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5月，一则来自彭博社的预测引起了媒体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字节跳动预计全年营收将达到1860亿美元，逼近Meta的1870亿美元预期值。与此同时，字节旗下各平台的月活跃用户数已突破40亿，与Meta旗下Facebook、Instagram、WhatsAp
引言：当数字巨兽相遇
2025年5月，一则来自彭博社的预测引起了媒体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字节跳动预计全年营收将达到1860亿美元，逼近Meta的1870亿美元预期值。与此同时，字节旗下各平台的月活跃用户数已突破40亿，与Meta旗下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平台的总体用户体量几乎持平。一中一美，两个几乎对称的数字帝国，正在全球注意力市场上展开一场没有硝烟但充满制度张力的全面竞逐。
在技术形态上，它们惊人相似：以算法驱动的内容分发机制为核心，建立多应用矩阵，构建广告、电商、社交、短视频、生成式AI等多维收入来源。在用户体验上，它们也高度重合：沉浸式视频流、个性化推荐、内容即商业、社交即传播。而在影响力上，它们几乎共同定义了全球公共言论空间的结构性边界，成为当代最强势的信息主权载体。
然而，这种“对称性”之下，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分野与信任悖论。Meta的统治根植于硅谷“个人主义—市场自由”传统，外表上接受西式透明监管，但其算法扩散与隐私滥用问题屡遭批评。字节跳动则在复杂的国家企业关系中高速扩张，对外“业务独立”，对内则处于强化内容审查与策略模糊之间的张力中。
2023年3月，TikTok CEO周受资（Shou Zi Chew）在美国国会面前接受长达五小时的拷问；而另一边，Meta CEO扎克伯格则不断面对来自欧盟、美国多州与全球NGO组织的跨国监管追责。这不是两家公司之争，而是一场关于平台型媒体是否可以脱离其国家制度背景、真正实现“全球中立扩张”的终极拷问。
本文拟从制度嵌入、技术治理、全球扩张与社会信任四大维度，对Meta与字节跳动进行深度比较，尝试揭示这场数字霸权竞争背后所反映的文明分岔点：算法如何成为制度投影？平台如何成为“准国家”？而我们的公共领域，又是否已被这两大技术帝国吞没？
第一章：平台型“国家”的诞生与变形
“Meta不是一家科技公司，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没有领土的国家。”——理论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早在2015年就提出了“平台即国家（Platform-as-State）”的预言。十年之后，这一论断不再是抽象隐喻，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肉眼可见的现实：这些平台拥有立法权（制定社区规则）、执法权（内容删除与账号封禁）、货币政策（广告定价、电商抽成）乃至“边境控制”（内容地理屏蔽、国家版本区隔）。
1.1 平台的结构转型：从“产品”到“主权体”
Meta与字节跳动的演化路径，几乎是平台治理结构变形的双重教材。
Meta在创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硅谷创业公司：大学宿舍、少数极客、成长逻辑靠风投和广告。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平台的政治角色与社会责任开始浮出水面。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Facebook被指“操纵民主进程”、内容审查制度不透明，导致其从“平台中立论”转向“治理义务论”。2020年起，Meta开启一系列“准国家化”的治理实验：设立**“监督委员会”（Oversight Board）**，如同一个模拟宪法法院的独立机构；公开发布透明度报告，效仿政府的“白皮书”；甚至尝试创建虚拟经济体，推出Libra（后改名Diem）数字货币。
字节跳动的转型则更为复杂。其成立时间比Meta晚十年，起初主攻信息聚合产品“今日头条”，后来通过抖音与TikTok迅速征服全球注意力市场。不同于Meta在西方国家成长，字节深嵌于中国“技术—治理”共生的土壤之中。从2017年起，字节已进行多轮内容整顿，建立完整的内容审核体系，并在海外市场设立复杂的公司结构（如TikTok Global、Singapore Hub）以切割“主权归属感”。2024年TikTok在印尼、欧盟的电商合规调整，更凸显了其作为“超国家平台”与种种“国家主权”之间的缠斗本质。
1.2 “平台即国家”的制度含义：权力的新范式
从制度结构看，Meta与字节跳动都已超越传统公司范畴：
它们制定的是“规章”（Policies），不是“合同条款”；它们惩罚的是“违规”（Violation），而非“违约”；它们的用户是“公民”而非“客户”，平台治理越来越像一个模拟国家。哈佛大学教授Shoshana Zuboff称之为“监控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认为平台企业以收集、计算、预测与干预用户行为为基础建立一种“行为未来市场”（behavioral futures market），其对个人生活的穿透力远超以往任何国家机构。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Anu Bradford则强调“数字主权冲突”正成为平台治理的核心矛盾：美国模式鼓励市场主导，欧洲模式强调人权保护，中国模式则体现国家主控。
在这一框架下，Meta与字节跳动的对照，不仅是技术形态之争，更是制度路径之争、治理理念之争、未来社会组织形态的原型之争。
第二章：算法主权与治理模式
“我们从来都不是在看内容，我们是在被内容看。”这句出自科技批评作家Franklin Foer的断言，或许是对算法时代最直接的警告。Meta与字节跳动的成功，几乎都建立在内容推荐算法的革命性突破之上：用户不再“找内容”，而是“被内容找上”。然而，这场算法驱动的注意力革命背后，也带来了新的权力形式与治理挑战。
这一章将比较Meta与字节跳动在算法机制、内容审查、推荐透明度与合规策略等方面的异同，特别聚焦它们如何应对来自社会、市场与国家的三重信任压力。
2.1 算法即主权：从排序逻辑到政治选择
Meta与字节跳动最大的共通点，是都采用以“用户兴趣”为中心的推荐系统，但其基础逻辑却体现出不同的治理取向。
Meta以“社交图谱”（social graph）为核心，通过用户的点赞、转发、好友关系构建内容推荐；其目标是维持社交粘性和社区参与。Facebook的News Feed最初强调“连接熟人”，后逐步倾向于算法主导的“内容优先”，引发大量争议。2018年扎克伯格曾宣称要“把人与人重新连结”，但结果却是更多“信息茧房”与“情绪极化”的指控。
字节跳动则更彻底地实施“去社交化推荐”，以用户的观看行为、停留时间、互动频次为核心变量，实现纯粹基于兴趣的内容供给。其算法并不关心用户“是谁的朋友”，而更在意“在想看什么”。TikTok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与其对“用户冷启动”和“精细化兴趣建模”的极致优化密不可分。正如2021年《纽约时报》媒体专栏作家Ben Smith所形容：“TikTok 的 For You 页面就像一种可编程的心理镜子，它投射的是你过去五秒钟的兴趣，而非你过去五年的社会关系。”
然而，这种精准推荐也意味着平台正在替代用户做决定。它不是展示“你可能喜欢的东西”，而是在重构“你会成为怎样的人”。算法不再是技术中介，而成为一种心理、政治与文化的“制度架构器”。
2.2 治理策略差异：监管回应与内容控制
当算法成为信息空间的支配者，平台就无法回避其所承担的“准政府责任”。然而，Meta与字节跳动的治理回应，却形成了鲜明对照。
Meta：自我规制与“半透明体制”
Meta自2020年以来，建立了一系列外部治理装置，最知名的是“监督委员会”（Oversight Board）。该机构由法官、学者、人权专家等构成，拥有对特定内容移除决策的复审权。虽然独立性屡受质疑，但它确实成为Meta应对欧美制度压力的一种“政治中介”。
此外，Meta定期发布《社区标准执行报告》，在透明度上领先全球科技平台。其与哥伦比亚大学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合作进行内容审查研究，并设有“战争区域内容政策”（如乌克兰、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期间）的快速调整机制。这些机制虽未根除批评，但至少形成了面向多元利益主体的“合规剧场”（compliance theater）。
字节跳动：内容审查与“去政治化战术”
与Meta不同，字节跳动采取的是高度去政治化的国际策略。TikTok在美国、印尼、英国等地都设立了本地化审查团队，强调“内容与政府无关”，但实际上其政策依然受到母公司影响。据《华尔街日报》2023年披露，TikTok美国版与中国版内容政策存在“数据流逻辑上的壁垒”，但并未形成真正的“算法独立”。
与此同时，字节在内容治理上也高度依赖“合规外包”——通过外部咨询公司（如KPMG、Ernst & Young）制作透明度报告，避免平台直接与监管冲突。这种“制度代理策略”，有效延缓了全球监管压力。
2.3 透明性与信任悖论
Meta与字节跳动的最大困境，并不在于技术先进与否，而在于是否能赢得“结构性信任”：
对Meta而言，尽管机构透明度不断提高，但公众对其数据滥用与传播极化内容的结构性担忧并未消除。其所有“自我治理”的努力，在重大政治危机中仍显得力不从心。对字节跳动而言，真正的信任障碍是“国家关联”的隐性存在——一些人政客对其“潜在听命于中国法律”的莫须有质疑始终未消除。即便在新加坡设立独立数据中心、美国创建“透明中心”，都无法根除一些人心中的这层结构性疑虑。算法不是中立工具，而是一种权力的执行者与遮蔽者。平台是否有权决定“谁被看见、谁被沉默”？谁能监督推荐逻辑本身的偏见与效应？这不仅是治理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Meta与字节跳动的对照，揭示的正是：当平台成为主权空间，我们如何重新定义治理与信任的边界？
第三章：全球扩张与制度适应
2023年初，TikTok印度团队正式解散。就在三年前，它还是印度下载量最高的应用；如今却被永久下架，成为中印地缘政治冲突的牺牲品。与此同时，Meta正面临另一种困境：其在欧洲市场被《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束缚，必须对广告业务与数据流动做出深刻调整。
这正是全球化下平台型媒体的命运写照：它们在技术上是“无国界的帝国”，却不断在现实中遭遇主权国家的制度围墙。Meta与字节跳动的全球扩张路径，虽然同样雄心勃勃，但在策略、模式与“制度应对力”上，分化极大。
3.1 美国战场：TikTok的“准国家级审查” vs Meta的“选举干预黑历史”
TikTok：技术公司还是国家工具？
在美国，TikTok正在面对堪比“准国家级”的政治审查。2024年，美国国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剥离TikTok的美国业务，否则将面临全面封禁。虽然白宫以“国家安全”为名，但实质是对中国平台算法主权的系统性抵制。
TikTok的应对策略主要包括三方面：
数据本地化：投资15亿美元设立“德克萨斯计划”（Project Texas），承诺由甲骨文托管美国用户数据。制度外包：委托第三方机构审查算法偏见与数据流动，努力形成“独立监管形象”。积极回应：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频频赴国会作证，在平台上进行“透明直播”，以赢得公众舆论。当然，这些努力不可能打消美国政客的疑虑。正如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Anupam Chander指出：“TikTok的问题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可能做什么。”在美国政治共识中，它的中国背景永远是一个“潜在风险”。
Meta：选举影响与“反事实政治”危机
与TikTok不同，Meta的问题在于“历史账本太长”。2016年Facebook被控间接助长特朗普上台、剑桥分析数据泄露事件爆发后，其“选举干预黑历史”被反复揭开。尽管Meta推出了选举广告库、政治内容标记系统，并在2020年后加大审查力度，但其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
拥有庞大的政治广告生态，却缺乏外部审计。对极端言论的处理仍存在“双重标准”，保守派与进步派都批其“偏袒对方”。多项研究表明，Facebook上的政治虚假信息传播速率远超TikTok与YouTube。两者虽然在美国都处于舆论旋涡中心，但本质不同：Meta的问题是**“治理不够”，TikTok的问题是“不被信任”**。一个是“权力过重”，一个是“身份存疑”。
3.2 欧洲应对：制度成熟市场下的行为规范化
在欧洲，平台面临的不再是单一国家政治，而是系统性的“数字立法风暴”。
Meta的合规迭代
面对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SA）与《数字市场法案》（DMA），Meta迅速调整结构：
广告透明化：上线广告库，并对推荐算法提供“关闭按钮”选项。内容申诉机制：为用户提供申诉渠道与AI决策复审流程。WhatsApp互通协议：与Telegram、Signal等开放API接口，响应“互操作性”要求。尽管Meta与欧盟委员会在数据跨境流动上多有争执（特别是在爱尔兰数据中心问题上），但其制度适应能力远高于TikTok。
字节跳动的欧陆挑战
TikTok则在多个欧盟国家面临禁用危机：
法国与荷兰政府禁止公务员设备安装TikTok；欧盟委员会对其未成年用户数据使用发起正式调查；德国媒体频繁质疑其推荐机制可能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字节跳动虽建立了都柏林内容审核中心，并将部分欧洲用户数据迁至爱尔兰，但始终未能摆脱异类的认知标签。在制度成熟的欧盟，这种标签的影响远超技术本身。
3.3 全球南方：本地化运营与叙事主权之争
在拉美、东南亚与中东市场，Meta与TikTok的角色却发生微妙变化：这里既是用户增长的主战场，也是意识形态输出的新前线。
东南亚：增长动力场
TikTok在印尼拥有过亿用户，并开设“TikTok Shop”推动电商闭环；Meta则依赖WhatsApp与Facebook群组维持地方社交结构，尤其在菲律宾、越南等国形成“社交即政治”的传播网络。两者在当地都采取“高本地化”策略——招募本地内容审核员、与地方KOL合作、参与社会议题（如防疫、反恐宣传）等，竞争趋于社会基础设施化。
中东与北非：价值输出战场
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中，Meta与TikTok都被指责“偏向特定叙事”。尤其TikTok，被《纽约时报》形容为“阿拉伯世界青年表达愤怒的主平台”。
Meta则在此役中实施了更强力的内容管控措施，引发阿拉伯社群“被压制”的抗议。国际组织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批评道：“Facebook正在重演2021年巴以冲突期间的算法歧视。”
平台不再只是中立载体，而是全球叙事之战的参与者。制度适应的能力，最终转化为对“全球正当性”的塑造能力。
3.4 小结：平台全球化的悖论
Meta与字节跳动在全球扩张中形成了一种悖论：
它们靠“去边界”的技术扩张；却被“有边界”的制度压制；依赖全球化的用户增长；却要应对本地化的政治信任挑战。Meta胜在制度适应力与合规基础深厚，但“旧账难清”；字节跳动胜在创新速度与用户增长，但“身份始终成疑”。两者在全球的分野，预示着一个核心问题——未来的数字主权，是由国家边界划定，还是由平台治理能力决定？
第四章：平台经济模式与未来竞争力
如果说平台的全球扩张需要制度适应力，那么平台的可持续存在，则依赖其商业模式的内在韧性。Meta与字节跳动在用户体量上已难分伯仲，但在如何变现注意力、延展边界、维持增长方面，路径截然不同。
前者是社交图谱起家，转向元宇宙后重返AI，商业重心始终围绕广告生态构建；后者则以内容算法起家，迅速转向泛娱乐与电商闭环，以多元触角构筑“超级应用”雏形。这不仅是两种平台战略的对比，更是两种未来的媒介资本主义模型的对垒。
4.1 营收结构：广告依赖 vs 商业多元化
根据Bloomberg的最新数据，Meta预计2025年营收约为1870亿美元，其中超97%来自广告业务；而字节跳动2025年营收预期为1860亿美元，其中广告占比仍高达70%以上，但电商、游戏、企业服务与音乐版权等板块正快速上升。
Meta的“广告锁定路径”
Meta的广告变现逻辑已高度成熟：
精准定向广告依赖庞大的社交关系图谱与行为数据；Meta Business Suite形成一体化广告工具箱，覆盖Instagram、Facebook、Reels等多平台；利润率极高——2024年广告毛利率接近80%。但这也形成路径依赖。Apple的iOS隐私新政（ATT框架）直接重创Meta的广告定向能力，导致其2022年曾一度出现营收负增长。这暴露出其对平台生态控制力强，但对系统外部变动的敏感度也高。
字节跳动的“电商+娱乐复合型”增长模式
相比之下，字节跳动则更接近中国互联网的“超级应用”传统：
TikTok Shop已在印尼、英国等市场取得初步成功，2024年GMV突破200亿美元；抖音电商在中国形成内容—直播—支付的完整闭环，2025年预计将拓展至拉美；旗下游戏公司朝夕光年与音乐子品牌Ripple Music，开始在全球化中试水版权化内容。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不靠社交关系图谱变现，而靠内容算法驱动的即时转化。这让字节跳动更像是“注意力的终端分销商”，而非传统意义的“社交平台”。
4.2 AI战略：系统性嵌入 vs 算法即文化
Meta与字节跳动都在积极部署AI，但动机与方式并不相同。前者希望借AI“纠偏”其元宇宙投资失利；后者则视AI为平台算法的一种延续性升级。
Meta的系统性AI战略
2024年，Meta推出Llama 3模型，并将其嵌入Facebook Feed、Instagram Reels与Messenger之中，形成“对话式推荐系统”。扎克伯格在发布会上宣称：“我们不是一家社交公司，而是一家AI平台。”
其AI战略包括三大层面：
产品集成：通过AI增强搜索、推荐、内容生成与客服体验；硬件载体：与Ray-Ban合作开发AI眼镜，试图重启“元宇宙”的硬件通路；开源生态：Llama开放策略意在对抗OpenAI与谷歌的闭源商业化路径，赢得开发者社区。然而，也有业内分析认为，Meta的AI布局虽然完整，却缺乏“刚需级场景”，与OpenAI的企业市场、谷歌的搜索生态相比仍显边缘。
字节跳动的“算法即文化”范式
字节跳动则将AI深度嵌入日常内容逻辑：从推荐引擎、短视频剪辑，到AIGC虚拟主播、跨语种字幕生成，其AI不是“一个模块”，而是整个平台运行的文化基础。
一个核心差异在于：TikTok的AI不是服务用户的工具，而是构建“平台人格”的主导力量。用户并不感知“与AI互动”，但却始终受其影响。在这种结构中，AI不是被外显的“技术标签”，而是平台秩序的隐形设计者。
4.3 可持续商业模型与制度正当性风险
营收结构与技术部署的差异，最终指向一个问题：哪种平台经济模式更具持续性？
Meta掌握庞大广告客户基础与成熟合规机制，但对Apple/Google生态依赖重、数据隐私监管压力大；字节跳动则在内容消费、创作者生态、电商闭环等方面具备极高粘性，但在欧美缺乏制度信任，难以构建“国家外部正当性”。2024年，TikTok在东南亚与拉美电商的强势增长，成功向投资者证明了其商业潜力；同年，Meta则通过AI与WhatsApp Business的结合，重启其在企业服务市场的野心。
两者均处于“盈利能力强但增长空间受限”的阶段。未来关键变量可能并非技术或模式本身，而是——哪一家能将其平台制度“合理化”，并被主权国家与全球用户接受？
4.4 小结：谁拥有未来的“平台资本主义”？
维度Meta字节跳动核心变现方式精准广告广告 + 电商 + 游戏 + 音乐数据结构社交关系图谱内容消费轨迹技术路径AI嵌入社交产品AI驱动内容与分发商业模式工具型平台娱乐-消费一体化平台制度信任高（西方内部）低（西方外部）全球化策略合规优先创新优先从“经济合理性”上看，字节跳动的模型更具多元韧性；从“制度正当性”上看，Meta的路径更被西方所接受。最终问题可能不再是“哪家更赚钱”，而是“谁能被纳入未来的全球治理框架”。
第五章：媒介影响力与公共性重构
我们比较Meta与字节跳动，不仅是在比较两个科技公司，更是在比较两种媒介制度的全球化形态。它们不只是传递信息的管道，而是重构“公共性”的制度基础设施。它们的算法决定了何种声音得以流通，何种言论被边缘；它们的运营政策影响了一代人的注意力分配与认知结构。
在此意义上，Meta与字节跳动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竞争，更是对“数字公共领域”的主导权之争。
5.1 从中介到中枢：平台的公共性再定义
传统媒体的“公共性”依托于编辑规范、新闻伦理与机构责任，但在平台主导的信息生态中，公共性被算法逻辑与用户行为重构。
Meta：规范化的社交传播体制
Meta平台系统尤其在Facebook与Instagram中，形成了一种“半公开-半私人”的社交传播结构：
用户内容受“朋友关系”与算法推荐双重驱动；新闻机构内容则依赖Page机制与付费推广维持可见度；平台长期保持对“错误信息”、“仇恨言论”的高度管控，建立内容审核（Content Moderation）制度与事实核查合作网络。这种机制下，“平台调解”的公共空间相对稳定，但也因此面临“审查偏见”、“思想过滤泡沫”与“内容中性神话”的质疑。2020年美国大选后，Meta被广泛批评为既未保护民主，也未遏止极端主义。
字节跳动：算法驱动的内容娱乐化
TikTok与抖音则代表了一种更为“沉浸式”的算法驱动模式：
信息的传播不依赖社交关系，而由推荐算法决定；用户被引导进入短周期、高频率、高情绪密度的信息消费节奏；公共议题往往被娱乐化、碎片化、情境化，削弱了传统“理性公共讨论”的基础。正如学者Zeynep Tufekci所言，TikTok不是一个“公共论坛”，更像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剧场”：用户看到的不是世界的多样性，而是算法为其定制的注意力幻象。
5.2 平台的“隐性编辑权”与信息结构控制
两家公司虽均否认自己是“媒体机构”，但事实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都行使着比传统编辑部更强大的“隐性编辑权”（editorial discretion）：
项目Meta字节跳动审核机制人工+机器审核团队，合规透明度较高内容审查标准欠透明，文化区域差异大协议合作与美国、欧盟多家新闻机构合作事实核查在中国内地内容策略由“审核部门”主导，在海外相对模糊舆论引导面对危机（如疫情、战争）启动“可信来源”优先机制以娱乐性优先排序，新闻与舆论议题普遍边缘化Meta在内容政策方面虽屡受争议，但建立了如Oversight Board（监督委员会）等制度化回应机制，试图在自由与责任之间维持平衡。字节跳动则尚未形成类似的“内容责任机制”，其平台对“什么值得传播”的判断仍以算法效率与留存率为主导。
5.3 全球舆论格局中的“平台民族国家”现象
学者Ethan Zuckerman指出：“平台即国家”的现实已日益逼近，它们拥有治理人口、制定规则、调节行为的功能。Meta与字节跳动，正分别体现出“西式平台治理”与“中式算法治理”的雏形。
Meta的“制度外主权”挑战
Meta在美国本土以外常常被批评为不受问责：
在印度、菲律宾、缅甸等地，其平台曾被用于传播仇恨与政治操纵；政府监管难以干预其内容政策，形成“无主之地式的信息自治”；欧盟虽通过《数字服务法案》（DSA）加强监管，但执行过程仍存在平台合规空窗期。这种现象表明：即便Meta根植于美国，其影响早已超出国家边界，其“制度正当性”问题是全球性的。
字节跳动的“平台属国”困境
相比之下，字节跳动虽在内容与品牌上刻意“去中国化”，但在欧美国家始终被视为潜在“国家代理人”。尤其是TikTok的算法、数据存储、审核机制是否受影响，成为其制度合法性的核心负重。
2024年美国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即TikTok剥离法案），将平台问题正式“国安化”，使字节跳动在海外面临“无论商业成功与否，都无法获得制度接纳”的困境。
5.4 谁能塑造未来公共空间？
这一轮平台之争的本质，不仅是“谁在控制用户”，而是“谁在重建公共领域”。未来十年，Meta与字节跳动在此问题上的竞争路径可能如下：
Meta倾向于建构“责任型平台制度”：强调公开透明、用户赋权、内容问责，与民主制度兼容；字节跳动则尝试构建“文化—商业同构的娱乐主权”：用算法审美与沉浸体验取代传统议题讨论，塑造去政治化的注意力秩序。这不是“谁更开放”或“谁更控制”的简单对立，而是“谁的公共性定义将成为全球标准”。
5.5 小结：平台即公共制度实验场
维度Meta字节跳动公共性模型协议化的责任平台算法化的沉浸体验内容治理监督机制、透明审核算法效率优先、审查外包舆论空间半结构化的社交民主场情绪驱动的去结构内容流制度冲突与国家监管博弈与主权信任体系冲突无论哪种路径主导未来，它都将深刻影响“何为公共讨论、何为民主表达、何为可信信息”的基础结构。这已超越技术与商业的范畴，进入对“媒介制度正义”的核心争议。
第六章：制度对抗的终局？全球治理中的平台之争
如果说Meta与字节跳动的商业竞争体现在营收增长、用户粘性与内容生态的此消彼长上，那么更深层的较量，则体现在它们与各自母国政治制度的嵌合方式上——它们不仅是跨国企业，更是制度性延伸与文化符号的传播机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新的挑战：旧有规则无法约束新型平台，新的规则尚未达成共识。
6.1 数字主权崛起与“平台主权矛盾”
欧美：以平台为“对象”的制度治理
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集团正尝试通过立法重新主权化平台空间。2022年生效的《数字服务法案》（DSA）与《数字市场法案》（DMA）是重要标志：
DSA将大型平台（VLOPs）定义为“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必须对内容审核、数据透明、推荐算法承担制度义务；DMA则对“守门人平台”设定了数据互通、应用偏好与市场公平等义务。Meta、TikTok、Google、Amazon均被纳入首批VLOP名单中。然而，即使如此，这种“由外而内”的监管机制仍面临两个根本困境：
平台全球化 vs 主权本地化：欧盟的法规只能在域内执行，而平台内容、算法部署与数据运营高度跨境；治理反应滞后 vs 技术变化超速：制度响应周期往往滞后于平台迭代速度，出现“规范落后型治理”。中国：以平台为“工具”的国家整合
与西方强调“平台受国家监管”不同，中国则将平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核心：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平台算法推荐规定》等法律，使平台运行必须符合国家导向；抖音等平台在内容推荐、信息审查、议题设置上明显体现出国家主权意志；字节跳动虽在国际化中强调“去中国化”，但其组织架构、控制权结构与关键资源配置（如算法团队）仍与中国境内保持高度关联。6.2 地缘政治的“平台战场化”转向
平台型媒体的制度分野，也引发了地缘政治中的新一轮信息权力冲突。美国对TikTok的围堵，不再仅仅是安全焦虑，更是对“数字话语权主导权”的保护主义反应。
剥离法案：制度对抗的象征转折点
2024年通过的TikTok剥离法案，标志着美国不再试图用监管整合外国平台，而是转向制度排除与强制拆分的硬性手段。这一行动至少揭示了三个趋势：
平台成为主权代理工具：一些国家不再视平台为“私人企业”，而是潜在的信息主权入侵者；技术民族主义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回归“国籍”思维，技术流通全球化遭遇“制度边界”重建；信任不再可协商：即使TikTok主动存储数据于美国、增加透明度，也未改变其“制度不信任对象”地位。对Meta的对称回应？
讽刺的是，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印尼、肯尼亚、巴西），Meta也逐渐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被批评未能及时处理仇恨言论、误导性政治广告；平台政策被视为“殖民式中立”，实则回避地方责任；政府呼吁对Meta进行“本地数据主权”和“文化内容监管”。因此，平台的“主权困境”是双向的：Meta在“输出地”遭遇文化合法性问题，字节跳动在“落地地”遭遇制度合法性危机。
6.3 全球平台秩序的可能路径：融合、分裂与再中介化
当前全球平台治理正处于分叉口，未来十年的三种可能路径如下：
路径一：制度融合与协议化平台治理
可能由WTO等组织主导制定“跨平台透明协议”，例如：
统一算法推荐标准；互认事实核查与内容责任边界；强化跨境数据中立通道机制。此路径依赖的是“制度协商能力”，目前仅见于欧盟与部分盟国之间，尚未纳入中美共识框架。
路径二：制度分裂与平台区域化
若中美制度对抗持续激化，平台全球化将全面逆转，进入“数字冷战”模式：
Meta却步中国，TikTok退出美国；各国发展“国产平台”，如Koo（印度）、Yandex（俄）等；数据与算法成为“主权财产”，国家设立平台防火墙。此路径将导致公共性的全球流通基础彻底断裂，形成封闭式信息主权时代。
路径三：平台再中介化与公共责任市场化
即便制度冲突难以解决，部分平台可能转向“公共责任企业”路径：
设立平台独立监督机构；将内容政策外包给第三方非营利组织；构建“可信平台认证体系”。该模式借鉴新闻伦理体系的“自律—他律”结合逻辑，当前由Meta（如Oversight Board）、OpenAI等部分技术平台试行。
6.4 最后的问题：平台能否成为制度信任的生产者？
从新闻机构向平台的权力转移，并未自动带来更广泛的民主参与。相反，在平台主导的数字空间中，制度信任呈现两极分化：
一方面，用户依赖平台获取信息、表达观点、建立社群关系；另一方面，对平台操控算法、不透明政策与政治干预的质疑不断上升。这表明，平台既是信息自由的承载体，也是民主信任危机的放大器。
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Michael Sandel所言：“没有参与基础的制度信任，终将崩溃。”未来的关键问题，不是Meta与字节跳动谁更强大，而是——它们是否愿意，也是否有能力，成为数字时代“制度信任”的再建者。
结语：谁来书写平台时代的“全球宪章”？
Meta与字节跳动，一西一中，在短短十余年间，以惊人的速度并肩跃升为全球平台生态的“数字双子星”。2025年，二者在营收与用户规模上的接近，不仅意味着商业意义上的分庭抗礼，更昭示了一个更宏大命题的到来——平台已不只是工具或企业，而是制度想象与文明走向的承载者。
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代表了“两种现代性”在数字空间中的延续和再造：
Meta将“个体自由—商业自治”推至极限，平台成为表达自由的保护壳，却也日益显露治理赤字与公信力危机；字节跳动则将“国家主权—文化再生产”嵌入算法逻辑，塑造出一种更具秩序感的内容空间，却在全球信任建构上困难重重。我们已经见证了“平台即媒体”的时代，正在经历“平台即制度”的现实。那么，下一步会是什么？
全球平台宪章的可能性
21世纪也许需要一个属于平台文明的《全球平台宪章》（Global Platform Charter），它不必解决所有冲突，但可尝试定义：
平台的基本责任；算法透明与数据治理的最低边界；用户权利的全球适用性；国家与平台关系的合法角色设定。这份“数字宪章”不会由某国单独制定，而需汇聚欧盟、美国、中国、印度、非洲联盟等多极体制的博弈与妥协。
或许，我们仍远未走到这个时刻。但只有当我们承认Meta与字节跳动所代表的不只是市场，而是制度、价值与社会未来本身，我们才能认真面对一个核心问题：
在平台构筑的世界里，我们究竟该由谁治理，又为谁服务？
附：全文结构提要
章节标题核心议题引言平台型媒体的全球转折点从营收与用户规模看平台双雄的制度意义第二章商业模式的碰撞与趋同广告、推荐算法、商业生态的同构与分化第三章平台公共性与内容治理表达自由vs国家导向，TikTok与Facebook的治理冲突第四章技术主权与平台地缘政治“安全威胁”的政治建构与制度焦虑第五章全球扩张策略的文化张力本地化、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输出的双重困境第六章制度对抗的终局？全球治理中的平台之争数字主权、制度融合可能性与宪章设想结语谁来书写平台时代的“全球宪章”？平台不仅是媒介，更是未来制度秩序试验田注释说明
Bloomberg 的营收预估数据基于字节跳动与Meta的2024年财务表现与投资者预期（见参考文献 [1]）。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SA）与《数字市场法案》（DMA）由欧盟委员会主导，自2022年陆续生效，意在遏制超大型平台的市场支配与信息不透明问题（见[5][6]）。TikTok被列入“外国影响力平台”的安全审查对象，是美国2024年《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的直接结果（见[8]）。Meta自2020年起强化平台治理，成立“监督委员会”（Oversight Board），其独立性与效力引发广泛学术与舆论讨论（见[11]）。中国政府对平台的监管形成“法—策—技”三位一体体系，如算法审查机制、数据出境审查、内容分发调控等（见[10][12]）。本文“平台宪章”构想受Michael Sandel“制度信任”理论启发，意在探讨全球信息秩序的最低共识可能（见[13]）。参考文献
来源：杰罗姆新新媒体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