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盛夏的午后,蝉鸣像是融化在空气里。我坐在县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捏着一份病历,上面的字迹已经被我的汗水浸得有些模糊。
盛夏的午后,蝉鸣像是融化在空气里。我坐在县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捏着一份病历,上面的字迹已经被我的汗水浸得有些模糊。
张婶儿还躺在病房里,睡得很安稳。医生刚才跟我说,她的肝功能指标不太好,但不是大问题,休养一阵子就能好。不过,那张旧病历里记录的事情,却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口。
我叫刘建国,今年四十六岁,在县城一家电器维修部当技师。说起来,我和张婶儿的缘分,要从十年前说起。
那时候我刚从城里搬到县城来,妻子带着儿子回了娘家,说是暂时的,结果一去不返。离婚协议书上她签字时手都没抖一下。房子车子都给了她,我只剩下一身维修手艺,和满心的苦涩。
租的那间小屋在一条老巷子里,斜对门住着张婶儿。她那时候看着已经六十多了,其实才五十出头,是岁月把人提前拉入了垂暮。她经常一个人坐在门口的竹椅上剥豆角,竹椅下面总是放着一个蓝底白花的搪瓷盆,盆里的豆角堆得像小山一样。
刚搬来那会儿,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不会做饭,天天泡方便面。有一次发烧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张婶儿敲门进来,看我那副样子,叹了口气,说:“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呢?”
当天晚上,她端来一碗鸡蛋面,还有几片拍得碎碎的黄瓜。面很软,像是专门煮得烂一些,好让病人吃。我喝完那碗面,感觉鼻子有点酸。
从那以后,张婶儿就总惦记着我。逢年过节会送来一盘饺子或者年糕,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就是家常便饭。但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一碗热乎饭比什么都强。
后来有一天,她犹豫了好久,才小声问我:“建国啊,我想认你做个干儿子,你愿意不?”
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懵。我都四十几的人了,认干妈?而且张婶儿也就比我大个十来岁。但看她眼里的期盼,我点了点头。她笑得特别开心,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从那以后,每个月初一十五,她都会提着菜来我家。有时候是自己种的青菜,有时候是集市上买的肉,总之,我家冰箱从来不会空。我也经常帮她修电视、换灯泡、通下水道。就这样,日子慢慢过去,彼此成了对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秋天来的时候,院子里的石榴树上挂满了红灯笼一样的果子。张婶儿爬上木梯去摘,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我听到响声赶紧跑出去,看到她躺在地上,脸色惨白。送到医院后,医生说只是些皮外伤,但要做个全面检查。
拿病历本的时候,护士小赵认出了我。她是我表妹的同学,上次聚会见过一面。
“刘哥,这是你妈啊?”她问。
“干妈。”我说。
护士翻看着电脑记录,突然”咦”了一声,然后欲言又止地看了我一眼。
“怎么了?”我问。
“没、没什么。”她移开视线,“病历本在存档室,我让人去找。”
半小时后,她拿来了张婶儿的旧病历本,递给我时似乎有些不自然。
我随手翻开,突然看到一页记录,日期是1978年,那年张婶儿22岁。记录上写着:产妇张秀兰,男婴,3.2公斤,健康。患者丈夫不在身边,要求将婴儿送往县福利院。
我的心砰砰直跳。1978年,那是我出生的年份。而且,我从小就在县福利院长大,直到18岁才离开。
我连忙往后翻,看到一张发黄的化验单,上面标注着血型。张婶儿是AB型,而我——我去年献血时查过,也是AB型。
接下来的检查报告上有几行医生的手写批注:“患者情绪低落,有轻度产后抑郁症状,建议心理疏导。患者坚持不愿透露婴儿生父信息,拒绝在抚养协议上签字。”
我手里的病历本掉在了地上,纸张哗啦啦散了一地。
护士小赵走过来,小声对我说:“刘哥,我不是有意的。但我查档案的时候看到了,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事儿你要怎么办?”
我蹲下身捡起那些纸张,手指微微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守在张婶儿的病床前,看着她熟睡的脸。病房的灯光很暗,照在她脸上,让那些皱纹看起来更深了。她的手搭在被子外面,手背上有一块老年斑,指甲剪得很整齐,像是特意收拾过。
我试着把自己的手掌和她的比了比,掌纹的走向惊人地相似。
一种陌生又熟悉的情感涌上心头。原来,那些年她看我的眼神里,藏着这么多无法言说的秘密。
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却始终不肯说出口?
我记得福利院的墙上有面镜子,我小时候总喜欢对着镜子做鬼脸。院长阿姨说我是个有趣的孩子,将来一定能找到幸福。十八岁那年,我背着简单的行李离开福利院,想着要去大城市闯一闯。
二十岁时,我在城里遇到了前妻。她是个漂亮的姑娘,笑起来像朵小花。我们很快结婚,有了儿子,我以为这就是幸福了。可婚姻没能维持多久,她嫌我没出息,嫌我是个没人要的孤儿。
离婚后,我像条丧家之犬,逃回了这个县城。命运像是跟我开了个玩笑,把我带回了起点,又安排我住在了亲生母亲的隔壁。
张婶儿醒来的时候,发现我还在病房里,微微一笑:“你怎么还没回去?不用加班吗?”
我摇摇头,递给她一杯温水。
“婶儿,你…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愣了一下,然后摇头:“没啥说的,就是摔了一跤,没大碍。”
我深吸一口气:“我看到你的旧病历了。”
病房里突然安静得可怕。只听得见窗外的知了叫声,和走廊上护士的脚步声。
张婶儿的手抖了一下,水杯里的水洒在被子上,晕开一片深色的痕迹。她低着头,不说话。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你过得挺好的。”
“那你为什么要认我做干儿子?”
“因为…因为我想离你近一点。”她的声音颤抖着,“我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但老天爷跟我开了个玩笑,让你搬到了我隔壁。我看着你,就像看着年轻时的他。”
“他?”
“你爸爸。”她抬起头,眼里有泪光,“他是我们村的民办教师,教我们村里的孩子认字。那时候我十九岁,他二十四。我以为那是爱情,可他已经有了未婚妻。当他知道我怀孕的事情,就调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我?”我问出了这个困扰我一生的问题。
“那时候不一样。”她抹了抹眼角,“未婚生子,会被全村人戳脊梁骨的。我妈被气得卧床不起,我爸到处找人打听那个老师的下落,想让他负责。可人都走了,能怎么办?后来我被送到县城来生你,本来想生完就…”她说不下去了。
“就放弃我。”我替她说完。
她点点头,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可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就舍不得了。但我妈放了话,说如果我带着野种回去,就别进家门。我当时又没钱没工作,只好把你送去福利院,想着等我有能力了再接你回来。”
“后来呢?”
“后来我进了罐头厂,认识了你张叔,日子总算安顿下来。可当我再去福利院找你的时候,他们说你已经被领养了。我问养父母是谁,他们说这是保密的。”她擦了擦眼泪,“我当时真的很绝望,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但我没被领养。”我说,“我一直在福利院,直到十八岁自己离开的。”
张婶儿愣住了:“怎么可能?他们明明说…”
“他们骗了你。”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手紧紧抓住被单:“对不起,建国,对不起…”
我握住她的手,那只布满老茧的手。突然间,那些不解、怨恨、委屈,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失去的那些年,再也回不来了。
张婶儿在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了。回家的路上,她问我:“你…你能原谅我吗?”
我摇摇头,她的眼睛立刻黯淡下来。
“没什么好原谅的。”我说,“那个年代,你能做的选择很少。如果不是命运安排,我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相见。所以,我很感激。”
回家后,一切似乎和以前一样。她还是隔三差五地给我送菜,我还是帮她修东西。只是现在,我们之间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我们默契地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对外,她还是张婶儿,我还是刘建国。只有在无人的时候,我会小声叫她一声”妈”,她则会红着眼眶应一声。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年她没有把我送走,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会很艰难,但至少不会失去那么多年的亲情。但转念一想,如果当年她留下我,也许我们都会被那个时代的偏见压垮。
去年冬天,我在电器维修部干满了十年,老板退休了,把店子转给了我。我攒了些钱,在县城边上买了套小两居,搬家那天,我邀请张婶儿一起去看房子。
“以后您就跟我住吧。”我说。
她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小区花园,摇了摇头:“我住我那老房子习惯了。再说,让人知道咱俩住一起,又要闲话连篇了。”
“那您要是想我了,就来住几天。”我说。
她笑了:“行,我想你了就来。”
她来是常来,但从不久住。每次都是帮我收拾收拾房子,做几顿饭,然后就回去了。我知道她是怕给我添麻烦,但其实,我很希望她能多留几天。
儿子上大学了,假期也不常回来。我一个人住在新房子里,有时候会感到莫名的空虚。这时候,我就会去张婶儿那儿坐坐,帮她修修收音机,陪她说说话。
人啊,真的很奇怪。我这一生,一直在寻找失去的亲情,却不知道它就在我身边。而当我终于找到了,却又不敢张扬,怕别人的目光和议论。
前几天,我在张婶儿家吃饭,她突然说要给我介绍对象。
“我都四十多的人了,还找什么对象。”我笑着说。
“怎么就不找了?男人五十一枝花呢。”她往我碗里夹菜,“我看隔壁李家的寡媳妇就不错,比你小几岁,人勤快,会持家。”
我知道她是担心我孤单,但我现在对婚姻没什么兴趣。失败过一次,心有余悸。而且,我现在的生活其实挺好的,有份稳定的工作,有个疼我的妈,还有个上进的儿子。
“行了,婶儿,别操心这事了。”我故意这么叫她,她也不再坚持。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去厨房。张婶儿的厨房很小,灶台上放着一个旧铝锅,锅边有些发黑。水池上方贴着一张我给她买的防水日历,已经被水蒸气熏得有些卷边。冰箱上贴着几张老照片,其中一张是我和儿子在县城公园拍的,那时候他才十岁。
洗碗的时候,我从窗户看出去,看到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又结果子了。几个红彤彤的石榴挂在枝头,像是一盏盏小灯笼。
曾经,我以为自己是个没人要的孩子。现在我知道,不是没人要,而是命运的捉弄,让我和妈妈失去了本该在一起的岁月。但好在,我们最终还是相遇了,即使方式有些奇怪。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会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许不会。因为正是这些曲折,塑造了现在的我和她。我们都不完美,但我们学会了接受。
现在,每当我看到张婶儿——我的妈妈——在阳光下笑起来的样子,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本病历,我没有再提起过。它静静地躺在我家抽屉的最底层,像是一个不必再被打开的往事。重要的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现在我们如何面对。
现在,每个月初一十五,我都会给张婶儿送去一些水果和她爱吃的点心。她总是说不用破费,但眼睛里的欢喜骗不了人。我知道,她只是想要一个简单的陪伴,一个能喊她”妈”的人。
而这,恰恰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奢望。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