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民众打砸日本车的可悲历史，来看经济民族主义的危险之处

摘要：2025年4月，特朗普进一步升级贸易紧张局势，宣布对全球大多数国家实施大规模关税，声称此举旨在打击“他国的邪恶意图”，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这些政策的经济破坏性已初现端倪：它们瓦解了长期互利的贸易关系，扰乱企业中长期规划，威胁农产品出口，拖累金融市场，并带来通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员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高地摧毁一辆丰田卡罗拉,1981年。图片：美联社

经济民族主义的危害

2025年4月，特朗普进一步升级贸易紧张局势，宣布对全球大多数国家实施大规模关税，声称此举旨在打击“他国的邪恶意图”，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这些政策的经济破坏性已初现端倪：它们瓦解了长期互利的贸易关系，扰乱企业中长期规划，威胁农产品出口，拖累金融市场，并带来通胀风险。然而，更重要的是，应当看清这些政策与其残酷反移民立场之间的内在联动——无论贸易战结局如何，这种政策结合极可能再次催生社会与国家支持的暴力潮流。

在我们尝试以进步路线回应上述政策之际，必须认真审视民众经济民族主义及其种族主义倾向的政治历史所带来的深刻警示。但这并不意味着应重回破坏性的自由贸易体系，而是要重新界定贸易政治的内涵，将所有劳动者——无一例外——置于政策的核心。

作者：达娜·弗兰克

编辑：阿K

1982年6月，在美国汽车工业就业率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两名白人汽车工人——其中一人刚被解雇——在底特律一家脱衣舞俱乐部骚扰华裔美国人陈正义。罗纳德·埃本斯朝他吐口水并辱骂道：“你这个混蛋，都是因为你我们才没了工作。”当时，陈正义正在庆祝即将到来的婚礼，他与二人发生了对峙，进而引发肢体冲突。离开俱乐部后，二人在一家麦当劳找到陈，将其追赶至街头，并用棒球棒将其殴打致死。

陈的遇害事件，是20世纪70至80年代“购买美国货”运动与盛行的经济民族主义浪潮中，广泛存在且常带暴力色彩的反亚裔种族主义的著名案例之一。彼时，来自日本、德国，及后来韩国的更便宜、更节能的汽车逐渐取代美国本土品牌，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升温。

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与他对移民的严酷敌意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类似运动在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可追溯至独立战争时期的“不进口运动”。该运动中，精英阶层号召普通殖民地居民抵制英国商品，转而支持本地制造，最终以波士顿倾茶事件达到高潮。如同今日，当年的经济民族主义同样具有鲜明的阶级和种族特征：领导运动的精英常在暗地进口奢侈商品（如托马斯·杰斐逊一边公开支持不进口运动，一边却从伦敦订购一架豪华桃花心木钢琴送给妻子），或要求其奴隶制作所谓“本土自制”的布料——正如乔治·华盛顿在其总统就职典礼上所为，方式颇为夸张。

爱国主义消费在随后数十年间一度沉寂，直至19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报业巨头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在旗下27家报纸上发起每日“购买美国货”运动加以复兴。赫斯特长期警告“黄祸”将侵蚀美国海岸线，其所推动的民族主义宣传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二战期间12万余日裔美国人被集体拘禁的局面。

在近期总统竞选中，几乎每位候选人都承诺将振兴美国制造业并恢复本土就业岗位。但2017年上任的唐纳德·特朗普，却将这一理念扭曲为带有怨恨情绪的经济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的混合体。

他在就职演说中高呼：“我们将遵循两条简单规则：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其演讲措辞，与赫斯特报纸曾刊登的口号如出一辙，背后的撰稿团队——包括当时的移民顾问、现任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显然对其有所借鉴。早在选举前，经济学家兼政治分析人士马库斯·诺兰德便指出：“特朗普竞选所倡导的保护主义立场，以及其使用带有种族主义倾向、反移民与伊斯兰恐惧色彩的政治话语，构成一个相互强化的政策体系。”

就任总统一年后，特朗普开始将言辞化为行动，通过对钢铁、电动车及太阳能板加征关税，正式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这些举措也为2020年选情定下基调。他所煽动的草根反移民情绪迅速转向对岸大国，其间公众广泛指责他国“将新冠病毒带入美国”。不久，反亚裔的暴力事件急剧上升，其中尤以街头袭击亚裔老年人最为骇人。

在我们尝试以进步路线回应上述政策之际，必须认真审视民众经济民族主义及其种族主义倾向的政治历史所带来的深刻警示。但这并不意味着应重回破坏性的自由贸易体系，而是要重新界定贸易政治的内涵，将所有劳动者——无一例外——置于政策的核心。

“购买美国货，消费美国货，”1932年12月，赫斯特旗下报纸齐声疾呼，“让美国人的钱留在美国，用于美国公民。”彼时，漫画、证词、专栏与社论每日重复此一口号。赫斯特的宣传明确将外国劳工与进口产品捆绑在一起。“我们有权排除某些对美国标准与理想构成威胁的进口商品，”一篇社论高声宣称，“正如我们有权排除某些对美国标准与理想构成威胁的移民。”

赫斯特所宣称的“威胁国家”的危险商品与危险人群，首当其冲的是日本人——尽管当时美国境内的日裔人口仅约11万。他的报纸公然使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Jap”，并阴森警告称狡猾难测的日本人正在向美国输入灯泡、演员、牡蛎与“滑腻的外国鱼类”。

当时的流行文化充斥着末日预言：亚洲人及其商品如潮水般涌来，威胁淹没整个美国。历史学家洛斯托普·斯托达德——三K党与美国优生学会成员——在其1920年畅销书《色彩的洪流对抗白人世界霸权》中警告称，有色人种“蜂拥而至”，将通过移民“淹没整个白人种族”。作为“购买美国货”运动的一部分，赫斯特报纸刊登了斯托达德撰写的五篇系列文章，宣扬亚洲种族对白人至上主义构成的“威胁”，并与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专栏文章并列刊登。

赫斯特的宣传活动危险地煽动了对移民的敌意，而这种敌意在大萧条时期愈加剧烈。1932年，劳工部长威廉·道克在为报业大亨所倡导的“购买美国货”议程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时宣称：“美国劳工部正致力于阻止那些与美国工人竞争的外国劳工进入我国。”

在大萧条初期，道克主导了被称为“遣返”的强制驱逐行动，导致多达一百万墨西哥人及美籍墨西哥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数万名菲律宾人、墨西哥人及其他移民，尤其是曾参与劳工运动者，也被直接驱逐出境。

“购买美国货”运动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几乎销声匿迹，因为美国在战后主导了全球经济。在那一时期，自由贸易而非保护主义，既符合跨国企业的利益，也契合许多美国制造业工人的诉求。然而，至20世纪70至80年代，当美国企业——包括“三大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与克莱斯勒——为寻求更低工资与宽松环保法规而纷纷外迁时，基层“购买美国货”运动卷土重来，再度将失业归咎于日本、日本人，甚至扩及所有在美亚洲人。有报道称，不满的底特律汽车工人曾以大锤砸毁日本制造的汽车。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外迁之际，“购买美国货”运动重现。

代表“三大汽车公司”工人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领导层并不介意这种民怨在基层蔓延。他们希望公众将敌意指向日本，从而转移对工会领导层在与迅速外迁的汽车制造商谈判中表现软弱与失能的批评。UAW随后也开始煽动反日情绪，尽管规模较小。在工会位于底特律的总部停车场，一块标语牌赫然写着：“UAW停车场仅限停放美国与加拿大制造的车辆，请将进口车停放至他处。”1981年5月，工会官方刊物《团结》刊登题为《拖拉机入侵》的文章，描绘了一支悬挂日本国旗的拖拉机车队自海上驶抵美国海岸的场景。

与此同时，民间运动重新启用“Jap”一词，并伴随种族主义刻板印象。珍珠港与原子弹的意象频繁出现。1991年，一幅广泛印于T恤、马克杯与枪展纪念品上的图像描绘了一朵蘑菇云，云上文字写道：“美国制造，在日本测试。”同年，当一群日裔女童子军在杂货店门外贩售饼干时，一位顾客冷漠地说道：“我只买美国女孩卖的东西。”数月后，迈克尔·克莱顿的《日出》——一部以耸动笔触警示日本经济“入侵”的悬疑小说——登上畅销书榜首。

企业利益集团亦乘机搭上这股浪潮，表现出近乎无耻的虚伪。1985年，沃尔玛推出“把商品带回美国”计划，这家跨国零售巨头承诺采购美国制造商品，设置专区销售（顾客由巨幅美国国旗引导至该专区），并开发本土供应链，以创造与保留就业岗位。至1992年，沃尔玛声称该计划已创造4.1万个岗位，并保留了数十亿美元的国内开支。

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今日》节目在当年披露，其专区所售夹克并非由美国工人生产，而是孟加拉国儿童所制，部分儿童年仅11岁。与此同时，沃尔玛不仅向其36.5万名非工会门店员工支付微薄薪资，还通过激烈竞争摧毁美国小型企业，并持续将制造业务外包至全球。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再次点燃对日本的潜在敌意。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杰恩·皮罗（时任华盛顿特区代理美国检察官）在4月节目中愤怒表示：“我们对日本的汽车出口为零。你看看这条街，全是三菱、本田、马自达、斯巴鲁。”同月，米勒在推特上戏剧化地警告，美国对日汽车贸易年度逆差高达530亿美元，与欧洲及韩国的逆差亦达数十亿美元。他写道：“我们的盟友关闭市场，不准我们的汽车进入，而我们的市场却被他们的汽车淹没。”

即便是《国家评论》也指出，美国汽车在日本销量不佳，实因日本消费者偏好美国制造商多数未能提供的车型：安全、省油、尺寸适宜以适应日本道路。然而，尽管特朗普的贸易战在国内普遍不受欢迎，且在共和党内部引发分歧，其经济民族主义所内含的强烈反移民倾向却并未减弱。如今，随着特朗普在对华经济战中立场反复无常并将矛头指向日本，一场新的、难以遏制的反亚裔狂潮是否即将爆发？

任何有关公平经济的进步构想，必须以贸易政策为起点，并将全球工人权益置于核心。

在过去五十年间，压低美国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责任，并不在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更大程度上，这应归咎于如今为许多人所怀念的自由贸易体制：这一政策体系为跨国公司敞开了大门，使其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投资于其所选之地，追求日益低下的劳动标准与环境规范，并在多个国家之间操纵工人，促成所谓的“底线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境内钢铁、汽车、电气零部件等制造业企业虽未全面撤离，但已逐步向海外转移。

面对外包所带来的挑战，经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粗陋的应对方式被加以宣传，其假设是存在一个良性循环：通过征收“保护性”关税在美国所获取的新增利润将被再投资于国内。然而，跨国公司与资本对美国工人并无特殊忠诚，其唯一义务在于追求最高回报率，无论其所处何地。事实上，它们积极推动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贸易安排，以使全球劳动力剥削达到最大化的利润效益。

如今，美国作为贸易霸主与工业强国的所谓“黄金时代”早已不复存在。这一时代曾建立于二战后美国制造业凭借技术优势在全球经济破坏中独占鳌头之基础上，并通过庞大的军事体系长期压制欠发达国家发展进口替代、区域贸易联盟以及社会主义替代路径的能力，从而维系其地位。

特朗普的破坏性政策无法逆转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层力量；其鲁莽的关税措施也难以吸引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制造业。正如本杰明·华莱士-韦尔斯在《纽约客》所指出：“企业进行新建工厂等重大资本投资，所需的是稳定的环境，而非一个由90天暂停与政策急转所定义的动荡局势。”

那么，那些支持关税者所期待的，在底特律等去工业化城市重新出现的“优质制造业岗位”如今何在？值得提醒的是，20世纪30至40年代的钢铁、汽车与电气制造工作之所以提供养老金、医疗保健及带薪休假，是强大的跨种族工会组织（CIO）通过长期斗争赢得的成果——这一切是在联邦政府公开支持工会组织的背景下实现的。

许多美国工人落入了反移民民族主义的陷阱，这一意识形态将矛头指向其他工人，而非那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迁移、敌视工会的企业。甚至劳工运动本身也未能幸免于此误区：就在特朗普于4月宣布“解放日”关税的一周前，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公开称赞其举措。该工会主席肖恩·费恩表示：“我们赞扬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终结数十年来摧毁工人阶级社区的自由贸易灾难。”谴责自由贸易固然有其正当性，但对特朗普的赞扬显然意在安抚右翼工会成员以谋求连任。

费恩此举不仅默认了总统对联邦权力的威权接管，也为其危险的民族主义言行开了绿灯。包括蒂姆·凯恩和伊丽莎白·沃伦在内的民主党要员亦尝试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主张某些关税是可取的——但不是当前的这些。然而，在缺乏对抗特朗普的全国性群众运动的有力声援下，这类表态更显妥协意味，而非构成一套替代性的工业政策蓝图。

那么，一项真正有效的政策应具何形态？显然，答案不在于回归一种被浪漫化的自由贸易体制，这种体制曾使全球劳动者彼此对立；也不应是任由冷酷的跨国公司在本土肆意压榨工人的经济民族主义。我们方才开始了一场长期缺失的讨论，探寻何为进步的贸易政治——一种能够统筹整个经济结构而不仅仅是制造业的政策取向。任何有关公平经济的进步愿景，都必须以贸易政策为起点，将全球工人权利置于各类贸易协议的核心，并将移民视为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贡献者。

值得肯定的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已提出在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三国间实施制造业工人统一最低工资标准，该标准拟作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继任者）的一项议题。正如费恩主席所言：“边境两侧的工人不应在恶性竞争中相互压低标准。”然而，要将这一雄心勃勃的构想转化为现实，必须重建一个强大而具远见的劳工运动，并确保其与美国国内乃至国际进步力量的全面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