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一批唐代说唱文学的底本静默千年，直至1899年重见天日。这些被称作“变文”的文献，以散韵结合的独特形式，记录了中国民间叙事传统与口头文学的璀璨交融。作为唐代“转变”艺术的文本载体，变文不仅是佛教世俗化传播的产物，更是民间智慧与集体记忆的活

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一批唐代说唱文学的底本静默千年，直至1899年重见天日。这些被称作“变文”的文献，以散韵结合的独特形式，记录了中国民间叙事传统与口头文学的璀璨交融。作为唐代“转变”艺术的文本载体，变文不仅是佛教世俗化传播的产物，更是民间智慧与集体记忆的活态传承。

一、自由叙事：打破庙堂与市井的界限

变文的出现，标志着民间叙事挣脱了正统文学的桎梏。与庙堂文学追求典雅规范不同，变文以“时进时出”的灵活笔法，将历史人物与民间传说熔铸一炉。如《伍子胥变文》在史实框架内，植入渔夫辞剑、浣纱女投江等市井情节，使春秋名将的故事在街头巷尾口耳相传。这种叙事自由，恰如俄罗斯形式主义所提出的“位移说”——高雅文学从通俗文学中汲取表现手法，而变文正是民间叙事向精英文学反向渗透的典型。

二、口头程式：记忆传承的智慧密码

作为口头说唱艺术的底本，变文深嵌着程式化创作的基因。艺人们在表演中反复使用“悲歌已了，更复前行”等套语，形成“重章复沓”的叙事节奏。这种程式并非创作惰性，而是集体记忆的结晶。如同凉州贤孝艺人传承的“常备片语”，变文中的固定表达手段与典型场景，既是即兴表演的脚手架，也是文化基因的储存库。当《孟姜女变文》唱响“哭倒长城”的悲情时，程式化的夸张手法让封建徭役之苦穿透时空，引发历代听众共鸣。

三、活态变异：口头传统的生命律动

变文的文本化过程，意外凝固了口头文学的动态特质。同一题材的变文抄本，往往因说唱者的即兴发挥而呈现差异。这种变异性，恰是口头传统生命力的体现。敦煌文献中的《舜子至孝变文》，既有后母虐待的常规情节，又衍生出“猪狗耕地”的奇幻场景，反映出民间叙事在传播中的自我更新机制。正如凉州贤孝艺人所言：“不同的场子唱不同的词”，变文在程式与变异的张力中，完成了集体记忆的代际传递。

四、视觉叙事：图文共生的传播革命

变文与“变相”（配套图画）的共生关系，开创了多维度的叙事空间。《降魔变》等作品以连续插图配合说唱，形成“看图讲唱”的立体表演。这种图文互动，既是对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的关怀，也是记忆效率的优化——图画作为视觉锚点，辅助艺人完成长篇叙事。当现代连环画用分镜语言讲述故事时，或许不曾想到，千年前的敦煌艺人早已参透图文叙事的深层密码。

敦煌变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学史地位，更在于它揭示了民间叙事与口头文学的生存智慧。在程式化与变异性的双重变奏中，在图文共生的多维叙事里，变文构建起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场。当我们在敦煌数字供养人壁画前驻足，在凉州贤孝的悠扬唱腔中凝神，仍能触碰到那份源自唐代的叙事基因——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传统，永远生长在民众的口耳之间。

来源：丙坤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