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是一对作家夫妻，常年往返于法国巴黎和诺曼底之间。唐曾是一名电视新闻记者，因其驻外报道而屡获殊荣。佩蒂曾任美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的礼宾官，现为自由撰稿人，撰写过大量关于法国和法国生活的文章。

作者｜唐·克拉斯特鲁普（Don Kladstrup）与佩蒂·克拉斯特鲁普（Petie Kladstrup）

是一对作家夫妻，常年往返于法国巴黎和诺曼底之间。唐曾是一名电视新闻记者，因其驻外报道而屡获殊荣。佩蒂曾任美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的礼宾官，现为自由撰稿人，撰写过大量关于法国和法国生活的文章。

铁门纹丝不动。法国士兵动用了从开锁工具到大锤的一切手段来打开铁门。铁门岿然不动。现在，他们决定用炸药试试。

爆炸声惊天动地，岩石和碎石纷纷坠入山谷。烟尘散去后，士兵们发现铁门微微敞开，刚好够来自香槟地区的23岁陆军中士贝尔纳·德诺南古（Bernard de Nonancourt）挤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呆若木鸡。

他面前是令鉴赏家们垂涎欲滴的宝藏：50万瓶有史以来最好的葡萄酒，包括拉菲酒庄、木桐酒庄、拉图酒庄、滴金酒庄和罗曼尼康帝酒庄等出品的葡萄酒，它们被堆放在木箱或架子上，几乎塞满了洞穴的每一寸空间。一个角落里堆着稀有的波特酒和干邑白兰地，大多是19世纪的陈年佳酿。

《葡萄酒与战争: 法国人与纳粹的斗争》

[美] 唐·克拉斯特鲁普 / 佩蒂·克拉斯特鲁普 著

刘军 译

格致出版社

2025年4月

然而，有一件事引起了德诺南古的注意：数百箱1928年的沙龙香槟。五年前，在一家香槟酒厂工作时，他惊讶地看到德国士兵抵达奥热尔河畔勒梅尼勒，从沙龙酒庄的酒窖中运走了一箱又一箱香槟。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正是当年他亲眼目睹被拿走的香槟。

年轻的中士既眉欢眼笑，又难以置信。

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所有这些珍贵的葡萄酒——存放在山顶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都属于一个对此毫不关心的人。事实上，他甚至不喜欢葡萄酒。

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那天，希特勒的藏酒洞穴被打开，这是贝尔纳·德诺南古永远无法想象的，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洞穴的存在。1945年5月4日，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麾下的法国第二装甲师的坦克长德诺南古中士唯一的感想就是，活着真好。就在几天前，德诺南古听闻捷报：法国境内的最后一支德国部队已经投降。他的祖国终于获得了完全的自由。现在，盟军正在向德国挺进，盟军飞机向德国的工厂、机场和造船厂投掷了数千吨炸弹。尽管仍有零星抵抗，但德军已经全面败退，并开始大批投降。众所周知，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贝希特斯加登镇，被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称为“纳粹众神、领主和主人的瓦尔哈拉殿堂”。希特勒在此有一处居所，即贝格霍夫，另有一座山顶石质隐秘住处，即阿德勒霍斯特（Adlershorst），或称“鹰巢”。其他纳粹头目，如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和鲍曼也在这里拥有住所。

20 世纪 30年代末，欧洲领导人正是在贝希特斯加登遭受希特勒的羞辱，其中包括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和英国首相张伯伦等领导人。这里也是纳粹大部分战利品的目的地：纳粹从其他被占领国家窃取的黄金、珠宝、绘画和其他宝藏，多藏于此。

这座瓦尔哈拉殿堂的核心，就是希特勒的住所贝格霍夫。从外观上看，它就是一座典型的坐落在山肩上的小屋。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位游客所说：“在那些赏心悦目的白色墙壁和窗台鲜花的背后，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堡垒，其奇怪的内部比例和中世纪建筑般的宏伟以及对财富和权力的展示，令人不安。”贝格霍夫的客厅足有60英尺长，50英尺宽，“大得似乎足以让人迷失其间”。室内有一座巨大的翠绿色壁炉，靠墙摆放着阿尔卑斯山典型的厚重木制家具，墙壁上装饰着哥白林挂毯和意大利绘画。事实上，这里有太多不同流派的画作，“这个房间，就像一个古怪博物馆里的画廊”。

很少有人见过或被允许参观的，则是“鹰巢”。这是一座海拔比贝格霍夫高出数千英尺的堡垒。据说，希特勒本人只去过那里三次。他抱怨那里海拔太高、空气太稀薄、呼吸太困难。尽管如此，“鹰巢”仍然是工程杰作。“鹰巢”的建造历时三年，它由钢浇铁铸，足以抵御轰炸和炮火，唯有通过凿穿山上坚固的岩石后建造的电梯才能抵达。

现在，坦克纵队停在山脚下。德诺南古凝视着山顶，陷入沉思，试图想象在如此田园风光中被策划出来的恐怖事件。突然，他的思绪被指挥官的喊叫打断了。

“你，德诺南古，来自香槟地区，对吧？”

贝尔纳还没来得及回答，军官就接着说道：“所以你一定对葡萄酒有所了解。立刻下来，跟我来。”

贝尔纳从坦克上跳下来，跟着军官爬上吉普车，车上挤着一小群其他士兵。“上面，”军官指着上萨尔茨堡山顶的“鹰巢”说道，“是一个洞穴，实际上是一个酒窖。希特勒把从法国偷来的葡萄酒放在那里。我们要把它拿回来，你负责搞定，德诺南古。”

贝尔纳惊呆了。他知道德国人从他的国家运走了数百万瓶葡萄酒，他甚至见到过一些从他曾经劳作过的村庄被盗的葡萄酒，但山顶上有酒窖，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即将成为第一个打开酒窖的人，则又如千钧重负，令人窒息。

贝尔纳知道任务并不轻松。这座8000英尺高的山峰十分陡峭，部分山坡上埋有地雷。他还想到，洞穴内部是否设有诱杀装置呢？

贝尔纳试图想象他将如何到达那里，以及会在里面发现什么。此时，某种兴奋感汹涌而来。自1940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军队席卷并占领法国以来，贝尔纳和许多其他法国年轻人一样，一直希望战争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让他能够参与解放并借此名垂青史。他意识到，这是他的机会，因为希特勒的洞穴不仅仅是一个酒窖，它还是残酷和贪婪的象征，是纳粹德国对财富的渴望的象征。

一名来自香槟地区的年轻人如何到达贝希特斯加登，并成为少数亲眼目睹希特勒为自己积累的宝藏的人之一，这便是战争中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

我们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们得知这个故事，是因为一次猜谜。

当时，我们在卢瓦尔河谷采访武夫赖的加斯东·于埃（Gaston Huet），准备撰写一篇关于法国高速列车（TGV）计划在该地区挖掘隧道的报道。当时，包括担任武夫赖镇长的于埃在内的葡萄酒生产商们都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警告称，列车会摧毁他们的葡萄园并毁坏存储在周边石灰岩洞穴中的葡萄酒。

“那些洞穴里存有成千上万瓶葡萄酒，”领导抗议的于埃说，“列车的噪声和震动可能会造成灾难。”

突然，于埃致歉并离开了房间。他拿着一瓶葡萄酒和三只酒杯回来了。“这就是我反对列车的原因之一。”他说着，并将未贴标签的酒瓶递给我们。瓶子上有蜘蛛网和灰尘。于埃默然拔出瓶塞，开始倒酒。酒色金黄，我们顾盼彼此，又期待地看着于埃。于埃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来吧，尝尝!”他说。

浅尝一口，便知此酒确是妙品。这款酒超类绝伦：它甘美如饴，又清爽活泼，就好像是昨天刚酿成的。我们告诉他，这是绝佳的酒。

“那么，你们猜猜，这是哪一年的酒呢？”于埃问道。

我们猜 1976年，这是卢瓦尔河谷葡萄酒的好年份，但于埃直摇头，催促我们再猜。1969年？还是摇头。1959年？依然不对。

于埃显然乐在其中，看起来越发开心。我们决定再猜一次。“那就是 1953 年的酒吧？”我们试图让回答听起来像是陈述，而不是提问，但于埃并未上当。他的笑容越发灿烂，让我们再想想。

“1947年，”他最终说道，“这可能是我酿造的最好的酒。”他的言语之间洋溢着情感和自豪，就像是在描述他挚爱的孩子一样。

我们轻晃着酒杯，美妙绝伦的蜂蜜和杏仁香味从杯中飘逸而出。我们问当时已经80多岁的于埃是否品尝过更好的葡萄酒。尽管我们提出的几乎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但于埃却略作停顿，表情严肃。

“仅有一次，”他回答道，“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德国当战俘时喝到的葡萄酒。”接着，他讲述了我们听到过的奇闻逸事之一。这是一个关于勇气、孤独和绝望的故事，这是一个于埃和他的战友们在些许葡萄酒的抚慰之下最终熬过五年囚禁的故事。“我甚至不记得那酒的味道了，”于埃说，“只有那么一点点酒，但那是我们在五年囚禁中享用的唯一一次葡萄酒，那是金波玉液。”

于他们，那是峥嵘岁月；于我们，那是亘古奇闻。在听闻于埃的故事之前，我们从未想过“葡萄酒与战争”之间的关联。很快，我们就了解到，“葡萄酒与战争”的关联由来已久。公元前6世纪，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命令他的部下喝酒，以对抗感染、预防疾病。恺撒大帝和拿破仑·波拿巴亦尊崇清圣浊贤。甚至，战时的拿破仑常以马车满载香槟。有人说，拿破仑之所以会输掉滑铁卢战役，原因在于没有及时享用香槟，只能以比利时啤酒充数。

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为士兵配发香槟，以保持士气。士兵们将香槟置于战壕，随时饮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政府向前线配送了暖酒器具和热葡萄酒配方。正如某位官员所言：“定量的热葡萄酒并不昂贵，但可预防流行疾病，慰抚士兵。”

但是，作为一种军事策略，葡萄酒的巅峰可能出现在300年前。当时，葡萄酒拯救了被城墙环绕的德国城镇罗滕堡，使其免于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摧毁。葡萄酒专家赫伯特·M.鲍斯（Herbert M. Baus）称：“当时罗滕堡处于蒂利的3万铁蹄之下。蒂利偶发慈悲，声称如有士绅可以一口气喝完3.5升葡萄酒，便可赦免该市。市长努施（Nusche）挺身挑战，一饮而尽。如今，他的英勇事迹发生地被称为‘弗洛伊德大街’（Frcudengässlcin），意即欢快巷。”

对我们来说，葡萄酒的乐趣不仅在于饮用，还在于分享。我们品尝过的最佳葡萄酒之一是1905年的拉图酒庄特级酒。它精致、美妙得让人难以置信，但更加特别的是，我们能够与二战时身在巴黎、与这款酒同龄的密友格特鲁德·德加莱（Gertrude de Gallaix）分享佳酿。

我们曾经喝过一瓶粉红葡萄酒。老实说，它并非佳酿。但在一个温暖的夏日与朋友共饮，仍然让我们心生愉悦，记忆犹新，一如那款 1905 年的拉图酒庄特级酒。

法国著名葡萄酒权威安德烈·西蒙（André Simon）形容葡萄酒是“一位好的顾问、一位真正的朋友，既不会让我们感到无聊，也不会让我们感到烦躁：它不会让我们昏昏入睡，也不会让我们保持清醒……它对我们勖勉有加，随时准备向我们施以援手，但不会倚势凌人，逼迫我们”。

然而，我们品尝到的葡萄美酒有时确实“逼迫我们”提出问题。加斯东·于埃的故事激起了我们的兴趣，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又遇到了其他酿酒师，他们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战争故事，有的故事风趣幽默，有的故事触动人心。听着听着，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些故事就像一瓶好酒，就是我们想要分享之物。这些故事值得被讲述，值得被铭记，值得被书写。

收集这些故事并非易事。一些人害怕并拒绝谈论那个被通敌者和试图发战争财的人玷污的时代。一位拒绝接受采访的人说：“这太敏感了。最好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平和生活。”

根据法国一项旨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许多涉及通敌者的文件被封存起来了。其他文件，则在战争结束时根据德国最高指挥部的命令被销毁了。

我们遇到的其他问题包括记忆模糊和许多人已经离世等。有好几次，我们收到便条或电话通知，得知我们原定采访的人刚刚去世。

虽然这确实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但有时我们不得不徐徐图之。参加过战争的那一代人，并不总是愿意谈及战争。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哦，天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不确定……”然后，他们的声音就会渐渐低沉，陷入沉默。但突然地，他或她可能会说：“但有一件事情，我仍然记得……”然后，我们就会听到一个精彩的故事。

我们接触到的年轻人，有时也会犹豫不决。“拜托，我（当时）只是个孩子，”他们会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他们往往是记得的，且他们的故事最具启发性，为我们提供了那个复杂时代的清晰缩影。

例如，波尔多靓茨伯酒庄和碧尚男爵酒庄的庄主让-米歇尔·卡兹（Jean-Michel Cazes）就告诉我们，战争的“晴雨表”，既在操场之上，也在战场之上。卡兹回忆起1940年秋天他年仅8岁时，他和伙伴们回到学校，非常渴望扮演德国人。他说：“德国人看起来非常强大和聪明，我们都想在游戏中扮演他们。”两年后，法国的面貌已经被德国占领所改变，孩子们的兴趣也发生了变化。“到那时，”卡兹说，“我们都想成为游击队，成为地下党，与德国人作战。这要有激情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加紧了对波尔多的控制，激情洋溢让位于现实主义。“我们经常偷看德国人行军，他们看起来不仅强大，而且非常可怕。”到战争的最后几年，德国人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操场上的游戏也随之改变。卡兹说：“那时我们都想扮演美国人。”战争结束时，人们的想法完全改变了，法国操场上的孩子们开始玩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

我们采访的许多人世代酿酒。他们不仅了解葡萄酒，还了解战争。他们经历过战争，有些人不止一次。他们对生存之道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波尔多拉菲酒庄的罗斯柴尔德（Rothchild）家族来说，这意味着要在德国人攫取他们的财产之前逃离法国；对于勃艮第沃斯恩罗马内埃镇的亨利·贾耶（Henri Jayer）来说，这意味着要用葡萄酒换取食物，以便家人得以果腹；对于武夫赖的菲利普·波尼亚托夫斯基（Philippe Poniatowski）王子来说，这意味着要把最好的葡萄酒埋在自家院子里，以便战后有东山再起的资本。

然而，生存并不总是需要“铤而走险”。有时，只需运气好。对于希侬（Chinon）的勒内·库利（René Couly）来说，爆胎救了他的命。库利的儿子告诉我们：“父亲当时刚被征召入伍，成为一名卡车司机，因为他有驾驶卡车的丰富经验。他开着卡车跟随连队奔赴前线时，车胎爆了。他停下来修理，其他人继续前进，恰巧遭遇埋伏。所有人被俘。”所有人被俘，库利除外。“换完轮胎后，父亲掉头回家，去了他的葡萄园。”

虽然我们收集到的大部分信息来自采访，但偶尔也会由葡萄酒来“自说自话”。我们与勃艮第最受尊敬的酿酒师和葡萄酒批发商之一罗贝尔·德鲁安（Robert Drouhin）一起品尝了一款1940年的拉塔希葡萄酒，这款酒充分说明战时酿酒师为酿造优质葡萄酒而必须克服的困难。由于德军征用了包括铜在内的所有金属用于战争工业机器，当年大部分勃艮第葡萄藤毁于黑腐病和霜霉病。没有铜，酿酒师就没有硫酸铜来护理葡萄藤。然而，罗曼尼康帝酒庄的拉塔希葡萄园是幸免者之一，从而为我们与德鲁安的美妙晚餐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对于这款酒，我们的评论是“色泽良好，具有香料香气，略有衰退，但依然优雅迷人”。

在另一个场合，我们与德鲁安分享的另一瓶酒则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那是一瓶1940年的蜜蜂园白葡萄酒，极为罕见，也是德鲁安的父亲酿造的首批蜜蜂园白葡萄酒之一。可惜的是，这瓶酒已根本无法饮用。酒体呈暗褐色，彻底过熟了。弗朗索瓦丝·德鲁安（Francoise Drouhin）夫人眉头微皱，放下酒杯说：“不好喝。”丈夫的反应则略有差异。他说：“有点意思。”他说得没错。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几乎可以说是品尝到了老德鲁安夫妇酿酒时所遇到的困难。酒香中带着霉菌和死亡的气息。

我们还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东西。装酒的瓶子是淡淡的蓝绿色，而不是常见的褐绿色，勃艮第人称这种颜色为“枯叶色”。“这款酒可能是在 1942年装瓶的，”德鲁安说，“当时，每个人都必须回收酒瓶，或者随处购买酒瓶。这意味着，酒瓶是用任何可得的玻璃制成的。”

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与谁交谈，我们始终强调的一点——我们永远无法忽视的一点——就是葡萄酒对法国的重要性。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料，也不仅仅是从瓶子里倒出来的商品。葡萄酒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就像法国的三色旗一样，葡萄酒直指这个国家的心脏和灵魂。一位官员说：“葡萄酒让我们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它给了我们勇气和希望。”否则，如何解释香槟地区的葡萄种植者在炮弹落满四周的情况下，仍急忙进入葡萄园并采摘 1915 年的葡萄，或者，为什么路易十一世国王在1477年征服勃艮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沃尔奈的所有年份酒据为己有？为什么不久前香槟地区一个小村庄的牧师让他的牧众谨记：“我们的香槟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它是为了给人们带来欢乐？”

或许，还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位葡萄种植者解释说：“我们的葡萄酒缓慢而高贵地演变着，承载着对长久生命的希望。我们知道，在我们到来之前，我们的土地就在这里；在我们离开之后，这片土地还会长久地存在下去。与葡萄酒相伴，我们从战争、革命和根瘤蚜虫害中幸存。每一次收获，都是对春天承诺的重申。我们生活在不断的循环之中。这，让我们品尝到了永恒的滋味。”

近期，法国政府委托一项研究，旨在评估法国人何以为“法国人”。或者，如一位学者所说，“评估什么构成了法国人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这是一项庞大的研究，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中包含的一项调查，要求受访者定义使他们成为法国人的品质。前三项不出你我所料：在法国出生、捍卫自由和讲法语。但是，紧随其后，排名第四的正是葡萄酒。具体来说，是了解和欣赏“好”的葡萄酒。对于调查者来说，这并不意外。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葡萄酒是我们历史的一个部分，正是葡萄酒定义了我们。”

1932年，即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前一年，法国葡萄酒生产商协会会长于贝尔·德米尔普瓦（Hubert de Mirepoix）在该组织的年度大会上发表演讲称，葡萄酒“赋予法国人机智、欢乐和品位，促成了法兰西民族并使其明显区别于惯饮啤酒的民族”。

本书确实关乎“葡萄酒与战争”，但它并非葡萄酒谱，亦非战争史。本书关乎人。这些人，的确显露出机智、欢乐和品位。他们对葡萄酒的热爱和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效命，襄助他们度过了法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困难的时代，并最终走向胜利。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