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世界上集中连片面积最大的优质苹果主产区。果园经营者却发现在过去的8年里，有4年遭遇气象灾害，2023年和2020年霜冻突袭冻坏了花芽，长不出果子；2018年和2019年遇上的冰雹损害了苹果的卖相，每次损失预估高达上百万。

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生产的最大不确定性不只是“会不会发生灾害”，而是“发生灾害之后有没有办法承担损失”。

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世界上集中连片面积最大的优质苹果主产区。果园经营者却发现在过去的8年里，有4年遭遇气象灾害，2023年和2020年霜冻突袭冻坏了花芽，长不出果子；2018年和2019年遇上的冰雹损害了苹果的卖相，每次损失预估高达上百万。

开春气温低，倒春寒严重，是当地农户连续两年遇到的问题。冻害也会影响小麦发穗，导致粮食歉收。

“这两天温度低，苹果花就不授粉、不结果，过一个星期全开的时候还是遇到低温冻害，持续3-4个小时，花就不开了。”肖宗贵有30年务农经验，从2023年起他在陕西咸阳承包了500亩苹果园。肖宗贵准备斥资150万购买大风机，在霜冻来临的时候驱离冷空气。另外，他还花了8000块购买一种德国进口的生长调节剂，单克平均要价5块钱，希望能激发作物自身的综合“免疫力”，抗冻、抗旱涝及抗病虫。夏季冰雹会砸坏生长中的苹果，甚至损伤枝叶，影响次年果树生长，于是他给果园安装了防雹网。前前后后的技术投入约有2000万。

资源有限的农户和合作社则很难为了适应气候条件的变化“上技术”，他们则更依赖“土办法”来应对低温和霜冻，比如用烟熏和覆盖地膜的方式来提高近地面温度。反光地膜还能给苹果均匀上色。据合作社管理者估算，防霜冻烧烟的成本是一亩地200元，大棚一亩地10万元，防雹网的成本也要100多万。然而，这些防护措施仍然难以完全抵御气象风险，在收成不好的年份，投入甚至基本没有收益。

绿色和平项目研究员李朝指出，尽管农户能根据多年的经验感知气象条件的变化，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已经发生的灾害。但是，在长期看来，需要告诉农户未来当地的气温降水会的变化趋势，考虑目前投资的一些应对策略是否具有合适的投入产出比。

气候变化让“节气”失灵

绿色和平与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发布的《节气的时差——多元农业经营主体气候变化认知与适应策略案例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

在报告调研涉及的陕西、重庆、河北太行山-华北平原等区域内，平均气温普遍上升，降水模式改变，农户不仅遭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重的冲击，也难以再遵循过去所依赖的“二十四节气”来安排生产。

以黄土高原地区为例，报告指出，该地区年均气温呈现出缓慢但持续的上升趋势，近30年年均升温约为每10年0.19℃，导致热害风险在苹果产区尤为突出。

中国气象局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任玉玉称，陕西苹果种植的关键气候变量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春季霜冻风险依然存在，果树花期容易受到低温干扰；另一方面，夏季极端高温天数显著增多。

与之相对应的是，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频次在逐年增加，尤其在苹果生长期内，高温热害的年均天数由1971-1994年的3.3天提升至1995-2023年的7.2天。1995年以前，每年苹果高温热害天数基本不多于5天，近30年则多次突破10天。

这种变化已经影响到了果树的坐果率和果品外观。当日最高温超过35摄氏度，就会影响苹果幼果膨大，甚至灼伤幼果和树体，加剧落果。高温热害增加了果实灼伤、患黑星病等的发生几率。2023年，当地果树大面积感染了黑星病，果实和叶子上长出黑褐色斑点，严重影响果品的质量和售价。

肖宗贵在售卖玉米种子的时候也感受到了热害带来的异常。尽管玉米可以承受略高的温度，但如果在6、7月份开花期间持续遭遇35℃甚至38℃的高温，花就会被晒死，无法正常授粉，结出几乎没有颗粒的玉米“空棒”，而没有收成的农户会抱怨他的种子不好。

在重庆，气候变化正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翠冠梨的正常生长。根据地方标准，翠冠梨在日最高气温超过35℃时会停止生长。而近年来，重庆7—8月的极端高温天数明显增加。自1991年起，当地夏季高温天数已从原本的不足10天增长至20天左右，2021年后更频繁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此外，虽然全年降水总量有所上升，但7—8月正值果树关键生长期，降水反而减少，导致夏季出现“高温叠加干旱”，不仅抑制了果实生长，还破坏了果树的正常生理节律。部分梨树在夏季采摘结束后，若9—10月气温回升、湿度合适，便会“误判”为春季，提前二次开花。“二次开花”会消耗养分储备，削弱次年开花和结果能力。

任玉玉认为，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因地、因作物、因时间而异，甚至同一种作物在不同生育阶段所受影响也不同。需要针对性的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因地制宜的制定适应方法。

这意味着气候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农户无法靠一次性的应对措施解决全部问题。

成本，农业气候适应的难关

持续上升的农业投入成本，是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者共同的难题。《报告》调研发现农业经营主体应对气候风险时可调用的资源和策略不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刘娟认为，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生产的最大不确定性不只是“会不会发生灾害”，而是“发生灾害之后有没有办法承担损失”。

传统小农户大多尽量“维持现状模式”。以河北千山县的旱作农业区为例，部分缺乏水井、交通或劳动力支持的家庭干脆选择撂荒，而有井、有车、有劳力的农户则会坚持继续播种。

规模化农业合作社虽然具备一定的投资能力，能够建设滴灌、大棚、防雹网等设施，“集体适应”的方式也能降低设备采购的成本。重庆地区的一个农机服务组织在2022年高温干旱后向农户租借农机翻耕土壤，以提升土壤蓄水能力，缓解旱灾对次年水稻种植的影响。类似的设施设备往往集中在合作社或农业企业使用，而普通农户更多仍依赖人工观测与经验判断。

不过，当极端天气发生的不确定性增加，仍会考验现有应对策略的耐受力。有一位反复受灾、大棚被毁的受访者告诉刘娟，即便有了地方预警系统，也不一定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应对灾害。

“一些看起来环保的适应技术，其实对农户最直接的价值是降本。”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副教授熊亮长期在湖南宁远县和广西北海等地开展农业景观与气候适应研究。他注意到，湖南的烟草种植农业曾经依赖频繁的施肥和灌溉。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水资源紧张和高温压力，他的研究团队开始推广一次性施肥技术，将每季施肥频次从6次降为1次，同时减少用水成本和人工投入。

熊亮强调，气候适应技术能够得到应用的关键在于是否能真实地降低农户的经营成本，同时要兼顾到技术应用给当地生态带来的潜在影响。

他带领团队在广西北海的海岸带养殖区尝试了一种替代抗生素的生态养殖方式，针对虾塘在极端降水条件下盐度变化大、病害频发的问题，引入了水质调控与生态滤养系统。他指出，传统使用抗生素控制病害的方式不仅成本高，还加重了水体污染。“我们在北海尝试养殖周期短、低密度的白虾，并用非药物手段稳定水质，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回报。”

在一些地区，这些传统做法对部分农户来说依旧是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比如，李朝在甘肃的调研中发现当地葡萄种植户会在遭遇寒潮时采用熏烟方式防治低温冻害。

适应策略都是有成本的。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刘杰认为，当前农业适应有“三重效益”：一是经济效益，即降低损失、创造收益；二是环境效益，比如减少碳排放、促进生物多样性；再是社会效益，如拉动农村人口就业。刘杰提出，在适应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平衡各类适应措施在以上三个维度的效益，优先支持投入产出比高的策略。

来源：慧眼速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