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后，石井四郎下达了“杀人灭迹”的指令，然后扔下部属抢先逃回日本。为了逃避审判，他躲避在千叶县老家，甚至准备好了假葬礼。
真相可以被遮盖一时，却不会凭空消失。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在即。731部队最高负责人石井四郎接到关东军司令部密令，要在撤离前销毁一切证据。
随后，石井四郎下达了“杀人灭迹”的指令，然后扔下部属抢先逃回日本。为了逃避审判，他躲避在千叶县老家，甚至准备好了假葬礼。
不过，美国情报人员早已将石井四郎列为重点关注人员。但奇怪的是，在随后的审判环节，石井四郎等人突然下落不明。
1939 年石井在诺曼底战役中检查滤水器
5年后，朝鲜半岛的战火爆发。美国政府紧急扩建了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所，消失许久的石井四郎与日本731部队的18位细菌战犯，作为生物武器顾问出现在了那里。
1951年，石井四郎秘密抵达朝鲜。几个月后，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阵地突然出现了大量携带鼠疫、霍乱等病原体的跳蚤、蚂蚁等染疫动物，造成大批志愿军战士感染、甚至死亡。
就当美国认为这一切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时，一份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却揭露了美军在朝鲜战上悍然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更让美国政府意想不到的是，揭露这一切的是一位美国人，而且曾经是美国派往中国的情报人员：约翰·鲍威尔。
一、正义的感召
1941年11月，一架日本飞机在中国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盘旋。
反常的是，它并未投掷炸弹。只有一些小麦、水稻、以及纸张、棉絮，包裹着各种昆虫，散落在常德市东门区的两条街道。在接下来的三周里，相继有人出现了类似瘟疫的症状，其中有6人死亡。
微生物学家陈文贵带领专家组迅速到达了常德，从日本飞机的投掷物和病人身体中检测出了相同的病菌，后来证实这是日本731部针对中国平民进行的一次细菌战实战测试。
就在同一年，在大洋的另一边，一名叫做约翰·威廉·鲍威尔的大学生刚刚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任职于美国战时情报局。
一年后，年轻的鲍威尔就跟随美国情报局参谋班子，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重庆，从事情报工作。
约翰·威廉·鲍威尔
之所以派他来中国，是因为他的父亲老鲍威尔曾经在上海经营一家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由于身体原因，老鲍威尔不得不返回美国。于是，小鲍威尔可以通过接手报社，顺理成章地留在上海。
但是，事情随后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几个月后，鲍威尔来到上海接手报社，才发现父亲从事了一项与他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事业。
《密勒氏评论》原本是由一个美国记者密勒创办的英文杂志，后来由老鲍威尔收购。抗日战争期间，老鲍威尔忠实地报道了侵华日军的罪行，被日军关押在大桥监狱。在狱中，老鲍威尔的双脚因罹患严重的坏疽导致残废，才不得不回国。
小鲍威尔了解父亲的事迹后，决定继续父亲的事业，他人生的轨迹也因此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鲍威尔继续留在上海办报。《密勒氏评论》一度成为唯一在中国大陆发行的英文媒体，也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窗口。
三年后，另一个改变鲍威尔人生的事件发生了。
1952年1月27日晚，朝鲜半岛，几架美国飞机在铁原郡金谷里上空盘旋几圈后飞走了。奇怪的事情出现在第二天早上。
志愿军战士李广福在驻地发现了大量的苍蝇、跳蚤和蜘蛛。它们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季节，而且数量还这么多。
仅仅半个多月，志愿军驻地相继发现美军投掷昆虫的情况8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达每平方米数百只。随后，美军的投放范围扩大到朝鲜北部的7个岛44个郡，甚至中国东北。
这些从天而降的染疫动物抗寒性极强，似乎是人工精心培育的产物。志愿军部队也开始出现大规模感染，甚至造成人员死亡。
那一年7月，年仅38岁的第67军军长李湘也不幸感染。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8天，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朝鲜人民军卫生防疫机构对从战场上采集的生物标本进行了化验，证实它们带有10多种病原体。
美军投放带有细菌的跳蚤
世界和平理事会六国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委员会在两个多月的论证后得出，朝鲜战场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
志愿军部队还俘虏了2名负责投放细菌弹的美国飞行员，证明了他们的投弹任务与各地出现染疫动物在时间、地点上均相互吻合。
鲍威尔得知此事后，在《密勒氏评论》上撰文，向海外读者揭露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引起国际舆论的轩然大波。
随后，美国邮政局禁止《密勒氏评论》入境。日本和英国政府也将其列入了黑名单。《密勒氏评论》因此无法在海外发行，也断绝了经济来源。
1953年6月，《密勒氏评论》破产停刊，鲍威尔夫妇也离开上海返回美国。不过，鲍威尔夫妇想不到的是，他们已经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重点关注人员。
二、离奇的审判
1954年初，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指示下，几名特工闯入鲍威尔的家进行搜查。一场针对鲍威尔夫妇的长期迫害就此开始。
同年9月和12月，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SISS）两次对鲍威尔举行传讯取证。他们的目的是诱使鲍威尔推翻之前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报道，挽回美国的国际声誉。
但是，鲍威尔坚称自己的报道绝对真实，并继续在一个公众论坛上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如何目睹了一些国际委员会检验了相关证据，以及到那些已经根绝了鼠疫、霍乱和天花的地区，亲眼看到那里突发了新病例。
这种态度彻底激怒了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威廉·詹纳。
1955年1月，詹纳在报告中得出结论，鲍威尔通过《密勒氏评论》传播了反对美国的虚假情报，并向司法部递交了正式文本，要求以叛国罪起诉鲍威尔。
但是，这个要求让司法部助理部长威廉·汤普金斯犯了难，因为詹纳在报告中根本没有提供任何确凿的证据。
为了将鲍威尔定罪，美国司法部终于在厚厚的美国法典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罪名。
1956年4月25日，司法部根据《美国法典》第 2388 条，正式起诉鲍威尔夫妇犯有“煽动叛乱罪”。
司法部只需要证明，鲍威尔夫妇在朝鲜战争期间发表的有关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新闻“是谣言和不实消息”，就可以将他们定罪。
不过，即便是这样，美国司法部仍然在寻找证据方面遇到了难题。
鲍威尔在一篇报道中提到，麦克阿瑟的公共卫生官萨姆斯准将曾经登上了一艘海军“传染病防治船”，而这艘船正是用来在北朝鲜和中国战俘身上“试验细菌武器”。
美国陆军医疗队准将克劳福德·F·萨姆斯
而根据美军的公开记录，萨姆斯准将不仅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此类研究，还是一名功勋卓著的军人。
在美国人约翰·托兰写的《漫长的战争——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中，萨姆斯准将之所以登上“传染病防治船”前往朝鲜半岛，是为了调查敌后特工发来的一封电报。里面报告了中国军队正在爆发一场瘟疫，萨姆斯准将担心它可能会对美军造成损害。
于是，萨姆斯一行人在一名特工的带领下，穿过志愿军的防区，来到大浦里附近的一所志愿军野战医院。
在这里，萨姆斯向两名特工人员询问了患病中国军人的症状后，得出结论：这是一种天花，不会对已经注射过疫苗的美军造成影响。
随后，萨姆斯准将返回了东京，并因为本次深入敌后的勇敢行动，获得了十字勋章。
假如这段描述是真实的，那么只需要这位获得过十字勋章的英雄出现在法庭上，与鲍威尔夫妇当面对质，就可以轻易证明他们在撒谎。
但是，无论司法部如何请求，美国军方始终不同意萨姆斯准将出庭作证，乃至拒绝提供任何文字报告。
随后，五角大楼还禁止了包括新闻官在内的任何现役军人就此案出庭，甚至为此不惜提出要撤销诉讼。
这是因为实际上萨姆斯准将与日本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战结束后，正是他详细研究了日本细菌战专家山中太木提交的报告，并得知了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的情况。
日本731部队
此时的法庭上出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无人愿意出庭证明鲍威尔关于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发动细菌战的报道是个谎言。
然而，当鲍威尔夫妇受审的消息传到中国，亲身经历过一切的数万志愿军战士，参加过检验的多位传染病专家，甚至包括一些知情的美军俘虏都愿意证明鲍威尔的报道没有半句虚言。
于是，一场远隔重洋的营救开始了。
三、全力营救
1955年5月，美国《民族》周刊收到了一封公开信。信的落款正是大洋彼岸的宋庆龄，信中公开声援鲍威尔夫妇，反对美国政府迫害政治异见者。
实际上，当年宋庆龄在得知鲍威尔夫妇要回国后，就提醒过他们如果这时候回去会发生什么，并表示届时愿意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
当鲍威尔夫妇被美国司法部迫害的消息传到国内，宋庆龄立刻出面组织成立了16人的后援会。《密勒氏评论》曾经的撰稿人，路易·艾黎出任后援会主席。
路易·艾黎
后援会成立的当天，路易·艾黎就宣布有多位中国证人愿意出庭为鲍威尔作证，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美国细菌战中国调查团副主席廖承志等。
1956年7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唐明照，收到了鲍威尔的律师威林的一封信。
威林希望唐明照能找到见过美军投掷细菌弹的目击者，以及参与过检验工作的科学家，去美国作证或提供书面证词。
中方立即公布了一份数十人的证人名单，随后人数不断增加到一百人。
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当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甚至连司法协助的协议也没有，中方证人实际上根本无法到美国出庭作证。
证人不能去美国，那么只有威林来中国。经过艰难的审批后，1958年，威林从深圳边防检查站进入中国，花了七个星期，见了很多证人。
随后，威林返回香港，对合众社等媒体表示，“有一千个证人可以出庭作证，这些人中有些人是受过美国教育的”，“我在去中国之前, 对美国是否参加过细菌战这一问题表示怀疑。由于我看见和听到的强有力的证据, 我的怀疑已经大部分消除了。”
回到美国后，威林随即向法院申请，要求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以及相关国会委员会等有关人员出庭作证，并提供与美国细菌战相关的文件。
显然，它们是不可能将这些资料曝光给公众的。
最终，由于检察官无法提供充分证据，鲍威尔的案件被撤销，陪审团解散。后来，美国司法部还曾想以更严重的叛国罪再次起诉鲍威尔，依然由于找不到证人，无功而返。
这次迫害不仅没有让鲍威尔停下脚步，反而促使他继续寻找细菌战的全部真相。
鲍威尔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9000多份盟军司令部文件中，找到了50多份美国政府和盟军司令部之间围绕着731部队问题的秘密文件。
1980年10月，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长篇报道《一段被隐瞒的历史》，揭露了日本731部队首恶石井四郎如何逃避审判，以及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之间的隐秘关系。
二战刚刚结束后，美国派了多位专家向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主要成员了解日本细菌战情况。石井四郎将731部队的研究资料转交给美国，以换取在东京审判中不被起诉。
随后，美军接管了日军731部队的研究人员，继续在德特里克堡基地从事日军没有完成的生物和化学武器研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刚刚爆发，美国国防部特设的研究生物、化学和放射性战争的史蒂文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发展生物武器计划列在了最紧急的位置。
两年后，携带着生物武器的飞机就出现在了朝鲜战场上。
鲍威尔希望用这份报告唤起公众对美国生物武器研究的关注。但是，事与愿违，西方主流媒体和历史研究者显然对这个话题并不十分感兴趣。
美国生物武器研究
时隔40年后，公众对这些内容仍然十分陌生，甚至被某些人指责为阴谋论。
然而，历史曾经一遍遍地证明，隐瞒并不会让作恶者及时悔改，只会让它们心存侥幸，重蹈覆辙。
来源：棱镜Ta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