赫然在列。

当时的打击，不亚于当年得知爹去世的消息。

那個＂铁饭碗＂，那个被称为＂一辈子不用愁＂的工作，就这样没了。

我拿着几千块钱的遣散费，站在厂门口发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杨丽比我坚强，她说：＂不就是丢了工作吗？咱们还年轻，还能干，大不了摆个小摊，卖个早点，总不至于饿死。＂

可我心里清楚，那个年代，下岗意味着什么：不再有单位的保障，不再有固定收入，更没有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福利。

下岗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熬。

我们租了个小推车，卖油条、豆浆，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和面、起油锅，直忙活到上午九点。

收入少得可怜，有时遇上刮风下雨，甚至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小建民上小学了，学费、书本费像是无底洞，掏得我们捉襟见肘。

就在我愁眉不展的时候，娘的信来了。

那是一封写得格外工整的信，娘说她退休了，农场给了一笔不少的退休金，她想回来，和我们一起住。

信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心里一沉：＂启安，娘老了，该你赡养了。＂

一时间，我心里五味杂陈。

娘回来，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我自己都顾不上，如何赡养她？

我把信递给杨丽，她看完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娘回来也好，她能帮着看孩子，你我可以多点时间做生意。＂

我点点头，却心里没底。

就这样，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我踩着水洼，来到县城唯一的火车站，等着十七年没见的娘。

火车呜咽着进站，人流如潮水般涌出，我焦急地张望，寻找记忆中那个面容慈祥的身影。

一个矮小佝偻的老人，拎着两个布袋，缓缓从人群中走出。

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色棉袄，脚上是一双破旧的黑布鞋，头发全白了，满脸皱纹，眼神却依然明亮。

我几乎认不出这就是我的娘。

她的脸上刻满了北大荒的风霜，手上的茧子厚得发亮，整个人像是被岁月碾压过，只剩下一副枯槁的骨架。

＂启安啊，娘回来了。＂她的声音依然温柔，却比记忆中苍老许多。

我鼻子一酸，冲上前去，接过她手中的布袋：＂娘，您可算回来了。＂

回家的路上，娘不停地问东问西，问小建民长得像谁，问杨丽的身体，问我下岗后的打算。

我支支吾吾，不敢说实话，只说日子还凑合，不想让她担心。

到家后，杨丽热情地招呼娘，小建民怯生生地叫了声＂奶奶＂，然后躲到了杨丽身后。

娘笑了，从布袋里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荷包，递给小建民：＂这是奶奶给你的见面礼。＂

那个荷包，和十七年前她给我的一模一样，只是颜色更鲜艳些。

家里的日子更紧了，原本二十几平米的小屋，挤进第四口人，显得拥挤不堪。

我和杨丽打地铺，把唯一的床让给了娘和孩子。

我暗自焦虑，不知道如何维持这个家，甚至开始怨恨娘为何偏偏这时候回来。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娘似乎看出了我的窘境。

她每天都会从针线包里取出一些钱贴补家用，买菜、买米、买油，有时还会偷偷塞给小建民零花钱。

＂娘，您哪来这么多钱？＂我忍不住问道。

＂这些年攒的一点退休金，不多，够用就行。＂娘总是这样回答，眼神却有些闪烁。

起初，我还担心娘不习惯南方的生活，没想到她适应得很快。

她每天早起，帮我和杨丽和面、烧火，小摊上的生意慢慢好起来。

娘的手艺不错，她改进了油条的做法，加入一些北方的元素，做出的油条又香又脆，吸引了不少回头客。

她还会做东北特色的锅包肉、猪肉炖粉条，周末在小摊上卖，常常供不应求。

小建民很喜欢娘，放学后总缠着她讲北大荒的故事，听她说那里的冰天雪地，听她说爷爷如何修理拖拉机，听她说大雁如何南飞。

娘教小建民写毛笔字，那是她晚年学会的一项技能，虽然写得不算好，却有一股朴实的劲头。

我看着娘和孩子相处融洽的样子，心里的那点怨气慢慢消散了。

一天晚上，我看见娘在灯下数着布袋里的存折，足有七八本，每本上的数字都不少。

＂这么多钱？＂我惊讶地问。

＂你以为娘是来给你添麻烦的？＂娘抬起头，眼里闪着光，＂这是我和你爹这些年的积蓄，一分都没敢花。＂

她把存折一本本排开：＂这本是你爹生前攒的，这本是我每月省下的伙食费，这本是农场奖励的奖金......＂

＂我们一直想着，等你结婚生子，有个像样的家，这钱就是你的依靠。＂

我鼻子一酸，抱住了这个瘦小的身躯。

想起十七年来，他们在北国寒冬里省吃俭用，却从未向我伸手要过一分钱。

相反，每逢过年过节，总会寄来钱和物，生怕我们生活困难。

那一刻，我为自己的猜忌和不信任感到深深的愧疚。

＂启安，你爹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有出息。＂娘轻声说，＂他走得突然，没能等到看你成家立业的那一天。＂

＂娘来，不是为了给你添麻烦，是想看着你把日子越过越好，替你爹完成这个心愿。＂

她从布袋底部取出一个旧钱包，里面是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是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合影，拍摄于我七岁那年。

照片上，爹站得笔直，脸上是罕见的微笑；娘温柔地搂着我的肩膀；而我，一脸天真无邪，对未来充满期待。

＂你爹走后，我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这张照片，才能睡着。＂娘的声音低沉而坚定，＂现在，我把它带回来了，希望你能记住，你爹对你的期望。＂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想着娘的话，想着那些存折，想着十七年来家里发生的一切。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不再摆小摊了，要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靠着娘的积蓄，我租了个小厂房，买了几台二手机床，开了个小机修厂，专门修理农机和小型机械。

我给厂子取名＂建国机修＂，以爹的名字命名，希望能继承他的精神。

开业那天，我在门口挂上一幅爹的遗照，下面写着＂技艺精湛，诚信为本＂八个大字。

娘虽然不识几个字，却每天起早贪黑帮我张罗。

她负责接待客户，煮茶倒水，有时还帮着记账。

那双粗糙的手，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却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让客户感到温暖和信任。

杨丽也辞去了小摊的工作，到厂里帮忙，负责采购和财务。

她那灵巧的双手，不仅能做出漂亮的宣传画，还能精准地计算每一笔进出账目。

小建民放学后也来帮忙，给工人送水，整理工具，偶尔还跟我学习一些简单的机械知识。

刚开始，生意并不好做，很多人不相信一个下岗工人能修好机器。

有人冷嘲热讽：＂国营厂都待不下去的人，能有什么真本事？＂

还有人怀疑我的技术：＂你那点本事，够给拖拉机挠痒痒的。＂

面对质疑，我没有退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我把爹教我的技术和我在厂里学到的技能结合起来，不断学习新知识，提高技术水平。

每一台送来的机器，我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精心呵护，认真修理。

渐渐地，口碑传开了，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

＂老周家的儿子，手艺确实有两下子！＂

＂建国机修，名不虚传！＂

这些评价，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娘的勤劳朴实感染了厂里每个人，她常常说：＂做人要厚道，做事要踏实，这样才能长久。＂

她的话，像是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前行。

小建民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一个怯生生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懂事、自信的少年。

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继承了爷爷和我的动手能力，经常帮我解决一些技术难题。

三年后，厂子走上正轨，我们从租赁的小厂房搬到了自己的新址，面积扩大了三倍，员工也从最初的三人增加到了二十多人。

我们还添置了一些现代化设备，开始接一些大型机械的维修项目。

那年，我获得了县里的＂优秀个体工商户＂称号，县电视台还来采访，报道我从下岗工人到成功创业的故事。

娘看到电视里的报道，激动得直流泪，说：＂你爹若是在天有灵，看到你今天的成就，一定会很欣慰。＂

杨丽趁机提议，用赚到的钱给娘买一套小房子，让她安享晚年。

娘却坚决反对：＂我哪用得着那么大的地方？和你们住在一起挺好的，热闹。＂

她只提了一个小要求：＂能不能在院子里种几棵松树？看着它们，就想起北大荒的冬天。＂

于是，我们在新家院子里种了三棵松树，一棵代表爹，一棵代表娘，还有一棵代表我们这个家。

如今，厂子蒸蒸日上，我们家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

我时常和娘坐在院子里的松树下晒太阳，听她讲那些我不知道的往事。

她说北大荒的松树顶着风雪依然挺拔，如同我们这些扎根黑土地的人，不畏艰难，坚韧不拔。

她说，爹生前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些松树，常说：＂松树不怕冷，咱们也不能怕。＂

她翻出一个小本子，那是爹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他们在北大荒的点点滴滴，有苦有乐，有泪有笑。

有一页特别显眼，上面写着：＂今天是启安十五岁生日，不知道他长高了没有，学习好不好，有没有交上好朋友......＂

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浓浓的思念。

而我明白，比那松树更坚韧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是父母对子女那绵长无尽的爱。

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在荒凉的土地上筑起我们的未来；

用勤劳和智慧，在艰苦的环境中守护我们的梦想；

用爱和牺牲，在时代的变迁中坚守对家庭的承诺。

这份爱，穿越了十七个寒暑，历经了无数风霜，却始终温暖如初。

如今，当我抚摸着院子里日渐高大的松树，感受着它们顽强生命力，我知道，爹娘的精神已经深深根植在这片土地上，也根植在我的灵魂深处。

而我，将继续传承这份精神，把它传递给下一代，让爱的接力棒永不停歇。

就像北大荒的松树，历经风雪，愈发挺拔；

就像黑土地的作物，扎根深处，茁壮成长；

就像父母的爱，穿越时空，生生不息。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春秋恩泪，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也是我们永恒的财富。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