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十五日清晨，晋阳宫内气氛肃然。李渊召集了一场重要会议，与会者包括裴寂、长孙顺德、唐俭、刘弘基、王威、高君雅等关键人物。会议议题表面上是商讨如何抵御刘武周南侵以及前往晋祠祈雨的安排。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十五日清晨，晋阳宫内气氛肃然。李渊召集了一场重要会议，与会者包括裴寂、长孙顺德、唐俭、刘弘基、王威、高君雅等关键人物。会议议题表面上是商讨如何抵御刘武周南侵以及前往晋祠祈雨的安排。

然而，核心谋士刘文静却未现身会场——他被李渊秘密委派执行一项更为关键的任务：铲除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位潜在威胁。就在会议进行中，刘文静突然带着开阳府司马刘政会闯入厅堂。

“岂有此理！不知正在议事吗？”李渊故作震怒。

“启禀唐公，刘政会有紧急要事呈报。”刘文静从容应对。

“即便有急事也需通报！”李渊语气不悦。

“事态紧急，不及请示，恳请唐公恕罪！”刘政会拱手道。

“究竟何事如此紧迫？”

“一封密状，需唐公亲阅。”

“告谁？”李渊追问，目光扫向王威和高君雅。

“请王大人代为接状。”李渊示意王威上前。

“不可！”刘政会立即反对，“此状专告二位副留守，唯有唐公亲自过目。”

众人哗然。李渊接过密状，脸色骤变，猛地拍案而起：“王威、高君雅！你们竟敢勾结突厥，图谋山西！”

“冤枉！绝无此事！”两人惊慌辩解。

“来人！将二人拿下，押入大牢！”李渊一声令下，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迅速将其制服。

“唐公！这是陷害啊！”王威与高君雅嘶声呼喊，却被拖出宫门。临行前，他们望见李渊嘴角浮现一丝冷笑，顿时恍然——这是一场精心设下的圈套。

他们终于明白：一切都在李渊掌控之中。

当天，李渊正式宣布起兵反隋，史称“晋阳起兵”，由此拉开大唐王朝崛起的序幕。

这一刻终于到来，文武百官纷纷表示支持。其中表现最为踊跃的，是晋阳宫监裴寂。这位曾与李渊一同隐忍、装糊涂的老友，看到昔日同僚终于决定迈出改朝换代的关键一步，内心激动不已。他毫不犹豫地将晋阳宫中储藏的九万斛大米、五万匹布帛以及四十万套铠甲全部献出，全力支持李渊起兵。

裴寂当时并未意识到，他的这一举动在日后“刘文静事件”中将成为他重要的政治筹码。

尽管李渊抢先出手，逮捕了王威和高君雅二人，但指控他们勾结突厥却缺乏确凿证据。若无正当理由便贸然抓人，不仅难以服众，也很难向百姓交代，更何况这两人还是隋炀帝杨广的亲信。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巧合。就在人们还在议论纷纷之时，真正的危机竟然不期而至。

五月十七日，突厥大军来袭！

原本这场发生在晋阳的政治变局与突厥并无直接关联，但在局势即将尘埃落定时，突厥人却意外成了主角。

数万突厥骑兵气势汹汹，逼近太原城下。更令人愤怒的是，他们的轻骑兵甚至从北门进城、东门出城，反复穿行，公然挑衅。李渊气得七窍生烟，但他并没有冲动迎战。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手头的兵力尚不足以正面硬撼突厥铁骑。

要击败突厥人，智谋才是关键。李渊再次施展他屡试不爽的“疑兵之计”，这次的策略别出心裁——大开城门，撤下城头所有旗帜，命令士兵不得向外张望、不得高声喧哗，营造出一种空无一人的诡异氛围，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空城计”颇为相似。只不过，诸葛亮的空城计只是小说虚构，而李渊的这一招却是真实历史。

与此同时，李渊秘密派遣部将王康达和鹰扬郎将杨毛，率领千余人埋伏在太原北门的隐蔽处，计划待突厥轻骑兵撤退时发起突袭，夺取他们的战马。

不过，李渊特别叮嘱二人：“若见突厥人撤退，切勿急攻，须等他们全部通过后，再从背后发动奇袭。”

城门洞开，寂静如死，突厥人的挑衅顿时陷入停滞。

咦？这是什么情况？

“欢迎突厥贵宾莅临山西考察交流！热烈欢迎！”

欢迎我们？脑子被驴踢了吧？

“远道而来，岂能失礼？”

少来这套，想骗我们进城？当我们都傻吗？

可惜当时还没有《三国演义》，否则突厥人若读过空城计的故事，恐怕会后悔终生。

“这必有埋伏，速速撤退！”突厥首领下令，“先回外城，与主力汇合再说。”

既然不敢进，那就走吧。王康达、杨毛准备出击！

王康达与杨毛虽是勇将，却有一个致命缺点——性子急躁。

眼见突厥轻骑兵撤退，尤其是看到他们骑乘的精壮骏马，两人早已按捺不住，将李渊的叮嘱抛诸脑后。

“兄弟们，跟我冲！抢下这些马匹！”王康达一声令下，率先出击。

“将军，唐公说过要等敌人全部过去才能动手啊！”一名小兵提醒。

“少废话！等他们都跑了还抢什么？给我上！”

王康达的勇气无可置疑，作战也极其勇猛，但结果却难逃失败的命运——因为他遭遇了突厥骑兵的前后夹击。

而这正是李渊最担心的情况，所以他才反复强调必须耐心等待，直到敌军完全通过方可行动。

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这次王康达和杨毛这两个年轻将领面对突厥骑兵时，终究还是经验不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能跳进汾水河逃命。不幸的是，王康达在混乱中溺水身亡，只有杨毛和大约两百名士兵侥幸游到对岸，才得以生还。

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或许伟大的胜利总要经历一些牺牲吧。

突厥人显然没见过如此大胆的战术——太原城竟然大开城门，让他们一时之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甚至开始怀疑，王康达和杨毛的失败是不是李渊故意设下的圈套？

“莫非这是想麻痹我们，让我们放松警惕？等我们冲进城去，你们再来个瓮中捉鳖？”突厥将领们心中疑虑重重，“想得美！传令下去，全军暂且驻扎在太原城外，静观其变。”

突厥人倒也不傻，虽然没有贸然进攻，但也并未撤兵。他们在外围四处劫掠百姓的粮食和马匹，试图施加压力：“看你李渊管不管百姓死活？”

这个策略确实狠辣，直击要害。

李渊见状，内心焦急万分。打吧，实力悬殊，难以取胜；不打吧，百姓受苦，民心难安。自己刚起兵不久，最怕的就是失去民心。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使出最后一招了。如果这招还不奏效，那也只能倾尽全城之兵，与突厥拼个你死我活。

这一招，他称之为“心理战忽悠术”，具体操作如下：

1. 李渊趁着夜色掩护，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派出部分军队出城，埋伏在离城不远的地方；

2. 第二天清晨，当突厥士兵还在睡梦中醒来时，这些士兵便装扮成从各地赶来的援军，敲锣打鼓、声势浩大地入城；

3. 这种“增兵”动作反复上演多次。

突厥人彻底懵了。连续几天，他们就像在看一场热闹的演出，看着一拨又一拨“援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太原城。

“李渊这老家伙到底用了什么手段，一下子召来这么多援兵？难道是天兵下凡？”回想起之前雁门关和马邑之战中李渊的用兵神出鬼没，突厥人心中愈发不安。

双方陷入了微妙的对峙局面，正如那句俗语所说：“麻秆打狼——两头害怕。”

在突厥阵营中，李渊的形象逐渐被神化。

“唉，你瞧瞧，这李渊简直就跟天神下凡一样啊！”

“可不是嘛，他那模样就透着不凡！”

“以前在雁门、马邑时咱们都打不过他，如今他又深入我们的地盘，恐怕这次凶多吉少。”

“那咱们怎么办？”

“风头不对，赶紧撤！”

于是，在一个静谧的夏夜，突厥人悄然撤离了战场。

太原局势随之稳定下来，李渊被百姓奉为英雄，甚至被推上了神坛。而与此同时，也有人被推向了审判台——王威和高君雅。

“杀了他们！这两个叛徒必须偿命！”群情激愤之下，李渊顺势下令，将二人斩首示众。

忠诚，是我们一贯推崇的美德。王威与高君雅无疑是对隋朝忠心耿耿的臣子。但从历史的结果来看，他们却成了悲剧人物，被时代洪流所吞没。

历史的逻辑往往出人意料，它有时如此吊诡，让人无所适从，也让个体在其中显得无比渺小。

太原的局势虽已初步稳定，但李渊内心却并未因此轻松。

与突厥的交锋让他愈发清醒地意识到，尽管已经起兵，但自己的实力仍然有限。倘若此时高举“推翻隋朝”的旗帜，势必引来隋军主力的全力围剿，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恐怕难以支撑太久。

因此，李渊决定暂且打出“尊隋”的旗号，以此掩盖真实意图，避免过早成为众矢之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与此同时，他也深知，若不能妥善处理与突厥的关系，未来的发展将充满风险。更何况，刘武周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的后方，一旦自己在前线苦战之际，突厥与刘武周联手从背后发难，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确保后方安稳，李渊认为必须稳住突厥。而以当前的实力，武力威慑显然不可行，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怀惠”——通过给予利益来换取和平，甚至争取对方的支持。这样做不仅能解除后顾之忧，还有可能借助突厥的兵力壮大声势。

李渊深谙权谋之道，自然明白：在政治与军事的博弈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于是，李渊亲自致信始毕可汗，表明自己起兵是为拯救百姓，并非反叛，承诺一旦成功迎回隋帝，将继续维持和亲政策，希望得到突厥支持，事成之后更将献上大量财宝作为回报。

信写完后，李渊特意在信封上题写了“李渊启”三个字。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其中的讲究。在古代书信礼仪中，“某某书”是常见的署名方式，而“某某启”则表示一种更为谦逊的姿态，通常用于地位较低者对地位较高者的通信。李渊使用“李渊启”，实际上是在向突厥示弱，以此来安抚对方、满足其虚荣心，是一种策略上的权宜之计。

这个细节看似微小，却往往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性作用。李渊做事一向细致入微，正因如此，他才能成就一番大业。写完这封信后，李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暗想：始毕可汗看到这封信，一定会感到满意！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封信该派谁送去呢？而且送信之人不仅要忠诚可靠，还必须具备出色的外交能力。毕竟中原与突厥多年交战，稍有不慎，就可能触怒对方，反倒引发更大的麻烦。最佳的结果，是通过这位使者迅速与突厥达成联盟。

人选的问题让李渊陷入了沉思。最终，他决定召集众将开会，共同商议此事。

“诸位，谁愿意担起这次出使突厥的重任？”李渊开口问道。

殿内一片沉默。

李渊虽感失望，但也理解大家的顾虑。毕竟突厥素以强悍著称，此行凶险万分，很可能有去无回。

“我去！”一个坚定的声音打破了沉默，说话的是刘文静。

“唐公，我愿承担此次出使任务！”刘文静语气坚决地说。

看到他挺身而出，李渊眼眶不禁湿润了。

“肇仁（刘文静的字），你可有把握？”李渊急切地问道。

“请唐公安心，我在晋阳任职多年，多次与突厥打交道，此行必能顺利完成。”听闻此言，李渊激动得几乎手舞足蹈。

“有肇仁出马，何愁大事不成！”

李渊亲自将刘文静送出太原城外，叮嘱他此行以保全自身为重，不必强求突厥的支持。

望着刘文静渐行渐远的身影，李渊心中五味杂陈。他忽然想起刘文静曾说过：“我在晋阳多年，与突厥多有往来……”这句话此刻回想起来，竟让李渊眉头微蹙，神色略显阴沉。

大业十三年（617年）六月，刘文静携李渊亲笔书信，日夜兼程赶往塞北。

始毕可汗在营帐中接见了他。刚一见面，始毕可汗便语带试探地问道：“肇仁今日来访，所为何事？莫非唐公兵败，想向我投降？”

帐中突厥将领闻言哄笑不已。

刘文静神色自若，不卑不亢地回应道：“先前雁门之围、马邑之战，唐公可曾败于可汗之手？分明是可汗主动退兵。”

刘文静顿了顿，又巧妙补充道：“想必是出于对山西百姓的怜惜，不愿战火波及。”

面对突厥君臣的试探，刘文静既不失礼节，又稳住了唐公一方的立场。随后，他顺势呈上李渊的书信。始毕可汗读后颇为满意，尤其对李渊言辞中的谦恭态度感到受用。

“唐公果然非同凡人！”始毕可汗感慨道，“当年雁门之战，杨广龟缩不出，还是唐公率军赶到，才逼得我们退兵。如今老天将山西赐予唐公，我相信你定能平定天下。我愿与唐公共谋大事，只盼事成之后，唐公勿忘今日之约。”

这场谈判，在刘文静的机智应对下，为李渊争取到了关键的外部支持。

刘文静的神经渐渐放松下来，他以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

然而，始毕可汗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他的心再度悬了起来。“不过，唐公若想将杨广迎回以与我和好，此事我绝不能答应。杨广为人如何，我再清楚不过，倘若唐公将其接回，杨广定会对唐公心生猜忌，且此人向来有仇必报，届时必然与我兵戎相见。若唐公愿自立为帝，我倒愿意与你结盟。”

这话听起来颇有些咄咄逼人：人家当不当皇帝关你什么事？到时候给你金银财宝不就够了吗？至于杨广那小子，之前都没能把你怎么样，这次回来难道还能翻了天？

其实不然，始毕可汗此言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策略上的紧逼。他的真实意图是：若要与我结盟，就必须彻底与隋朝决裂，拥立李渊称帝。如此一来，李渊便能吸引隋军主力，双方陷入混战，而突厥则可坐收渔翁之利，依旧稳得金银无数。

“哈哈，肇仁啊，我也写了一封信，请你带回给唐公。”

“可汗，我家唐公乃隋室至亲，若让他自立为帝，恐怕……”刘文静眉头紧锁，语气中满是迟疑。

“唉！我意已决，现在就看唐公是否有诚意了。”始毕可汗打断了刘文静的话，“来人，设宴款待唐公使者！”

虽然席间酒食丰盛、气氛融洽，但刘文静却显得心不在焉。

回到太原后，刘文静将始毕可汗的信交给了李渊。任务虽已完成，但李渊读完信后，脸色逐渐凝重起来。

这个始毕可汗，果然是一只老谋深算的狐狸。

李渊与隋朝彻底决裂，连“尊隋”的旗帜都被剥夺，这无异于将他推向绝路。看完始毕可汗的来信后，李渊愤怒地将信件摔在案上。

“岂有此理！这是联合？分明是把我往火坑里推！”李渊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虽然如此，对方毕竟没有直接拒绝合作，而是将球踢回给了李渊——现在轮到他如何接招了。

若拒绝突厥的要求，刘文静此次出使便等于失败，更会招致突厥强大的军事压力；若接受条件与其联合，则必遭隋军全力讨伐，李渊自身难保。

这正是始毕可汗的高明之处。

看来，即便一再示弱，也不一定能换来理解和支持。李渊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刚一起兵就面临如此棘手的局面。

既然自己一时难以决断，不如召开会议，集思广益。于是他召集众人，征求意见：

“诸位对始毕可汗提出的条件，有何应对之策？”

“突厥人性格急躁，此事若不尽快决定，恐怕他们会反悔。”发言的是裴寂。虽是老生常谈，却也点出了事态的紧迫性。

真正提出破局之策的，是李世民：“孩儿以为，父亲可以效仿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之举，废黜皇帝，改立代王。”

此言一出，犹如拨云见日。

妙！实在太妙了！

这一策略不仅巧妙回应了突厥的条件，更为李渊今后的政治行动指明了方向。

你始毕可汗不是痛恨杨广吗？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为了我们之间的联盟，我可以站出来反对杨广。但请注意，我反的是杨广本人，而不是整个隋朝！

将杨广与隋朝区分开来看，你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文字游戏，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智慧。这样做既满足了始毕可汗的要求，又不违背“尊隋”的立场，可谓典型的中庸之道。

当李世民说完这番话后，李渊用一种惊讶而深思的眼神看着他。

或许，我的大业之中，也有你的一半功勋。

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并进一步提出“兴义兵以传檄郡县，改旗易帜以示突厥”的策略。这一举动标志着李渊的事业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旗帜的选择却并非易事，既要符合“反杨广，不反隋朝”的政治立场，又要让突厥人能够接受。

这局面简直像是夹在婆婆和媳妇之间，左右为难。

有人主张优先考虑突厥的感受，因突厥崇尚白色，因此应采用白旗，代表人物便是刘文静；也有人坚持“尊隋”为首要任务，而隋朝的旗帜是红色，因此应使用红旗，裴寂便是这一立场的代表。

两人各执一词，在李渊面前争得面红耳赤，这是他们首次公开发生激烈争执。曾经的挚友，从此心生嫌隙。

友情为何有时如此脆弱？高山流水遇知音，或许只是理想中的幻影罢了。在这次争论中，刘文静明显处于下风，倒不是他口才不好，而是他在政治资本上远不如裴寂深厚。这一点，在不久的将来也将被现实所验证。

但眼下，旗帜问题仍需解决。面对两人的争执，李渊并未慌乱失措。

这一次，他再次采纳了李世民提出的折中之道——既不全用白旗，也不全用红旗，而是采用了红白相间的旗帜。

结果……令人无语。

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下，李渊面临着隋朝与突厥两方势力的夹击，无法轻易得罪任何一方。然而，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李渊具备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斗争策略，他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最终找到了一个既能争取支持又不完全背离隋朝的折中方案。

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刘文静再次作为使者前往突厥，向始毕可汗传达了李渊“反对杨广、拥立代王”的计划，并明确表示欢迎突厥派兵协助。同时承诺，事成之后，所有金银财宝归突厥所有，这种利益诱惑对突厥而言极具吸引力。

始毕可汗起初并未预料到李渊会采取如此灵活的应对方式。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如果不与李渊联合，未来将难以应对这个潜在的强大对手；而一旦合作成功，不仅可以获得实际利益，还能增强自身影响力。因此，与李渊结盟成为了一个更为理性和有利的选择。

于是，始毕可汗决定派出柱国康鞘利率领两千骑兵前往太原，支援李渊。但这次军事援助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意图——始毕可汗希望通过此次接触，推动与李渊之间的马匹贸易谈判。

康鞘利的到来，既是军事上的支援，也是经济上的合作契机。

总的来说，这不仅体现了李渊高超的政治手腕，也反映出突厥在当时政局中的重要地位，双方的合作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各取所需，相辅相成。

对于李渊而言，若想在未来一统天下，势必经历无数战事，而战马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尤其是那些体壮膘肥的良驹，自然是越多越好。突厥人所拥有的马匹，虽然体型偏瘦，但毛长蹄大，极适合长途奔袭和战场驰骋。因此，当突厥使者康鞘利提出与李渊进行互市交易时，李渊当即表示同意。

然而，李渊心知肚明，突厥并非慈善之辈。倘若毫无节制地大量购入突厥马匹，不仅会让对方察觉到自己战马紧缺的弱点，还可能激起其贪婪之心，趁机抬高价格。如此精明的李渊，自然不愿做这笔吃亏的买卖。

更关键的是，一旦突厥意识到李渊对战马的迫切需求，或许会对他的实力和未来前景产生怀疑。这种疑虑一旦滋生，很可能动摇双方的合作关系。面对如此不确定的因素，李渊选择谨慎行事，在互市问题上稳扎稳打，绝不贪图一时之快。

这便是策略的体现。策略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或军事领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策略思维都至关重要。它不是权谋诡道，而是一种智慧的艺术，一种为人处世的高阶能力。想要真正掌握这种艺术，每个人都必须历经磨炼与考验，方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复杂局势。

截至目前，与突厥方面的关系尚属和睦，李渊得以毫无顾虑地放手一搏，全力施展宏图。

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展拳脚之际，李建成携家带口从河东赶至太原。他的到来却带来了一个令李渊深感悲痛的消息——李智云遇害。

李智云是李渊第五子，由小妾万氏所生。原本他与李建成同行，途中不幸失散，被朝廷官府擒获，押解至长安后惨遭杀害。

起兵反隋，注定要付出代价，甚至可能是血的代价。然而，亲生儿子惨死所带来的打击，实在令人难以承受。丧子之痛，何其残酷！

但李渊并非普通人。

即使心如刀割，我依然更加坚定了推翻隋朝的信念。杀戮虽会夺去生命，但无法摧毁我的理想，我依旧充满斗志。

我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我推你下台并非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天下苍生。因为我怀有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心。

想到这里，李渊露出一丝笑意，尽管泪水仍在眼眶中打转。

罢了，将悲痛化作力量，就此踏上征途！目标——长安！

“反杨广，立代王”这一口号已经为李渊指明了方向。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进攻长安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此时李密刚刚击败隋军，再次攻下了回洛仓，迫使杨广急调江都通守王世充、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霁等人率军驰援洛阳。

长江以北的隋军主力已悉数集结于洛阳，意图对抗李密。而长安防务空虚，这正好给了李渊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大军正式向长安进发！

来源：诗情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