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滇国是古代云南中东部地区的一个政权，关于它的起源，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威王（公元前340 - 前329年在位）时期，庄蹻奉命西征，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将滇池周边纳入楚国版图，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不仅占领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而且攻
#我的宝藏兴趣#滇国是古代云南中东部地区的一个政权，关于它的起源，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威王（公元前340 - 前329年在位）时期，庄蹻奉命西征，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将滇池周边纳入楚国版图，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不仅占领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而且攻破了楚国都城郢。正准备班师回朝的庄蹻因道路阻断，无法回国，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即率领部众在滇池称王，改变服饰，遵从当地习俗建立了滇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蜀地军队攻打西南地区，兵临滇池，庄蹻后裔俯首称臣，“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武帝在滇国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庄蹻雕像
基于以上史料，一般认为滇国从公元前278年开始，但考古发现证实古滇国的国家机器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就已经形成。古滇国代表文化石寨山文化早期的多个墓葬中就出土了当地的礼器铜鼓，并且存在人殉遗存。这说明庄蹻建立的滇国是在与当地方国融合的基础建立起来的。
考古发现证实楚国青铜文化对古滇国的影响早在庄蹻称王前就已经存在，庄蹻率领楚国移民到来，为滇国的青铜铸造带来了更为先进的失蜡法铸造技术，使石寨山文化得到飞跃式发展。我在查阅资料时，很多人说“在滇文化中找不到明显的楚文化因素”，这种说法是过时的。昆明呈贡区的天子庙墓葬就能证明楚越文化融入了滇文化之中。
天子庙墓地位于昆明市呈贡区斗南镇小古城村东北，庙宇原为明代定远忠敬王沐晟捐资兴建，后来因民间传说将其中供奉的神灵与南诏景庄帝祐世隆联系起来，改名“景帝宫”，民间俗称“天子庙”。1975年，当地农民在改土造田时挖出一批青铜器，将它们卖给废品收购站，当地考古工作者根据这一线索确认此处为滇文化的墓地。1979-1980年进行首次大规模抢救性发掘，清理出战国至西汉墓葬44座，其中以M41号大墓最为重要。
昆明呈贡天子庙墓地遗址
M41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口长6.3米、宽4米、深4米，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滇王墓，比石寨山遗址的所有墓葬规模都大。墓底设生土二层台，由松木打造的巨大棺椁就摆放在土台上。木椁室缝隙中填充着楚地墓葬流行的青膏泥。经碳14测定，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约公元前4世纪），稍早于《史记》记载的庄蹻最迟于公元前329年西征的时间。墓主身份推测为早期滇王。出土的随葬品有310余件，远超同期滇国其他高等级墓葬，显示出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而且显示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
下面这件“巫师纹铜鼎”虽已残破，但仍然保留底足部分和口沿部分。学者们根据现存部分还原出它的形状。该鼎在造型和纹饰上都与楚鼎有诸多相似之处，体现了楚文化对滇国铸鼎理念的影响。
巫师纹铜鼎
该铜鼎为口沿外翻的圆鼎，颈部内收，呈束颈结构；腹部残存的弧面弧度较大，形成典型的鼓腹轮廓；三足粗壮，形似兽足，呈外撇姿态，外扩角度接近约15°-20°。这种侈口、束颈、鼓腹，三足外撇的形制是楚鼎区别于中原周鼎的典型特征，器型与湖北荆门包山楚墓铜鼎的造型高度一致。同时该铜鼎的纹饰也与包山楚鼎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颈部装饰云雷纹为底纹的带状蟠螭纹。蟠螭呈“S”形的交缠布局与包山楚墓M1:38号鼎的蟠螭纹构图模式一致。此外巫师纹铜鼎的底足装饰头戴羽冠、手持法器的巫师浮雕形象，这是云南滇国巫文化的典型特征，其巫师形象在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多件表现祭祀场合的贮贝器上出现。
包山楚墓出土的铜鼎
这些现象说明滇国早期铸鼎的理念深受楚文化影响，将鼎也视为重要的礼器。巫师纹铜鼎是楚鼎与滇文化融合的器物，表明两地至少在战国中期就有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这种状况随着庄蹻入滇变得更加频繁而深入。滇池地区出土的楚式器物，如鼎、尊等集中出现于庄蹻入滇前后，与文献记载的庄蹻西征以及楚文化南迁时间线吻合。过去部分学者曾质疑滇国青铜文化与楚文化的直接关联，但近年的研究证实早在战国中期楚国就已经控制了长江中上游的川东铜矿资源，具备了青铜技术向西南传播的物质基础。云南虽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但大规模的开采是在明清时期。目前学界对楚文化与滇文化的直接关联仍在讨论中，部分学者认为楚国青铜文化可能通过贸易间接传播之滇国。
巫师纹铜鼎上的滇国巫师形象
“五牛盖铜筩”也是一件用失蜡法铸造的多种文化融合的器物。它分为盖、筒身、足三部分，盖面中央铸鼓形圆台，上面铸造一站立的雄壮公牛，周围环绕四只母牛；筒身饰羽人竞渡、水鸟停栖等写实纹饰，线条生动，与广西恭城出土的瓯越族群的越式铜鼓纹饰相似。器形借鉴楚式铜尊造型，但牛图腾主题为滇人本土信仰的体现，反映越文化、滇文化、楚文化与本地艺术的融合。
“杀牛祭柱场面浮雕扣饰”则完全是滇文化的装饰品。这件衣服上的扣饰宽10.8厘米，上面铸造高浮雕的八人缚牛祭祀场景，人物高髻长辫、帔巾裹身，牛身阴刻叶纹。此类写实题材为滇文化独有，与中原抽象纹饰形成鲜明对比。
杀牛祭柱场面浮雕扣饰
此前云南滇国青铜文化序列缺失庄蹻西征的战国中期环节，41号墓的发现完善了滇池地区从商周至汉代的文化发展脉络，证明滇人独立政权在战国中期已具雏形，庄蹻王滇，使这个政权走向完全成熟，反映了西南边疆纳入中原王朝体系的过程，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提供了早期案例。学者们认为天子庙墓地所在的呈贡区是早期的古滇国都城，庄蹻王滇后都城迁往晋宁区，也就是上期文章介绍的河伯所遗址。
除了呈贡天子庙墓地展现出古滇国早期的国家形态，云南大理祥云的大波那遗址同样是研究古滇国及周边方国的重要考古发现。
祥云大波那遗址
祥云大波那遗址位于云南大理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遗址包括龙山遗址、铜棺墓遗址、象山墓地、沙地古墓群四大区域，是大理洱海地区战国至汉代（公元前475年-公元220年）的一处政治中心遗存。遗址中墓葬区与居住区存在空间分化，但受现代建筑覆盖影响，聚落整体布局尚未完全明确。该遗址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文物普查活动中被发现，1964年进行了首次发掘，1977年至2014年又经过了多次发掘，很多遗存都是在后期的发掘中不断被发现的。2019年该遗址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波那遗址中发现了多处干栏式建筑遗迹，包括房址、建筑基址的柱洞，以及陶质、铜质的干栏式建筑物模型，表明当地居民采用与南方湿热环境相适应的干栏式居住形态，兼具防御与防潮功能。这种建筑风格在墓葬中同样存在。
大波那遗址发掘现场
1964年的发掘中，清理出一座高等级墓葬，墓主人也许是当地的一位部落联盟首领或国王。他的墓葬为竖穴土坑墓，用大量碳化巨木构建起一座干栏式木椁。木椁室内有一豪华的铜棺。铜棺长2米，重达3吨，由7块范铸法铸造的青铜板通过榫卯结构拼合而成。棺盖呈人字形屋脊状，类似干栏式建筑屋顶，底部有12只短足支撑，将棺体抬离地面，兼具防潮功能。棺体表面布满纹饰，包括铜棺两侧的鹰、燕、豹以及蛇形雷纹等，棺头、脚板部位还装饰野猪被虎扑杀的纹饰。
这些动物纹样均为凸起的阳纹，线条粗犷，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它们代表了不同族群的图腾崇拜，暗示该政治团体或方国由多个族群融合组成。
其中的鹰、蛇是滇国本土文化的图腾崇拜吉祥物，这点我在上期的文章中已经详细讲述，与彝族诗史《支嘎阿鲁王》的描述相吻合。
大波那遗址出土的铜棺，背景墙图案为铜棺动物纹饰
燕子通体黑褐色，古称“玄鸟”，《诗经·商颂·玄鸟》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因此玄鸟是殷商的崇拜图腾。说明云南东部也许有殷商遗民存在。商朝灭亡后，存在相关学术假说认为部分遗民曾经远涉重洋，到达美洲大陆，到人烟稀少的云南避难，并非没有这个可能。当然这这是笔者个人的推测，目前尚未有足够的考古学证据支持。
虎在商朝中晚期，是江西百越族先民的图腾，新干大洋洲商墓中曾出土许多带有虎造型和虎纹饰的铜器。历史上大部分百越族虽然归楚国、越国、吴国统治，但早在商末就有一部分越人在西南地区生活，他们被称为濮人。这些虎造型的纹饰也许与濮人的图腾崇拜有关。
而豹和野猪以及狮虎等猛兽扑杀野猪、鹿等动物题材的纹饰常见于北方草原上的塞种人、匈奴等游牧族群的金牌饰上，与匈奴、塞种人接触最多的是黄河上游的古羌族。在“多元一体” 的历史融合过程中，古羌族曾长期向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迁徙，其中《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昆明夷”族群可能就是南迁的古羌族与当地土著融合的后裔，他们在汉代以前也从事游牧生产，也许是他们将北方游牧文化的元素带入云南。
大波那遗址铜棺及动物纹纹饰
微量分析显示，铜棺材质为铜锡合金，其中含锡量占5-10%，含铅量约2.25%，兼具硬度和延展性，适合铸造复杂纹饰；金相分析显示，青铜板经过铸后冷热加工（如反复加热、捶打），部分区域可见精细修整的痕迹。铜棺采用分块铸造、榫卯拼接技术拼合。对比同期中原青铜器，铜棺铸造技术虽稍显原始，但纹饰的复杂性和整体结构的完整性却独树一帜。经碳十四测定，铜棺年代为公元前400年，即战国中期，稍早于呈贡天子庙墓地。
与铜棺随葬的还有石寨山早期文化万家坝类型的铜鼓、合瓦形的铜编钟、铜葫芦笙等礼器兼乐器的器物，可能与祭祀仪式中的音乐演奏需求有关。此外还有大量的铜锄、铜钺、铜矛、铜剑等生产工具和武器随葬，表明该集团或方国频繁与外部发生战争。
大波那遗址出土的铜钺
2014年的发掘中，清理出25座竖穴土坑墓，其中6座为长度超6米的大型墓，葬式多为20-25岁的年轻男性的多人二次合葬。所谓的二次合葬就是将逝者暂时埋葬在临时墓地，待肉身腐烂后拾取遗骨重新隆重安葬。他们的骨骼普遍存在创伤痕迹，可能是在对外战争中阵亡的将领。多具遗骨集中安葬，反映族群对集体牺牲者的纪念，或试图通过合葬强化血缘纽带。
更为奇特的是他们骨骼都用蓝铁矿（主要成分为磷酸亚铁）粉末染成了蓝色。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蓝色通常仅附着于骨骼一侧，另一侧较浅，表明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染色的结果。学者们猜测，这可能是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特殊丧葬习俗，蓝色可能代表勇士或贵族身份，类似北方游牧民族的“涂骨礼”，用以彰显战功或宗教地位。
大那波遗址出土的铜仗首
对于大波那遗址的族属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大多数人认为墓主人可能是“昆明夷”族群的首领或国王；另一种观点根据白族语“岛勃弄”（大首领之地）与大波那村名发音近似等现象，认为该遗址的墓主人或许是白族先民“白子国”的国王和贵族。虽然白子国的核心区域也在洱海的祥云、弥渡一带，但其建国时间大多数学者和可信度较高的《华阳国志》等文献资料都认为是在东汉末年（约 195 年），离战国中期尚有600多年时间。因为时间差距较大，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白子国在战国中期还在萌芽状态，因此本文只讨论前一种观点。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大意是：西南夷有几十个小国，其中夜郎最大；夜郎西部的靡莫之属也有几十个小国，滇国最大；滇国以北的几十个部族，邛都最大。这些族群都梳椎髻、务农耕、有城郭聚落。再往西从同师（云南保山）向东到楪榆（大理喜洲古镇），称为巂、昆明，他们编发、游牧、无固定居所、无君长，地域方圆数千里。
《史记》讲述的西南夷诸邦大体位置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西南夷的众小国也分农耕和游牧两大族群，夜郎、滇国、邛都是相对强盛的农耕国，他们的发式为“魋结”，即在头顶梳个椎形的发髻，与中原汉族的一致；昆明夷是游牧民族，其发式为“编发”，即将头发编出许多小发辫，与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相同。
昆明夷活动于云南保山至大理一带，与大波那遗址的地点重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其他史料记载，昆明夷是个能征善战的族群。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越南北部的哀牢王反叛，昆明夷首领卤承曾率部协助汉朝平叛，获封侯爵。而大波那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武器，表明该族群也是善战民族，因此墓主人极有可能可能是昆明夷。许多历史文献记载昆明夷“皆氐类也”，明确将其归为氐羌系统，即古羌族的分支。因此祥云大波那遗址可能是南迁的古羌族整合本地区的百越分支濮人以及少量殷商遗民形成的方国政治中心。
编发的北方游牧民族形象
考古发现证实，这个由昆明人主导建立的方国可能是滇国的附属国家，其关系在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贡纳场面贮贝器》上有明显的体现。虽然这件贮贝器仅残留下部，但上面用失蜡法铸造了17 个人物的微缩立体雕像，反映了滇国周边臣服部族派使者向滇王敬献贡品的热闹场景。17 个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从发饰能够明显辨认出“椎髻” 的滇人和 “编发” 的昆明夷。这表明昆明夷在滇国全盛时期臣服于滇国。
西汉之后随着益州郡、永昌郡（东汉设置）、云南郡（三国蜀国设置）的设立，汉文化和中原官僚体系、政治制度很快在云南地区推行，滇人、昆明夷、濮人以及他们创造的滇文化逐渐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现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仍然可见古滇文明的文化基因。
《贡纳场面贮贝器》上的滇人与昆明人
古滇国历史脉络的梳理与考古实物的双重印证，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多元文明交融共生的鲜活样本。无论是天子庙墓葬中楚式青铜器与本土巫术图腾的糅合，还是大波那铜棺上鹰蛇图腾与北方游牧元素的并行，无不彰显着这片土地作为文化十字路口的独特地位。庄蹻入滇并非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开启了青铜铸造技术与礼制思想的深度对话，使滇池流域成为中原礼制、楚越技艺与西南原始信仰的熔炉。
云南少数民族合影
正如石寨山贮贝器上椎髻滇人与编发昆明夷的并立场景，古滇文明的魅力恰在于其包容性——它既守护着孔雀纹扣饰般独特的本土审美，又以开放的姿态接纳着长江流域的礼器铸造、岭南的羽人纹饰甚至草原的缚牛祭祀元素。这种文明特质最终促成了汉武帝时期"赐滇王印"的历史性时刻，让彩云之南的青铜文明涟漪，最终汇入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长河。如今古滇国早已超越时空界限，成为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机理的鲜活案例。
来源：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