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93年夏天，我刚生完女儿不久，蜿蜒的胡同里回荡着收音机里传来的邓丽君的《甜蜜蜜》，窗外是烈日炙烤下的蝉鸣，屋内是婴儿的啼哭与婆婆手中算盘的清脆声响。

＂想不到我们现在也要AA制了？＂我看着婆婆递来的账本，笑着接过。

那是1993年夏天，我刚生完女儿不久，蜿蜒的胡同里回荡着收音机里传来的邓丽君的《甜蜜蜜》，窗外是烈日炙烤下的蝉鸣，屋内是婴儿的啼哭与婆婆手中算盘的清脆声响。

我叫赵雨荷，那年二十七岁，在市里一家国营纺织厂做会计，每月工资一百七十多块，在那个年代已算不错。

丈夫江明是纺织厂的技术员，我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同一个城市的同一家厂，算是两地分居的苦日子没有落到我们头上。

我们结婚三年，好不容易盼来了孩子，单位发了二十块钱的独生子女补贴，还特意给我调了个轻松的岗位。

那时的人们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习惯，讲究＂有病不忘打预防针＂，我怀孕时，单位的老会计王阿姨就叮嘱我：＂雨荷啊，坐月子可得小心，千万别落下月子病。＂

婆婆江秀英是个小学老师，退休后便来照顾我们，本是件高兴事，却不想日子越过越不是滋味。

我出生在河北一个小县城，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在百货公司卖布，那时家里虽不富裕，一家人却和和睦睦。

在我的成长环境里，家人之间从不计较金钱，更别提什么AA制了，那会儿压根也没这词儿，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父亲常拍着我的肩膀说：＂雨荷，记住，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对我来说，这就是家庭的全部意义。

江明与我是大学同学，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为人踏实，性格温和，总是一副＂和为贵＂的样子。

记得大学时，班上组织郊游，同学们七嘴八舌争论去哪儿，他就笑呵呵地说：＂大家怎么定都行，我都随意。＂

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们领了一本红色的结婚证，在厂里的礼堂办了个简单的婚礼。

同事们送了茶杯、暖瓶这些实用物件，厂领导还特批给我们分了一套六十平米的两居室，虽然是筒子楼，但在那会儿已经很不错了。

婆婆刚开始是支持我们小两口自己过日子的，她常说：＂小两口嘛，还是自己过舒服。＂

可等我怀孕后，婆婆就变了主意，主动提出要来帮我们带孩子，还说什么＂头胎儿媳妇带孩子没经验，孩子不好养活＂。

起初我很感动，以为终于有了得力帮手，婆婆来时还带着老家的咸鸭蛋、晒干的香菇，我想这日子肯定有奔头了。

可没想到，女儿出生后不到一个月，婆婆就变了样。

那天我坐在缝缝补补的旧沙发上给孩子喂奶，电视里正播着《渴望》，刘慧芳正跟丈夫涛子吵架，隔壁老刘家的收音机里传来《东方之珠》的旋律。

婆婆忽然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着账目，她指着最后一页对我说：＂雨荷，你看看，算算这个月的账。＂

我一头雾水：＂妈，什么账啊？＂

＂这个月的家用啊，＂婆婆推了推老花镜，说，＂我已经算好了，水电煤气一共三十六块七，米面油盐蔬菜肉蛋一百二十一块四，我照顾小丫头的劳务费嘛，按市场价算最少也得一百。＂

我愣住了：＂妈，您这是...＂

婆婆理直气壮地接道：＂要AA制嘛，现在不是都讲究这个？我退休金只有八十多块，总不能让你们给我养老，也不能白给你们干活啊！＂

江明听到了，从屋里出来，有些尴尬地看了看账本，支支吾吾地说：＂妈，您这是...＂

＂现在讲究经济独立嘛，不能总麻烦你们小两口。＂婆婆笑着说，眼神却不容拒绝，＂再说了，我这点退休金也不宽裕，自己还要养老呢。＂

我看了看江明，他低着头不说话，我知道他夹在中间为难，便咬了咬嘴唇，硬挤出个微笑：＂行，那就按妈说的办吧。＂

就这样，我们家开始了奇怪的AA制生活。

每次买菜回来，婆婆都会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那个红皮笔记本，仔细记账：＂今天的青菜三块二，肉七块五，一共十块七，雨荷你出三块五，明子出三块六，我出三块六。＂

婆婆的录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她跟着哼着，熟练地按着算盘，＂啪嗒啪嗒＂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

刚开始我只觉得新鲜，甚至有点好笑，心想电视里演的＂婆媳大战＂也不过如此。

可日子久了，这种算计便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整天生活在一个计算器的世界里，连上厕所的手纸都要算计着用。

特别是看到隔壁张大娘疼孙子孙女的样子，再想想自己家的情况，心里总觉得委屈。

那年头大家都没啥钱，张大娘也是个小学退休老师，跟我婆婆差不多，可她总是把自己的零花钱都花在孙子身上，每次见了我都说：＂你婆婆真好，特意跑来帮你们带孩子。＂

我是个要强的人，从不愿让人看出我的难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好像我比谁都满足。

每次邻居问起婆婆对我们的照顾，我总是笑着说：＂我婆婆可好了，不但帮忙带孩子，还特别细心地管理家务呢！＂

女儿满月那天，按老家习俗要办满月酒，我做了一大桌子菜，馄饨、红烧肉、清蒸鱼，把小区几家要好的邻居都请来了。

婆婆在厨房里帮忙择菜，却时不时地提醒我：＂这鱼多少钱一斤啊？记得把账记清楚。＂

我只能勉强笑着应付：＂妈，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席间，张大娘夸奖说：＂秀英，你女儿真孝顺，满月酒办得这么热闹。＂

李奶奶也笑眯眯地说：＂还是退休了好啊，能帮着看孙子孙女，比啥都强！＂

我跟着附和，不动声色地给她们盛饭夹菜。

直到大家散去，收拾残局时，婆婆拿出那个红皮笔记本，举着刚换的老花眼镜念：＂今天这顿饭花了一百二十三块四，你们两口子各出五十，我出二十三块四。＂

我强忍着泪水点点头，心里却在想：＂这哪是一家人啊？简直像是合伙开饭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金钱不是问题的关键，是那份计算的心思让我心寒，就像冬天里的冰凌子一样，冻得我直发颤。

江明看出了我的不快，他性格软弱，只会在私下安慰我：＂我妈年纪大了，有些固执，她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这样。＂

说着还从床底下翻出两块＂大白兔＂奶糖塞给我：＂别生气了，来吃块糖。＂

那时候，＂大白兔＂奶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奢侈品了，江明会在发工资那天偷偷买两块藏起来。

我不想因为这事影响夫妻感情，便把委屈都咽了下去，跟着江明一起哄女儿玩＂小手拍拍＂的游戏。

日子一天天过去，女儿渐渐长大，会喊＂爸爸＂＂妈妈＂了，却不肯喊＂奶奶＂，这让婆婆很是不满，常常撇着嘴说：＂小没良心的，连奶奶都不喊！＂

我和婆婆各自记着账，家里俨然成了一个小型合作社，谁也不敢多吃一口菜，多用一度电。

有时候我会想，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是不是等女儿大了，我和江明就可以摆脱这种窘境？

转机出现在女儿两岁半的时候，那是1995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

那天，我下班回家，外面刮着寒风，楼道里的灯泡坏了，伸手不见五指。

我摸黑上了楼，开门后发现家里乱糟糟的，女儿的玩具撒了一地，她正在沙发上睡着，小脸蛋红红的，像煮熟的虾子。

＂妈，孩子怎么了？＂我急忙问道，下意识脱下手套摸了摸女儿的额头。

婆婆在厨房切白萝卜，头也不抬：＂可能是感冒了，一直闹腾，刚睡着，小孩子嘛，没事，退烧就好了。＂

我摸了摸女儿的额头，烫得吓人，比煮沸的水还烫。

我顾不上脱大衣，立刻抱起她就往楼下跑：＂妈，这孩子发高烧了！得赶紧去医院！＂

婆婆在后面喊：＂别大惊小怪的，小时候发烧都是捂一捂就好了，现在的年轻人一点小事就去医院，太金贵了！＂

我充耳不闻，抱着女儿冲到楼下，拦了辆三轮车直奔医院。

医生检查后严肃地说：＂高烧39度8，是急性肺炎，情况很严重，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医生，能不能快点，我女儿一直在哭！＂

那几天，我请了假守在医院，寸步不离。

医院的墙壁是发黄的白色，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病房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生病的孩子，每天只能靠食堂买馒头就咸菜充饥。

江明因为厂里有重要项目，只能晚上来医院照顾几个小时，他愧疚地说：＂对不起，厂里这批布料质检不过关，返工呢。＂

我理解地点点头：＂没关系，你去忙吧，孩子有我呢。＂

婆婆来过一次，带了些苹果香蕉，然后就说家里还有事，匆匆离开了。

走时还不忘叮嘱我：＂别乱花钱，这病嘛，吃点药打点针就好了。＂

我看着女儿小小的身躯插满了管子，再听着婆婆的话，心如刀绞，却没力气反驳。

女儿住院一周后出院，输了整整五瓶吊针，医药费花了近千元，那在九十年代中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我们两个月的工资了。

当我拿着账单回家时，婆婆正坐在电视机前看《渴望》的重播，她看了账单一眼，皱了皱眉：＂这么多钱啊，要不要我也出一部分？＂

我疲惫地摇摇头：＂不用了，妈，孩子是我们的，这钱该我们出。＂

我的语气很平静，却像是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无数涟漪。

婆婆点点头，似乎松了口气，她拿出那个红皮笔记本，继续记录着每天的柴米油盐，可眼神却不如从前那么理直气壮了。

那一刻，我忽然领悟到了什么。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态度，与其配合婆婆的AA制，不如主动掌握家庭的经济大权。

我开始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责任，有空就下厨做饭，每次做饭都会多做一些，让婆婆也吃得舒心。

我还记得那天我做了糖醋里脊和西红柿炒蛋，婆婆吃得很香，说：＂雨荷，你这手艺不错啊！＂

我笑笑说：＂多亏了妈教的好。＂虽然婆婆从没教过我做饭。

每次婆婆拿出账本，我就笑着说：＂妈，您放心，这个月的生活费我已经准备好了，您不用操心，多休息休息。＂

然后我会偷偷往她床头柜里塞一些钱，不多，也就二三十块，但足够让她感到意外和温暖。

这种做法让婆婆很不适应，开始还会试探着说：＂是不是该算算账了？＂

我总是笑而不答，把话题转到小区里谁家猫生了小猫，或者哪个电视剧又出了新集。

随着时间推移，我和婆婆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她渐渐不再提AA制的事，而我也不再因为她的斤斤计较而生气。

江明看出了我的变化，有一天晚上，他小心翼翼地问我：＂你是不是对我妈有意见？＂

那时候我正在给女儿熨校服，老式熨斗发出＂嗤嗤＂的声音，屋里的白炽灯泡照得人脸发黄。

我摇摇头：＂没有，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总麻烦妈，她年纪大了，该享清福了。＂

江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给我倒了杯热水：＂你变了，以前你总跟我抱怨我妈的事。＂

我笑了笑：＂人总要学会长大的，对吧？＂

江明搂住我的肩膀：＂谢谢你，雨荷。＂

我知道他夹在中间很难做，也不想逼他选边站，毕竟那是他亲妈，血浓于水的亲妈。

一天晚上，我无意中听到婆婆在自己房间里跟老姐妹通电话：＂我那个儿媳妇，还真不错，会过日子，现在不用我操心了，她自己管着账......＂

听到这话，我的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女儿三岁生日那天，刚好是周末，我特意请了假，做了她最爱吃的红烧肉和糖醋排骨，还去副食品商店买了个奶油蛋糕，上面写着＂丫丫三岁生日快乐＂。

那时候的蛋糕还是稀罕物，周围的孩子们都羡慕地看着，女儿穿着她最喜欢的小红裙子，在院子里和邻居家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我还给她买了套积木和一只毛绒小熊，虽然不是什么名牌货，但女儿抱着小熊亲了又亲，高兴得手舞足蹈。

婆婆一大早就出门了，说是要去老姐妹家串门，我心里有些失落，但也没说什么，毕竟这么些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了。

傍晚时分，客人们散去，我正收拾着餐桌上的残局，婆婆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粉色的包裹，看起来很精致。

她面色有些局促，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我存的一点钱，给小丫头上学前班的学费。＂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五张百元大钞，一共五百元钱，那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妈，这...＂我有些惊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婆婆坐在那张已经掉了漆的木椅子上，搓着手，叹了口气：＂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一些事。＂

她告诉我，她最好的同学王老师前段时间孙子得了白血病，花了一万多，她卖了自己的金戒指和祖传的玉镯子，还借了一大笔钱给孙子治病。

＂我听了很感动，又想起小丫头住院那次...＂婆婆的声音哽咽了，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她从围裙兜里掏出一块已经有些脏的手帕，擦了擦眼角：＂我那时候只想着省钱，连生病的孙女都不肯多花心思，我...我对不起你们...＂

看着婆婆佝偻的背影和满是皱纹的脸，我忽然理解了她那代人的不易。

她们经历了物资匮乏的年代，粮食靠票证，布料靠布票，存钱是唯一的安全感，节俭成了骨子里的习惯，只是表达方式让人难以接受。

我轻轻地说：＂妈，您别这样，您辛苦了一辈子，该享清福了。＂

我握住婆婆粗糙的手，这双手曾经批改过无数学生的作业，也抱过我的女儿，虽然算计，但从没亏待过孩子的吃穿：＂我和江明都工作，能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您的心意我们领了，钱您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婆婆抹着眼泪，固执地摇头：＂不，这钱是给丫丫的，我存了好久了，就是给她上学用的。＂

她说话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母亲，那种慈爱的目光是相通的。

婆婆继续说：＂我这些年存了些钱，本想留着养老，现在想想，人这一辈子，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还不如看着孙女健健康康地长大...以后家里的事，我都不记账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她的话让我愣住了，这正是我父亲常说的那句话啊，没想到会从婆婆口中说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蛋糕前，女儿吹灭蜡烛的时候，我看到婆婆脸上露出了真心的笑容，那种笑容里带着慈爱和自责，还有一丝释然。

江明在一旁偷偷抹眼泪，我知道，他也被这一幕感动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那个红皮笔记本再也没有出现过，婆婆变得比以前亲切，不再斤斤计较。

她会主动去菜市场买菜，看到新鲜的蔬菜水果就会多买一些，说＂丫丫正长身体，得多吃点好东西＂。

她会给女儿讲小时候的故事，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块糖要分成四份吃，一件新衣服要穿好几年。

她甚至会在我加班时准备好晚饭等我回家，那些饭菜虽然朴素，却让我感到无比温暖。

我也开始理解婆婆的不容易，她是四十年代末出生的人，经历了太多艰难岁月。

那个年代的人，把钱看得格外重要，因为那关系到能否活下去，她的计较，不过是生活给她留下的烙印罢了。

有一次，我去阳台收衣服，无意中发现婆婆的枕头下压着那个红皮笔记本。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翻开了它，却发现账本后面多了几页新的记录：

＂1996年10月12日，给丫丫买新皮鞋，38元。＂

＂1996年11月5日，给雨荷买围巾，25元。＂

＂1996年12月20日，给明子买保暖内衣，65元。＂

每一笔后面，都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

这些记录后面，没有分摊，没有计算，只是简单的记录和一个个小小的笑脸。

我明白了，婆婆依然在记账，只是记录的内容从＂索取＂变成了＂付出＂，每一个笑脸背后，都是她融化的冰雪之心。

那个曾经精打细算的婆婆，在三年后终于明白，亲情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而我，也在这三年里学会了理解和包容。

江明常笑着说：＂你们两个倔脾气，能和平相处真是不容易。＂

我总是笑而不语，心想：＂生活不就是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理解和妥协吗？＂

其实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往往只是因为站的角度不同，就像是站在河的两岸，看到的风景自然不一样。

那时候的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们的观念也在悄然改变，有些人追求时尚，崇尚＂AA制＂，有些人依然保持着传统观念。

当下我就站在这个时代的交叉口，一边是传统的家庭观念，一边是新兴的经济独立理念，我和婆婆的冲突，又何尝不是这个时代变革的一个缩影？

如今，女儿已经上小学了，每次看到她和婆婆亲密地依偎在一起看《西游记》，我就会想起那个被束之高阁的红皮笔记本，想起那段曲折的三年。

婆婆曾经用金钱衡量亲情，是她的错；而我用抵触回应她的方式，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错？

好在我们都放下了固执，学会了理解对方的处境和心情，这大概就是成长吧。

前几天，我整理旧物时，发现了那本红皮笔记本，翻开来看，满是密密麻麻的数字，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段情感。

记得小时候，父亲教我算账时说过：＂会计不仅要会算账，更要懂得账目背后的故事。＂

这本账本，不正是我们家这几年的生活缩影吗？

＂在看什么呢？＂婆婆端着热茶走了进来，她已经不再像刚来时那样精明干练，头发花白了不少，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但笑起来却更加温柔。

我笑着递给她账本：＂看咱们这几年的＇战绩＇呢。＂

婆婆接过账本，翻了翻，突然＂扑哧＂一声笑了，露出两颗金牙：＂那时候我真傻，把钱看得比亲情还重要。＂

＂您不傻，您只是太疼爱自己的儿子，怕我不够好。＂我理解地说。

婆婆眼圈红了：＂雨荷，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小学老师，见过的世面不多，这些年苦了你了。＂

我摇摇头：＂不苦，我反倒要感谢您，是您教会了我什么是家人之间真正的账目。＂

婆婆不解地看着我。

我继续说：＂亲情需要经营，就像账本需要记录一样，只是记录的不是金钱，而是彼此的理解和包容。＂

婆婆抹了抹眼角：＂你比我想得明白，那时候我总觉得你年轻不懂事，不会过日子，现在看来，是我太固执了。＂

我握住婆婆的手：＂咱们都在学着理解对方，不是吗？＂

窗外，阳光正好，照在那本旧笔记本上，那些曾经让我心酸的数字，如今看来，都变成了时光的见证。

女儿从学校回来，一进门就喊：＂奶奶，妈妈，我考了一百分！＂

婆婆高兴地把她抱在怀里：＂好孩子，奶奶给你做红烧肉吃！＂

女儿欢呼着跳来跳去，完全不知道在她还不会说话的时候，这个家曾经有过怎样的风波。

看着她天真的笑容，我忽然明白，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从来都不是能够计算的金钱，而是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情感。

那本记录了错爱三年的账本，如今成了我们家和解的见证，它提醒着我们，亲情不是一场交易，而是一次次的理解与包容。

如今的我们，早已不再计较谁付出多少，谁得到多少，因为我们明白，在真正的家庭里，付出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户口簿上说我们是一家人，而岁月和理解，让我们真正成为了一家人。

来源：快乐可乐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