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支书骑着那辆掉了链子的永久牌自行车，挨家挨户送拆迁文件。到我家门口时，他支好车子，用袖子抹了把额头的汗，摊开一堆文件在我家门口的石桌上。

我们村上今年终于轮到拆迁了。

村支书骑着那辆掉了链子的永久牌自行车，挨家挨户送拆迁文件。到我家门口时，他支好车子，用袖子抹了把额头的汗，摊开一堆文件在我家门口的石桌上。

“老黄啊，你二伯家那块地，政府出高价。”支书拿出一张表格，手指在上面画了个圈，“这块地要建学校，单独算价，比别家多三十万。”

我接过那张皱巴巴的纸，看见二伯家老宅的地块被红笔圈了出来。

“那屋没人住了快三十年了，你收拾收拾，下周就能拆。”

我叹了口气：“里面的东西都不知道还在不在。”

支书笑着摇头：“那破房子谁敢进啊，你看你，上初中那会儿就传鬼故事，这都多少年了。”

他说完，拿起桌上的茶杯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留下一圈茶垢在杯沿。

“你二伯那事，现在想想也是怪。”支书拍拍我肩膀，“没人敢提，可谁又能忘。”

我点点头。村里谁不知道二伯的事？这么多年过去，提起来还是会让人心里发紧。

那天早上，我拿着钥匙站在二伯家的老宅前。

破旧的大门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门框上还贴着已经发黄的福字，棱角处卷了起来，像是老人干裂的嘴唇。推开门，一股霉味夹杂着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

院子里长满了齐腰深的杂草，几棵野生的构树从墙缝里钻出来，根部已经把墙基撑裂。一口水缸歪在角落，缸盖早已不知去向，里面积了大半缸黑水，漂着几片不知名的树叶。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正屋的门。

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像是在抗议久违的打扰。屋里的家具大都覆盖着厚厚的灰尘，电视柜上摆着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上面压着一本发黄的《人民日报》，日期还停留在1993年8月15日。

沙发扶手上有个烟灰缸，里面的烟灰结成了一块，像是被时间凝固了一样。旁边还有半包皱巴巴的”红塔山”，烟嘴全都泛黄。

冯德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还没走出去呢。

二伯叫冯德发，是村里的木匠，手艺在方圆十里都有名。我小时候听大人们说，县城里的家具厂请他去当师傅，年薪上万，他都没去。他说自己就是个泥腿子，不习惯城里人那套，还是在村里自在。

现在想想，要是二伯去了县城，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

我站在堂屋中间，任凭阳光透过落满灰尘的窗户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小时候过年，二伯总会给我做小木车、小弹弓之类的玩具，我总嚷嚷着要当木匠。二伯就笑，说：“学好字，考大学，别跟二伯一样整天满身木屑。”

他的木工房就在后院，我想去看看还在不在。

穿过厨房时，灶台上还放着一口生了锈的铁锅，旁边是一堆发霉的碗筷。那口锅我记得特别清楚，二伯说是从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煮出的饭特别香。

“咚”的一声，我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一个破旧的保温瓶滚到了一边，盖子掉了出来，里面涌出一股霉味。

二伯的老婆，我们叫二婶，是个勤快人。她总会提前做好饭，放在保温瓶里，等二伯回来吃。可惜两人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冯小兰，在我上初中那年嫁到了隔壁村。

后院的木工房比我想象的保存得要好。推开门，一股淡淡的木头香气扑面而来，和主屋的霉味截然不同。屋里的工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好像二伯随时都会回来继续他的工作。

木工台上还放着半成品的柜子门板，上面雕了朵半成品的牡丹花，连刻刀都还插在花蕊的位置，仿佛时间在这一刻突然停止。木屑散落在地上，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墙上挂着锯子、刨子、凿子，整齐得不像是被遗弃了三十年的样子。我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小推车，还码着几根新木料，上面连灰都没落多少。

这不对劲。

村里人都说这屋子闹鬼，三十年没人敢进，可是这木工房的模样，却像是有人经常来打理。

我搓了搓起了鸡皮疙瘩的手臂，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

“是老黄家的小子吧？”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把我吓了一跳。转身一看，是村长老王。

老王今年七十多了，早就退休了，但村里人还是习惯叫他村长。他站在门口，手里拄着根竹拐杖，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一副老农的打扮。

“王爷爷，您怎么来了？”我问道。

“听说你二伯家要拆了，我来看看。”老王走进屋，环顾四周，眼神有些复杂，“这木工房，我常来。”

我愣住了：“您不怕…那个传言？”

老王笑了笑，露出几颗发黄的牙：“什么鬼不鬼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你二伯是个好人，好人不会变成恶鬼。”

他走到木工台前，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抚摸那半成品的牡丹花：“这花，你二伯临走那天还在雕。说是要送给你二婶的生日礼物。”

“王爷爷，您知道二伯到底…”我欲言又止。

老王深深地叹了口气：“三十年了，有些事，该说了。”

1993年夏天，我们村通电才没几年，家家户户都在攒钱买电视机。二伯家的日子过得殷实，是村里第一批买上彩电的人家。每到晚上播《西游记》的时候，村里的孩子都挤在二伯家的院子里看电视。

那年8月15日，是个星期天，天特别热。

二伯大清早就出门了，说是去县城采购木料。按理说下午就该回来，可是一直到天黑也没见人影。二婶急得团团转，在村口等了又等。

晚上九点多，二伯终于回来了，但是整个人魂不守舍的。二婶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在县城热昏了头。

吃过晚饭，二伯一个人躲在木工房很久。后来有人说，听到木工房里传来砸东西的声音，还有二伯的哭声。但第二天一早，二伯又像没事人似的，该干啥干啥。

二伯接了村支书家的一个衣柜活，说三天就能做好。可是过了一周，那柜子还只完成了一半。村支书去问，二伯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耽误了几天。

村里人都觉得奇怪，二伯从来没这样过，他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人。

又过了几天，村口来了几辆警车，直接开到了二伯家门口。几个警察进去后，把二伯带走了。二伯走的时候脸色煞白，只对二婶说了句：“照顾好自己和闺女。”

村里人都懵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第二天的县报上登出一则消息：县城工业区发现一具男尸，经调查是被木工工具所杀，警方已锁定嫌疑人。

全村人都不敢相信，二伯怎么可能会杀人呢？他在村里一向老实巴交，从来不跟人红脸。

二婶整日以泪洗面，女儿小兰也从隔壁村赶了回来。村里人去问案情，警方只说证据确凿，但具体细节不方便透露。

三个月后，法院宣判，二伯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上说，死者是县城一家餐馆的服务员，与二伯素不相识，作案动机不明。

判决一出，全村哗然。二婶当场晕倒，被送到了医院。小兰跪在法院门口哭喊着二伯冤枉，被警察硬生生拉走。

半年后，二婶病逝，小兰也带着孩子离开了村子，再也没回来过。二伯家的房子就这样空了下来。

村里人都说二伯家闹鬼，晚上经常能听到木工房里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还有人说看见过一个人影在院子里走动。渐渐地，再也没人敢靠近那座老宅。

可老王不信这些。他说二伯绝不是杀人的人，这里面一定有隐情。

时间一年年过去，二伯的事情渐渐被人淡忘，只有那座空置的老宅，像是一个永远的伤疤，提醒着村人那段不愿回首的往事。

“所以，是您一直在打理这个木工房？”我看着老王问道。

老王点点头：“我欠你二伯的。他临走那天嘱咐我照顾好他家，我答应了。这么多年，我每个月都会来打扫一次，保持工具不生锈。”

“王爷爷，您觉得二伯真的…”

老王打断了我的话：“你跟我来。”

他带我回到堂屋，指着墙上的一幅全家福：“你仔细看看这照片。”

那是二伯一家三口的合影，是九十年代初拍的，照片已经泛黄，但依然能看清楚。二伯站在中间，憨厚地笑着，二婶和女儿小兰站在两侧。

“看出什么了吗？”老王问。

我摇摇头：“没什么特别的啊。”

“你再仔细看看墙。”老王指着照片背后的墙壁。

我凑近一看，发现照片挂的位置，墙纸有些微妙的不同，似乎是被揭开又贴上的痕迹。

“这里面有问题？”我问道。

老王没有回答，而是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取下照片，露出后面的墙壁。他用手指轻轻敲了敲，发出一种空洞的声音。

“帮我拿把刀来。”他说。

我从厨房找来一把菜刀，老王接过去，用刀背敲开了那块墙皮。里面露出一个小洞，他伸手进去，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个铁质的盒子，表面已经锈迹斑斑。

“这是…”我惊讶地看着那个盒子。

“打开看看。”老王的声音有些颤抖。

盒子的锁已经锈住了，我用菜刀撬了几下，终于打开了。里面是一叠发黄的纸和一个录音带，还有一枚染血的木雕小猫。

老王拿起那些纸，是几封信，还有一份调查笔记，都是二伯的笔迹。他颤抖着打开第一封信读了起来：

“德发兄，事情我已查明，凶手就是县城饭店的李老板。他因嫉妒王家芳改嫁给你，一直怀恨在心。那天在县城，我亲眼看见他用水果刀杀了那个年轻服务员，就因为那小伙子长得像你。事发现场只有我一人看见。我已录下他的认罪，录音带就在盒子里，还有沾了死者血的证物。请你交给警方，为自己洗脱冤屈。你的老友，老王。”

看完信，我和老王都沉默了。

“王家芳是我二婶？”我终于问道。

老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是啊，你二婶年轻时在县城饭店工作，和李老板是男女朋友。后来她认识了你二伯，觉得他踏实，就跟李老板分了手，嫁给了你二伯。李老板一直怀恨在心。”

“所以真正的凶手是李老板？那为什么二伯会…”

“替他顶罪了。”老王的声音低沉下来，“这信是我写给你二伯的，那天我在县城办事，亲眼目睹了李老板杀人。我当时就录了音，还捡了带血的木雕作为证据。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你二伯，让他去报警。”

“可是…”

“李老板在县里有权有势，认罪录音带被销毁了，证物也不知去向。反而是你二伯被栽赃陷害，说是他因嫉妒李老板和你二婶的旧情，杀了那个无辜的服务员。”

老王说着，眼泪不住地流下来：“我想为你二伯作证，可是李老板派人威胁我，说如果我敢站出来，就连我全家都保不住。我怕了，我没敢说真相。”

我拿起盒子里的录音带和那枚染血的木雕猫：“这些是…”

“是原始证据的备份。”老王说，“这是我写给你二伯的第二封信，让他把证据藏好。没想到他被抓走后，这些东西一直藏在墙里。”

我们又找出第二封信，上面写着：“德发兄，情况有变，我被威胁不能作证。这是证据备份，请你藏好，等风头过去再说。——老王”

“那二伯为什么不拿出这些证据为自己辩护？”

老王叹了口气：“可能是怕连累我和你二婶吧。他临走那天跟我说，让我照顾好他家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啊。”

我又翻出第三封信，是二伯写的：

“老王兄，证据我已收好。此事不要再提，我已认罪。李老板放话要对付我全家，我宁可一人承担。请你照顾好我妻儿。待他们离开村子安顿好后，再考虑是否公开真相。——德发”

看完这封信，老王老泪纵横：“你二伯，真是个好人啊。”

我们又找出第四封信，是二伯后来写给老王的：

“老王兄，我在监狱得知家芳病逝，小兰也离开了村子。这辈子我没能护她们周全，来世再报答吧。证据已藏好，墙里有盒子。若有来日，请为我洗刷冤屈。——德发”

读完最后一封信，我和老王都沉默了很久。

“王爷爷，那李老板现在…”

“早就遭报应了。”老王说，“十年前出车祸死了，他儿子把家产都败光了，饭店也关门大吉。”

我拿起那枚染血的木雕猫：“这可以作为证据吗？”

老王看着那枚木雕，突然泪如雨下：“三十年了，终于能还你二伯一个清白了。”

一周后，在村委会的帮助下，我们向法院提交了申诉材料，包括那盒子里的信件、录音带和木雕证物。警方经过DNA比对，确认木雕上的血迹确实来自当年的被害人，而录音带中李老板的认罪也得到了验证。

又过了两个月，法院宣布我二伯冤案昭雪，为他恢复了名誉。

拆迁那天，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当挖掘机推倒二伯家的老宅时，我看见老王靠在一棵老槐树下，默默地流泪。

“王爷爷，您还好吗？”我走过去问道。

老王擦了擦眼泪：“好，都好了。你二伯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

他指着二伯家的木工房：“那些工具，我都收起来了。等安置房建好，我给你二伯立个木工室，让村里人都记得，有个木匠叫冯德发，是个好人。”

这时，村支书骑着自行车过来，气喘吁吁地说：“老黄，老王，你们猜怎么着？刚才县里来电话，说要在拆迁地建的那所学校，准备命名为’冯德发希望小学’呢！”

老王听了，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这次，他笑了。

拆迁的灰尘中，我仿佛看见二伯站在他的木工房前，手里拿着那朵未完成的牡丹花，向我们微笑。三十年的冤屈，终于可以放下了。

风吹过老槐树，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讲述着一个关于冤屈、坚守和救赎的故事。

我掏出口袋里那枚小木雕猫，它已经被清洗干净，露出原本温暖的木色。我想，这大概就是二伯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礼物吧——一份沉默的勇气和无言的牺牲。

我们村的二伯，他从未杀人，却因为保护家人和朋友，在监狱里度过了三十年。而那堵墙里的铁盒，终于还他一个清白。

墙里的铁盒，装的不只是证据，还有一个好人的委屈和坚守。二伯用自己的三十年，换回了家人的平安。

村长说得对，好人不会变成恶鬼。那些年的”闹鬼”传言，或许只是村民们内心深处的愧疚和不安吧。

拆迁的机器轰鸣着，老宅在尘土中倒塌。但在那废墟之上，将会建起一所以二伯名字命名的学校。

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纪念方式了——让更多的孩子记住这个名字，记住这个村子里曾经有一个叫冯德发的木匠，一个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亲人的好人。

而那朵未完成的牡丹花，我决定找个手艺人接着完成，献给二伯和二婶在天之灵。

来源：牟牟说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