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关非洲斑马向外传播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初罗马帝国征服非洲。我国对斑马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诸蕃志》。元明时期，斑马作为朝贡与民间贸易物品渡海西来，先后被称作“阿塔必即”“花驴”“花福鹿”等。随着明清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海上丝绸之路衰落，斑马西来的道路

有关非洲斑马向外传播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初罗马帝国征服非洲。我国对斑马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诸蕃志》。元明时期，斑马作为朝贡与民间贸易物品渡海西来，先后被称作“阿塔必即”“花驴”“花福鹿”等。随着明清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海上丝绸之路衰落，斑马西来的道路被阻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清末“万牲园”的出现，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斑马的短暂记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动物园重新赴非引进斑马，斑马才逐渐为人们熟悉和喜爱。斑马在中国几经消失、屡被遗忘。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斑马依然在历史中留下了不可忽视的身影。

斑马产自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以其黑白条纹著称于世，包括山斑马（Equus zebra）、普通斑马（Equus burchelli）、细纹斑马（Equus grevyi）和已经灭绝的斑驴（Equus guagga），[1]体型与阿拉伯马、蒙古马相近，但因其动物属性，至今仍难以进行人工驯化。[2]斑马作为一种观赏类动物传入中国已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目前有关斑马的研究多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在交流史视域下的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对斑马传入中国脉络的整体梳理。斑马的传入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一隅，其西来不仅是古代中国同周边国家交流的实例，更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通过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对斑马的记载，尝试梳理其传入中国的轨迹和历史。

一

有关非洲斑马向外传播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希腊文资料。元老院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曾记载：

ἵππους为古希腊语“马”之意，τιγροειδεῖς意为“像虎的、有虎斑纹的”。公元3世纪初罗马帝国东征时，近卫军长官普劳提亚努斯（C. Fulvius Plautianus）命百夫长们从厄立特里亚海（Erythraean Sea）的岛屿上偷走“老虎般的马”献给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在卡拉卡拉（Caracalla）统治时期，一匹斑马曾在罗马帝国的竞技场中被杀。[4]此后笔者所见相关文献记载阙如。公元17世纪，南亚也有关于斑马输入的记载，1621年莫卧儿帝国第四任君主贾汉吉尔（Jahangir）曾在其大臣阿萨夫·汗（Asaf Khan）的住处见到一种“奇特的条纹动物”，他在《贾汉吉尔之书》（Jahangirnama）[5]中记载：

有人向我展示了一头野驴，它有形如老虎般的黑白条纹，十分奇特。黑条纹大小不同，按比例排列分布在鼻尖到尾梢、耳尖到四蹄。它的眼周是满黑色条纹——恍若命运之神巧夺天工的作品。奇怪的是，它的条纹并非由人绘制，细细检查便可得知是由真主[6]创造的。由于这种动物十分罕见，我决定将它纳入到赏赐我的兄弟阿巴斯沙阿（Shah Abbas）的赠物中。[7]

贾汉吉尔的宫廷画师乌司达·曼苏尔（Ustad Mansur）将这种动物的形象以图像的方式记录下来（见图1），可以明显看出《贾汉吉尔之书》中所描绘的动物正是斑马。图上附有疑似贾汉吉尔本人题写的波斯文题记，补充说明了这匹斑马的来历[8]：

此则题记大意为：

“骡子由鲁姆人在

的协助下

自阿比西尼亚带来，我请举世无双的曼苏尔大师为其绘制图像

”其中“鲁姆人”泛指异邦或欧洲人，“阿比西尼亚”指东非地区。自1489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开辟新航路起，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逐渐控制了南亚次大陆的海陆交通，并通过中转贸易为莫卧儿帝国带来外域舶来品，这匹斑马正是其中之一。以上两则材料可证明斑马曾流往地中海世界和南亚地区，从这一点来看，斑马也极有可能从地域上向东方传播。

图1 乌司达·曼苏尔所绘斑马[9]

二

学界已普遍认同斑马是非洲特有生物，现存材料关于中国有“本土斑马”的推测多缺乏有力证据、有待商榷。目前国内尚未发现可以支持先秦时期中国存在斑马的考古材料，李昆仑在《伏牛山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提到，栾川孙家洞遗址出土葛氏斑马（细纹斑马）动物化石，[10]与相关材料进行对比后，此处“葛氏斑马”疑为“葛氏斑鹿”之误。[11]《山海经》中记载一异兽，名鹿蜀，“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12]郭郛等学者认为“鹿蜀”是斑马的中国古称，至春秋战国时期尚未在中国绝迹，[13]郭斌则从文本分析及图像学角度入手反驳此说（见图2）。[14]《甲骨文合集》中有

（编号5712）等，[15]韩江苏认为，这些字是在“马”字的原型上添加斑纹，似代表“斑马”这一实体。[16]内蒙古阴山巴日沟史前岩画中有形似斑马者，盖山林认为岩画所描绘的是群虎形象（见图3），巴日沟（即老虎沟）因此图而得名。[17]笔者认为，从生物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已有“本土斑马”的可能性较小，上文中所述斑马在先秦时期的身影，似乎缺乏有力支持，只能作为一种推测。

图2 清代周松龄绘《山海经》中鹿蜀形象[18]

图3 内蒙古巴日沟虎群图[19]

直至南宋时期，赵汝适初任泉州市舶司提举时“阅诸蕃图，询诸胡贾”，作《诸蕃志》一书。书中记载弼琶啰国[20]：“又有骡子，红、白、黑三色相间，纹如经带，皆山野之兽，往往骆驼之别种也。”杨博文先生注：“此乃非洲之斑马，索马里语作foro。”[21]故古代中国对于斑马的文献记载，当可确定始于南宋。

元代关于斑马的相关记载增多。《元史》曾记载：“（至元二十四年三月，1287）丙辰，马八儿国遣使进奇兽一，类骡而巨，毛黑白间错，名阿塔必即。”[22]马八儿国即今日南印度洋东海岸一带，蔡美彪先生已论证“阿塔”疑为波斯语آجدار（ājdār），即“有花纹的”，[23]马娟则将其还原至阿拉伯语中，指出“阿塔必即”为阿拉伯语中العتابي（atābī）一词的音译，确指“斑马”，[24]可见从至元二十四年开始，南亚的马八儿国已将斑马作为贡物献给元朝。至元二十六年，“马八儿国进花驴二。”[25]元代曹伯启也曾作《海夷贡花驴过兰溪书所见》：

当年老鹤快乘轩，犹逊花驴食万钱，

昨夜灯前成独笑，痴儿方诵旅獒篇。

航海梯山事可疑，眼前今日看珍奇，

布韦且莫怀孤愤，秋菊春兰自一时。

天地精英及海隅，兽毛文彩号花驴。

同来使者如乌鬼，还责中原礼法疏。

行台飞檄敬来王，多少饥膏委路傍。

忽见狂人鞭老骥，眼眵成滴背成疮。[26]

马明达先生认为，此诗中记叙的“花驴”应是南亚马八儿国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向元朝进贡的两匹斑马，“花驴”是斑马传入中国后获得的本土化名字。[27]笔者以为，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后，史书中再无“阿塔必即”出现，且“阿塔必即”与“花驴”均为一国所供，此处“花驴”应为斑马无疑。且曹伯启已在诗中明确提及“航海梯山事可疑”、“天地精英及海隅”，说明此时斑马是渡海而来。南亚地区并不出产斑马，这三匹斑马应是马八儿国从其他地区引入后再贡献给元朝的。

马明达先生认为元代民间也曾出现啰哩回回牵斑马卖艺的身影。[28]《全元诗》中收录元末名士王冕所作《花驴儿》一首：

戊寅岁，杭州有回回人，牧花驴儿，能解人意，能识省回回人语言。人多观之，回人以此多获利焉。

花驴儿，渡江踏遍江南土。正值江南无马时，驴儿得志雄威武，况是能解花门语。江南淫雨二百日，洪涛巨浪掀天舞。麻麦烂死秧苗无，百姓吞声苦饥苦，驴儿啖粟恬如故。江南子弟不晓事，掷金驰逐争先睹。夸渠省得人语言，纵使能言亦何补？花驴儿，乃奇遇。昨朝方上评事厅，今日又登丞相府，哮吼纵横谁敢侮？老夫平生不信怪，见此怪事欲呕吐。归来十日不食饭，扼腕攒眉泪如雨。 [29]

值得注意的是，当“花驴”出现在杭州街头的时候，民众争相围观，“掷金驰逐争先睹”，似乎不是惊异于其外形，而是惊异于其“能识省回回人语言”。笔者认为，与上述马八儿国所供“花驴”不同，此处出现于杭州街头的“花驴”是否为斑马有待商榷，原因如下：一，杨志玖先生在《啰哩回回》一文中反复提及啰哩回回与毛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30]因而无法判定此处所称“花驴”是否与毛驴有关。二，斑马生性凶猛，极难驯服，清代小说《于公案》《彭公案》中均提及“花驴”，为坐骑之用，可见“花驴”也可作为民间对驴的一种称谓。但前文已分析曹伯启诗中所言“兽毛文采号花驴”应是斑马，说明元人对斑马和驴等动物是分不太清的。

明永乐年间陈诚出使帖木儿帝国，在其所著《西域番国志》中，曾记载哈烈[31]“有一花兽，头耳似驴，马蹄骡尾，遍身文采，黑白相间，若织成者，其分布明白，分毫不差。”[32]在其纪行诗中，也可见《花兽》一首：

马鬣麟蹄骨骼真，毛衣黑白自成文。

浑同巧女机中织，仿佛良工笔下分。

异物天生人未识，嘉祥时出世曾闻。

周书不削西獒贡，愿写丹青献至尊。[33]

有明一代，陈诚经陆路见到斑马，尚不知其为何物，称其为“花兽”。依据这段描述，陈诚所见“花兽”应是今日之斑马。说明此时斑马已输送至今阿富汗地区，而在明人陈诚眼中斑马十分稀奇，并不知是何动物，也不知其早已在中国出现过。

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沿途见众多珍奇，其中便有斑马。曾随郑和三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描绘了一种异兽，被称为“福鹿”：

其福鹿[34]如骡子样，白身白面，眉心隐隐起细细青条花，起满身，至四蹄，细条如间道，如画青花。[35]

剑桥大学藏《异域禽兽图》中，有《福鹿》一幅（见图4），画中描绘一异域人物牵一匹斑马，该异域人物深目、高鼻、多须，疑来自异域。《异域禽兽图》附于《异域图志》后，此书现为海内孤本，作者不详。张箭依据《明史》载宁献王朱权曾作《异域志》一卷，应即此书，故推断其成书时间约为1430年，笔者赞同此观点。[36]经《瀛涯胜览》与《异域禽兽图》图文互证，可知明人所称“福鹿”确为斑马。

图4 剑桥大学藏《异域禽兽图》中所绘斑马[37]

作为海外诸国特有的生物，斑马被记录在一些明代的文献中，例如：

（祖法儿国）土产西马、鹤顶、驼鸡、福禄、片脑、沉香、乳香。[38]

（卜剌哇国）地产马哈兽、花福禄、豹、麂、犀牛、没药、乳香、龙涎香、象牙、骆驼。”[39]

史料中不仅有明人对斑马的记述，也有斑马传入中国的记录。此时期斑马或由经商船队自域外购置，或作为贡品输入中国。据《瀛涯胜览》“阿丹国”条记载：

（永乐十九年（1421），钦命正使太监李等，赉诏敕衣冠赐其王酋……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勅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谨感伏。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彼买得重二钱许大块猫睛石……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而还。[40]

可见郑和船队在途中互市时，曾于阿丹国购进斑马。同样以斑马作为土产以易丝瓷的还有祖法儿国。据《皇明四夷考》记载：

（祖法儿国）产西马、驼、鹤顶、驼鸡、福鹿、片脑、沉香、乳香，乳香即树脂，诸奇药，以易中国纻丝磁器。”[41]

斑马不仅被商贾买卖，也被一些国家用以充供，见于其他传世文献：

（不剌哇国）产有马哈兽，状如獐；花福禄，状如驴；及犀牛、象、骆驼、没药、乳香、龙涎香之类，常以充贡。[42]

忽鲁谟斯一曰忽鲁母恩。[43]……永乐三年（1405），国王已即丁遣使马剌足朝贡。七年复贡。十八年，进麒麟、狮子、天马、文豹、紫象、驼鸡、福鹿、羚羊、长角马哈兽、五色鹦鹉等物。……上喜，命侍臣为赋以纪之。[44]

永乐己亥（十七年）秋，海外忽鲁谟斯等国遣使来进麒麟、狮子、天马、文豹、紫象、驼鸡昂首高七尺、福禄似驼而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其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五色鹦鹉等鸟。又交阯进白乌、山凤、三尾龟等物。赐观于庭，承制赋此。[45]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46]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诸国中，阿丹国和祖法儿国皆位于阿拉伯半岛，张箭认15世纪时阿拉伯半岛尚有本土品种斑马存在，而今斑马却只见于非洲，可能阿拉伯半岛的斑马今已消失。[47]笔者认为当时“花福鹿”可能通过贸易传入阿拉伯半岛。此外，向明朝供斑马的忽鲁谟斯国在今伊朗东南部，可能同样是从阿拉伯半岛或非洲东部通过中转贸易等方式运送到忽鲁谟斯国内，再贡献至中国。此后，斑马似乎并未引起明人十分强烈的兴趣，不复见于史籍记载中。

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门户洞开”，德国汉堡动物园借机到中国进行动物展览，展示了象、斑马、羚羊等异域生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48]清朝政府开始筹建“万牲园”，从国外购入大批动物，并聘请国外技师专门饲养。[49]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月，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端方向农工商部提交从德国订购的动物名单，其中记录有“虎纹马一对”。[50]光绪三十三年（1907），共五十九笼动物被装运回京：

内大象一只，斑马一匹，花豹二只，鹿八只，各种猿猴三十八头，大狮二只，老虎二只，袋鼠四只，羚羊一只，大猪一口，塘鹅二只，驼羊一只，野牛一匹，驼鸟四只，仙鹤六只，天鹅十四只，美洲虎一只，大熊四只，美洲狮类大兽二只。[51]

可见此时中国已有“斑马”这一称谓。《顺天时报》最早记载动物园的展览动物有两匹“纹马”：

马身上的毛纹，是一道白，一道黑，仿佛如同带子缠绕似的，产地是非洲。[52]

《北京动物园志》中收有当时的“纹马”照片（见图5），证实“纹马”即为斑马。《清稗类钞》也曾记载：

（万牲园内）由亭左行，长舍一行，有斑马，有梅花鹿，有野牛，有兕，种种非温带动物。[53]

说明时人或称其为“斑马”，或称其为“纹马”，并未统一称呼。成书于民国的小说《慈禧演义》中曾描写慈禧太后于万牲园见到花纹形似柳条的“文马”，称“这两匹马煞是奇异。”[54]此书作者蔡东藩生于光绪三年（1877），由其叙述可知斑马在时人眼中仍属于稀奇之物，反映出斑马在当时并不常见。

此后斑马不再见于记载，直至1949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以万牲园为基础建立的北平市农林实验所时，园中仅有13只猴子、3只鹦鹉和1只鸸鹋，早已不见斑马的踪迹。1975年3月北京动物园赴非动物采购组将10匹斑马运送回国，在消失60余年后，斑马才再次出现在中国，并逐渐为人所熟知。[55]

图5 万牲园所展纹马[56]

四

由以上分析可知，至少南宋时人已有对斑马的初步记载与认识，并认为它是颜色奇异的骡子；有元一代，在马八儿国向元朝奉献的贡物中，已然出现斑马的身影，此时的斑马先后被称为“阿塔必即”和“花驴”，后逐渐被人们淡忘，因而永乐年间陈诚出使西域时见到斑马，并不知其为何物，更不知中国早已出现过此物，将其称为“花兽”。后斑马随郑和下西洋而来，通过互市和朝贡不断进入中国，被称为“花福鹿”“福鹿”“福禄”，由于史籍对其记载较为笼统，这些动物来到中国以后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此后斑马再度被遗忘。清朝末期，斑马通过动物园重新传入，时人或称其为“斑马”，或称其为“纹马”，但很快便再度消失。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北京动物园的建设和发展，斑马才被重新引进，并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作为一种“海夷异兽”，斑马曾于元、明、清三朝多次进入中国，但很快便不见于记载。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呈现非连续性的特点，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斑马的观赏价值不高，缺乏实用价值，难以在中国实现本土化。斑马由原始马经过5800万年逐渐演变发展而来，本就是马属动物，[57]其外形与马、驴等动物极为相似。古希腊文史料中将斑马称为“有虎斑纹的马”，波斯语史料《贾汉吉尔之书》中将其称为“野驴”、“骡子”，而我国古代史料中同样将斑马归为驴、马、骡，这些动物在中国存在已久，十分常见。由此可以看出，斑马虽然属于域外异兽，在人们眼中也不过是长着奇特花纹的常见家畜。另外斑马性情刚烈，难以驯化，不能拉车，亦不能充当坐骑，且饲养条件苛刻，不具备实用性。此外，各国贡“福鹿”时，常同时进呈“麒麟”等观赏价值更高的异兽，所谓“麒麟”即今日之长颈鹿，相较而言更能吸引古人的目光。斑马随这些珍禽异兽一同前来，不为人所注意。作异兽稍显“不异”，作驴马又“无用”，宫廷异兽众多，斑马并不起眼，民间百姓更不会花费高昂的成本去饲养斑马，因此其难以在中国实现本土化。

第二，斑马传入中国的道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通塞相关。斑马属非洲生物，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较为特殊，且体型较大，不易陆路运输，只能通过海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繁盛，为斑马渡海而来提供了便利条件。明清海禁，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斑马进入中国的道路被阻断，又没有像狮子、哈巴狗等外来动物一样本土化，只得慢慢消失，逐渐为人们所遗忘。[58]到了近代，随着列强的入侵，“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动物园等外来风尚的进入重新唤起了中国对斑马的记忆，但由于局势动荡、饲养技术欠缺等原因，很快便再次消失。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经北京动物园重新引进，斑马才逐渐被人们熟悉和喜爱。

第三，史料中有关斑马等异兽的记载与其书写者所处的时代及政治环境有关。作为异域奇兽，斑马等动物并不仅仅被用于观赏和玩乐，也用以展示与遥远国度的关系，从而有助于统治者彰显自身的地位及政治影响力。[59]明初士大夫阶层将斑马称为“福禄”，将长颈鹿称为“麒麟”，用传统祥瑞阐释异域奇兽，并将这些异兽的传入与明朝政府统治力的扩大联系在一起，因而明朝初期对斑马等异域奇兽的记载较多。而至15世纪末，明帝国的声威与兽苑间的联系逐渐削弱，士大夫们对斑马等异域奇兽的认识发生转变，将其归为无用之物，甚至多次进谏请求天子拒绝外夷献物，奏请皇帝废除皇室兽苑，并转而歌颂天子对异兽缺乏热情的行为，[60]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相关诗文画作逐渐减少，造成了其记载的非连续性，这种非连续性同样体现在有关鸵鸟、印度蓝牛羚等异兽的记载上，[61]这些动物传入后的命运很少被关注，屡被遗忘似乎是这些没有完成本土化的异域生物共同的宿命。

总之，斑马西来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们的到来为古代中国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一抹独特的异域色彩。斑马虽在古代中国几经消失、屡被遗忘，但依然是值得关注的文化交流实例。

附记：

特别感谢韩香老师、吾斯曼江·亚库甫老师对本文的指导和无私帮助；马强老师、刘英军老师与李韫卓师弟为本文写作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1］孙忻：《斑马简介》，《生物学通报》2014年第1期，第8—11页。

［2］张传琳：《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古代游牧文明发展的要素分析——以亚欧大陆古代游牧文明为参照》，《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72—76页。

［3］cited in C.T. Mallan, “Plautianu’s Zebras: A Roman Expedition to East Africa in The Early Third Century”,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69, 2019, p. 461.

［4］C.T. Mallan, “Plautianu’ s Zebras: A Roman Expedition to East Africa in The Early Third Century”, p. 461.

［5］

关于Jahangirnama的中文译名问题，周柏青先生将其译为《回忆录》，尚劝余先生将此书译为《贾汉吉尔传记》，国内学者多沿用周先生的观点，将此书称为《贾汉吉尔回忆录》。笔者认为此书应译为《贾汉吉尔之书》：第一，虽然依据这本书的写作意图，此书通常被称为Tuzuk-i-Jahangir，意为“贾汉吉尔的命令”，贾汉吉尔本人在写作时也曾有意将此书作为治国方针，但书中极少涉及此类内容，贾汉吉尔也并未以tuzuk一词命名此书，而是将其称为Jahangirnama；第二，

（name）本意为“文本”，指书写物，在翻译以name为书名结尾的伊朗史诗及部分波斯语历史地理著作时，已经有了一定的汉译基本原则。（参刘英军：《文学对民族记忆的重构——伊朗史诗〈库什王纪〉研究》，中西书局，2022年，第28页。）莫卧儿帝国深受波斯文化影响，以name为书名结尾的命名方式与波斯传统有关。但在以往的翻译实践中，莫卧儿帝国文献中的name在译成中文时具有一定灵活性，例如Baburnama被译为《巴布尔回忆录》，Akbarnama被译为《阿克巴本纪》，并未形成一定的原则；第三，贾汉吉尔只写作了1605年至1622年的内容，后面由他人代写及续写，将其译为《贾汉吉尔回忆录》忽视了他人代笔的部分，而译为《贾汉吉尔传记》又无法突出贾汉吉尔亲自记录的特性；第四，此书中的确涉及到回忆的内容，但贾汉吉尔在写作此书时大部分采用即时性的记录，将此书译为《贾汉吉尔回忆录》或《贾汉吉尔传记》均难以体现即时记录与回忆记述的区别。综上，笔者将此书译为《贾汉吉尔之书》。

［6］贾汉吉尔公开声称自己信仰伊斯兰教，但实质上是明显的自然神论者，并受到耶稣会影响。参见斯迪芬·麦勒迪斯·爱德华兹等著：《莫卧儿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3页、63页。英译本中使用God一词，考虑到贾汉吉尔宣称自己信奉伊斯兰教，且笔者尚未见其波斯文抄本，暂将文中提及的God译为“真主”。

［7］ Jahangir, Emperor of Hindustan. Trans. Wheeler M. Thackston. The Jahangirnama: memoirs of Jahangir, Emperor of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60.

［8］此则材料转录得到就职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巴哈杜尔·巴盖里（Bahador Bagheri）博士帮助，谨致谢忱！

［9］现藏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编号：IM.23-1925 网址: 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16756/painting-mansur/

［10］李昆仑：《伏牛山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与研究》，《平顶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97—102页。

［11］张乐、张双权、顾雪军、李璇：《河南栾川孙家洞遗址出土的穿孔标本》，《人类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457—464页。

［12］郝懿行笺疏，周松龄绘，刘朝飞点校：《山海经笺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第26页。

［13］郭郛等：《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7页。

［14］郭斌：《浅析〈山海经〉中与马相关的形象》，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0页。

［15］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828页。

［16］韩江苏：《浅析殷墟甲骨文字形表义》，《殷都学刊》2012年第4期，第9—13页。

［17］盖山林编：《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3页。

［18］郝懿行笺疏，周松龄绘，刘朝飞点校：《山海经笺疏》，第26页。

［19］盖山林编：《阴山岩画》图689，第174页。

［20］弼琶啰国即今非州索马里北部亚丁湾南岸柏培拉（Berbera）附近。

［21］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102—104页。

［22］《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297页。

［23］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183

页。此词也可转写为

。

［24］

马娟：《马八儿国与元朝之往来及其相关问题》，《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20—25页。感谢韩小峰博士提示阿拉伯语中

均为“斑马”之意。

［25］《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十二》，第329页。

［26］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7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382页。

［27］马明达：《〈啰哩回回——元代的吉普赛人〉证补——纪念杨志玖先生归真10周年》，《回族研究》2012年第2期，第12—19页。蔡美彪先生也在前引《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一文中提及此观点，惜仅几字带过，未展开论述。

［28］马明达：《〈啰哩回回——元代的吉普赛人〉证补——纪念杨志玖先生归真10周年》，第12—19页。

［29］《王冕全集》卷一七《花驴儿》，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2—193页。

［30］杨志玖：《元代的吉普赛人——啰哩回回》，《历史研究》1991年3期，第40—47页。

［31］哈烈即Herat，今作赫拉特，位于阿富汗西部。

［32］陈诚、罗曰聚：《西域行程记 西域番国志 咸宾录》，中华书局，2000年，第74页。

［33］陈诚、罗曰聚：《西域行程记 西域番国志 咸宾录》，第135页。

［34］福鹿即faro，索马里语“斑马”之意，参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华文出版社，2019年，第64页。

［35］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第66页。

［36］张箭：《下西洋与非洲动物的引进》，《西亚非洲》2005年第2期，第65—71页。

［37］书格网：https://www.shuge.org/ebook/yi-yu-tu-zhi/

［38］彭時等纂修：《寰宇通志》卷一一八《祖法儿国》，明景泰（1450-1456）刻本，叶23a。祖法儿即Zufar，今阿拉伯半岛南岸之哈德拉毛（Hadramaut），临卡姆尔湾。

［39］杨一葵、梁天锡撰：《裔乘》西南夷卷之七《卜剌哇》，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年，第117页。卜剌哇即Brawa，今非洲东岸索马里。

［40］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第63—64页。

［41］魏焕、郑晓撰：《皇明九边考、皇明四夷考（合订本）》，华文书局，1968年，第517页。

［42］《明史》卷三二六《不剌哇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449页。

［43］忽鲁谟斯与Hormuz、Ormuz对音，今属伊朗。

［44］查继佐撰：《罪惟录》传三六《忽鲁谟斯国》，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74页。

［45］夏原吉撰：《忠靖集》卷二《圣德瑞应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5页。

［46］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61年，第52页。

［47］张箭：《下西洋与非洲动物的引进》，第65—71页。

［48］此文完稿于笔者硕士学习期间，读博后曾于清末文献中查得关于斑马的介绍，荣新江先生提示这些材料应在当时民间流传较广，因而笔者推测斑马作为西学知识的一部分在民间也有一定影响。囿于篇幅所限，在此不赘言，将另文探讨。

［49］郑望芝：《“西方文明”携随而生的——“万牲园”》，《北京园林》2001年第1期，第37页。

［50］北京动物园管理处编：《北京动物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51］《选购禽兽装运入京》，《大公报》第1759号，1907年6月5日；《选购禽兽衍期入都》，《大公报》第1761号，1907年6月7日。

［52］《京师博览园游记》（三），《顺天时报》第1911号，1980年7月2日。

［53］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98页。

［54］蔡东藩：《慈禧演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55］北京动物园管理处编:《北京动物园志》，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第87页、178页。

［56］北京动物园管理处编：《北京动物园志》，第80页。

［57］顾京晶：《马的进化驯化浅议》，《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18年第8期，第60页。

［58］韩香：《鸵鸟及鸵鸟卵传入中国考证》，《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第65—72页。

［59］托马斯·爱尔森著，马特译：《欧亚皇家狩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6页。

［60］鲁大维著，杨柳青、康海源译：《神武军容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84—333页。

［61］周佳：《郑和下西洋所携入异兽“糜里羔”再考——图像与文本中的蓝牛羚》，《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49—159页。

编者按：原文载于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2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