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9年3月12日，江西宜黄县的一对普通农村夫妻接到了一条短信：“我在北京挺好的，不用担心。”

2009年3月12日，江西宜黄县的一对普通农村夫妻接到了一条短信：“我在北京挺好的，不用担心。”

发信人是他们的儿子杨仁荣——曾经的理科高考状元，但就在这条短信之后，他彻底从父母的世界里消失了。

此后，父母踏遍北京的街头巷尾，贴寻人启事、求助媒体、拜托警方，却始终没有儿子的音讯。

更不幸的是，2018年，在寻找儿子的第9个年头，母亲患上了癌症。

那么，这位“别人家的孩子”为何要选择消失？他又是否被找到？

宜黄县的一个村庄里，年幼的杨仁荣蹲在书桌前，正格外专注地思索着一道数学题的解法。

杨仁荣的家境并不优渥，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则一边耕地，一边照顾孩子。

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家庭最多培养出个读得懂报纸的孩子，可他们没有想到，杨仁荣却在一次次的月考中拿下全县第一。

更让人意外的是杨仁荣的学习能力仿佛天生就带着光环，别人要啃三天的知识点，他一两个晚上就能吃透。

哪怕家里连像样的参考书都买不起，他依旧能靠着一本《中学生数理化》摸索出解题的门道。

可鲜有人知道，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其实从不炫耀自己的聪明，他不爱说话，课堂提问时总是低头不语，哪怕知道答案也极少主动举手。

他对同龄人也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不参与打闹，不说闲话，唯一真正亲近的，是比他小三岁的妹妹。

妹妹自幼体弱多病，经常需要住院，杨仁荣放学后常常是书包一扔，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赶往镇上的卫生院。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还是带走了妹妹，她的离世让9岁的杨仁荣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他甚至开始用学习来逃避情绪。

父母则忙于生计，对他的变化并未察觉，对他们来说，儿子不惹事、不逃课、不乱花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模样。

2003年高考成绩出来后，杨仁荣成为了宜黄县的理科高考状元。

消息一出，整个村子沸腾了。

通知书从北京寄来那天，父亲也特地请假回乡，杀鸡宰羊，摆了两大桌酒席庆贺，与此同时，杨仁荣的名字也被贴上了神龛的最中央。

但杨仁荣只面无表情地接受着祝贺，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不仅是父母的希望，更是整个村子的希望，他必须成功，必须出人头地，不能失败，不能后退。

可当一个孩子把“不能失败”变成信仰时，他其实早就种下了崩塌的种子。

拿着通知书踏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门后，杨仁荣被分配到飞行器设计专业。

但这个听起来就很高端、未来感十足的专业，其实并非他的初心，他真正痴迷的是物理，不过填志愿时，他还是顺从了大多数寒门子弟的思路：先看“出路”，后讲“热爱”。

而当现实真正展开时，他才意识到，所谓“前程似锦”的道路并不容易。

大学里的课程晦涩难懂，计算、建模、实验……每一项都像是强行塞进脑中的金属块，砸得他头昏脑涨。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那种从神坛跌落凡间的无力感，他不再是那个“考神”，也不再是老师眼中能点石成金的奇才。

身边同学有的出自城市名校，有的父母就是教授、工程师，他们谈笑风生、思维敏捷，而他则像个局外人，总是慢半拍。

他曾尝试奋力追赶，但几次期中考之后，他的自信开始碎裂，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临时突击，越复习越觉得内容空洞。

于是，他开始逃课，先是偶尔缺席，再是长时间消失在教室中。

与此同时，杨仁荣的室友们也对他渐渐产生了距离，因为他不参与集体活动，不在寝室聊天，也不参加社团。

其实，杨仁荣不是没想过换专业，他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试探性地说：“我想学自己喜欢的东西。”可电话那头的母亲不解其意，只是说：“你自己决定就好，爸妈相信你。”

这句话原本是自由的钥匙，但对杨仁荣来说，却变成了牢笼的加固，他无法接受自己“选错”的现实。

若他改换方向，那就等于向全世界承认——他失败了，他从小便活在“不能失败”的光环下，如今怎能自毁招牌？

于是他继续装作正常，可实际上，他的成绩单早已染红，他甚至差点被辅导员劝退。

到了大四，他原本可以选择去补考、修满学分，拿到毕业证，但他却在最后一门实验课上，彻底放弃，他没有去考试，没有请假，也没有解释，他最终只拿到了一张肄业证明。

肄业之后，杨仁荣不敢将实情告诉家里，他只打了通电话 说自己打算母考研。

父母为此将省吃俭用攒下的五千块钱转了过去，但杨仁荣心里清楚，那并非考研，而是一次逃避的借口。

可当人背离现实得太久，终究是要为之付出代价，肚子饿了，就得吃饭；钱包空了，就得挣钱。

杨仁荣开始尝试找工作，但每一次面试，他都要面对“请出示您的毕业证”这一关，每一次，他都只能尴尬一笑，转身离去。

不久之后，父母察觉了端倪，他们打通了杨仁荣在京的表侄电话，想了解他的现状，这才得知，儿子并未考研，也没有正经工作，整日无所事事。

父母愕然，更多的是担忧，他们亲自北上去探望儿子，见到儿子的那一刻，他们更是觉得不可置信。

杨仁荣的出租屋狭小凌乱，床上堆满了未洗的衣物，角落堆着早已发霉的方便面包装，他自己更是瘦弱的很。

母亲还在收拾家时无意间翻出了那张肄业证明，但她没有责骂，而是安慰和鼓励：“回去补考，拿个证书，我们不要求你多出息，但别再让自己受这么多苦。”

他们回乡前，杨仁荣答应会尽快补考，并开始找工作，他再也不想让父母担心。

之后，他试着认真去找工作，投简历、去面试、学着和人寒暄，他甚至应聘过推销员，在地铁口发传单，也短暂做过洗碗工，手脚被热水烫起泡，仍咬牙坚持。

可现实却像个嘲弄人的赌徒，每次让他刚积攒一点希望，就迅速碾碎，没多久，他因无力还信用卡账单，被银行催款，电话打到了父亲手机上。

之后，父亲用几个月时间，凑齐了三万多元，帮他还清了债务。

这一切，都成了杨仁荣逃离的序章，一个月后，他关掉了电话，换了住处，甚至连社交账号也注销。

2009年3月12日那天，他借用一个朋友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给父亲：“我在北京挺好的，不用担心。”然后，他彻底从所有人视线中消失。

那一刻，他不是被人逼走的，而是自己选择隐身，而这场自我放逐，足足持续了九年。

期间，他漂泊、穷困、隐姓埋名，他曾在凌晨三点的街头发广告单，也曾在砖厂里扛过水泥，他靠微薄的工资，租住在西安某处陋巷之中，他也不恨任何人，只是不敢面对自己。

但生活终究不会永远宽容一个逃兵，有些债，终究要还。

2018年秋，江西肿瘤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静静躺着。

她是杨仁荣的母亲，医生告诉她，她患上了一种极其罕见、极易复发的恶性肿瘤，已是晚期。

其实，她并不为自己的身体悲痛，毕竟生老病死是农人一生中早就学会接受的现实，可她无法接受的，是这一生最放不下的牵挂：那个九年前，突然杳无音讯的儿子——杨仁荣。

从他消失的那天起，她每天晚上都要看一眼旧手机，因为那是儿子最后一次联系他们时，发来短信的手机。

而9年时间里，他们报警无果，去北京多次寻找无果，只能煎熬地等着，盲目地找着。

终于有一天，吴细女做了一个决定：如果等不到儿子回家，那就让全国的人来帮她找。

之后，夫妻俩在亲戚的协助下，联系了当地媒体。

当天，摄像机架起、话筒对准，吴细女颤抖着坐起来，在镜头前那一刻，眼泪早已决堤。

“仁荣啊，妈不知道你在哪，也不怪你，可你要知道，妈现在……真的快不行了，你回来看看我，哪怕就看一眼……”

那段画面通过电视、电台和网络迅速传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网友纷纷留言，有人说“这世上最痛的，就是母亲盼子不归”；也有人说“希望仁荣看到后，快点回家”。

远在西安的一间小旅馆内，杨仁荣也看到了电视中的画面，看到了屏幕上那个瘦弱枯槁的女人。

过了很久，他才战战兢兢地拿出那部十年前就已经摔坏的旧手机，反复拨打家中座机，随后，他们将见面地点约在了苏州火车站。

因为此刻，杨母正躺在上海的医院接受治疗，他们不敢耽误分秒。

九年后的重逢时刻，杨仁荣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夹克，背着发旧的帆布包，像个从工地上下来的人，他在人群中看到母亲那一刻，整个人僵住了。

母亲身形憔悴，但依然一眼认出了他，而下一秒，他跪倒在她脚下，头埋入母亲的怀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哽咽不止。

人来人往中，这一幕无比动人——母亲紧紧搂着这个消失九年的儿子，嘴唇贴着他的额头，不停说着：“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之后的日子，杨仁荣几乎寸步不离陪在母亲身边，他主动辞掉了西安的工作，跟着表弟在当地做些零散工活，只求能养活自己，也为母亲的治疗尽一份力。

他也开始学习怎么照顾病人，怎么炖粥、换药、按摩，母亲每一次的微笑，都是他活下去的新希望。

他更不再幻想改变世界，他唯一的目标，是让母亲多活一天，多看他一眼。

杨仁荣曾是万众瞩目的“状元”，也是父母眼中“永远不用操心的孩子”，可谁曾想到，他的人生会在一次次沉默中，滑入了深渊。

可这世上从没有真正的失联，也幸而，他终于回头放下了自尊，也终于明白，真正的成长不是戴上“状元”的光环，而是敢于直面崩塌之后的一地残骸，拾起每一片，重建自我。

只能说，人生的考卷不止一次高考；而面对生活时的选择题，才最能看出一个人真正的模样。

愿每个像杨仁荣一样曾走岔路口的年轻人，都能勇敢转身，哪怕错过了起点，也别放弃奔向终点的勇气，因为，爱你的人一直都在原地等你。

来源：曦月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