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国民党反动派”可谓根深蒂固的革命词汇。但“反动”一词的表意最初却颇为正面，一度为革命人士所推崇。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将“反动派”从欧洲政事语境中引介至中国革命实践领域，并与国民党在“谁是反动派”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使之迅速成为具有谴责色彩的革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国民党反动派”可谓根深蒂固的革命词汇。但“反动”一词的表意最初却颇为正面，一度为革命人士所推崇。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将“反动派”从欧洲政事语境中引介至中国革命实践领域，并与国民党在“谁是反动派”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使之迅速成为具有谴责色彩的革命概念。随着大革命的开展，革命阵营中逐渐出现了“左派”、“右派”与“反动派”之区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滥用“反动派”称谓，在引发时人关注之余，也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义“反动派”这一概念，进而明确革命的对手方究竟是谁。

1888年，由恩格斯亲自校订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在伦敦刊印。第一章“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中有两处“Reactionists”，今译为“反动派”，但1904年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却将其译成“保守的人士”。1920年，精通日文的陈望道又将其译作“保守派”，1932年华岗所译亦如是。直至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才将其改译为“反动派”。自此以后，《共产党宣言》中“反动派”与“reaction”之对译关系才大致固定下来。

从“保守派”到“反动派”，译词变化的背后，还伴随深层社会背景和话语内涵的更迭。“反动派”是中共革命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极强的指向性与谴责性。“谁是反动派”这一尖锐问题本身就是革命与反革命彼此激烈对峙的产物，对此学界多从“革命”与“反革命”、“赤化”与“反赤化”，以及国共之间的舆论较量等角度进行研究。学界对此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如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对1920年代的“反革命”话语进行了梳理；王建伟的《试析北伐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赤化”和“反赤化”的评述》、张治江的《“赤化”是如何革命起来的？》、徐高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美两国的“反赤化”问题研究》，注意到了“反革命”话语背后还存在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较量；陈红民与魏兵兵的《国民革命期间中共之宣传策略初探：以1923—1925年之〈向导〉为中心》，也关注到中共在大革命期间不断施展新闻宣传策略，试图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学者们虽然细致区分了国共在“反革命”“反赤化”等概念上的不同表述，却仍在不经意中使用诸如“国民党反动派”这样体现着中共革命逻辑的修辞术语，多少忽略了如下历史事实：“反动”一词最初曾是革命人士共同的言说工具，国民党也曾是传播“反动派”这一概念的主力军。对于“反动派”概念的生成过程，目前学界尚缺乏深入的专门研究。德国学者李博简要介绍了“反动”一词由日本输入中国的过程，未涉及具体用法的变迁。王桂妹以甲寅派的评价问题为例分析了“反动派”这一术语在文学界的流变。徐方平、金飞以及曹欣欣从文本考订角度论及中共“反动派”修辞形成史上的一些片段，并未涉及“反动派”概念在革命实践中的流变。为此，本文尝试基于史料基础和历史语境，系统梳理“反动派”这一革命概念的早期生成过程，尤其关注中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反动”与“左”“右”及“反革命”等概念的联系等问题，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军阀反动派”：大革命前“反动派”共识的形成

汉语中的“反动”在双语字典里一般对应着英文“reaction”一词，不过早期情况并非如此。如1866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编纂的英汉字典，只将“reaction”译作“抵抗之力、反复、反复故者、复立故者、反弄权者”。直至1908年，颜惠庆等编纂的《英华大辞典》才将“reaction”解释为“(政治)复古、政变、复旧、改革后之反动力”。此后，英汉字典中“reaction”与“反动”的对译关系固定下来，意即政治上的逆反与复古。

但从清末民初舆论中的实际语用来看，“反动”一词却呈现出自下而上的抗争意味。如1903年，《新民丛报》报道英属澳洲殖民地的政治动向，指出“反动”实乃未来大势：“以近顷各殖民地所行总选举之结果，而知反动之大势，渐相逼而来也。”梁启超所说的“反动”，意指通过选举淘汰腐朽顽固的旧政治家，从而使议会能够真正代表人民之精神。1904年，有“我中国女界之卢骚”之谓的金天翮介绍了十八世纪在革命史上的意义，称“革命乃起于斯时也。‘自由’、‘自由’之声遍于国中，‘倒专制’、‘杀贵族’之名词轰于四境”，西方的专制国“经十八世纪之反动，寿命不长，劫灰已尽，今存者惟俄罗斯而已”。1908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认为，过去五十年欧洲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个人主义思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由此可见，当时已有不少人将“反动”视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义举。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动”的这种用法仍在延续。1916年，蔡元培在演讲中指出，“盖一国之政治，操之少数人之手，权势偏重，最易生反动力”，比如“法兰西之大革命”与“美利坚之脱离羁绊”。1919年，恽代英在上湖北督军、省长的公函中称：“(军警)若极端压制生等，将恐压力愈重，反动愈强。反动愈强，则收拾愈难。”同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语义中性甚至颇为正面的“反动”，似乎与双语字典中传达的具有复古、复辟含义的“反动”一词截然相反。德国学者李博考证指出，“反动”乃日借词，在早期的东亚语境中多为物理学概念，尚不能独立表达负面含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动”已具有现代政治表意，在舆论中渐趋负面。但他这种说法不能推为定论，大概当时是“反动”一词语义变化的关键时期，新的内涵还未完全形成，而旧的理解仍旧存在。

虽然表意反抗的“反动”在20世纪初就见诸报端，但“反动派”第一次在中文语境中出现，大约要到1912年。是年，孙中山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中称，民生主义“并非如反动派所言，将产业重新分配之荒谬绝伦。但欲行一方策，使物产之供给，得按公理而互蒙利益耳”。孙中山此处所言“反动派”，还属于中性意义上的反对派。1913年，袁系报纸《亚细亚日报》刊载《美国最近政局之一斑》一文，将美国政派分为极端保守派、极端反动派、极端急进派与极端进步派等四派。观其语境，此处“反动派”也是指持有异议的反对派。

五四时期，舆论中依稀出现负面化的“反动派”一词，不过多与国外语境相连，或与欧洲政事相关。五四运动前夕，《晨报》连载英人哈白生的系列文章。哈氏奉持当时热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学说，斥责“武力主义、保护主义、霸国主义、官僚政治、家国绝对主义、保守主义、家国社会主义”为“反动势力”，呼吁通过“正动”的“民生主义”与“反动派的联合势力相抗衡”。1920年，《晨报》在介绍俄国文艺时，认为革命催生了俄国思想的变动：“劳动阶级热烈的要求，直能惹起知识阶级之同情与美感，而消极的减少反动派之势力。”其中该词所表达的含义与今日内涵已经比较接近了。

对国外政事的腾挪转喻，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反动派”在早期共产主义者心中的黑暗凶残样貌。当时他们所关心的国外政事，大都是很“苏维埃”的，甚至充满着布尔什维克式的想象，有时难免将情绪带入欧洲政事语境，产生类似比附、趋近或重演等微妙心理。如1917年李大钊在介绍俄国革命时，就称日俄战争后“俄之革命几有不能遏止之势，遂至开设国会，而国粹派及官僚反动派则竭力反对之”，认为“官僚反动派之跋扈”实激化了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谈及俄国劳农政府的工人政治能防止资本阶级死灰复燃，直言“不能不对于反动派加以隄防”。随着对国际舆论中“反动派”的体认愈发深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逐渐统合与清晰了“反动”与“反动派”的政治表意与话语内涵，对其理解也趋于谴责及负面。他们率先将“反动派”从欧洲政事引入中国革命实践，并将“反动派”与现实中的政治势力相联系。1920年8月，旅欧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去信，勉励毛泽东要“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他料定“中国行俄式革命，反动必较俄大”，主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dictatorship——引者按)，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很明显，李大钊、蔡和森言语中的“反动”，已非正面的反抗，而是专指当时反对俄式革命的“反革命”。

“反动派”在中文语境中落地生根，自然也离不开陈独秀出力。1918年，陈独秀称过去几年为“反动时代之黑暗”。1922年6月，他在谈论学生界的非基督教运动时，声明自己的态度和“一切腐败的反动派随着时论攻击基督教”截然不同。同时，在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反动派”也与“北洋军阀”直接关联。1923年，陈独秀在一篇时论中熟练地使用了“反动”概念，鼓励进步的党派“‘相互捐除宿怨联合起来’，一起打破最黑暗的、勾结的、反动等政局”，并历陈种种反动政府下的反动现象。此外，文中还使用了“反动问题”“反动态度”“反动情势”“反动政象”等由“反动”派生出的词语，显示出“反动”已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革命词汇。

毛泽东对“反动派”的理解与把握也比较典型。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他将国内势力分作三派：一派为革命的民主派，包括国民党和与国民党合作的新兴的共产派；一派为非革命的民主派，如研究系、知识阶级与商人；另一派即反动派，其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同时，他还注意到帝国主义的反动性，认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只有由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于他们就最利”。毛泽东的这些表述很能传达出早期共产党人对“反动派”趋于统一的认知：“反动派”代指的是国内的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

此后，在中共的言论中，“反动派”与“军阀”之结合日益紧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希冀与国民党联合共同开展革命运动的意图。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渐将目光投向俄国。特别是在陈炯明兵变、南方革命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孙中山愈感借助俄国经验之必要。于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逐渐走到一起，共同掀起一场以打倒军阀为首要目标的大革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开始北伐。与军事行动一同开展的还有凌厉的话语攻势。通过国共两党的军事斗争与思想宣传，“反动派”已然成为“军阀”的代名词。

在此过程中，一种强调非正即反、不顺即逆、优劣对立的言说框架也逐渐形成。报人程中行曾经感喟当时思想界“非‘反动派’运动与‘反动派’的倾轧”。在他看来，“反动”本来是“自然界一种现象，没有好坏的分别”，因为“物理动律告诉我们，有一个动力，必然有一个反动力”。可是，一种新的潮流却让他颇感震惊：只要是异己的，“便是思想界当中的大逆不道，便是不正当的动”，就被说成是“反动”“反革命”，这样一来，“反动派”“反革命”等名词就成了“最有力的骂人口号”，“顺我的是时代的骄子，逆我的便是‘反动’、‘反革命’”。在这种强调正反对立的言说框架之下，“反动派”就成了一无是处的被谴责、被否定的对象。

二、“左”“右”之外：革命阵营里的“反动派”

大革命开始前，社会上各派别虽然繁多，但大致呈左、右两派的对立态势。如1921年，李大钊在介绍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的区别时，就强调“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在他看来，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党已蜕变为黄色的第二国际，共产党人则象征着纯赤色的第三国际，还以极左派的面目出现在舆论中，“左”已经有趋近革命的倾向。1923年，陈独秀为凝聚革命势力，特意在研究系内部辟出“左派”，认为他们并非军阀与官僚，更劝言“中国国民党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此时在中共的言说表述中，“左”“右”之分也大体对应着“革命”与“反革命”阵营的划分。

在国民党改组之初，中共原本无意将左派、右派的区分引入革命阵营。如1924年2月底，中共讨论了对所谓右派的处理意见：“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我们不要遽目为右派，把这样的党员目为属于统一的一个派别，因而嫌恶疑忌他们”，即便国民党内部有左右分歧，也“应采取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态度躯(驱)左为右”。这番强调反而印证了国民党内部已有明晰的派系分别，如当时孙中山就以对待联俄联共的不同态度，将党内成员分为稳健派(如张继、冯自由、谢英伯等)、急进派(如徐谦、谭平山等)及综合派(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这些政见不同的派别在国民党内林立，自然容易发生摩擦。改组后不久，恽代英注意到，国民党内有人提议禁止党员跨党，甚至阻挠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把一切反对他们的人都指为共产党，又立一些共产派、准共产派的奇异名目，欲为一网打尽之意”。随着派系矛盾的加剧，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右对立更趋严重，一个负面色彩愈加浓重的“国民党右派”形象日益凸显。1924年8月商团事件爆发后，蔡和森在《向导》上称：“国民党右派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与香港广州的买办阶级，一面勾结雇佣军阀”，实属“反革命的法西斯蒂”。陈独秀则指出，对于国民党右派，“说他是右派，实在还是太恭维了，实在只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走狗”，直接将国民党右派贬到反革命阵营中。

在革命阵营里又划分派别，的确是无奈之举。如1925年，毛泽东发现江浙两省“半年以来一班人有一种议论，即是说左也不好，右也不好，另外提出一种中间意见，排斥右派也排斥左派，自己标明是站在中间地位”。毛泽东此番话语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中间派的骑墙盘算。当年中共中央的决议也提及，代表小资产阶级与知识阶级革命分子的“国民党中派”在革命中呈游移姿态，“颇想引用右派排挤我们”，但“在种种实际利害上，又不得不和我们有相当的联合，以发展己派的力量”。几方势力周旋腾挪，足见形势之复杂。

但“左派”“右派”“中派”的细致划分，也容易让共产党员“忽略了自己的地位，而完全成了一个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乃至给人留下左派即共产派的印象，这导致国民党左派的一些政策被完全视为共产党之政策而难以推行。同时，国民党阵营中的右派则以中派自居，为自身的反动行为辩护，甚至宣称左、右派之划分乃是共产党从中刻意分化的阴谋。因此，在国民党内部专门摘出“反动派”很有必要。如1925年陈独秀谈及，国民党右派虽然“还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认为所谓“右派”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应将其从大革命的队伍中剔除，并斥责其为代表官僚买办的反动派。中共在当年印发的文件中也将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定义为“勾结帝国主义、摧残工农运动、勾结军阀、反对苏俄与共产党”的反动势力。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及年底的西山会议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内部的“右派”乃至“反动派”的真实面目认识愈发深刻，“反动派”也日益成为一个垃圾篓，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派、假革命派、西山会议派等等，都可被纳入其中。“左派”“共产派”与“右派”“反动派”之间的斗争也趋于白热化。

在国民党内部发展更多“左派”是中共最初的举动。毛泽东特意强调：“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其言下之意是，守住共产派阵营的同时，更要扩充革命派阵地，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员成为左派。于后者而言，早在1924年，中共就努力“(一)向目前的左倾分子宣传，使他们左倾观念坚固不至摇动；(二)向国民党员中工人学生宣传，使之左化；(三)努力介绍革命分子进共产党，以增加左派的势力；(四)在一般社会做反帝国主义之广遍的宣传，以迫全(令)国民党全体左倾，此层更是根本政策”。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扩充国民党左派力量成为中共在国民党内最紧要的工作，在民族运动中建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已成当务之急。瞿秋白更是呼吁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引导小资产阶级革命，否则“他便容易受大资产阶级的欺罔，倒到反动派的怀抱里去，而受人家的利用”。1926年1月，毛泽东强调“在农民协会运动气焰高涨时，小地主中间的左派分子可以引其帮农民协会的忙”。当时中共已经认识到过去“笼统地指整个的他派群众都是反动派都是反革命而不与之讲联合战线”是很大的错误，更要“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向农民解释国民党的“左派”、“中派”与“右派”之间的派别关系。

中共深知“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积极发动对国民党右派的舆论攻势。如毛泽东在1925年12月不无讽刺地谈道：“只有左派在那里不断的奋斗，右派党员都畏惧不敢近前。右派的长处就是一张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几个口号……并没有手与脚。”陈独秀也在《向导》上发文称：“以前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不信仰三民主义的右派，已公然反革命，而实际上脱离了国民党了。现在新的右派，虽然口头上也说主张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高高的挂起信仰三民主义的招牌以自重……他们的专门工作只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这三件大事，除此之外只有吃饭睡觉。”这种扬左抑右的宣传策略，实际上也是为“左派”正名。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中共敏锐地观察到“京沪右派分子之纷纷赴汕头”煽动情绪，“均证明右派反动派活动之可怕”，蒋氏也愈发专权。按陈独秀的说法，蒋介石虽对以前的右派有打压举措，但极易右倾妥协，如今已由革命的中派变为“新右派”。因此，1926年下半年后，争取远在国外的汪精卫的论调时有出现。在反蒋的气氛中，汪精卫俨然代表着国民党左派，蒋介石的形象也日益右化。矛盾趋于激化，革命政府分作宁汉两流，谁是左谁是右争议不断。1927年5月，武汉街头甚至出现了打倒汪精卫等的激进标语，称“汪(精卫)为反动派，徐(谦)为投机分子，孙(科)为中山逆子”。形势变化很快，两个月之后，曾被视为国民党左派“唯一的首领汪精卫”。彻底反共，昔日国共双方同为革命阵营的合作共识土崩瓦解。国民党右派以“清党”名义大肆清理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国民党也彻底沦为右派之党，被中共扫入反动派与反革命之列。

三、“反革命”与“反动派”：大革命后舆论中的“反动派”

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对立，可能是大革命带给时人最大的观感。如1924年有人感慨，在革命年代里，哪怕是保持中立，也会“阻止革命的事业，与反动派站在同一的地位”。1927年有评论称：“革命之进展，一日千里，反动派之势力，亦与日俱增”，因此“男妇老幼，人人皆以革命自居，而以反动为仇”。大革命后的一篇小说形象地描述了青年学生对大革命的理解：“现在决没有徘徊歧途的人。你是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一种非黑即白的革命认知逐渐形成。

蒋氏当权后也秉持了这种非正即反的对立思维，动辄斥责他人为“反革命”与“反动派”。如1929年，拥蒋的《民意周刊》分析当前的反动局面时称，“到了今天，革命与反革命的营垒的划分，愈益显明，不能骑墙，不能闪避”，显示出所谓革命者居高临下的口气，并大谈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纲，讽刺某些“意志不坚的首领和腐化分子”离开了革命立场，“吸收党外的反动分子”。同年，南京国民政府还在政权内部大肆搜查“反动派”，如无锡县长孙祖基就因工作中种种问题处置不够周全，被扣上“反动派”的罪名；吴县县长彭国彦因在东南大学读书期间参加过国家主义社团，旋即被指认有勾结“反动派”之嫌。蒋介石一派俨然成为革命唯一的诠释者。

国民党内部的其他派系自然不甘于被单方面扣上“反动派”的帽子。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言论激烈，意近反动”的《疾风》，在1928年直接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认为“革命与反动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东西……奇异的是现在的反动派割据了政权，大干其反动的勾当，还挂起革命的招牌，口口声声自称‘革命的政府’、‘革命的军队’、‘革命的领袖’”，明显对蒋介石的专权不满。同年，国民党改组派的阵地《青年呼声》也发出感慨：本来“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怕掩盖，不怕曲解”的国民党，现在“被三无蒙罩住”，即“无政府党无‘党’，桂系军阀无‘主义’，元老派无‘革命的党’”。作者认为“今日亡党者以黑”，言下之意，是把桂系新军阀、国民党元老派及无政府派统统归为反动派。

而对外方面，国民党的口径则较为统一，意欲垄断“反动派”一词的解释权。如效忠蒋氏的《入伍生周刊》，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直接称中共为“反动派”。同年还有报纸宣称“反共产不是反革命，反三民主义是真真的反革命”，认为“反共产就是反动派”的口号是共产党人别有用心的宣传。旨在重整国民党理论体系的《统一》杂志，将阶级专政污蔑为“拳来足去，只凭感情，缺乏理知的一种办法”，指斥“共产党人有这种反乎社会进化的思想，就是反动”。大体上在1928年之前，国民党话语中的“反动派”指涉的既有党内的反蒋派系如西山会议派、元老派等，也有国民党之外的中国共产党及主张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

随着1928年国民党改组派的组建，国民党也有意明乎内外之别，区分“反动派”与“共产党”。毕竟在国民党的认知中，“反动”与“正动”更多的是阵营内部的方向选择问题，而“革命”与“反革命”才是外部原则性的分歧。因此国民党不余其力地将共产党摆到革命的对立面，试图打破大革命期间国共之间看似平起平坐的关系。如1929年胡汉民将当时社会谣言的“编排”主体分作反动派、共产党与投机者三类，对“反动派”与“共产党”作出明确界别，认为“反动派，是根本站在本党和国家利益的反面，假如他们本来是同志的，既经如此造谣，不顾一切，那一定离开了党的地位和国民的地位很远了”，而“共产党本来与国民党对敌的，凡是不利于国民党的行动，都是他们所为”。胡汉民这番话，是想将共产党单独从“反动派”中拎出来。1930年，戴季陶更是提出“要镇压共党须先除反动派”，还将汪精卫与中共分别比作孙悟空与九头狮子精：“反动派之于共产党，即如孙悟空之于九头狮子精，汪精卫想笼络青年，也就是孙悟空想请土地，结果是勾引出共产党的九头狮子精，给共产党造了机会。”戴季陶这番言论显然有意扭曲中共在一般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当然，这一时段中共也有意争夺对“反动派”的诠释权，将农村中的土豪劣绅列入“反动派”的阵营中。如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考察，针对土豪劣绅的问题，认为“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南昌起义后，土豪劣绅与反动派的对应关系更加明确。李立三在报告南昌起义的经过时也将土豪劣绅定义为反动派，还专门提到镇压反动派的具体措施。但总的来看，中共此时还未完全抽拔出独立的“反动派”概念，更多的时候只是更加细致地区分了革命对手方的类目，如反革命的蒋介石、帝国主义代言人、土豪劣绅等，而且不像国民党那般滥用“反动派”这一概念。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彼时中共内部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问题尚缺乏明确共识。

无论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还是国共之间的舆论较量，都绕不开革命与反动这个话题。其间你来我往的话语攻势也引发了时人的关注。如1927年《晨报》观察到当时“甲派诋乙为反革命；乙又目甲为反动派，就其口舌笔墨而宣告，皆自居于革命者地位”，革命派与反动派一方面界限分明，一方面又随时易位，但旁人却如坠云里雾中，毋庸置喙。谁是“反动派”也无固定标准。1928年，四川一基督徒化名“直言”如是说：“反动二字，原是一个新名词，溯厥由来，系指反革命为反动分子，不料一般无意识辈，竟以反动作口头禅，无论私反公，公反私，邪反正，正反邪，均一律称为反动，以致是非莫辨，真伪难分。”信徒一句无奈的“直言”，无意间道破了当时“反动”已泛化成社会习语，甚至成为肆意宣判的罪名的不争事实。1929年，有人抱怨说，“反动的意义，实是非常的模糊，正如现在你说我反动，我说你反动，究竟谁是反动，大家都莫名其妙”，或许反动到了极点，就是反革命。当然也有人认为，反革命与反动派大有不同，反革命一定是反动，而反动不一定是反革命。

这种言说的混乱，进入1930年代后更加无序。1930年，左翼作家致平回忆，两三年以来，很多大人物都在使用“反动”“反动派”的词汇，民众也加以模仿，但对其内涵根本没有解释。1931年《申报》以儿歌调侃：“老夫也曾革过命，于今懒动怕人动。谁要大胆动一动，俺就断他是反动。”对此，时人评论：“这几句儿歌，真是时下所谓‘反动’之铁板脚注，同时也是把一般党国要人从面孔到肚肠都画刻出来了。”同年，经历过皇帝、总统、元帅执政等五花八门时代的曹丽泉，感慨过去“两只耳朵从来没有与反动派这个名词接触过”，坦言“对这几个名词的命意，至今还没有剖解的清楚，尤其是现在列入杀无赦的一律的反动派”。这些情况反映出此时“反动派”已成为一个内涵广泛、指向模糊的词汇，与“反革命”很难区分开来。而且，当时还有人观察道：“现在我国所流行的反动，我说你反动，你说我反动，从而加以罪名通缉之，囚禁之，屠杀之，夹缠不清，也分不清谁是反动，谁在反着谁的动”，“反动这两个字，是在革命潮流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新名词，无论什么人，见了这个名词，总觉有些害怕，也无论什么人，都不愿担承这个反动头衔，如果这个人不幸和反动名词发生关系，或是牵扯在一起，那就罪大滔天了”。由此可见，“反动派”之称号有时如死枷，一旦被扣上就意味着罪大恶极，不啻为“谋皇篡位”；有时却似帽子，你来我往相互流转，使用相当随意。每个人都要表态，“若根本不动，根本不喊，人将识他为冷血动物”。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以后，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对于国民党大肆使用“反动派”词汇随意妖魔化中共及其他民主派别的行为，不少有识之士也有所思考。如1932年，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呼吁停止内战与“剿赤”，声称“往昔公然主张讨赤的人，却成为反革命分子”，讽刺“几年以来，被指为共产党的，一批一批的都变成了忠实同志，而且进一步都变成党国要人。往昔反共的领袖，现在就和所‘反’的‘共’相聚一堂在那里解决党国大计”。还有人批评国民党以“才不才”和“子不子”来判别某人、某派是否反动：有才、有背景的人，会从“反动派”中被赦免，“许多被杀的共产党……既不是大人先生眼中的才子，又不是大人先生膝下的公子，有甚么资格敢公然反动”，似乎反动与否，皆出于国民党之一言堂，反正“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此时，一种独立于国民党叙述之外的判别反动与否的标准也日益清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否与国家、民族利益相一致，才是辨别是否为反动派的标准。如1931年有人称：“我之所谓反动者，与众不同，凡是反对民族利益，违反国家意识者，无论其在朝在野，皆为之真正反动。凡能反对此种人者，皆可谓之正动。”1932年，《反日特刊》上的一篇文章强调，狭义上“反动”的判断标准应当是“国家的最后目的，与夫全民理想的正当主张”，因此“用革命的手段及方法”即谓之“正动”，反之则为“反动”。还有言论颇为同情中共的境遇，称“革命的先进常常因为认清了真理，追着历史前进的原故，遭受统治阶级的处罚，说他们是反动，监禁之，放逐之，甚至枪决之”，认为“跟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是革命分子，反之，拉着历史的车轮向后走的就是反动”。言下之意，其对中共的革命实践不无肯定，也为后续中共适时改造“反动派”话语提供了舆论基础。

而具体到“谁是反动派”这个问题，在当时很难有一个公允的回答。派系不同、立场相异的人对“反动派”的理解与定义总是不同。如有评论称，国民党之动机出于“爱”，共产党之动机出于“恨”，青年党之动机出于“恋”，这种判断已经预先潜藏了价值判断。政治形势瞬息万变，有些表述难免言不由衷。有人就感慨“反动，反动，多少的人因为你的名词而遭杀戮与拘禁”，考证出“‘反动这两个字，似乎是由苏俄传来，初则共产党采用之，继则国民党袭用之，以加诸于反对国民党的政治组织或个人’，而且这个帽子扣的很随意，‘我们只须有半字的不是，反动的罪名就加在我们的头上来了’”。

1932年以后，“反动派”在国共的舆论争夺战中出现得越来越少。一方面，这与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将党内异己的“反动派”基本肃清，并开始将中共改称为“赤匪”有关；另一方面，中共面对蒋介石政权的步步紧逼、层层“围剿”，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战备状态，也不太能有集中的精力在稳定的舆论阵地上向全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西安事变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也不太允许国共双方重新挑起“反动派”的话语争端。

“反动派”一词渐从舆论中消失，再度出场已是皖南事变以后，此时“反动派”话语的叙述主体已悄然变为中国共产党。一度被指称为“反动派”的中共最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将“反动派”话语熔铸成为一把杀敌利器与统战工具，清晰地打造出中共革命的对手方。到了1940年代，一个清晰、稳定、具有高度共识性的“国民党反动派”概念趋于定型，进而越来越牢固地烙刻在国人心中。

结语

回头再来看《共产党宣言》中“Reactionists”一词的中文译法。1920年陈望道采用“保守派”来对译还较易理解，毕竟当时连李大钊、毛泽东都不怎么谈“反动派”。可是大革命之后，“反动派”一词早已脍炙人口，1932年的华岗却依旧采用“保守派”来翻译，这或许可以用翻译之惯性来解释。恰因如此，六年之后的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将其改译为“反动派”才别具深意。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译词的更易是20世纪前期中国革命进程中“反动派”这一概念生成过程的具体反映。在1930年代之前，“反动派”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具体指向总体上还比较宽泛，或被大革命话语改造，或作为国共双方攻击彼此的工具。谁是反动派？蒋介石认为是倒蒋势力；在中共眼中，“反动派”先是军阀官僚，继而为国民党右派及土豪劣绅，再后来又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划分反动派的标准，也由是否反对保守到是否遵从三民主义，再到是否属于人民的阵营。唯一不变的则是愈发激烈的对峙思维。骂“反动”要比谈“革命”更简单和随意，革命的威力不仅要靠正面阐释与宣讲，更要靠斥责别人“反动”方才显灵。“打倒一切反动派”的革命口号既让革命的敌对势力闻风丧胆，也让革命的政治联盟更加团结一致，简单地说就是以“区分”促“联合”，以“反动”促“革命”。

进而言之，1930年代是中共塑造革命对手方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国民党排山倒海的话语攻势的确浩浩荡荡。中共对于“反动派”虽没有连篇累牍的说辞，却有意识地抓住稍纵即逝的内外机遇，借助社会有识之士的舆论支持，完善革命斗争理论与对敌宣传策略，在明晰“反动派”的轮廓以塑造革命对手方的同时，更强化自身的革命逻辑，不失时机地提出立场鲜明的革命主张，进而在后续的革命实践中抢得先机。经由这一时期的发酵，“反动派”这一概念的锋芒所向和政治效果实现了倒转，逐渐深度融入中共的革命话语体系，“国民党”与“反动派”也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固定的专有名词，意味着人民联盟的对立面。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