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755年，杜甫舟过夔门，在“星垂平野阔”的夜色中，艄公凭借记忆绕过暗礁；1909年，英国人蒲蓝田凭借西方人的测图，驾引川江轮船公司“蜀通轮”闯过川江天险；1955年，在一座座航标灯串联成的“锁链”中，“江渝轮”遵循新中国自主测量航道图的指引，开启了第一次枯

公元755年，杜甫舟过夔门，在“星垂平野阔”的夜色中，艄公凭借记忆绕过暗礁；1909年，英国人蒲蓝田凭借西方人的测图，驾引川江轮船公司“蜀通轮”闯过川江天险；1955年，在一座座航标灯串联成的“锁链”中，“江渝轮”遵循新中国自主测量航道图的指引，开启了第一次枯水夜航；而今，船员轻触屏幕，一艘艘巨轮在北斗卫星的凝视下于数据洪流中安然穿梭……

从记忆中的礁石、图纸上的墨线，到屏幕上的坐标，千百年来，长江航道图在时光中不断重构形式，以更精准的刻度指引前行的方向。

舆图溯往

舆图也叫舆地图，是中国古人对地图的称谓。“舆”指车的底座，用来承载物品，就像大地承载万物，所以古人形象地称地图为舆图。这个称谓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一直沿用到清代。

在信息获取和传播都十分困难的古代，舆图就是当时的“大数据”，承载着地理信息记录与国家治理的核心功能，军事活动、郡县划分、设施兴建都离不开舆图。

相传远古时期，大禹多次治水不成，河伯送上一方青石，上面弯弯曲曲刻画着黄河水情，据此大禹终于治水成功；三国时期，张松献上西川图，写尽地理行程、远近阔狭、山川险要、府库钱粮，刘备因之进据益州，奠定蜀汉基业。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的人员或机构来掌管舆图，如魏晋南北朝的“虞曹”，隋唐的“职方司”，清代的“舆图房”。可见，舆图贯通军事、政治、文化、民生等多个领域，是维系政权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其绘制、保存、应用，直接关系国家的主权的安危。

我国最早提出地图制图理论的是晋朝的裴秀，他创立了绘制地图的“制图六体”，即编制地图时应遵循的六条原则——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距离）、方邪（方斜）、高下（高低）、迂直（曲直）。并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图方式，要求先在纸上绘制好网格，再将数据按照比例折算后绘入图中。这些理论应用于他的地图作品《禹贡地域图》18篇中，奠定了我国古代地图学的理论基石。

不过，《禹贡地域图》并没有流传下来，现存的《禹贡山川地理图》是南宋时绘制的。《九州山川实证总图》为《禹贡山川地理图》之首图。该图在四边标出方位，上西下东、左南右北。绘制范围西起宕昌（今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东至海，南至两广，北至常山（今河北省曲阳县北岳恒山）。整体采用形象画法，将《禹贡》中山、河、湖、海及九州界域等标注出来，并与宋代的现势情况进行对比，以考释性文字注记。图中，长江发源于岷山，在“汇”以上用粗黑单线表示，“汇”以下用三条较细黑线表示，分为南江、中江、北江，并标注“三江实止一江”。

中国传统长江舆图的绘制也与之类似，遵循散点透视的传统，将各种事物平铺在纸张上，以象形符号来标识。

总体上，长江舆图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描绘长江沿江风景的山水舆图，二是描绘江防形势的军事舆图，三是描绘河道走向的航道舆图。它们或以审美性的山水绘画，展示江水的急缓变化、沿岸的秀丽风光，或以实用性的符号表达，标示内河航运的空间特征，在水域景观营造、传统漕运管理、沿江军事防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南宋夏圭《长江万里图》上游局部。

宋代到明代，山水舆图最为常见，如北宋巨然《长江万里图》、北宋李公麟《蜀川概览图》、南宋夏圭《长江万里图》、元王蒙《长江万里图》。南宋夏圭所绘《长江万里图》，卷首题“氓流壮观”四字，画卷由右向左开展，从波涛汹涌到风平浪静。或两岸狭隘，山石险峻，江水奔流急窜；或遥岑水阔，烟笼雾约。人们浮舟江上，有急流勇进者；有系缆倚岸、载卸货物者。岸边则有村墟旅店、亭阁寺宇，行人匆忙赶路，通途充满机趣。

清《长江图册》中九州府图部分。

明清时期，江防舆图有了很大的发展，明中后期抗倭斗争的《江防海防图》，清顺治年间《长江江防图》，清同治年间马征麟编绘的《长江图说》，都形象地刻绘了当时军事防务状况。《长江图册》是清同治七年，彭玉麟筹建长江水师、筹划江防时所绘制的一部作品。全图色彩鲜明，上起长江中游荆州、岳阳，下至崇明岛，按长江流向顺次排列。整体采用中国传统平立面结合的形象画法，描绘了江水宽深、江中沙洲、两岸支流及沿岸山峰、城镇、炮台等景象。并用文字详细注明了江面的宽度、水深、各段通航情形，沿岸炮台的数量、兵丁人数等长江布防情形，属江防军事图。

这一时期，随着水路运输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地方官员对航道整治、内河航运事功作进一步总结，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长江航道舆图。如康熙年间的《金沙江源澜沧江源图》，乾隆年间的《金沙江上下两游图》《江汉堤工图》，光绪年间的《峡江救生船志》，都是考察长江水道走势的重要作品。

清《峡江图考》中宜昌府一带。

《峡江图考》是现存最具实用价值的传统航道图之一。光绪十五年，时任巴县知县的国璋编绘。该图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宜昌至夔府水道程图”53幅，下册为“夔府至重庆水道程图”44幅，卷首分列川江险滩水文与行船水程。采用传统山水写意手法，刻画了川江两岸的景象，标注了三峡300余处险滩暗礁位置；同时配有《滩险说》《行船要诀》等文字说明，总结了长期流行在民间的航行经验。

可以看出，传统长江舆图以艺术与实用交融的形式，记录了长江航运的早期智慧。它把人们口耳相传的经验，用歌诀、标注的形式记录下来，是一种淳朴智慧的结晶。然而，由于传统绘画的抽象性，实际航行中人们并不能完全参照这些图册，仍然高度依赖领江的经验判断。

西技东渐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沿长江入侵中国内陆，摸清长江航道的状况、绘制可用的航行图，成为迫在眉睫的事项。

近代西方的长江航道测绘技术体系，以科学化、标准化、系统化为核心特征。其技法依托于天文测量和经纬度定位，通过多点位观测，构建了精确的地理坐标系统；采用三角测量法建立地形网络，利用等深线标注水深变化，实现了航道地形的立体呈现；流速、泥沙、山体轮廓及高程、险滩及礁石、救生船等要素也一一被记录下来。西方地图采用标准的制式及符号系统（如等高线、等深线、航标标识），使得信息的表达更加统一。与中国传统舆图相比，西方近代测量图以立体的大地球面投影代替了平面的大地观，大大提高了地图测绘的精度和准度，也更利于实际应用。

西方列强对长江航道的测量，是随着侵略的深入，沿下、中、上游逐步推进的。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轮首航上海时，对长江口及黄浦江水道进行了刺探性的勘测。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舰船侵入长江，测量了南京以下河段。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长江开放。11月，一支5艘舰船组成的英国舰队侵入长江，直抵汉口，对南京至汉口的航道进行了测量。次年10月，英国海军海道测量局出版“南京至东流”“东流至汉口”下游航行图。这是第一批正式刊行的长江下游航行图，是近代航道测绘技术在长江应用的开始，初步揭示了汉口以下的长江航道状况，也为此后大批轮船深入长江中游提供了条件。

1861年初，7艘英舰组成的舰队溯江而上，再次勘测了中下游航道，并扩大了勘测范围，延伸到汉口以上的岳州以及洞庭湖口。1861年10月，刊行中游《汉口—岳阳航行图》；1862年，刊行下游《上海—南京航行图》；1866年，刊行《鄱阳湖口航图》。这样，长江自岳阳以下河段都有了新式航行图。

上游的川江行轮则一直是个难题，从1861年开始，英国探险家托马斯·布莱基斯顿、商人立德、海军屡次组建船队企图考察川江，但由于川江航道艰险，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19世纪末，法军占领越南地区，其侵略势力逐步渗透到我国西南，才对川江实现了测绘。1897年11月至1898年3月，法国传教士蔡尚志测量了宜昌至宜宾上游屏山间的长江上游河道，绘制成《上江图》64幅，这是最早由西方人测绘而成、较为完整的长江上游航道图。

《上江图》亦称《长江上游宜昌至屏山水道图》，共64幅。卷首为总图，其余为分幅。在总图中，红色航线上标注有分幅地图的数字编码及起讫地点，起到索引的作用。该图以经纬度测量来确定地理坐标，并标示有水深。各图均以中文、英文、法文三种语言进行标识。

此后，法国海军多次测量川江航道，完成了对上游的系统性测绘。1921年，法国海军水路部将法国海军测绘的长江上游航道图，编绘为《中国：长江上游航道图集》，共81分幅。图中均以中法两种文字标注，是近代外国人编绘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集大成者。至此，下、中、上游的航道测绘均已完成。

1912年后，在西方殖民者勘测长江航道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构建自己的航道图体系。1922年5月，中国海军海道测量局成立，隶属于海军部，其职责为测量水道，出版海图。该局的成立，代表着政府尝试收回航权，水道测量与海图的出版工作也逐渐由国人掌握。海道测量局对长江水道进行测量，先后刊行了长江汉口至吴淞间水道图30幅（即中国海军水道图140—169号），这些水道图对以往出版的水道图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是北洋政府正式发行的长江水道图。

同年，北洋政府于内务部之下设立了主持治理长江的水利机构——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组为“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该会以“消弭水患，发展航业”为宗旨，主要职责为长江水道测绘、江流疏浚、航路养护。该会成立了测量队，以测绘长江水域各种比例尺地图为重心，专供长江水利工程规划与航道整治设计使用，出版了《扬子江水道详图》《得胜洲》《屏风山至东边山》《萝卜洲与鸭蛋洲》《戴家洲》《湖口至屏风山》等多幅地图。

智绘江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江航道测量工作主要由长江航务管理局领导的长江航道部门负责。1949年至今，测量技术不断提高，由人工测量转向自动测量，再由自动测量转向数字航道、智慧航道建设，长江航道图生产日益便捷化、精准化、智能化。

不同时期长江航道测量员工作场景。

20世纪50年代初期，测量仪器极为简陋，水深测量绝大部分用测竿、测锤，测船只有小木筏或20匹马力机艇。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1951年12月，长航局航道管理处组建6个航道测量队，对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道地形、水深及滩险，进行第一次全面测量。为后续川江航道整治、川江夜航起到了重要作用。

70年代后期，超声、激光、微电波、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逐步应用到航道测量，航道测量内、外作业向前飞跃了一大步。

1978年，川江航道首次使用电算技术，不到3年时间，便在全线测量队普遍推广，汇编了新的软件程序包，建立了新的算法体系。

1980年初，光电测距仪在长江航道测量中应用，使得高程和平面控制能够一次完成；国产SDH-13测深仪、无线电定位系统，也在长江航道测量中应用。先进测量仪器的引进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航道测量的技术水平，促进了航道测量自动化。

进入21世纪，长江干线的船舶数量和货运量迅猛增长，航运企业对航道通航能力的需求越来越高。在此情况下，长江航道局着眼于现代水运发展方向，大力推进数字航道与智能航道建设。

试验首先在长江下游进行。2004年，交通部正式决定在长江下游南京至浏河口段建设我国内河首段“智能航运示范工程”，包含电子航道图系统、航标遥测遥控系统、应用服务系统三大子系统。2008年，国内首段数字航道建成，船舶可通过电子航道图实现卫星导航，长江航道进入数字信息化管理阶段。

2009年，覆盖长江2808公里干线航道的电子航道图全线贯通。该图为长江电子航道图1.0版本，包括379幅电子航道图，实现了航标、水深等航道要素的数字化，相当于是把传统的纸质航道图搬到了电脑上。

2017年6月，长江航道测量中心杨保岑带领团队启动电子航道图APP的研发工作。同年开发，同年上线，长江航道图APP很快在苹果、安卓应用市场上发布，为行船人员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获取航道信息，打造了“手掌上的航道，指尖上的服务”。

2019年，长江干线数字航道全面联通运行，“全面感知、广泛互联、深度融合、智能应用、机制完善”的长江航道信息化管理与服务体系形成，航道管理由传统人工管理模式向数字化服务模式大步迈进。

基于BMI技术航道整治建筑物养护平台。

2021年9月，交通运输部正式批复同意实施试点任务，在数字航道已有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实施长江干线智慧航道建设及应用试点工作。电子航道图数据采集、生产、发布关键技术，构建了典型河段全要素三维电子航道图数字孪生底座，形成了基于“一张图”的分布式电子航道图服务体系。

从手绘舆图到数字系统，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航运初心。长江航道图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使命、奋斗，也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荣誉、骄傲。江河万古奔流，航图熠熠常新。长江航道图的故事，仍在书写……

来源：中国水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