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产业学院作为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新探索，近年来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它不仅承载深化校企合作的使命，更肩负重塑职教生态、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然而，产业学院的创新深度与实践复杂性并存，其发展既展现出突破传统模式的潜力，也面临着现实中的结构性挑战。如何

职教聚焦

01

产业学院，不是校企合作的简单“翻版”

产业学院作为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的新探索，近年来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它不仅承载深化校企合作的使命，更肩负重塑职教生态、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然而，产业学院的创新深度与实践复杂性并存，其发展既展现出突破传统模式的潜力，也面临着现实中的结构性挑战。如何实现从政策支持、区域协同到能力建设等多维度系统升级，成为产业学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

建立产业学院是一场深刻的模式创新与生态重塑

产业学院并非校企合作的简单“翻版”，而是一场深刻的模式创新与生态重塑，实现了五大维度的关键突破。

组织形态从“简单合作”走向“命运共同体”。传统校企合作多以项目为纽带，组织边界分明。产业学院则致力于打造校企“责权利一体化”的命运共同体，通过实体化运作形式，实现组织形态的根本变革。这种结构性重构使产业学院能突破传统项目合作局限，形成校企利益深度绑定、责任共担共享的紧密型组织形态。

资源配置从“优势互补”迈向“要素融合”。在传统校企合作中，双方提供的资源虽互补，但使用相对独立。产业学院将人才、技术、资金、场地、设备等要素进行混合配置，打破校企资源边界。校企双方通过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实训基地、创新平台与师资队伍，形成全方位资源整合机制，显著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运行机制从“协议约束”跃升为“系统治理”。传统校企合作往往依赖松散协议约定，缺乏有效治理结构。产业学院则构建包括理事会、董事会等在内的现代治理体系，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系统治理机制。这种模式既保障校企主体地位，又使双方在共同目标下协同运作。

功能定位从“人才培养”升级为“产学研创一体化”。传统校企合作功能相对单一，主要聚焦学生实习与就业对接。产业学院则可以实现功能多样化，它既是人才培养基地，也是技术研发中心、成果转化平台和社会服务窗口。通过这种功能拓展，使产业学院成为连接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关键枢纽，形成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双向增值。

利益联结从“各取所需”转向“价值共创共享”。传统校企合作多基于“利益交换”，缺乏深层利益纽带，合作关系相对脆弱。产业学院则通过构建多样化价值分配机制，如实施校企共同持股、专利成果共享、技术转化收益分成等具体措施，明确量化各方贡献并建立对应权益分配标准，从而将合作从利益交易转变为价值共生关系，保障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产业学院面临着结构性挑战

尽管产业学院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中彰显出独特价值，但其发展进程中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

校企“双主体”治理不易协调。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长期分立发展，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职业院校注重长周期育人过程，强调公益性与稳定性；企业则追求市场效益，重视短期业绩表现。这种根本性差异导致校企在决策机制、运行节奏、评价标准等方面难以协调，使“双主体”治理面临深层次矛盾，部分产业学院出现“形合神离”现象。

教育与产业资源难以有效转化。理论知识、专业技能与技术应用之间存在天然断层，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即使在产业学院平台聚集，也面临“两张皮”难题。教师、工程师与研发人员遵循不同的专业标准与工作模式，容易出现“专业孤岛”现象。这种结构性障碍制约着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服务各环节的有效贯通，限制协同创新效应的充分释放。

体制机制差异阻碍深度融合。校企双方在人事管理、资源配置、财务核算等方面存在体制机制差异，这种差异容易影响产业学院的资源深度融合、人才双向流动、成果共享共用，阻碍“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性构建。

人才评价体系割裂影响能力建设。现有教育与产业的人才评价体系存在割裂，支持“跨界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相对缺乏。职业院校教师参与产业实践的有效激励不足，企业技术人员转向教育领域面临职业通道受限。这种人才生态的结构性短板，制约了产业学院核心能力的培育与发展，成为其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产业学院高质量发展需构建系统方案

面对产业学院发展中的结构性挑战，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推动产业学院从初步探索迈向成熟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宏观层面，优化政策与治理机制是突破“双主体”瓶颈的关键。政府部门应打破“条块分割”壁垒，建立教育、产业、科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形成政策合力。一方面，完善职业教育产业学院专项政策与制度保障，明确其应有定位和运行规范，赋予其相应办学自主权和体制机制创新空间。另一方面，优化财政投入与税收激励政策，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源向产业学院汇聚。同时，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深度参与产业学院建设的企业给予土地、信用、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激发企业投入的内生动力。

中观层面，构建区域协同生态是激发可持续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地方政府应将产业学院建设纳入区域发展战略，实现产业规划与职业教育布局的有机衔接。推动构建“产业集群+产业学院群”的协同发展模式，形成产教融合生态圈。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形式，建立区域性产业学院联盟，促进资源共享、经验交流与协同创新。搭建区域产教融合服务体系，提供产业学院建设的信息对接、项目孵化、成果转化等综合性支持，降低校企合作交易成本。通过区域协同机制，避免产业学院“孤岛效应”，形成集群优势和规模效应。

微观层面，强化人才与平台建设是突破能力瓶颈的核心策略。产业学院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依赖于高水平人才队伍与创新平台的协同构建。一方面，应打造“双师双能型”教师、企业工程师、技能大师组成的复合型教学团队，完善校企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和基于贡献的多元评价激励体系，激发跨界人才创新活力。另一方面，需聚焦产业关键技术难题，建立校企联合攻关机制和共享型创新平台，整合创新资源，完善知识产权共创共享制度与成果转化通道。

（作者：汤霓，系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研究员）

02

夯实产教深度融合的法治保障

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实践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以制度之治促进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

据媒体报道，去年3月，《天津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施行一年来，有力推动了天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天津市持续完善产教融合制度保障，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院校支撑的运行机制。天津市还持续提升“两翼”建设能级，有效链接高校、职业院校和领军企业资源，通过订单班、特色学徒制、现场工程师等形式推动联合培养人才3.2万余人，开展技术创新优化、关键技术攻关近2000项。

天津通过出台创设性条款既开创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地方立法的先河，从制度层面打通产教融合，化解产教融合实践中的“肠梗阻”，为产教融合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更为全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区域性立法提供了可借鉴的法治经验。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近年来，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政策，不断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相关政策文件推动了学校与企业在专业设置、课程开设、技术研发与生产服务等方面的深度融合，逐步开创了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个系统工程，涉及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学生等诸多主体利益，需要从制度层面构建好其运行协调机制、利益保障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权利救济机制等。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上热下冷”“激励不足”等问题，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产教供需契合度、人才培养精准度、服务发展贡献度。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实践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以制度之治促进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

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大批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法治建设中，学校和企业是两个基本办学主体，因此，需要强化两者的重要地位，明确双方责任权利，推动职业教育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人才、创新、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双向融合，构建校企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产教融合新机制。

天津以立法形式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经验值得借鉴，各地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结合本区域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情况，在立法中明确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在产教融合中的权责关系、法律责任，以法治力量畅通职业教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当前，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落实，必须紧紧围绕激励政策，以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为核心，推动各方主体自觉参与产教融合，保障各方权益，特别是要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作者：周亮，系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研究员）

03

从课堂到生产线：

职业教育产业学院的“进阶密码”

建在“专业”上，更建在“产业”上

建设产业学院，是为了什么？

“总体而言，建设产业学院是响应《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提出的‘塑造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新形态’的重要举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宗诚说，产业学院能让职业院校直接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技术经验，实现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就业竞争力。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彭颖晖认为，产业学院是以产业行业为基本单元组建的、以产业需求为核心原则建设的学院。“它不仅建在‘专业’上，更建在‘产业’上，同时兼具产业和教育双重基因，是建成‘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撑力量。”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国内某知名汽车企业共建了产业学院。该校党委委员、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院长丁天霞告诉记者：“学院联合企业打造‘工位点、生产线、职场域’三位一体的实训体系，引入企业数字化产线改造项目，建成四川省首条新能源汽车售后检测线，并与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共建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测试技术实验室。在‘厂中校’模式下，学生从大一开始即进入企业轮岗实践，通过‘基础技能—专项技能—综合能力’三阶段培养，成长为复合型技术人才。”

在宗诚看来，校企双方共建产业学院，受益的不只是学校。“产业学院为企业提供了人才定制化培养的平台，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确保输出的人才符合产业发展的最新需求。”

丁天霞用实践佐证了这一观点——学校产业学院与企业联合技术攻关，近年解决企业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难题13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70项。其中“交通事故中新能源车辆安全性深度评价方法及分析系统”开发，为企业创造产值800余万元。

加强制度供给，协调各主体诉求

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增材制造学院实训车间，学生任强正埋头于操作台前。他的任务是研究并应用眼前的一块块金属材料——从裁剪、铺贴到固化成形，再到装配、机加工，每一步都关乎航空零部件的可靠性。

去年，他通过选拔进入学校创建的华瑞航空产业学院。课程表上“企业定制”的标签格外醒目：常常是上午学习《航空材料学》，下午进入车间学习专业技能。素质拓展中，他们要扮演“企业主管”，学习公司发展、管理基础等理论知识，提升领导力与团队合作能力。“这种‘真设备真项目真要求’的学习，让我们提前适应了行业标准。”他翻着厚厚的学习笔记，里面记满了实操要点。

经过近些年的实践探索，各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已形成三种发展模式。彭颖晖介绍，一是支柱产业驱动型，围绕区域支柱产业链，构建“专业群—岗位群—技术群”矩阵，形成从产业技术标准转化为课程体系的即时闭环机制；二是优势专业主导型，以职业院校自身传统优势专业为支点，整合行业头部企业资源，打造特色化产教融合体；三是区域经济适配型，聚焦区域独特产业集群，构建“政府—行企—院校”协同体，如服务于江汉平原小龙虾全产业链的“小龙虾产业学院”、面向珠三角地区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纺织服装产业学院”等。

宗诚认为，建设产业学院为学校带来了诸多变化：“除了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企业还为产业学院提供先进设备和技术支持，改善了实践教学条件，优化了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但不可否认，职业教育产业学院建设仍处于探索期，存在多重挑战。”彭颖晖表示，最主要的挑战是制度供给不足。虽然我国产教融合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但制度体系仍存在短板。如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中关于校企双方资产投入界定、产权归属等缺少明确政策依据；产业兼职教师的法律地位、法定权益也存在制度空白。

宗诚进一步分析：“我国现有政策多是针对应用型高校，对职业院校的适应性不足，缺乏专门针对职业院校产业学院建设的制度。部分产业学院组织架构也不完善，作为非独立法人二级学院，法律地位尚不明确。公办职业院校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与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方式较难衔接，资源难以有效匹配，导致运行效率低下。”

“更需注意的是，目前缺乏有效激励企业参与的政策措施，致使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此外，‘贴标签’办学现象仍存在，部分产业学院只是在形式上进行校企合作，未能真正体现产业属性，功能定位、产权保护等关键环节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宗诚说。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主体诉求不同。彭颖晖表示，学校关注育人成效、政府看重民生改善、企业追求经济效益，三者分殊各异的诉求，导致政校企各自优势禀赋资源难以实现“乘数效应”。

办学场域向产业园区延伸，

教学场景与真实生产环境对接

未来，如何办好建强职业教育产业学院，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完善制度体系是重中之重。”宗诚表示，教育部门应联合相关部委，针对职业学校制定专门的产业学院建设政策，明确建设标准、退出机制等，重点突出服务产业发展、培养“双师型”教师、做实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任务，为产业学院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还应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在政策制度引领下，可尝试推动产业学院建立独立法人实体，使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灵活适应市场需求。同时建立深度合作机制，例如采用校企共建、公司化运营的方式，破解‘引企入校’难题。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可通过产业引导基金等形式带动市场资本投入，助力产业学院孵化中小微企业，实现自我‘造血’，服务地方产业集群发展。”

“当前，产业学院大多由某个职业院校单独联合当地政府、企业行业建设，导致同一区域内存在不同职业院校建设同质化产业学院的现象。”因此，彭颖晖建议，同一区域内不同职业院校可以锚定特定产业联合建设产业学院，甚至可以联合本科院校共建产业学院。“通过税收抵免、专项补贴等构建激励政策体系，鼓励和引导企业行业主导，在企业、工厂建立产业学院，将生产标准直接转化为教学标准。此外，还应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组建由行业专家、技术骨干、教育学者构成的产教融合委员会，定期评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

彭颖晖特别提出，可尝试将办学场域向产业园区延伸，形成“教学区—研发区—生产区”三区联动的物理载体，在园区内建设“前校后厂”实训基地，使教学场景与真实生产环境无缝对接。“在这个办学空间内，应重点打造三类功能空间：技术服务中心（承担工艺改良任务）、技能认证中心（开展1+X证书考核）、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培育小微科技企业）。通过空间重构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立体化衔接，能更好形成‘教学—研发—生产—再教育’的闭环生态。”

（本报记者 晋浩天 本报通讯员 庞卓婉）

04

广东试水“3+4”中本贯通：

“粤版”改革，能否破“浙版”难题？

5月9日，广州市招办发布中考填报志愿工作的通知。在第一批次中，新增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3+4”七年一体化中本贯通培养改革试点，这意味着2025届初中毕业生有望报读七年一体化职业教育——学生在中职阶段学习三年，通过全省统一考试后，升入联合培养的本科院校继续学习四年。

记者获悉，除广州外，广东省其他地市今年也将在中考招生中，试水“3+4”模式。

广东虽首次试点中本贯通，但在其他省份这并非新鲜事物。自2018年浙江省率先试水“3+4中本贯通”人才培养模式以来，这一衔接中职与本科的职教改革已走过七年探索期，于今年夏天迎来首批毕业生。

中本贯通会是中等生升学的快车道吗？对这类探索，先行先试的中职学校有何评价、思考？作为中本贯通首批试点校代表，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党委书记金卫东、宁波外事学校副校长陈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首次披露项目推进中的深层挑战，并为即将启动同类试点的广东省提出建议。

敢于吃螃蟹

浙江首批中本贯通热门专业分数线超重点高中

根据广东省此前文件，中本贯通试点本科高校和试点中职学校各有分工：前者牵头制定和实施“3+4”试点工作方案和人才培养方案，后者以“中本贯通班”的名义，面向符合条件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按照“依据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的办法和省教育厅批准的招生计划开展招生，单独编班。

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党委书记金卫东回忆，2018年浙江省启动“3+4中本贯通”试点时，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已与浙江师范大学合作了近十年的“3+2”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中职+高职）。这一基础为长学制贯通积累了经验。

“我们早就在探索如何将职业教育的实践性与本科教育的理论性结合，但学制限制始终是瓶颈。”金卫东表示。2018年试点政策出台后，学校迅速调整原有方案，与浙师大共同设计了一体化培养计划，涵盖课程衔接、实践模块和转段考核标准。

事实上，当年浙江从政策落地到招生仅两三个月，时间虽仓促，但成效显著。金卫东回忆，当年杭州市中考满分600分，本校学前教育专业“3+4”班最低录取线达503分，最高分540分，甚至超过部分普通高中录取线。宁波外事学校"3+4"项目录取线也一度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中位数以上，个别热门专业录取分数甚至超过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

今年夏天，浙江省首批“3+4”中本贯通的学生将走出校园。金卫东说，这些年，自己一直在追踪这批中职学生的走向，如今欣慰地看到，第一批学前教育专业中本贯通毕业生中，有20%的学生考取了当地幼儿园的编制，这殊为不易。此外，还有个别学生放弃了研究生推免，凭借优秀的成绩获得香港大学录取，继续深造。

“当年和这批中职学生分数线相同的普高学生，最后很多也没能进入浙江师范大学这类高校。”金卫东说，从七年学习历程来看，大部分学生都未后悔当年进入中职的选择。

摸着石头过河

开辟职业教育新路径的同时警惕中本培养“脱节”

不过，对广东省来说，七年一体化培养的中本贯通政策还是新事物。作为该政策的另一主体，本科院校则显得较低调。广东省几家对口接收中职生的高校都婉拒了采访，并对生源质量表达了担忧。一所本科院校的招生官直言：“就怕经过三年的中职培养，生源质量还不如读高中的学生。希望中职能把最好的资源都用在‘3+4’这个班。”

项目争议点之一在于本科计划数的分配。记者采访获悉，中本贯通名额是从省内本科总计划中“切块”支持，导致部分高校被迫缩减面向普高的招生名额，相当于在总量不变前提下“重新切分蛋糕”。

此外，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学术评价体系的冲突也影响了高校积极性。“高校考核仍以考研率、英语四六级通过率为导向，但中职侧重强化技能训练。”金卫东和陈健均坦言，中职生源在语数英等文化课方面的考研竞争力弱于普高生源，而高校也并未建立独立于学术型本科之外的应用型人才考核标准，导致背离技能培养初衷。

而转段考核设置的低标准，让部分学生进入本科后存在落差。

浙江科技大学数字媒体技术专业负责人陈芳妮此前接受采访时回忆，首届中本贯通班学生虽然都通过了转段考试，但进入本科后，数学、物理、英语等学科基础明显比统招高考录取学生弱，因此高校不得不单独为中本学生开设相关基础课程教学班。

这也是“中本一体化”探索之初出现的普遍现象。2021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陈嵩等教育学者在《上海市中本贯通模式下学生培养质量的实证研究》中提到，不少中职生升学至本科初期，都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甚至跟不上课程进度的问题。

事实上，从培养人才质量出发，“3+4中本贯通”模式有其天然优势：它能吸引优质生源，打造中职学校的“金字招牌”。此外，职业教育的特点是选择多样，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适合的路径，而不是被“赶鸭子上架”式地推向普高。

但该模式在为职业教育开辟了新路径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绊脚石”。首先是顶层设计的“模糊地带”——由于课程评价与考核指标缺乏明确导向，让高校在培养应用型人才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金卫东直言，当前高校考核评价机制仍以理论为导向，未能充分彰显中职学生实践能力突出的优势；此外，中职和本科的课程难度设置“脱节”，导致一些学生上了本科后不太适应，“水土不服”。

顶层设计须“扶正”

培养更多“能扛能打”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难题如何破解？几位受访人提到，顶层设计需“扶正”，解决此问题应从国家层面制定本科应用型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标准，明确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不同“赛道”。针对本科计划数的分配问题，陈健建议广东省在本科招生计划中为“3+4”模式单独列项，避免从普高招生名额中“切分蛋糕”，“相关计划落实了，高校的积极性上来了，人才培养的精度和质量也提高了。”

课程改革也得跟上。中职阶段要明确就业导向，增加文化素养类课程，为学生的后续深造和就业提供双重支撑。陈健建议，高校阶段则要“量体裁衣”，增加实践能力、职业素养等维度的评价，不能“一刀切”地用学术标准来衡量所有学生。同时，优化转段考核机制，确保进入本科的学生都能“站稳脚跟”。

中职学校与本科院校需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加强沟通与交流。“不能以一方的标准来衡量另一方。”金卫东强调，中职在培养人才模式与高校评价体系接轨的同时，不能泯灭自身原有特色。如果合作变成了学术化的单行道，就背离了职业教育的初衷。他提醒，双方在合作中应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确保学生毕业后既能顺利进入职场，也能继续深造。

“要让家长和学生知道，中职生和普高生的‘第一学历’是一样的，未来的发展机会也是一样的。”金卫东建议，广东省应加强宣传力度，打破认知壁垒，为“3+4”模式的推广创造良好环境。通过这些“组合拳”，“3+4中本贯通”模式有望为职业教育注入新活力，为学生铺就更宽广的发展道路，培养出更多“能扛能打”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崔文灿 实习生 叶沛琪）

05

技聚莲城 匠心接力

湘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培养新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

近年来，湘潭市紧紧围绕“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不断完善技能人才培育、使用、评价、激励机制，拓展技能人才成长成才平台，技能人才队伍呈现规模扩大、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的良好局面，为湘潭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政策引领，构建技能人才培养新格局

湘潭市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培养工作，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升级《莲城人才行动计划》，先后出台《“莲城工匠”铸造工程实施细则》《湘潭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建立健全技能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激发技能人才成长动力，对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的高技能人才给予丰厚奖励，分层次对新设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给予最高20万元的资金支持和配套奖励。将每年4月27日设立为“湘潭工匠日”，以城市之名致敬和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对广大技能人才予以荣誉激励。

产技融合，优化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

湘潭市充分发挥本地产业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打造多方参与，产业、教学、评价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推动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依托4家技能人才培训示范基地、1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9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0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平台载体，构筑技能人才培养矩阵，促进该市技能人才队伍量质齐升，涌现出艾爱国、彭小彦等一大批“大国工匠”“技能大师”代表人物。举办“2023·技聚莲城”伟人故里行活动，搭建交流服务平台，盘活市内外技能人才资源，邀请一批高技能领军人才进企入校指导、展示和交流，实现技能与产业紧密匹配，推动人力资源“产业+技术技能”双向赋能，着力满足企业的技能人才需求，破解生产一线技术难题。

竞赛驱动，搭建技能人才成长新平台

湘潭市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培养、选拔、竞赛”联动体系，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教”，推动职业技能竞赛常态化长效化。职业技能竞赛是全市各行业技能人才展示技能、切磋技艺、钻研技术的重要平台，每年通过举办全市性职业技能赛事，年均吸引1000余人参赛，成为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选拔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目前已累计产生200余名“湘潭市技术能手”。技能竞赛作为湘潭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大品牌，在营造“比学赶超”良好氛围、构建技能人才快速成长通道、带动高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作用显著。通过竞赛选拔出的技能精英在关键岗位、重大项目中担负重任，不仅自身成为行业标杆，同时通过“传帮带”模式优化育才生态，带动更多技能人才成长，有效推动技能人才队伍整体发展。

精准培训，提升技能人才培养新效能

湘潭市针对重点群体和重点产业，开展精准化、差异化技能培训，深入推进职业技能“需求导向式培训”模式改革，积极推行“四单”培训新模式（劳动者“点单”、人社部门“派单”、培训机构“接单”、企业优质岗位“订单”），精准对接企业技能人才需求，指导帮助企业完成技改课题，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通过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构建“需求导向-课程共建-资源共享”闭环培养体系，形成技能人才梯队建设长效机制，为技术工人队伍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大力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证书”制度，将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有效结合，连续多年开办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技能培训班，实现“学历+技能”双提升，促进院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优化机制，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

湘潭市积极探索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模式，先试先行“新八级工”制度，在全省率先开展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评聘，打破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天花板”，打通技能人才成长全链条。全省首批企业首席技师7人名单中，有5人来自湘潭。在全省率先试点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的双向通道，开展工程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专场，121名专技人才获得高级工及以上证书，搭建好人才发展“立交桥”，激发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培养更多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通过不断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机制，湘潭技能人才规模持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截至目前，湘潭市已有17.3万技能人才，其中高技能人才4.82万，为该市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能人才保障。

下一步，湘潭将继续以创新为驱动，以实干为底色，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不断优化技能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奋力在新时代技能人才强省中谱写湘潭篇章。

地方热点

01

浙江：杭州推进职普融通试点

近日，记者从杭州市教育局获悉，将新增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等4所学校为杭州市高中阶段职普融通试点校，今年杭州市区也将增加职普融通试点班和综合高中试点班两类招生。

其中，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和杭州市源清第二高级中学将合作开设职普融通试点班，开设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环境监测技术两个专业，录取后按专业分班。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和杭州第九中学合作开设职普融通试点班，开设会展服务与管理、社会文化艺术两个专业，录取后高一第一学期混班学习，第一学期结束后以学生意愿为主按专业分班。

以上职普融通试点班均设有两次融通机会，分别在高一第一学期期末和高一第二学期末。第一学期从职校融通至普高的人数不超过试点班学生总数的50%。高二开始不再接受融通申请。

此外，杭州市美术职业学校将开设综合高中试点班，专业为绘画。录取后，学生注册为普通高中学籍，高一以普通高中课程为主、职业教育课程为辅。高一学年和高二学年结束时，学生可自愿选择学习侧重方向。试点班学生3年内有2次流动选择机会，学生可自愿选择转到艺术设计、服装设计、服装表演等专业方向，参加浙江省单独招生考试。

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孙青峰表示，将持续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融合发展，持续扩大长学制人才培养规模，畅通人才培养通道，推动升学途径多元化，更加科学、有效地把选择权还给学生。

（记者 童抒雯 杨 倩）

02

江苏：《无锡市职业教育条例》施行

近日，《无锡市职业教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贯彻实施座谈会召开，活动旨在推动《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

会议指出，制定《条例》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建设产业强市的现实需要，是无锡市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无锡市立法创新的一项重要实践。

会议就贯彻实施《条例》进行部署，要求各地各校全面加强宣传解读，营造良好法治大环境，奋力打造职教高地，培育行业发展新动能。会议明确，全市要上下贯通，合力推进，完善长效落实全流程，切实贯彻实施好《条例》，推动职业教育实现新发展，为无锡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

据悉，《条例》共六章四十八条，涵盖职业教育组织与实施、教师与受教育者、产教融合、保障与监督等方面内容，已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

近年来，无锡市着力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不断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积极把握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全面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取得良好成效，先后入选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城市、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板城市，多次被省政府表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明显的设区市”，《条例》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该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特约通讯员 蔡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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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沈阳2025年预计发放1.37亿元

资助中职学生5.18万人

在沈阳中职教育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完善的资助体系成为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中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5月5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近年来，沈阳市以“精准资助、全程育人”为核心，构建多层次中职教育资助体系，为技能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25年，全市预计资助中职教育学生5.18万人，发放资助金1.37亿元，以三大政策为基石，为莘莘学子搭建起坚实的求学保障桥梁。

2024年，沈阳市中职教育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2.52万名中职毕业生中，就业率达90.04%，其中1.3万人选择继续升学深造，0.96万人顺利走上工作岗位，为地方产业发展输送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有力支撑了区域经济建设。自2019年以来，累计向教育部推送472名优秀中职国奖获得者，其中18人入选省级特别推荐名单。

未来，沈阳市将持续优化职业教育资助体系，充分发挥国家奖学金的激励导向作用，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资助政策为纽带，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助力产业升级转型，培养更多德技并修的大国工匠，奋力书写职业教育“技能报国”的崭新篇章。

主 编| 马银瀑

来源：京津冀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