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家经过几代的积累，攒下了一份不菲的家业。当时，张父非常看好未来女婿顾维钧。
这是1983年，顾维钧在美国住所的留影。
此时的顾维钧已经96岁高龄，满头白发，尽显老态，两年后去世。
他娶过四位妻子，都是闺秀名媛。而且曾在国际外交上展露风采。
顾维钧的一生，可以说是过得多姿多彩。
顾维钧的第一任妻子，是苏州医药世家的小姐张润娥。
张家经过几代的积累，攒下了一份不菲的家业。当时，张父非常看好未来女婿顾维钧。
1904年，张父张骧云为了培养顾维钧，变卖大量祖产，凑出数千银元，供顾维钧留学。
次年春，14岁的张润娥被红盖头蒙住视线，由两个丫鬟扶着跨过陆家石桥。
耳畔是父亲张骧云的叮嘱：“佳婿日后必成大器”。
然而，谁也想不到，“成大器”的时间来得那么快。
1907年，北洋总理唐绍仪出访北美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看到留学生顾维钧的演讲之后，对其才华颇为欣赏。
顾维钧和唐宝玥合影
唐绍仪之女唐宝玥更是对他侧目不已。
一边是苏州的小家碧玉，一边是权臣之女，顾维钧很理性地做出了选择。
1909开始，顾维钧开始逼迫张润娥离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顾维钧正在华盛顿筹备留学生年会。
张润娥从报纸上看到他演讲的照片，西装笔挺，意气风发。
那时她已独居上海半年，顾家老宅的仆人们私下议论 "少奶奶被丢在了国内"。
三个月后，顾维钧寄来一封信，中间写满了“民主与自由”之类的铺垫，末尾提的是离婚。
张父张衡山得知后，羞恼交加，以 “辱没门风” 为由拒绝。
但是此时，顾维钧有唐家的支持，已然容不得张家拒绝。
1911年冬天的离婚协议签署现场，顾维钧特意选了上海的西式咖啡馆。
他穿着深色西装，袖口换成了金表链，推过来的文件上写着 "聚少离多，感情不洽"。
张润娥摸着旗袍口袋里的银元，那是张家这些年陆续资助的留学费用结余，还剩五万块。
“这些你留着吧”，她把银元推到顾维钧面前，“我听说你在外交工作，总要体面些”。
离婚后，张润娥选择出家为尼，青灯古佛度过余生。
而顾维钧，则在1913年6月，同唐宝玥结婚。
借助这位新妻子的家族势力，在1914年，顾维钧便升任墨西哥公使。
可惜不幸的是，1918年10月，唐宝玥在生下女儿后不久，便感染西班牙流感去世。
于是，重归于单身的顾维钧，用自己独到的目光，再次挑选起了自己的下一位妻子。
顾维钧和黄蕙兰1920年10月，比利时的中国公使馆内，33岁的顾维钧与27岁的黄蕙兰举行婚礼。
此时的顾维钧刚刚参加过巴黎和会，成为国际上知名外交官。
而黄蕙兰，则是南洋首富黄仲涵的掌上明珠，自幼在巴黎长大，精通六国语言，被欧洲媒体称为 “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看似郎才女貌，但其实，这场婚姻从一开始便颇具功利色彩。
顾维钧需要一位精通西方礼仪、财力雄厚的妻子助力外交事业。
黄蕙兰家族虽富甲一方，也亟需 “外交官夫人” 的头衔提升社会地位。
婚礼当天，黄蕙兰佩戴着父亲赠送的8克拉钻石项链，身着法国顶级设计师定制的婚纱，在各国使节的见证下步入礼堂。
婚后的黄蕙兰，迅速展现出卓越的社交才能。
她自掏腰包修缮破旧的伦敦中使馆，豪掷20万美元买下北京吴三桂故居作公馆，甚至用私人飞机接送宾客。
在白金汉宫的宴会上，她身着旗袍搭配翡翠手镯，用流利的法语与英国王室谈笑风生。
在杜鲁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她以 “东方美学使者” 的身份成为焦点。
难怪宋美龄不无感慨地直言：“顾维钧的外交成就，有一半要归功于他夫人。”
黄蕙兰的财富不仅支撑了顾维钧的外交排场，她还曾亲自贿赂北洋高官，为丈夫的升迁铺路。
这种 “金钱外交” 的模式，虽让顾维钧在国际舞台上风光无限，却也埋下了夫妻矛盾的种子。
随着时间推移，两人的性格差异逐渐暴露。
顾维钧出身清寒，秉持着传统士大夫的节俭与克制。
黄蕙兰则自幼习惯挥金如土，将财富视为彰显地位的工具。
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在日常生活中演变为无数次争吵。
顾维钧反对妻子购买劳斯莱斯汽车，坚持使用二手车辆，黄蕙兰则认为 “外交官的体面不能用金钱衡量”。
更严重的是，顾维钧对黄蕙兰的社交能力既依赖又猜忌，曾多次因她与异性交往过密而冷暴力相向。
1930年代开始，顾维钧开始频繁以 “工作” 为由回避家庭，黄蕙兰则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永远无法交汇”。
严幼韵年轻时照片
1950 年代，顾维钧与严幼韵的婚外情成为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严幼韵也是出身名门，原马来西亚大使遗孀，温婉贤淑。
顾严两人的关系从最初的工作往来逐渐升温，最终发展为公开的恋情。
1956 年的台北牌局上，黄蕙兰撞破丈夫与严幼韵的暧昧，当众将热茶泼向顾维钧，怒骂严幼韵 “不要脸”。
这场冲突后，顾维钧和黄蕙兰两人开始分居。
之后到了1959年，71岁的顾维钧与66岁的黄蕙兰正式离婚。根据协议，黄蕙兰分得 50 万美元赡养费。
离婚后的黄蕙兰独居纽约，靠演讲和父亲留下的遗产度日。
她坚持每天穿旗袍、用银质餐具，床头始终摆放着与顾维钧的合影。
而顾维钧在离婚后，则迅速与严幼韵结婚，开启了人生最后一段婚姻。
对于这段感情，顾维钧晚年总结道：“黄蕙兰是个好夫人，却不是好妻子”。
严幼韵和顾维钧结婚后，化身 “全能伴侣”，将顾维钧的生活打理得滴水不漏。
她每日凌晨三点起床温牛奶，用老家的菊花与草药特制安神枕。
甚至为防止丈夫沐浴滑倒，亲手缝制改良版羊羔皮拖鞋。
在饮食管理上，她精确计算热量摄入，将下午茶时间变为健康补给站，使顾维钧九十岁仍能从三米跳板跃入泳池，令医生惊叹。
这种细致入微的照护，被外界戏称为 “保姆式婚姻”。
但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她让我在古稀之年，重新听见晨露滴落的声音。”
另外，严幼韵对顾维钧的支持远超生活范畴。
她全力协助丈夫完成长篇巨著年《顾维钧回忆录》，整理数厚厚的档案，核对历史细节。
这部 500 万字的著作，能成为研究民国外交的第一手资料，严幼韵功不可没。
1985年3月，98岁的顾维钧在浴缸中安详离世。
严幼韵握着尚有体温的茶杯在浴室门外伫立良久。
她在手札中写道：“婚姻的终极意义，是把每个清晨都活成初遇”。
1990年，严幼韵向上海嘉定博物馆捐赠顾维钧155件遗物，并捐资建立生平陈列室，以实际行动守护丈夫的历史遗产。
2017年，112岁的严幼韵在睡梦中告别人世。
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墓碑上没有华丽铭文，只有 “顾维钧夫人严幼韵” 几个字。
来源：王樵史观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