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在延边：那年去森林采蘑菇遭遇不测，差一点我就没命了

摘要：我是上海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曾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的安图县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多，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离开了延边。在安图插队落户期间，我们知青进林子采蘑菇遭遇了野猪的袭击，我差一点就命丧黄泉。关键时刻，葛队长舍命相救，我毫发无伤，葛队长却身受重伤。每当回想

我是上海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曾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的安图县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多，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离开了延边。在安图插队落户期间，我们知青进林子采蘑菇遭遇了野猪的袭击，我差一点就命丧黄泉。关键时刻，葛队长舍命相救，我毫发无伤，葛队长却身受重伤。每当回想起当年那可怕的一幕，至今我还不寒而栗，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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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整整五十六年，至今我还记得我是1969年4月5日在军工路码头乘坐轮船离开上海的。那天的天气不好，灰蒙蒙的天空飘洒着毛毛细雨，我和同学们挥泪告别父母，开启了我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涯。

满载上海知青的轮船抵达辽宁省大连码头后，我乘坐汽车来到了大连火车站，又坐火车继续前行。次日到达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的明月镇（安图县），在安图县短暂休整和停留后，我们又乘坐汽车继续前行，最终来到了距离安图县城一百多公里之外一个叫寒沟的屯子，我们九名上海知青被分派在寒沟三队插队落户，葛长林队长安排我们五名男生临时住在了林业站的两间泥草板房子里，四名女知青住在了队长家的一间偏厦子（厢房）里。

吉林延边林区的4月天气乍暖还寒，背阴的地方还有未融化的残雪，夜间气温还在零下五、六度的样子，比上海的冬天还冷。好在我们居住的房子里有火炕，能烧火取暖，晚上睡在热乎乎的火炕上一点都不冷。

安顿好了住处，葛队长带我们熟悉了周边的环境，还带我们知青到附近的林子里用牛车拉了几趟烧柴。葛队长说马上就要准备春耕了，春耕春播期间比较忙碌，就没时间进林子打柴了。

没来延边插队落户之前就听说过长白山地区是林区，茫茫林海一望无际，就像大海一样没有边际。来到了林区的边缘地带，我们虽然还没有感受到林海的广阔，可从葛队长和乡亲们口中却听到了林海的神秘和林区物产的丰富，比如森林中有伤人的黑熊和野猪，甚至还有老虎和豹子，还有能端上餐桌的野味，比如野兔、野鸡和蘑菇木耳。林区潜在的危险令我们畏惧，那些诱人的野味还有松子榛子却让我们非常期待。

来到寒沟的第五天，我们就吃上了野兔肉，葛队长在林子里下了套子，套到了两只肥硕的野兔，葛队长让他老婆给我们炖了一锅兔子肉，里面放了辣椒，同学们都说好吃，就连那几名女同学，都说兔子肉很香，一点草腥味都没有。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我们也跟着社员们出工劳动，往地里挑粪、撒粪，跟着队长学习犁地耙地，什么农活都要学着干。几天下来，我们的肩膀都压肿了，手上也磨起了水泡，天天累得不想吃饭只想睡觉。好在葛队长对我们知青特别照顾，给我们知青安排最轻松的农活，看我们累了就让我们歇着，乡亲们都很关爱我们，手把手教我们干农活，还经常给我们送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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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就到初秋，玉米大豆都长高了，也就到了挂锄的时节。地里农活不忙了，葛队长就带领社员们到牲口棚起圈（挖牛粪）挑土垫牛圈，到菜地除草施肥，实在没啥可干的，队长就让社员在家歇半天。社员们没啥事干，就拎上水桶到附近的林子里采蘑菇（当地乡亲们说捡蘑菇），一下午也能采上半桶蘑菇，还能采到一些木耳。

一天下午收工回家的路上，我们问葛队长：“队长，你不说抽时间带我们去采蘑菇吗？什么时间去啊？”“后天吧，明天把场院里的牛粪挑到菜地就没啥要紧的农活了，咱们歇一天，我带你们去采蘑菇。”

记得那天是8月13日，因为夜间下了一场小雨，天气不算炎热，吃过早饭，我们五名男知青就拎着水桶和土篮子，挎包里还带了干粮，王庆发背上了他那个军用水壶，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跟着葛队长出发了。一同去的还有队里的记工员李红军和两名年轻社员。大家之所以结伴进林子采蘑菇，葛队长告诉我们说，一是怕遇上熊瞎子和野猪，二是怕迷路。

村子附近的蘑菇不多了，好蘑菇基本都被乡亲们采光了，要想多采一些蘑菇，就得去很远的地方。葛队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对周边环境比较熟悉。葛队长说三道沟那边蘑菇多，他每年都去那里采蘑菇，每次都能采很多。

三道沟离我们居住的屯子十多里路远，要过两道深沟才能到达三道沟。去三道沟的路上，葛队长一再嘱咐我们，到了三道沟林子里采蘑菇的时候，大家都不要离太远，离远了就喊一声，大家相互照应一下。

大约走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就来到了三道沟。走进林子，就看到了草丛中的蘑菇。葛队长告诉我们什么蘑菇能采，什么蘑菇有毒，他发现哪里蘑菇多，就叫我们都过去采。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采了大半桶蘑菇。因为是第一次进森林，我也辨不清方向，就紧跟在葛队长身边，生怕自己走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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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低头采蘑菇时，突然听到了“哼哼叽叽”怪异的声音，我抬头一看，不远处一头呲嘴獠牙的大黑猪正朝我奔来。我之前虽没见过野猪，可我断定那就乡亲们常说的野猪。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大叫一声撒腿就跑。

听到我的叫喊声，葛队长拎着水桶就跑了过来。那头凶猛的大野猪一下子就把我拱翻在地，张开大嘴就要咬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葛队长冲到我身边，举起手中的水桶就朝野猪头上砸去。这下那头野猪更疯狂了，它没咬我，回头就去攻击葛队长。我当时确实吓坏了，爬起来就往沟坡下跑，一边跑一边大喊快来打野猪。

往前跑了几步，我回头一看，那头凶残的野猪已经把葛队长拱翻在地上，葛队长正挥舞着手里的水桶拼命击打野猪。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只见李红军和那两名年轻社员都跑了过去，挥舞着手里的水桶和土篮子砸向那头凶猛的野猪。李红军把手里的土篮子砸向那头野猪，随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拼命击打野猪的头部。那头野猪可能是受伤了或是害怕了，哀嚎一声转身就跑向了密林深处。

我和几名同学战战兢兢来到葛队长身边，只见葛队长两手都是血，裤子也都破了。李红军和那两名年轻社员把倒在地上的葛队长慢慢搀扶起来，葛队长用手捂着屁股一脸痛苦。这时我才发现，葛队长不光是手上有伤，他的屁股被野猪咬了一口，屁股上已是血肉模糊。

李红军和那两名年轻社员用松木干和荆条编了一个简易担架，我们替换着把葛队长抬回了屯子。大队赤脚医生（村医）给葛队长清洗检查了伤口，做了消毒处理。好在没伤到骨头，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等我们把葛队长送回家，我才感到后怕，当时要不是葛队长及时赶来用水桶击打野猪，野猪就会继续攻击我，我有可能就一命呜呼了。要不是李红军和那两名年轻社员不顾生命危险赶过来勇斗野猪，葛队长也可能会遭遇不测甚至有生命危险。再想想当时只顾自己的逃跑行为，我觉得挺对不起葛队长的。葛队长要是不来救我，他也不会受伤。

在家歇了三天，葛队长就出工劳动了，他说他是队长，只要能挺住，就得领着大伙一起搞生产。半个多月后，葛队长屁股上的伤口才结痂。葛队长那次舍命相救，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973年秋天，我被招工到二道白河林场当了工人，第二个月开了工资，我给葛队长买了一双雨靴，买了烟酒和点心，回到寒沟看望了葛队长。葛婶（葛队长的媳妇）给我包了饺子，要不是我拦着，葛队长就把他家那只打鸣的大公鸡杀了给我炖鸡肉吃了。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上海工学院，在东北生活了近九年，我又回到了上海，回到了父母身边，迈进了高校的大门。

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和葛队长和第二故乡的乡亲们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我也会给葛队长家寄一点钱和上海的特产。令我遗憾的是，2007年冬季葛队长去世的时候，我正在海南疗养，没能送老队长最后一程，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伤痛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