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姐，我没办法照顾妈，你接过去吧。＂电话那头，弟弟的声音透着疲惫和无奈。

＂姐，我没办法照顾妈，你接过去吧。＂电话那头，弟弟的声音透着疲惫和无奈。

＂行，先答应给姐做三件事。＂我握紧话筒，眼前浮现出母亲那日渐佝偻的背影。

那是1992年的春天，窗外柳絮纷飞，我正在供销社的柜台里忙得不可开交。

单位新下的＂熊猫牌＂彩电让职工排队预订，那可是稀罕物，一台要两千多块钱，相当于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

记账的活计全压在我一人身上，我不敢有丝毫马虎，生怕出了差错要赔钱。

那时候，我和丈夫小李刚在县城站稳脚跟，有了份令人羡慕的国企工作，还分到了一套四十平米的筒子楼单位宿舍。

弟弟小勇在乡下桥头小学教书，工资微薄，一个月才一百八十块钱，却要照顾渐渐老去的母亲。

母亲自从父亲去世后，一直住在弟弟家的那间堂屋里，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刺骨。

她那时已经六十出头，一场风湿病让她腿脚不便，需要人扶着才能下地。

弟媳妇淑芬刚生了二宝，家里忙得天翻地覆，鸡飞狗跳，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奶粉钱、学费都是不小的开销。

＂姐，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看妈这身子骨，又要吃药又要人照顾，我们家那条件你是知道的，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这大热天的，妈身上都长疮了。＂弟弟在电话里说得可怜。

我叹了口气，想起上次回老家看母亲，她确实瘦了一大圈，身体也越发硬朗不起来。

＂姐，你在县城，条件好，有自来水有电灯，还有厕所，再说你们也没孩子，应该有时间照顾妈。＂弟弟的话像一把钝刀，既戳中了我和丈夫无子的痛处，又暗示着照顾老人的责任理所应当由我们来承担。

话筒那头传来弟媳妇的催促声，还有孩子的哭闹声，听得我心烦意乱。

＂我答应接妈过来，但你得先答应我三件事。＂我咬了咬嘴唇，终于下定决心。

第一件事，弟弟必须每个月拿出一百块钱作为赡养费；第二件事，每个月至少来看望母亲一次；第三件事，过年过节必须带着孩子来陪母亲住几天。

这三条，我说得斩钉截铁，字字句句都敲在心坎上。

＂姐，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弟弟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一个月才挣一百八十块钱，拿出一百给妈，我家怎么过？淑芬还要给孩子买奶粉呢！＂

屋外传来广播喇叭的声音，正在播放《东方红》，那熟悉的旋律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每当这个点，村里的大喇叭总会响起，母亲就会开始准备晚饭。

＂你的意思是，照顾妈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当初爹临终前是怎么交代的，你忘了？他老人家说了，兄妹两个要互相扶持，共同照顾好妈。＂我努力压制着情绪，不想在电话里和弟弟吵起来。

＂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弟弟的声音低了下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最后弟弟妥协了，答应每月给五十块钱，其余条件照办。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什么时候把妈送过来？＂我问道。

＂下周六吧，我找村里的拖拉机，直接把妈送到你家门口。＂弟弟说完，便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望着窗外逐渐西沉的太阳，心里五味杂陈。

接母亲来住，意味着我和小李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生活又要被打乱。

那个晚上，等小李下班回来，我把和弟弟的通话告诉了他。

＂媳妇，你看着办吧，反正妈迟早是要人照顾的。＂小李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说道。

我知道小李这是默许了，虽然他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但也没有反对。

就这样，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周六下午，弟弟开着借来的手扶拖拉机，载着母亲和几件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县城。

拖拉机的突突声老远就能听见，我站在楼下的水泥路边，望着那辆冒着黑烟的拖拉机慢慢靠近。

母亲坐在拖拉机后斗里，用一块已经褪色的蓝布包裹着自己，那是父亲生前最常穿的那件中山装改的。

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顺着脸颊流下，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看着母亲那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的面容，我的心揪紧了，一种说不出的心疼涌上心头。

＂妈，您来了。＂我上前扶住母亲，感觉她比上次见面又轻了一些，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

＂闺女，给你添麻烦了。＂母亲拉着我的手，眼中含着泪水。

小李从单位赶来，接过弟弟手中的行李——一个旧木箱和一个包着塑料布的包袱。

＂姐，妈的药都在这个塑料袋里，一天三次，饭后吃。＂弟弟指着一个塑料袋说道，里面装着几盒药片和几包中草药。

安顿好母亲，弟弟似乎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

＂不留下吃个饭再走？＂我问道。

＂不了姐，我得赶紧回去，明天还要上课呢。＂弟弟说着，已经往拖拉机走去。

望着弟弟离去的背影，我心中有些失落，却也理解他的匆忙——毕竟下周一就要上课，回去还要备课。

母亲来的第一晚，我在阳台上支起了一张行军床。

那张床是单位换下来的旧物，还算结实，床腿有些锈迹，但不影响使用。

小李从库房里找出一块泡沫垫子，又在街上买了新床单和被罩，总算让母亲有了临时的住处。

阳台虽小，但收拾得整整齐齐，还放了一盆栀子花，那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每到夏天开花时，香气能飘满整个房间。

＂闺女，这样就挺好的，比在乡下强多了。＂母亲坐在床边，抚摸着新床单，眼里闪着泪光。

她的手指因为常年干农活而粗糙变形，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土，那是多少年的辛勤劳作留下的印记。

接下来的日子，我渐渐发现，照顾老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母亲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方式，早上四五点就起床，在屋里走来走去，弄得我和小李常常无法安睡。

＂妈，您别这么早起，再睡会儿。＂我迷迷糊糊地说道。

＂闺女，我睡不着啊，从小到大都是这个点起床的，改不了了。＂母亲低声回答，语气里满是歉意。

她还喜欢用冷水洗衣服，即使是冬天也坚持如此，嘴里念叨着＂热水洗不干净＂，结果老毛病犯了，关节痛得直不起腰来。

我赶紧去药店买了风湿膏药，贴在母亲膝盖上，又用热水袋敷着，母亲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一些，嘴里却不住地说＂麻烦闺女了＂。

最难的是要适应彼此的生活习惯。

母亲习惯了粗茶淡饭，一碗小米粥，几个咸菜，就能吃得津津有味。

而我和小李则喜欢变着花样吃，荤素搭配，这就造成了一桌子菜，母亲总是只吃那一两样最简单的。

＂妈，您老了，得补补身子，这鱼汤我特意放了少盐，您尝尝。＂我把碗往母亲面前推了推。

＂不用浪费，我这辈子就这样过来的，城里饭菜太精细，我吃不惯。＂母亲摆摆手，然后默默地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上面只放了一点点咸菜。

看着母亲瘦削的背影，我心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母亲来了半个月后，我们的邻居王阿姨敲门来借酱油，看到母亲正在阳台上坐着织毛线。

＂这是您母亲啊？＂王阿姨热情地打招呼。

＂是啊，我妈从老家过来住一段时间。＂我含糊地回答。

其实我心里清楚，这个＂一段时间＂很可能就是永远。

＂您老人家身体还好吧？来城里住，比乡下好多了，有电视看，有自来水用。＂王阿姨笑着说道。

母亲点点头，露出一个拘谨的笑容：＂是啊，城里条件好，就是闺女和女婿太辛苦了，还要照顾我这个老婆子。＂

＂哪里的话，养儿防老，这不是应该的嘛！＂王阿姨说完，拿着借来的酱油走了。

我看到母亲听到＂养儿防老＂这句话时，眼神暗了暗，手中的毛线也停了下来。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有一儿一女，却只能住在女儿家。

乡下有句老话：＂养儿不养女，养女防老不中用。＂可在母亲这里，却恰恰相反。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而又充满摩擦。

弟弟按照约定，每月送来五十块钱，但看望母亲的次数却越来越少。

起初是每月一次，后来变成两个月一次，再后来就只在节假日才露面。

每次他来，总是匆匆忙忙，待不了半天就走了，理由是学校忙，家里的孩子没人照顾。

＂姐，这是这个月的钱。＂弟弟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五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放在桌上。

＂妈最近身体怎么样？＂弟弟问道，眼睛却不敢直视我。

＂还能怎么样，老毛病又犯了，前两天腰疼得连床都下不来，还是我请了假在家照顾。＂我没好气地说道。

弟弟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出一个纸包：＂这是我托人从中药铺买的风湿药，听说挺管用的。＂

我接过药包，心中的怨气稍稍减轻：＂你这次又待多久？＂

＂我下午就得走，学校有个会。＂弟弟看了看手表，紧张地说道。

我没再说什么，领着弟弟去看母亲。

母亲正在小板凳上择菜，看到弟弟，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小勇来了！快坐下喝口水，渴了吧？＂

＂妈，我不渴。您身体还好吧？＂弟弟在母亲身边蹲下，握着母亲的手。

＂好着呢，你姐和姐夫对我可好了，有肉吃，有奶喝，比在家里强多了。＂母亲笑着说，眼里却噙着泪。

我知道母亲是在安慰弟弟，不想让他担心。

弟弟在母亲房里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匆匆告辞了。

母亲站在窗口，目送弟弟离去，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才收回视线。

＂妈，您别站了，腿疼就坐下歇会儿。＂我扶着母亲回到床边。

＂没事，我就是想多看小勇一眼，这孩子瘦了。＂母亲轻声说道，眼中满是牵挂。

＂他忙着呢，两个孩子要养，学校工作也不轻松。＂我帮母亲顺了顺头发，不忍心说弟弟的不是。

母亲点点头：＂我知道，我不怪他。你们兄妹两个都不容易，我这老太婆就是拖累你们。＂

＂妈，您别这么说。＂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有一次，母亲生病住院，我给弟弟打电话，却怎么也联系不上。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只能通过乡下的邮电所或者广播站联系。

最后是通过村里的广播站喊话：＂请桥头小学的周小勇老师速回家，母亲病危住院！＂这才把弟弟喊来。

到了医院，弟弟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挂着盐水，脸色苍白如纸，红了眼眶，跪在病床前痛哭起来：＂妈，您怎么了？儿子不孝，没有照顾好您！＂

母亲虚弱地伸出手，抚摸着弟弟的头：＂傻孩子，妈没事，就是老毛病又犯了，过两天就好。＂

弟弟拉着母亲的手，泪流满面：＂妈，您别吓我，您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看到这一幕，我的心软了下来，知道弟弟是真心疼爱母亲的。

可就是这样一个痛哭流涕的儿子，在母亲病情稳定后，又匆匆离去，理由依然是学校忙，家里的孩子没人照顾。

＂弟弟有自己的难处，＂母亲总是这样替他开脱，＂两个孩子要养，媳妇又不太贤惠，他比你还难。＂

我没有反驳母亲，但心里的怨气却越积越多。

特别是看到小李为了省钱，主动放弃了单位组织的旅游；为了照顾母亲，推掉了好几次升职的机会。

这些牺牲，弟弟永远不会知道，也不曾表示过一句感谢。

1995年的一个晚上，小李回来告诉我一个消息：他的调动申请终于批下来了，要去省城一家大厂工作。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不仅工资会翻一番，还能分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福利。

但母亲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

＂要不把妈送回弟弟家？＂小李小心翼翼地提议，生怕我不高兴。

我摇摇头：＂当初说好的，怎能反悔？再说，省城的条件更好，妈跟我们一起去吧。＂

小李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我给弟弟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要搬去省城的事。

＂姐，那妈......＂弟弟的声音里带着试探。

＂妈当然跟我们一起去。＂我斩钉截铁地说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弟弟轻声说：＂谢谢姐，我欠你的太多了。＂

＂不用谢，你按时把赡养费寄来就行，地址我到时候告诉你。＂我说完，挂了电话。

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搬到了省城。

新家比县城的宿舍大了一倍多，有七十多平米，母亲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不用再睡阳台了。

房间里我特意挂了一幅父亲的老照片，还买了一把摇椅放在窗边，让母亲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看着楼下的花园。

母亲看到新家，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芒：＂闺女，这房子真气派，比县城的大多了。＂

我笑着说：＂是啊，妈，您以后就住这里，宽敞明亮，还有独立卫生间，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上厕所了。＂

母亲点点头，却突然落下泪来：＂闺女，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和小李了。＂

我拉着母亲的手：＂妈，您养我这么大，不要说这种话。＂

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生活压力：房贷、物价、交通，样样都是开销。

弟弟的赡养费依然是每月五十元，这在省城连母亲的零花钱都不够。

我和小李都在拼命工作，为了多赚些钱，小李甚至接了夜班，经常凌晨才回家。

我也不闲着，下班后还在一家服装店帮忙做账，每个月能多挣两百块。

日子虽然辛苦，但看到母亲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心里也感到欣慰。

省城的医疗条件比县城好多了，母亲的风湿病在正规治疗后，明显缓解了不少。

她甚至开始学着做些简单的家务，比如擦桌子、扫地，虽然我总是阻止她，怕她累着。

＂闺女，我不干点活就浑身不自在，让我帮你分担一点吧。＂母亲坚持道。

看着母亲渐渐红润起来的脸色，我心里满是欣慰。

但弟弟的问题依然存在。

搬到省城后，他来看望母亲的次数更少了，理由是路途远，来回不方便。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打电话质问他。

＂姐，我实在拿不出更多了。＂弟弟在电话里辩解，＂你知道的，乡村教师工资低，孩子学费又高。＂

＂弟，不是钱的问题，＂我深吸一口气，努力控制情绪，＂你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每个月来看妈一次，现在你几个月才来一次。妈整天念叨你和孩子们，你就不能多来看看她？＂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最后弟弟轻声说：＂等暑假吧，我带孩子们一起来住几天。＂

我挂了电话，心里五味杂陈。

母亲已经站在门口，显然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她的脸上写满了失落，却努力挤出一丝微笑：＂闺女，别为难你弟弟了，他有他的难处。＂

＂妈，您别总是替他说话！＂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他把所有照顾您的责任都推给了我，自己却躲得远远的，这公平吗？＂

母亲叹了口气，缓缓走回自己的房间，轻轻带上了门。

我站在原地，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心里涌起一阵愧疚。

母亲房间里传来轻微的抽泣声，我站在门外，想敲门又放下手，最终无奈地走开了。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一个旧箱子，里面装着我和弟弟小时候的照片和一些老物件。

那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弟弟大概五六岁，穿着我改小的衣服，怯生生地站在我身旁。

照片背面，母亲歪歪扭扭地写着：＂小勇六岁，小芳十六岁，1978年夏。＂

那时候家里穷，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

记得那年闹旱灾，村里的井都快干了，母亲每天凌晨三点起床，排队挑水，才能保证一家人的基本用水。

为了让弟弟上学，我早早辍学在家，帮母亲干活，照顾弟弟。

箱子里还有弟弟小时候穿过的一双布鞋，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鞋底已经磨破了，却被母亲珍藏至今。

还有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几枚硬币和一张早已无法使用的粮票，那是母亲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家底＂。

看着这些老物件，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记得弟弟上小学那年，我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个书包，看着他背着新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的样子，我心里满是骄傲。

后来，凭着我的鼓励和督促，弟弟考上了中专，成了村里少有的文化人。

想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了母亲为什么总是偏袒弟弟。

在她眼里，弟弟永远是那个需要保护的小儿子，而我则是坚强的大女儿，能够承担一切。

这不是偏心，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保护。

第二天一早，我敲响了母亲的房门，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和她最爱吃的咸菜。

＂妈，对不起，昨天我语气太重了。＂我愧疚地说道。

母亲摆摆手：＂闺女，是我不该总护着你弟弟，你说得对，他确实应该多来看看我。＂

我们相视一笑，心中的隔阂似乎消融了一些。

就在我和母亲正说着话时，门铃响了。

打开门，竟是弟弟站在门外，身后还跟着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六岁，一个像弟弟，一个像弟媳。

＂姐，我请了假，带孩子来看妈。＂弟弟的眼圈有些发红，＂昨天电话里，我听出妈在旁边，就想着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我愣住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在这时，母亲的房门打开了，她看到弟弟和孙子，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是小勇啊，怎么突然来了？孩子们都长这么高了！＂

大外甥像箭一样冲过来，搂住母亲的腰：＂奶奶，我想您了！＂

小外甥紧随其后，奶声奶气地喊着：＂奶奶，我给您带了糖果！＂

那一晚，我们一家人难得团聚。

弟弟带来了家乡的土特产：一袋自家种的大米，几斤腌制的咸鸭蛋，还有村里酿的米酒。

＂姐，这是我们村今年的新米，妈最爱吃了。＂弟弟笑着说道。

孩子们在客厅里奔跑嬉戏，母亲忙着张罗晚饭，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小李下班回来，看到这一幕，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主动拿出珍藏的几瓶啤酒，招呼弟弟一起喝。

饭桌上，弟弟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姐，这是我这些年欠下的赡养费，一共三千元。我知道远远不够，但我会慢慢补上的。＂

我没有接，而是看向母亲。

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她轻轻拍了拍弟弟的手：＂孩子，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能经常团聚。＂

＂妈说得对，＂我终于开口，＂我们是一家人，就该互相扶持。弟，以后你有困难就直说，不要躲着。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照顾妈这么多年，有时候确实觉得委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了。＂

弟弟低着头，声音哽咽：＂姐，这些年真的辛苦你了。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看妈，也会尽我所能分担责任。＂

那一刻，我感到心中多年的疙瘩终于解开了。

看着母亲满足的笑容，我突然明白，照顾她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幸福。

而这种幸福，需要我和弟弟共同去创造和维护。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

母亲破天荒地吃了两个鸡蛋，还夸我的手艺越来越好。

弟弟主动洗碗收拾厨房，小李则陪着孩子们看动画片。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将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温暖而和谐。

那天下午，弟弟带着全家去了省城的人民公园。

母亲坐在轮椅上，由我和弟弟轮流推着，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不时指着路边的花草树木，感叹城市的美丽。

＂你看那花，比咱村里的还好看呢！＂母亲指着一丛盛开的月季，兴奋地说道。

孩子们在前面奔跑嬉戏，小李负责拍照，记录下这难得的家庭时光。

公园的广播里正播放着《爱我中华》，周围是悠闲散步的市民和嬉戏的孩童，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的香气。

母亲突然拉住我和弟弟的手，哽咽道：＂孩子们，看到你们和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我知道照顾我不容易，但只要你们兄妹和睦，我就满足了。＂

那一刻，我和弟弟相视一笑，默契地点了点头。

我们都明白，照顾母亲不只是义务，更是一种传承，是对她多年养育之恩的回报。

而这份责任，需要我们共同承担，不分彼此。

回到家后，弟弟郑重地把那个装着三千元的信封放在了茶几上：＂姐，这钱你一定要收下，不是赡养费，就当是我这些年的一点心意。＂

我看了看母亲，然后接过信封：＂那我就收下了，但不是给我自己的，我会存起来，以后给妈买些营养品和好衣服。＂

弟弟点点头，眼中闪着泪光。

临走前，弟弟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姐，从小到大，你为我付出了太多，这辈子我都还不完。我会好好孝顺妈，也会记得你的恩情。＂

这是弟弟第一次如此直白地表达感谢，我心中的怨气烟消云散。

后来的日子，弟弟果然说到做到，每个月都会抽时间来看望母亲，逢年过节更是会带全家人一起住上几天。

他还主动提高了赡养费，每月给一百元，虽然对于省城的生活来说依然不多，但这份心意已经让我非常满足。

母亲的身体也慢慢好转，她开始学着适应城市的生活，甚至和小区里的老人们一起跳起了广场舞。

看着母亲渐渐融入了新的生活，我和弟弟都感到由衷的欣慰。

至于那三件事的约定，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我们都明白，家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条条框框来维系的，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那份牵挂和爱。

1998年冬天，母亲的风湿病突然加重，不得不再次住院。

这一次，弟弟接到电话后立刻请了假，连夜赶来医院。

他不仅带来了村里的一些土方子，还主动提出轮流照顾母亲，让我和小李能够休息。

看着弟弟熟练地给母亲倒水、喂药、按摩腿脚，我忍不住问：＂弟，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

弟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专门去卫生所学的，就想着以后能帮你分担一点。＂

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知道弟弟是真心想要尽孝道的。

母亲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后，弟弟又请了一个星期的假，留下来照顾母亲。

看着弟弟的背影，我突然发现他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肩膀也变得宽厚了，不再是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小弟弟了。

2000年的除夕夜，母亲在睡梦中安详离世，走得很平静，没有一丝痛苦。

那天晚上，她还和我们一起包了饺子，看了春节联欢晚会，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谁能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团聚。

收拾母亲的遗物时，我在她枕头下发现了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弟弟这些年来每次看望她时偷偷塞给她的钱。

母亲没有花，而是一直攒着，布包里有整整五千多元。

布包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留给勇子的两个孩子做学费。＂

那一刻，我和弟弟抱头痛哭。

我们终于明白，母亲的爱从未偏心，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她用自己的方式，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家人之情。

葬礼过后，弟弟提出要把母亲的骨灰安放在城市的公墓里，这样他每次来看我时，也能顺便祭拜母亲。

我同意了，我们一起选了一个向阳的位置，周围种满了母亲生前最爱的栀子花。

每次栀子花盛开时，那股浓郁的香气仿佛就是母亲的气息，让人倍感温暖。

如今，我已经退休，时常会想起那段与母亲共处的岁月。

那些曾经的磕磕绊绊，那些争执和和解，都成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照顾老人，不仅是尽一份孝道，更是完成一次心灵的成长。

而那个当初定下的＂三件事＂约定，虽然早已不再提及，却在无形中塑造了我们家庭的相处之道，成为了联结亲情的无形纽带。

弟弟的孩子们都已长大，大的在省城工作，小的考上了大学。

每逢周末，他们都会来我家吃饭，带着各种小礼物，亲切地喊我＂大姑＂。

看着他们阳光灿烂的笑容，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年轻时的影子。

毕竟，人生在世，最珍贵的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那些用心经营的情感和回忆。

在回望往事的时刻，我常常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手心手背都是肉，哪有父母不爱子女的？＂

如今我终于懂得，兄妹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和弟弟，一个在城市，一个在乡村，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压力，但血浓于水的亲情，却永远是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

每当夕阳西下，我坐在阳台上那把曾经母亲常坐的摇椅上，望着远处的山峦，心中涌起一阵平静与满足。

曾经的怨恨早已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那份深沉而永恒的骨肉亲情。

来源：浮生一场清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