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万八？你怎么不去抢呢！＂我的声音在电话里微微颤抖，＂我是你亲妈啊，这些年，我为这个家付出的难道就值这个数？＂

＂八万八？你怎么不去抢呢！＂我的声音在电话里微微颤抖，＂我是你亲妈啊，这些年，我为这个家付出的难道就值这个数？＂

1984年的春天，我刚满二十一岁，在松江纺织厂做一名女工。

那时的厂房总是弥漫着棉絮和机油混合的气味，车间里＂咔嚓咔嚓＂的织布机声从早响到晚，我们姑娘们穿着蓝色的工装，头上扎着印着厂标的白头巾，日复一日地在纱线和布匹间穿梭。

那年二月，厂里来了个新调来的机修工，叫李国强。

他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不像其他机修工那样大嗓门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手上的动作却麻利得很。

每当我们车间的织布机出了故障，他总是第一个赶到，蹲在机器旁边，不一会儿就把问题解决了。

＂张秀兰，你看那个修机器的小伙子，老往咱车间跑，准是看上你了。＂同车间的王姐打趣我。

我装作没听见，低头继续手上的活，心里却像揣了只小兔子，怦怦直跳。

三月的一天，我下班出厂门，李国强骑着他那辆＂飞鸽＂牌自行车在门口等我。

＂张...张秀兰同志，下班了啊？＂他的耳根子都红了。

＂嗯，下班了。＂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要不...我送你回去？＂他拍了拍自行车后座。

我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爱情就这么简单。

没有花前月下的约会，没有甜言蜜语的表白，只有李国强每天准时出现在厂门口，用自行车带我回家或去江边走走。

有时候会下小雨，他就穿着雨衣，把自己那把伞让给我，自己淋着雨骑车。

＂国强，你这样容易感冒的。＂我心疼地说。

＂没事，我皮糙肉厚。＂他笑着说，但第二天就果然感冒了，说话都带着鼻音。

那是个物质匮乏但精神丰富的年代。

星期六晚上，厂里的礼堂会放电影，我和李国强总是早早去排队，抢一个靠后的位置，这样能避开众人的目光，偷偷地拉个手。

有时候，电影散场后太晚，路灯都熄了，他就用手电筒照着我们回家的路。

那时东北的夏夜，空气里总带着江水的湿气和榆树的清香，路两边的知了叫个不停，远处的松花江静静流淌，看不见江水，只听得见江风吹过芦苇的沙沙声。

我们就在这样的夜色中，肩并肩地走着，说着年轻人天真的梦想。

＂张秀兰，等我们攒够三百块钱，就结婚吧。＂他说这话时，目光真挚得像星星一样闪亮。

＂嗯。＂我红着脸应下，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我家里条件不好，老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工，干了一辈子苦力活，腰都挺不直了。

母亲在纺织厂做清洁工，整天和灰尘打交道，脸也是灰蒙蒙的。

还有个小我六岁的弟弟，正在读初中，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旧收音机，听＂新闻联播＂。

家里四口人挤在单位分的一间十五平米的平房里，房顶漏雨时还得搬出几个搪瓷脸盆接水。

但我们从不觉得苦，因为那个年代，大家都差不多。

李国强家的情况比我家还困难些。

他爸妈是知青，当年从上海下放到农村，后来才回到城里，但身份一直是农村户口，没转成城市户口。

他还有两个弟弟在上学，家里全靠他父亲一个人在供销社当搬运工维持。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李国强都会拿出五块钱，放进我们俩一起买的那个小布袋里，说是攒着结婚用。

我也会把自己的零用钱偷偷放进去。

那个布袋是我用一块碎花布亲手缝的，上面还绣了两个小人牵手的图案，虽然绣工粗糙，但我们俩都很珍视。

可是，好景不长。

1986年初春，全国掀起了企业改革的浪潮。

我们厂效益下滑，开始精简人员。

当厂领导在公告栏贴出名单时，车间里顿时炸了锅。

李国强的名字赫然在列，他被通知要下放到六十多公里外的农村供销社去。

＂国强，咱们怎么办？＂车间后门的小胡同里，我心急如焚地问他。

＂别担心，我已经托人找关系了。＂他拍拍我的手，安慰道，＂听说厂办公室陈主任能帮忙。＂

那天晚上，李国强来我家，告诉我陈主任说可以帮他调到省城去，但需要五百块钱的＂活动费＂。

＂五百？＂我倒吸一口冷气。

那时候，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四五十块，五百块几乎是我们大半年的工资了。

＂国强，咱们的积蓄才一百出头啊。＂我有些发愁。

＂我去借。＂他沉着脸说，＂不能去农村，去了就见不到你了。＂

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心疼不已。

＂等等，我有办法。＂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母亲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是她当年的嫁妆，一直舍不得卖。

平时，她还会利用空闲时间给邻居做些衣服，贴补家用。

但我知道，缝纫机夹层的抽屉里，藏着母亲这些年积攒的两百多块钱，是她给弟弟上高中准备的学费。

那天晚上，趁父母熟睡后，我轻手轻脚地打开了缝纫机的抽屉，摸出了那卷用红纸包着的钱。

手心像烧着了一样发烫，但我还是把钱装进了口袋。

＂妈，对不起。＂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等国强调到省城，挣了钱，我一定加倍还给你。＂

第二天，我把三百块钱给了李国强。

他拿着钱，眼睛都红了：＂秀兰，我一定加倍还给你。＂

我知道他不是那种贪图钱财的人，就点点头：＂嗯，我相信你。＂

接下来的日子，李国强都在anxiously地等待消息。

终于，一个星期后，陈主任告诉他，调令下来了，不过不是去省城，而是去县城的一家五金厂。

＂什么？不是说好的省城吗？＂李国强难以置信。

＂政策变了，现在能去县城就不错了，很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陈主任不耐烦地说，＂不想去就算了，还有的是人想去。＂

李国强回来跟我说这事时，脸色很难看。

我劝他：＂县城也不错啊，总比去农村强。而且县城离这里才三十公里，周末还能回来看我。＂

他勉强点点头，但眼里的失落怎么也掩饰不住。

后来我才听说，那个去省城的名额，陈主任早就许给了他的侄子。

李国强想去讨个说法，被我拦住了。

＂算了吧，人在屋檐下，咱们斗不过他们。＂我苦口婆心地劝他，＂你先去县城站稳脚跟，等环境熟悉了，再想办法往省城调。＂

李国强看着我，长叹一口气：＂秀兰，对不起，我没本事。＂

＂别这么说。＂我握住他的手，＂咱们不是还有彼此吗？＂

就这样，李国强去了县城。

起初，他每个周末都会骑自行车回来看我，风雨无阻。

有一次下雪天，他骑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进门时整个人都是湿的，嘴唇冻得发紫。

我赶紧给他端来热水，用毛巾帮他擦脸。

＂傻瓜，这么大雪天，不回来也没关系的。＂我心疼地说。

＂想你。＂他只说了这两个字，眼神却温暖得能融化冰雪。

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开始是两周一次，后来变成一个月一次。

每次回来，也不像之前那样有说有笑，总是闷闷不乐，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国强，厂里怎么样？＂我试探着问他。

＂还行吧。＂他敷衍地回答，然后就岔开话题。

1987年春节过后，李国强告诉我，他要去南方打工。

那时候，＂南下潮＂刚刚兴起，听说深圳特区一个月能挣好几百，比在国营厂里强多了。

＂秀兰，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他握着我的手说，＂等我在南方站稳脚跟，挣够了钱，就回来娶你。＂

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点点头：＂我等你。＂

送他去火车站那天，我给他织了条围巾，还有一张我们俩的合影。

他把围巾仔细地折好，放进行李袋最里层，又把照片放进上衣内兜里，贴着心口的位置。

＂秀兰，我走了。＂他轻轻抱了我一下，然后转身上了火车。

我站在站台上，目送着火车渐渐远去，直到看不见了，才擦干眼泪，慢慢走回家。

开始的两个月，李国强的信很勤，差不多每周一封。

信里详细地描述了他在深圳的见闻——高楼大厦、霓虹灯、穿着时髦的香港人，还有他找到的工作，在一家港资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每月工资有一百八十块。

＂等我存够两千块钱，就回来娶你。＂每封信的结尾，他都会这么写。

但渐渐地，信的频率从一周一封变成了两周一封，再到一个月一封。

信的内容也从详细的生活描述变成了简单的几句问候。

车间里的姐妹看我整天愁眉苦脸的，都来劝我。

＂秀兰，别等了，这男人靠不住啊。＂王姐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今年都二十四了，再不找人，就真成大龄剩女了。＂

我摇摇头：＂国强不是那种人，他肯定是太忙了。＂

可是，一年过去了，李国强的信越来越少，最后竟然半年都没了消息。

我写信去他留下的地址，信都退了回来。

我忐忑不安，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是不是生病了？还是...

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收到了他从广州寄来的一封信。

拆开信的那一刻，我的手都在颤抖。

＂秀兰：

你好！

很抱歉这么久才给你写信。我现在在广州，已经不在原来那家工厂了。这边的工作机会比深圳多，薪水也高。

最近认识了一位香港来的女商人，她打算在内地开厂，看中了我的工作能力，想让我帮她打理工厂的事情。

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前天她向我表白了，说想和我在一起。她比我大几岁，有经济基础，能带我去香港发展。

秀兰，我对不起你。当初答应娶你的承诺，我无法实现了。这么多年，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却让你白白等待，我很内疚。

随信附上五百块钱，算是当初你借给我的＂活动费＂。希望你能原谅我的不辞而别，也祝你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人。

李国强

1988年7月15日＂

我拿着信，呆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不知道过了多久。

傍晚时分，弟弟放学回来，看见我还坐在那里。

＂姐，你怎么了？是不是李大哥有消息了？＂他兴奋地问。

我把信递给他。

弟弟看完，气得脸通红：＂这个骗子！姐，咱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去找他！＂

＂找什么找，这么大的地方，上哪找去。＂我苦笑着摇摇头。

那天晚上，我拿着那五百块钱，站在松花江边，想把它们全部扔进江里。

可是想起母亲的缝纫机抽屉里，那个已经空荡荡的暗格，我又把钱收了回来。

第二天，我把钱放回了缝纫机抽屉，然后跪在母亲面前，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母亲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地抱住我：＂傻孩子，妈不怪你。＂

那一刻，我在母亲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那年我24岁，在东北的姑娘，已经算是大龄剩女了。

家里人担心我嫁不出去，开始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

我也想开了，既然等不到真爱，不如找个实在人，安安稳稳过日子。

经过车间主任介绍，我认识了王建国。

他是我们厂保卫科的，比我大五岁，老实巴交的一个人，话不多，却是个踏实肯干的男人。

他父母早亡，家里就他一个人，住在厂里分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里。

我们相亲后处了三个月，就在厂里礼堂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有相敬如宾的生活。

婚后不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当我生下儿子小宝时，第一次体会到了做母亲的喜悦。

看着那个皱巴巴、红通通的小人儿，我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这是我的血肉，我要为他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

王建国很疼爱小宝，下班后总是主动带孩子，让我休息。

虽然他不会说甜言蜜语，但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表现出他的关心。

冬天早上，他总是比我早起，先把煤炉子生好，屋子暖和了才叫醒我。

夏天晚上，他会用蒲扇给我和孩子扇风驱蚊。

每逢发工资，他总是原封不动地交给我，自己只留几块钱坐公交车和买烟的零花钱。

我渐渐明白，婚姻不是童话，而是柴米油盐的日常。

王建国给不了我轰轰烈烈的爱情，但他给了我和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平平淡淡，却也安稳。

1995年，全国掀起＂下海＂创业潮。

我们厂里的一些年轻人辞职出去做小生意，王建国也动了心。

＂秀兰，我想辞职去开个小修理铺，修自行车、缝纫机什么的。＂一天晚上，他对我说。

我犹豫了。

辞去铁饭碗去闯荡，风险太大。

但看着他期待的眼神，我还是点了头：＂好，你去试试吧，我支持你。＂

王建国辞职后，租了个小门面，开始了他的修理生涯。

开始生意还可以，但随着摩托车、电视机这些新玩意儿的普及，修自行车、缝纫机的生意越来越少。

1998年底，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厂也不例外。

厂里经营不善，开始大规模裁员。

我拿了一笔不多的遣散费，被推向了社会。

我和王建国商量后，决定关掉修理铺，用我的遣散费和这些年的积蓄，在小区门口租了个小店面，开了家小卖部。

那时小宝已经上小学了，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

小卖部的生意还算稳定，虽然挣不了大钱，但养家糊口没问题。

王建国每天负责进货，我负责看店。

等小宝放学，就让他在店里写作业，我们一家三口，虽然辛苦，但日子过得还算充实。

200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大雪，王建国去批发市场进货还没回来。

我正担心着，接到医院的电话，说他在回家路上被车撞了，肇事者逃逸。

我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走了，医生说他全身多处骨折，失血过多，抢救无效。

那一刻，我的天塌了。

虽然我们的婚姻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十几年的朝夕相处，早已让我把他当成了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更可怕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才十岁的小宝，告诉他爸爸永远不会回来了。

回到家，小宝还在写作业，见我回来，高兴地跑过来：＂妈，爸爸呢？他答应今天给我买新铅笔盒的。＂

我蹲下身，抱住他，眼泪止不住地流：＂小宝，爸爸...爸爸去很远的地方了，他不会回来了...＂

小宝愣住了，然后突然推开我，大声喊道：＂不可能！爸爸答应我的！他说好了今天给我买铅笔盒的！他不会骗我的！＂

看着儿子通红的眼睛，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那个晚上，我们俩抱在一起，哭到天亮。

王建国走后，我独自抚养小宝，继续经营小卖部。

为了多挣点钱，我又找了份兼职，晚上在附近的餐馆洗碗。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开店，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经常累得腰酸背痛。

但看着小宝一天天长大，我心里既欣慰又心疼——这孩子，从小就少了父爱，我得加倍爱他。

小宝很懂事，知道家里不易，从不让我操心学习上的事情，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他还主动帮我看店，放学后就坐在收银台后面，一边写作业一边帮我招呼客人。

有时候我晚上回来得晚，他已经把晚饭做好了，虽然只是简单的面条或者煮饺子，但吃在嘴里，却格外温暖。

2011年，小宝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学计算机专业。

送他去学校那天，我站在宿舍楼下，看着他高大的背影，不由得想起他爸爸。

如果王建国还在，看到儿子这么出息，该有多高兴啊。

＂妈，你别担心我，好好照顾自己。＂临别时，小宝紧紧抱住我，＂等我毕业了，找个好工作，就接你去省城住。＂

我点点头，强忍着泪水，目送他走进宿舍楼。

回家的路上，火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我的心情却格外平静。

儿子长大了，有出息了，我这半辈子的苦没白吃。

小宝大学毕业后，在省城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了工作，每个月有五六千的工资。

他常常打电话回来，说要接我去省城住，但我舍不得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就婉拒了。

＂你自己在那边好好发展，等你成家立业了，再考虑接我过去。＂我对他说。

这几年，我把小卖部转让了，靠着租金和积蓄，倒也衣食无忧。

小区里有几个同龄的阿姨，经常约我去广场舞队跳舞，说是锻炼身体，其实也是想给我介绍对象。

＂张秀兰，都一人过这么多年了，该找个伴儿了。＂王阿姨常劝我，＂你看咱们队里的李大爷，老伴儿去世五年了，人家现在又找了个老伴儿，两人一起去海南过冬，多幸福啊。＂

我总是笑笑，说自己这把年纪了，不想再找了。

其实心里也明白，年纪大了，一个人确实不方便。

生病了没人照顾，晚上一个人睡觉，总担心出什么事没人知道。

但转念一想，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何必再节外生枝？

可是命运总爱开玩笑。

2023年初的一天，我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东西，正在挑选蔬菜，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

＂张秀兰？是你吗？＂

这声音，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

我转过身，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我面前，目光炯炯有神。

我愣住了，手中的白菜掉在了地上。

＂李...李国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站在我面前的，竟是三十多年前抛弃我南下的初恋情人。

他比记忆中老了许多，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里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但那双眼睛，还是我记忆中那样温柔。

＂真的是你...＂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回过神来，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白菜，平静地说：＂好久不见。＂

＂你...过得好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还行吧，就那样。＂我简单地回答，然后准备离开。

＂等等，＂他叫住我，＂能不能...找个地方坐坐，聊聊？＂

我本想拒绝，但看到他眼中的恳求，终究没忍心。

我们找了超市旁边的一家小茶馆，点了两杯茶，坐下来。

他告诉我，他当年去广州后确实遇到了一个香港女人，被对方的花言巧语迷住了，以为找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结婚后才发现，对方早有家室，只是拿他当幌子，做一些见不得光的生意。

等他看清真相时，已经陷得太深，甚至因为一些事情坐了几年牢。

出狱后，他一无所有，在广州打零工维持生计。

直到三年前，他养母病重，他才回到东北老家照顾。

养母去世后，他就留在这里，在一家修理店做点小工作。

＂这些年，我一直后悔当初对不起你。＂他低着头说，＂很多次，我想回来找你，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

我听着他的故事，心里五味杂陈。

年轻时的怨恨早已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对往事的感慨。

＂都过去了，＂我轻声说，＂我后来结了婚，有了儿子，丈夫已经去世多年了。＂

他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对不起，我不知道......＂

就这样，我们开始偶尔见面，聊聊各自这些年的经历。

起初只是作为老朋友，后来渐渐地，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我也不再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姑娘，但是时光似乎格外眷顾我们，给了我们第二次相逢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去松花江边散步，正好遇上了夕阳西下。

金色的阳光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美得令人心醉。

＂秀兰，你还记得我们年轻时，也是在这里看过夕阳吗？＂李国强指着远处说。

我点点头：＂记得，那时候江边还有很多芦苇，风一吹，沙沙作响的。＂

＂那时候，我们约定要一辈子在一起。＂他轻声说，眼神中充满了怀念。

＂那都是年轻时的傻话。＂我笑了笑，掩饰内心的波动。

＂可是，现在我们都老了，却又在一起了，你不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吗？＂他认真地看着我。

我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夕阳，心里却翻江倒海。

半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跳广场舞回来的路上，李国强突然拉住我的手。

＂秀兰，这些日子相处下来，我感觉我们之间的感情又回来了。我知道我年轻时对不起你，但是我想弥补。＂他紧张地说，＂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我愣住了，没想到这个问题会来得这么突然。

六十岁的年纪，还谈什么爱情？

可是心里那个小鹿乱撞的感觉，却真真切切地回来了。

＂你让我考虑考虑。＂我说。

回家后，我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满是皱纹的脸，和花白的头发，忍不住笑了。

六十岁了，居然还像个小姑娘一样心动，这算不算老糊涂了？

可是，人这一辈子不长，为什么不给自己一次机会呢？

我决定告诉小宝这件事。

周末，他从省城回来看我，我做了一桌子他爱吃的菜，其中有他最爱的红烧排骨和清蒸鲈鱼。

吃完饭，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鼓起勇气告诉他关于李国强的事情。

＂妈，你是说，你想和你的初恋重新在一起？＂小宝放下碗筷，眉头紧锁。

＂也不是一定要在一起，＂我有些紧张地解释，＂就是...你觉得可以吗？＂

小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那个李叔叔，他家里有什么情况？有房有车吗？＂

我被问住了：＂他...租了一间小房子，没有车。他在修理店工作，收入不高。＂

＂那他有退休金吗？有什么存款吗？＂小宝又问。

＂这个...我没问过。＂我有些尴尬地说。

小宝的脸色变了：＂妈，我不同意。您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到了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怎么能跟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人在一起？万一他是冲着您这些年的积蓄来的呢？＂

＂不会的，小宝，他不是那种人......＂我急忙辩解。

＂妈，您别天真了！＂小宝打断我，声音陡然提高，＂现在这个社会，骗老人感情的太多了。您现在一个人生活得好好的，我每个月也按时给您打钱，为什么非要找个伴儿？＂

我被他的态度吓到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宝，妈妈这些年一个人太孤单了...＂我小声说。

小宝的表情缓和了一些：＂妈，我理解您的感受。但是我真的担心您被骗。如果您非要和他在一起，我有个条件——让他拿出八万八的彩礼，证明他是真心的！＂

＂八万八？你怎么不去抢呢！＂我的声音在电话里微微颤抖，＂我是你亲妈啊，这些年，我为这个家付出的难道就值这个数？＂

小宝的态度很坚决：＂这不是讨价还价，妈。如果他真心爱您，这点钱算什么？如果他拿不出来，那就说明他没有能力给您幸福。＂

我生气地挂了电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明白小宝是担心我被骗，也是为我好，可是把感情用金钱来衡量，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第二天，我把小宝的话告诉了李国强。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秀兰，八万八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大数目，但是我会想办法。请给我一点时间。＂

＂国强，算了吧，我不能让你有这么大的负担。＂我劝他。

＂不，秀兰。＂他握住我的手，眼神坚定，＂当年是我亏欠了你，现在老天给了我第二次机会，我不能再让你失望。请相信我，我会拿出这笔钱，不是为了向你儿子证明什么，而是为了表明我的决心。＂

接下来的日子，李国强开始拼命工作——白天在修理店，晚上去餐馆当服务员，周末还到建筑工地搬砖。

六十多岁的人了，硬是像年轻小伙子一样拼命。

每次看到他疲惫的身影，我都心疼不已。

有一次，我去餐馆找他，看到他正在搬一箱啤酒，手臂上的青筋暴起，额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淌。

＂国强，别这样，真的不值得。＂我忍不住上前阻止他。

他放下啤酒箱，擦了擦汗，笑着说：＂值得，秀兰，为了你，什么都值得。＂

我几次劝他放弃，他都不肯。

＂秀兰，这不仅仅是为了证明给你儿子看，也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机会，弥补当年的过错。＂他固执地说。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李国强晕倒在工地上，被送进了医院。

我急忙赶去，见到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手臂上还插着输液管。

医生说是轻微脑溢血，需要好好休养。

我守在他病床前，看着他消瘦的脸庞和布满老茧的双手，心里又痛又暖。

＂傻瓜，值得吗？＂我轻声问他。

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值得，只要能和你在一起，什么都值得。＂

我给小宝打电话，告诉他李国强生病的事情。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小宝说：＂妈，我周末回来看看他。＂

周末，小宝如约而至。

他站在病床前，看着虚弱的李国强，眉头紧锁。

＂李叔叔，听我妈说，您为了凑彩礼钱，一直在拼命工作？＂小宝开门见山地问。

李国强点点头：＂小宝，我知道你不放心把你妈交给我。我想证明，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我还能照顾好她。＂

＂您已经攒了多少？＂小宝又问。

＂四万三。＂李国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还差一些，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

小宝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李国强：＂李叔叔，这是我查到的一些资料。我调查过您的背景，您在广州的那些年，确实如您所说的那样。我之所以要求彩礼，是想测试您的诚意。没想到您真的拼命去赚......＂

我惊讶地看着小宝：＂你调查他？＂

小宝点点头：＂妈，您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您受伤害。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了解李叔叔的背景，甚至花钱请了私家侦探。＂

听到这里，我气得浑身发抖：＂小宝，你怎么能这样？＂

小宝握住我的手：＂妈，别生气，我是担心您啊。您想想，现在这个社会，有多少骗子专门骗老人的感情和钱财？我必须确认李叔叔的为人。＂

然后他转向李国强：＂现在我相信，您是真心爱我妈妈的。彩礼的事情就此作罢吧。但是我有个请求——请您一定要好好照顾我妈妈。她为我付出了太多，我希望她的晚年能幸福。＂

李国强的眼睛湿润了：＂小宝，我保证，会用余生好好爱她，弥补我当年的亏欠。＂

出院后，我和李国强商量着结婚的事情。

＂要不要办个简单的婚礼？＂他问我。

我摇摇头：＂咱们这把年纪了，不兴这个。领个证就行了。＂

就这样，在小宝的陪同下，我和李国强领了结婚证。

没有隆重的婚礼，只是请了几个老朋友吃了顿饭。

小宝送了我们一台新电视机作为新婚礼物，说是让我们晚上可以一起看看节目，不那么孤单。

新婚之夜，我和李国强坐在小区的长椅上，看着满天繁星。

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秀兰，三十多年前，我们在松花江边也是这样看星星。那时候，我许下诺言要娶你，却食言了。现在，我终于兑现了这个诺言，虽然晚了很多年。＂

我靠在他肩膀上，感受着他的温度：＂好在，我们还有时间。＂

是啊，六十岁，不算早，但也不算太晚。

这一生有太多无奈和遗憾，但此刻，在这星光下，我感到了久违的幸福。

命运兜兜转转，最终还是把我们带到了一起。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安排。

小宝后来常常带着他的女朋友小琳来看我们。

有一次，趁李国强去厨房泡茶的功夫，小宝悄悄对我说：＂妈，对不起，之前是我太固执了。看到您和李叔叔在一起这么幸福，我也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它不在乎年龄，不在乎金钱，只在乎两颗真心。＂

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就像他小时候那样：＂傻孩子，妈妈不怪你。妈妈知道，你是怕我受伤害。＂

小宝也笑了：＂妈，过段时间，我打算和小琳订婚，您和李叔叔一定要来省城参加啊。＂

＂好啊，妈妈一定去。＂我高兴地应下。

如今，我和李国强的小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

早上一起去公园锻炼，中午他下厨做饭（他在广州学会了做不少好吃的），下午有时去看看老朋友，有时在家看看电视。

晚上，我们会坐在阳台上，喝茶聊天，说说各自这些年的经历。

有时候，也会聊起我们年轻时的事情，那些青涩的回忆，在时光的沉淀下，变得越发珍贵。

人生啊，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有欢笑，有泪水，有遗憾，也有惊喜。

六十岁，我们翻开了新的一页，虽然不再年轻，但心中的爱却更加深沉。

每当我看着李国强忙前忙后的身影，我就想，错过了年轻时的山盟海誓，但我们拥有了岁月沉淀后的相濡以沫。

这，或许就是生命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