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索特：尘土

摘要：比利在房子底下。那里很凉爽，散发着五十年没翻过的泥土的气味。腐臭的灰尘从地板间筛落，小雨般洒在他脸上。他啐了一口，侧过脸去，小心翼翼抬起手，用衬衫袖子擦了擦眼周。他回过头，朝房子边缘那条光带望去。阳光下是哈里的腿—时不时地，他就会唉着气，跪下来看看进展如何。

比利在房子底下。那里很凉爽，散发着五十年没翻过的泥土的气味。腐臭的灰尘从地板间筛落，小雨般洒在他脸上。他啐了一口，侧过脸去，小心翼翼抬起手，用衬衫袖子擦了擦眼周。他回过头，朝房子边缘那条光带望去。阳光下是哈里的腿—时不时地，他就会唉着气，跪下来看看进展如何。

他们在平整布莱恩特老屋的地面。跟其他老房子一样，它没有地基，就直接建在木头上。

“老弟，在这儿就行。”哈里喊道。

“这块儿吗？”

“就是这儿。”

比利又慢慢揩去眼睛上的尘土，开始放置千斤顶。地板托梁就在他的脸上方几英寸的地方。

他们坐在外面吃午饭。正值山区炎热的时节。阳光干燥，空气稀薄如纸。哈里吃得很慢。他的脖子皱巴巴的，下巴有一圈白色的胡茬。

哈里·米斯快死了。他将一身空空地躺在那里，双颊涂着腮红，这个正派老人的耳朵再也听不见了，也无法再讲出他知道的那些事。独自一人，他将留在生命最遥远的边缘。一动不动，任凭雨落在身上。

有些动物到了最后一刻也不肯躺下。他就是。每次跪下，都会迟缓地再站起来。他会先单膝撑地，暂停片刻，最后像匹老马般摇晃着站起来。

“城里那个头发很多的家伙……”他说。

比利的手指在面包上留下了黑色的印子。

“头发？”

“他是做什么的？”

“好像是个鼓手。”比利说。

“鼓手。”

“他们有个乐队。”

“总得有个什么。”哈里说。

他拧下一个破保温瓶的盖子，倒了些像是茶的东西。他们坐在高大寂静的棉白杨林中，连最高的树叶也一动不动。

他们开车去垃圾场，阳光透过挡风玻璃炙烤着他们的膝盖。有一扇老旧的牛栏门，是从某个破产的牧场抢救回来的。门敞着，哈里开了进去。他们来到了小溪边一片堆满废品和垃圾的地方，一块永远在冒烟的荒地。一个穿着工装连体裤的黑人从一间周围摞满弹簧床垫的棚屋里走出来。他圆肩驼背，壮硕如公牛。另一边停着一辆绿色的旧克莱斯勒。

“艾尔，我来找点管子。”

那人什么也没说，敷衍地摆了摆手。哈里已经驶过去了，拐进了一条由旧家具、炉子和铝座椅搭成的小巷。空气中有股酸味。有几台坚不可摧的冰箱从岸边滚了下去，半截没在溪水里。

管子都放在一起，大部分都生锈了。比利漫不经心地踢了踢其中几节。

“我们用得上。”哈里说。

他们开始往车那边搬，把它们搁在车顶上。他们开得很慢，老人的头微微后仰。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颠来簸去。管子在车顶架子上滚动。

“艾尔这家伙真不错。”哈里说。他们快到棚屋了。经过时他抬了抬手，那儿已经没有人了。

比利在想着别的事。回城的路似乎很漫长。

“人们给他找了不少麻烦。”哈里说。他望着前面的路，这条空无一人的公路连接起了所有的城镇。

“那儿没什么好东西，”他说，“有时候他也想收点钱，但人们都觉得他们能白拿。”

“他没跟你收钱。”

“我？那不会，我时不时还会给他捎点东西过来，”哈里说，“老艾尔和我是朋友。”

过了一会儿，他说：“都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我可不……”

格哈特酒馆里的牛仔们都叫他“瑞典人”，但他从没进去过。他们只能看到他从酒馆门口路过，纸片一样的皮肤，手臂晃荡着，步态龙钟。他看上去确实有点瑞典人的样子，那些白炽光线所向披靡的早晨让他的眼珠变淡了，那是大西南的清晨，杯子里盛满黑咖啡，接下来还有一整天。吧台上的烟灰缸是塑料的，时钟面盘上印着一种威士忌的名字。

五点半。比利走了进来。

“他来了。”

他并不理睬他们。

“要点什么？”格哈特说。

“啤酒。”

墙上挂着一个毛绒熊头，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舌头涂成了红色。它的上方悬挂着一面美国国旗，旁边的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带狗。正午前后，店里会有一些像保险代理韦恩·加里希这样的人，戴着边沿翻折上去的牛仔草帽。再晚一点，是穿T恤、戴墨镜的建筑工，还有煤气公司的工人。五点以后总是很拥挤。牧场雇工围坐在桌旁，双腿叉开，皮带扣上有镀金的牛头。

“三十美分，”格哈特说，“最近在忙什么？还在给老哈里干活儿？”

“嗯，是吧……”比利的声音有点躲闪。

“他给你多少？”

他不好意思说出实情。

“二十五美分一小时。”比利说。

“耶稣基督，”格哈特说，“我给扫地的这个价。”

比利点了点头，没有回答。

哈里自己每小时赚三美元。城里的人可能收得更多，他说，但他的价就是这个。他打地基也是这个价，他说，得花三个星期。

没有一天下雨。太阳像木板一样压在他们背上。

哈里从他那辆车的后备厢拿出铁锹和锄头。他个子很高，单手拎着它们。他把倒扣的手推车翻过来，成袋的水泥就堆在下面一块胶合板上。他用水管冲了冲手推车。然后开始搅拌第一车混凝土：五锹碎石，三锹沙子，一锹水泥。偶尔他会停下来，摘出一截小树枝或一根草。阳光如锡皮般纷纷砸下。一万个日子就这样落在得克萨斯和它周围。他反复翻搅这堆干料，终于开始加水。继续加水，搅拌。它变成了一种浓稠的灰色浊流，光滑的表面破出几颗碎石。比利站在一旁看。

“不能太稀。”老人说。总给人一种自言自语的感觉。他放下锄头。“好喽。”他说。

他的背佝偻着，是常年劳作的架势。他提起推车的把手，没抬起身。

“我来吧。”比利说着伸出手。

“没事儿。”哈里喃喃地说，“事儿”在齿间擦出了哨音。

他自己推着车，湿浆表面现在很光滑，轻轻地来回漾着，他在打好的木模旁边把车撂下，车身颠了一下—沟是比利挖的。他最后检查了一次，把手推车一倾，沉重的液体顺着车斗的上沿流了出来。他把车斗刮干净，用铁锨沿着沟槽一路蹚平，碰见空的地方就戳上几下。到了第二趟，他让比利去推车。比利赤裸着上身，肩背上是呼啸而下的烈日，抬起车把时肌肉猛地一蹿。第二天，哈里让他铲料。

比利住在天主堂附近，一个底楼的单间。里面有个金属淋浴头。他睡觉不盖被单，早晨就着纸盒喝牛奶。他在跟一个叫阿尔玛的女孩约会，是戴利饭店的女服务员。她有两条紧实的小腿。她话不多，温顺得让他受不了，有时她也会跟别人去格哈特酒馆，置身于朦胧的人声与短促的大笑中，背后的墙上钉着著名重量级拳王的照片。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点渗水。男厕所的门被砰砰摔上。

他们议论着她。他们站在吧台边，稍转身就能瞧见她。她是个小镇上的姑娘。电视正在转播大章克辛的足球表演赛。他们看比赛的时候想的却是她的腿，她就像一个他们想要的动物。阿尔玛，烟抽得很多，但牙齿很白。她的脸很平，就像一个拳击手。她将住在拖车停车场，比利告诉她，她的孩子们会吃伍迪溪便利店买来的白面包，装在又大又软的袋子里。

“哦，是吗？”

她没有反对。她看向别处。就像一只动物，有多纯洁或者多美并不重要。咔嗒作响的钢制卡车载着它们沿公路驶去，一缕缕稻草随风飘散。它们被牛仔冰冷的眼睛注视着。它们走进血肉之屋，迎向深可见骨的劈砍，低沉的悲鸣。他从不在她身上花什么钱—他在存钱。她从来不提。

他们要浇筑房子面向第三街的那一面，从最边上开始干。他在把手臂晒得黝黑的阳光里想着她。他抬起沉重的手推车，浑身奋力，像一根绷紧的缆绳。晚上干完活儿，哈里用水管把所有东西冲干净，把铁锨和锄头收进后备厢。他坐在前座，车门敞着。他自顾自地笑了，掀起帽子，捋了捋头发。

“我说。”他开口了。他有些事想讲，眼睛看着地面。“西边去过吗？”

那是三十年代的加州。他们一群人走村串镇，到处找活儿干。一天，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忘记叫什么名字了，走进一家小餐馆。那年头，你花三十美分就能吃上一整桌，但等到结账的时候，店主告诉他们每人一块五。如果不乐意，他说，街上就有州警。后来哈里去了理发店—他看起来就像那个搞音乐的，也有那么多头发。理发师给他围上围布。剪个头。哈里告诉他。哦，对了，等一下，多少钱？理发师手里拿着剪刀。我看到你在希腊人的馆子吃饭了。他说。

他笑了一下，几乎有点害羞。他瞥了比利一眼，露出细长的牙齿。那是他自己的牙。比利正在系衬衫的纽扣。

晚上很热。这些年来最热的夏天，所有人都说从来没这么热过。格哈特酒馆里，人们百无聊赖地站着，鞋子又大又脏。

“妈的，太热了。”他们逢人便说。

“不能更热了。”

“要点什么？”格哈特会问。他智障的儿子正在刷洗酒杯。

“啤酒。”

“够热的吧？”格哈特给他上酒的时候说。

他们聚在吧台边，胳膊上蒙着一层灰。街对面是电影院。山口那边有个砂石坑。到处都在放牧，还有一台碎石拌制机，韦恩·加里希这样几乎从不开口的人，苦涩已经渗入骨髓。他们举止从容，他们的习惯已经打磨光滑。他们从橱窗一样的大窗户往外看去。

“比利在那儿。”

“是啊，是他。”

“嘿，你们说，”他们压低嗓门掷出这些话，就像在下注，柴火一般粗的胳膊搭在吧台上，“他是要去还是刚回来？”

地基在九月初完工。之前堆料的地方只剩下一点沙子，几粒碎石。晚上已经变冷了，这是冬天最初的空旷，城里一盏灯都没亮。树木似乎都在敛声屏气。它们会突然摇晃起来，最大的那些最后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