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州府（今黄冈市）枕山襟江，下辖七县一州，包括，黄冈、麻城、罗田、蕲水，黄梅、广济、黄安（今红安），蕲州。自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水师蔽江而下，这片土地便陷入长达十二年的战火炼狱。地方志中“丁口凋敝，十室九空”的简略记载下，是近两百万生命的消逝，是封建社

黄州府（今黄冈市）枕山襟江，下辖七县一州，包括，黄冈、麻城、罗田、蕲水，黄梅、广济、黄安（今红安），蕲州。自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水师蔽江而下，这片土地便陷入长达十二年的战火炼狱。地方志中“丁口凋敝，十室九空”的简略记载下，是近两百万生命的消逝，是封建社会结构崩毁的缩影。这场由军事拉锯、灾疫交加、经济崩溃交织而成的灾难，成为近代湖北史上最沉重的人口浩劫。

战略要冲的反复争夺

黄州府地处长江中游，上控武昌、下扼九江，境内蕲州、田家镇、二郎河等据点构成江防体系的核心节点。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天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率部首次攻克蕲州，揭开了黄州府十二年战乱的序幕。据《蕲州县志·兵事志》记载，至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蕲州五度易主，“每次城破，必焚衙署、毁典籍，百姓奔走相逃，不及者多遭屠戮”。

最惨烈的争夺发生在咸丰四年（1854年）的田家镇。此处江面狭窄，两岸高山夹峙，是太平军水师的重要据点。湘军水师提督彭玉麟采纳“火攻计”，征集渔船装载柴草、油脂，趁东南风大作时纵火，“烟焰蔽空，烧及岸上楼阁，太平军战船多被焚，士卒赴水死者万余人”（《湘军志·水师篇》）。战后实地勘查显示，蕲州沿江七乡（今蕲春县八里湖、管窑等地）“男丁死者十之八九，老弱妇女多投河自尽，幸存者不足百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人区”。

陆地战场的血腥绞杀

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李续宾部与太平军陈玉成部在麻城二郎河展开拉锯战。据《麻城县志·兵事志》记载，双方投入兵力合计二十余万，“每日接战十余次，枪炮声震天，血肉横飞，河沟为赤”。当地举人王禹堂在《避乱日记》中描述：“自岐亭至宋埠，二十里间树皮草根皆被食尽，偶见遗骸，或着蓝布（太平军军服），或着灰衫（湘军军服），层层叠压，无人收殓。”战后麻城人口从80万骤降至24万，“存者不及三成”，县志中“庚申之劫”的记载，成为当地老幼相传的集体记忆。

灾疫交加导致的死亡

战争引发的生态破坏与社会崩溃，导致灾荒与瘟疫接踵而至。1856至1858年，黄州府连续三年大旱，“田裂如龟纹，塘堰干涸，秋收仅及常年二成”（《罗田县志·灾异志》）。罗田县出现“人相食”的惨状，甚至有“鬻子卖妻，换粮一斗”的记载。同治元年（1862年），一场恶性瘟疫席卷全境，黄冈县“死者日以千计，棺木店日夜赶制仍供不应求，街头巷尾多以草席裹尸，浅埋于荒野”（《黄冈县志·祥异志》）。据后世医学史研究，此次瘟疫以霍乱、疟疾为主，因战乱导致的卫生条件恶化和人口密集迁徙而迅速传播，非战斗减员占总损失的30%以上。

人口的大量损失

根据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通志》，黄州府户籍人口为287万（含蕲州），至咸丰元年（1851年），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及流动人口，总数估算达320万，占湖北全省人口的12%。作为“湖广熟，天下足”的核心产区，黄州府耕地面积达420万亩，年产粮食逾百万石，蕲州、黄冈、麻城三县人口占全府六成，形成“五里一市、十里一镇”的繁荣景象。

同治年间的战乱导致户籍制度崩溃，直至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才完成战后首次人口统计，全府常住人口仅173万，较战前减少46%。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运用历史人口学方法推算，黄州府作为主战场，人口损失率高达48%，直接死于战火、屠杀、饥荒的人口约154万，加上因生育停滞、疫病流行导致的间接损失，总损失近200万，远超湖北全省38%的平均损失率。

- 蕲州（今蕲春）：战前45万，战后仅存18万，消失人口中60%为直接伤亡，40%因灾疫致死（《蕲州县志·户口志》）。

- 麻城：“庚申之劫”后，“境内人口存者不及三成”，战前80万人口仅余24万，且多为老弱妇幼（《麻城县志·民赋志》）。

- 黄冈县：战后“招垦荒田，客民占籍者逾半”，本土居民从70万降至30万，客民（主要来自江西、湖南）占比达55%（《黄冈县志·食货志》）。

咸丰四年湘军攻破田家镇后，“杀降三万，投尸长江，水为之塞”（赵烈文《能静斋日记》），蕲州沿江村落被夷为平地。战后湘军推行“清乡”，凡男子留有长发（太平军发式）者“格杀勿论”，麻城、黄冈等地出现“十户九空”的惨状。

1860年黄州关税较战前下降82%，传统商路断绝；1865年黄州生丝出口仅为战前5%，“丝绸之府”沦为废墟。粮食短缺导致米价暴涨，“战前斗米百文，战时涨至三千文，平民多以树皮、观音土充饥”（《湖北通志·食货志》）。

士绅阶层的集体陨落

战前黄州府的士绅阶层（包括举人、贡生、地主）占人口2.3%，掌控着地方教育、司法与经济命脉。战乱中，士绅阶层遭遇灭顶之灾：

太平军“搜妖”政策针对清廷官员与士绅，麻城周氏家族“男丁执械护城，死者三十余人”；湘军“克城后必搜捕绅士，指为‘通匪’，杀者无算”（《黄州府志·选举志》）。士绅田产多被战火焚毁或充公，战后“簪缨世家，多沦为佃户”，麻城王姓地主“战前良田千顷，战后仅余祖屋三间，靠租种客民土地为生”（《麻城县志·氏族志》）。战前黄州府年均中举12人，战后二十年仅3人及第，“书院焚毁，典籍散佚，文风衰落达半个世纪”（《黄冈县志·教育志》）。

战乱中，有些平民通过投身团练、湘军实现阶层跃升。蕲州商贩汪德正，因向太平军提供情报后投靠湘军，在安庆围城战中率团练屠杀降卒，获赏“六品顶戴”，并通过“插标占田”获得良田千亩，成为新地主。据统计，战后黄州府70%的地主为“军功新贵”，他们凭借武力占据土地，形成“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权力结构。

人口大量损失后的社会文化

江西移民带来的赣语与本土楚语融合，形成黄冈方言中的“客边腔”，至今仍保留“屋场”（村庄）、“崽俚”（男孩）等词汇。

罗田《王氏宗谱》记载，战后“接纳客民入籍，凡愿认宗者，赐田三十亩，编入族谱”，外来户通过挂靠本地宗族获得土地，形成“一姓多宗”的特殊现象。

-移民带来的江西傩戏、湖南采茶调与本土楚剧融合，形成新的地方戏曲“东路花鼓戏”，成为黄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1880年，江西、湖南移民达74万，占黄州人口43%，形成独特的“客民社会”。

农业的崩溃

战乱导致耕地大面积抛荒，1870年黄州府耕地降至210万亩，较战前减少50%。为解决粮食短缺，客民引入耐旱高产的红薯、玉米，“昔日稻田多改种杂粮，红薯成为半年粮”（《麻城县志·农政志》）。这种转型虽缓解了生存危机，却破坏了传统稻作农业的生态平衡，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直至民国时期仍未能恢复。

太平军控制区的商业环境

太平军控制区严禁鸦片，英商通过蕲州口岸走私，1862年蕲州鸦片交易量达3万箱，较战前增长300%。英国外交部档案记载，“每箱鸦片可换大米二十石，利润高达十倍”，走私船“悬挂洋旗，清军不敢拦截”。其二，湘军对武器的需求催生黄州铁工坊，1865年黄州铁厂年产土枪2000支、抬炮300门，工匠从最初的50人增至800人，形成“白天打铁、夜晚防敌”的战时生产模式。

战后清廷设厘卡17处，对过往商品征收2%-5%的税，麻城茶商运茶至汉口，沿途需缴纳6次厘金，成本激增导致“茶商多歇业，茶园荒废者十之七”（《黄冈县志·食货志》）。

手工业与航运的衰退

曾经“机杼声相闻”的纺织业彻底崩溃，黄州府的棉布产量从战前的50万匹降至10万匹；长江航运被湘军水师垄断，“民船不得私自通航，过往货物需缴纳高额‘护运费’，商民苦不堪言”（《湖北通志·交通志》）。

清廷将战乱归咎于“粤匪作乱”，光绪《黄州府志》仅用“丁口凋敝，十室九空”概括人口损失，对湘军屠城、团练暴行等只字不提。修志官在“兵事志”中写道：“官军克城，必安抚百姓，秋毫无犯”，完全回避了“杀降”“清乡”等史实，形成“官方正史”与民间记忆的割裂。

黄州赤壁矶头的“万人坑”遗址，1982年考古发掘显示骸骨层厚2米，含太平军士兵、湘军士卒及平民，部分骸骨留有刀伤、枪眼，碳十四测定年代为1854-1864年。

蕲春县流传“长毛过蕲州，十家九户愁；官军来清乡，头挂树梢头”的民谣，反映双方对平民的伤害。

麻城《周氏宗谱》收录《避乱记》：“同治元年，贼（太平军）退，官军至，指吾族为‘贼党’，焚屋杀男丁二十人，妇孺逃入深山，三月不敢下山。”这类记载虽受限于立场，但保留了底层视角的历史细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通过地方志、档案文献与人口模型，逐步还原人口损失的真相：

- 曹树基团队运用“战后人口反推法”，结合《清实录》《户部清册》，得出黄州府人口损失197万的结论，成为目前最权威的学术成果。

-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富礼赐黄冈报告》（1867年）指出，“太平军统治区的赋税较轻，且严禁扰民，百姓对官军的恐惧甚于‘长毛’”，挑战了传统“官军正义”的叙事。

- 2016年重庆太平天国窖藏遗址的发现，通过兵器、钱币等文物，印证了田家镇之战中太平军的防御布局与湘军的火攻战术。

对湖北政治格局的重塑

战乱导致清廷中央集权弱化，湘淮系督抚崛起。黄州府走出的冯国璋、李四光等近代名人，其家族多为战后移民或军功新贵，反映了社会精英的迭代。至清末，黄州府籍官员在湖北政坛占比达35%，形成“无黄安（今红安）不成军”的局面，深刻影响了湖北近代化进程。

对经济地理的长远影响

人口锐减与移民迁入，导致黄州府的经济中心从沿江向山区转移，麻城、罗田的山区农业取代了蕲州、黄冈的平原漕运。这种转型虽短期内缓解了生存危机，却使黄州府在清末工业化进程中逐渐落后于汉口、宜昌等新兴城市。

战后形成的“客民文化”，使黄州府成为楚文化与赣湘文化的融合区，既有“惟楚有材”的豪迈，又有“江西填湖广”的坚韧。这种多元文化基因，在近现代革命中表现为“黄麻起义”的敢为天下先，成为荆楚文化中极具生命力的分支。

结语：

清末黄州府的人口灾难呈现出震撼人心的真相：近两百万生命消逝于战火、灾疫与屠杀，曾经的鱼米之乡沦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废墟。

这场灾难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人口统计报表上的数字，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反思。它提醒我们：任何宏大的历史叙事，都不应忽视个体的苦难；任何社会的进步，都不应以百姓的血泪为代价。当长江水依然滔滔东去，黄州府的血色年轮永远镌刻在鄂东大地——那是历史最沉重的警示，也是文明最坚韧的注脚。

（数据支撑：《黄州府志》《蕲州县志》《麻城县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湖北省档案馆藏《清光绪十年黄州府保甲清册》、英国国家档案馆FO 228/237）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