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4年我国老年人口将接近 3 亿，银发经济的3个重点

摘要：医疗健康领域，个性化、专业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逐渐兴起；文化娱乐领域，“银发网红”“银发直播”日益活跃；金融理财领域，诸如“阶梯式养老储蓄计划”“以房养老”的创新型产品陆续推出，针对老年人的反诈金融服务成为刚需；社会服务领域，“反向育儿”经济兴起，子女为父母购买健

近年来，面向老年人的商品和服务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涌现、升级。
医疗健康领域，个性化、专业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逐渐兴起；文化娱乐领域，“银发网红”“银发直播”日益活跃；金融理财领域，诸如“阶梯式养老储蓄计划”“以房养老”的创新型产品陆续推出，针对老年人的反诈金融服务成为刚需；社会服务领域，“反向育儿”经济兴起，子女为父母购买健康体检、智能设备使用培训等服务的现象日益普遍……随着全球人口结构的深刻变革，“银发经济”逐渐成为了学界与业界关注的焦点。所谓银发经济，是指以老年人口为核心目标群体，围绕其多样化需求形成的产业体系与市场潜力。然而，银发经济的发展并非简单的需求满足，更需要系统性思考：如何打破“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如何通过政策设计、市场机制和社会创新破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挑战？如何将“未富先老”的困境转化为“新人口红利”的机遇？在这一背景下，《新人口红利》一书以前瞻视角切入，提出新人口红利的获得，以及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能转换和社会政策调整的过程。这本书从政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社会保障、养老和公共就业服务、人力资本培育等方面阐释形成新人口红利的创新机制，揭示了银发经济背后的复杂逻辑，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与产业路径，为破解老龄化社会的经济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获奖作者经济学家蔡昉重磅新作

《新人口红利》蔡昉著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新人口红利》，一起探寻银发经济如何从“危机”走向“机遇”。以下文章摘自《新人口红利》，作者蔡昉

银发经济与银发经济学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负增长和中度老龄化。从 2022年开始，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并将成为相当长期的常态。与此同时，2021 年，我国老龄化率超过了 14%，意味着我国进入了中度老龄化阶段。
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到2034年，我国老龄化率将达到21%，意味着进入高度老龄社会。那时我国的老年人口接近 3 亿，占到世界全部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 27% 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也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因此，研究银发经济要看到人口趋势的变化，才能把握潜在人力资源和消费者市场。

从时间趋势上看，老龄化导致消费意愿、消费能力下降。全球老龄化程度一直在加速提高，居民消费率却趋于下降。从跨国比较来看，不同国家老龄化和消费的关系不尽相同。从跨国数据来看，老年化率和消费率的关系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即老龄化率高的国家未必就是消费率低的国家。

“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人口变化趋势会产生一个“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人口老龄化就意味着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变化，在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20 年时间里，我国人口逐渐向金字塔顶端移动，大龄人口的总规模在扩大，占比在提高，但大龄群体的消费并不占优势。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年龄群体及消费人群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从人口占比和消费占比两方面来看：首先，儿童消费偏高，5~9 岁儿童消费占比远高于其人口占比，许多一孩家庭更愿意为孩子消费；其次，年轻人消费普遍偏高，20~30 岁人群的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占比比其人口占比要高，其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偏高。但是，未来这个群体的人口占比将越来越低，而且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其就业困难会更大一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分人的高消费能力和高消费意愿不足以支撑我国经济未来的消费需要。此外，老年群体人口占比远远超过其消费占比，因为老年人没有了劳动收入，养老保障还不够充分、不够均等，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在下降。再看正在就业的中年人，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不强，可以称为“城市中年人或大龄就业者的现收现付难题”。在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的背景下，这部分人面临三重负担，即养老保险的缴纳、家中老人的赡养、预防性储蓄，这些负担显著降低了中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农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普遍更低。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农村常住老年人用养老金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占比只有 10%，大部分还要靠自己继续劳动，以及家庭成员的支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属于“家庭养老”。这是我国面临的现实约束，打破这个约束才能有银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靠银发经济的发展才能打破这个约束。

发展银发经济的着力点未富先老决定了年龄结构和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之间的不平衡。我国老龄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高 5 个百分点，而我国居民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18 个百分点。在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我国居民消费能力未能赶上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不仅要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还要进行结构性调整。银发经济有三个着力点。一是填补经济增长缺口要以银发经济产业为抓手。银发经济是一个朝阳产业，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计，因此必须从新质生产力培育入手和起步。从需求侧来看，未来 3 亿老年人口作为市场需求主体，是双循环的重要驱动力。

二是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的紧密结合。银发经济和涉老产业发展首先要借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供求、激发活力，应对人口的变化、老龄化的外部性现象，是一种多重的、跨代的社会收益和外部性，是我们实施产业政策补贴的重要依据。三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促进的应用场景。一方面以高质量供给消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不对称；另一方面，有好的供给才能创造出充足且可持续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供给创造需求这个命题在我国未富先老这个特定的场景下才可以达到。因此，供需两侧的同步改革可以实现银发经济的产业大推动。

照护劳动市场化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我们可以把照护经济当作银发经济的特殊例子，由此来认识发展照护经济的紧迫性，同时看到照护经济产业链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就是说，它虽然是关乎老年人的银发经济，但也是一个朝阳产业。我们从观察以下几个事实开始。事实一：老龄化要求更多的照护活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老龄化和养老面临的矛盾是照护比在下降，也就是能够照护老人的人口数量与他需要照护的老人数量之间的比例在下降。这个比例的下降基本上是自然现象，无法改变。年老以后，必然有一个阶段是需要别人照护的。虽然很多老年人身体健康且能够自理，但是仍有部分老年人由于残疾、疾病导致失能，必然需要他人照护。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数据，即虽然不同类别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和预期寿命不同，但是需要他人照护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人口的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之间的比例关系十分接近。特别是，60 岁及以上人口的不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例，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25.6%。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 24.2%，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 24.7%，低收入国家为 25.5%，基本上都在 25% 上下。中国的占比与其他收入组国家相比还要低一些，是 23.6%。这个数据比较表明：一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老年人口更健康，具有比较好的医疗卫生发展水平和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程度较低，老年人口的年龄不是很大，虽然我国的老龄化率增速很快，但是目前高龄老人占比仍然较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老年人的余寿年限中，需要被照护的年份相对少一些。但是，作为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我们在这方面的负担必然加重。这几乎是定论。

事实二：我国的家庭照护负担已经很重。当然，在谈论家庭负担时，不仅包括照护老人，还包括照护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随着老龄化率的提高，照护老人是其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再来看一个跨国比较的数据，即在每天的 24 个小时中，女性有多少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同时也是无偿劳动）。我国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占比为 11.1%，有数据的 73 个国家或地区的算术平均值是 12.5%，也就是说我国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没有比其他国家更重。但是，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极高，达到 60.5%，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他国家的算术平均值仅为51.6%，可见差距很大。这意味着我国女性的家务负担虽然不重，但是她们是在就业之余从事家务劳动。其他国家的女性就业率并不高，因此可能很多是专职做家务。所以，我国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很重，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潜力可挖掘。与此同时，老人照护这部分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这在宏观上构成一个关于照护的必要性和照护能力不足之间的两难，日益紧迫地成为相关政策面临的问题。在微观上，几乎所有相应年龄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在为这些照护难题发愁。对年轻人而言，看到了这样一个照护难题，考虑到没有时间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因此他们的生育意愿不高，导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不可持续的极低水平。事实三：我国有潜力将照护需求转化为产业和市场供给。我们以前即倡导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也就是将家务劳动交给职业化的家政劳动者。劳动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也提出把照护劳动（即家务劳动）市场化。如今很多研究者都相信，这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银发红利。第一，家务劳动市场化后，可以显著稳定女性就业。从对我国的影响来看，尤其具有针对性和紧迫性。近年来，我国整体劳动参与率有下降趋势，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更快，女性 50 岁之后的劳动参与率更是陡然下降。有调查显示，年龄较大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实际上是转到了家务劳动中，例如帮助子女带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家务劳动既成为女性的负担，又减少了她们的收入。因此，如果家务劳动实现社会化或市场化、职业化和产业化，从而解放这部分家务劳动负担，无疑可以稳定劳动参与率。同时，与目前正在实施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也可以衔接起来，提高部分大龄劳动者继续就业的意愿，避免其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一旦这部分劳动者回归就业市场，便同那些职业化的照护人员形成合理的劳动分工。第二，家庭照护实现社会化、职业化，也能为其他群体创造就业机会。按照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要求，未来我国还有不少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差距需要填补，特别是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尚存在 18 个百分点的差别。此外，我国还有超过 20% 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高收入国家的这个比例仅为 2% 左右，可见我国仍有诸多百分点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这意味着未来还会有大量的农村毕业生和转移劳动力进城。未来进入城市的人口不再只是新毕业生，而是有一些年龄较大的劳动者，特别是一些年龄偏大的女性劳动者。这些转移劳动力需要非农就业，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就业机会。第三，人工智能和人力资源可以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使这个领域成为一个经典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很多年前，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曾宣称，未来机器人会在很多岗位上替代人类，但有一项工作它们无法替代，就是照护工作。目前看来，这个观点已经不太准确，实际上现在很多智能机器人可以照护老人和孩子。但是，用机器人替代人工来照护老人和孩子始终有一个门槛，那就是机器人难以满足被照护者的情感需求。所以，把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结合起来，即人工智能赋能于人的照护活动，必然是一个最恰当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通过合理分工和自动化，把一些苦、累、烦的活儿交给机器人来干，照护者这个职业也会变得更加体面，更富有人力资本的内涵，可以提供更好、更高质量的服务。第四，将家务劳动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直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国家统计局在 2018 年做过一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发现城乡居民的无酬劳动相当于有酬劳动的61%。无酬劳动这部分活动是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这就是说，将其中的任何部分转变为市场化的有酬劳动都意味着对应的经济活动增加，从而以一定的幅度扩大国内生产总值。此外，家务劳动市场化也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促进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家庭为相关服务承受的负担和支出成本，同时改变年轻家庭对未来的预期，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以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这意味着人口发展战略瞄准“一老一小”两个重点，从年龄上构成人口群体的两个端点。同时，人口支持政策并不局限于这两个群体，而是两点连成一线，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能够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就能向全社会传递一个良好的预期，包括对儿童生育、养育和教育及就业相关的更好预期，对人口发展会产生更好的微观激励作用。《新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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