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彭兆荣，江西泰和人，厦门大学一级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类学系主任，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到法国尼斯大学人类学系，法国国家科学院“华南及印
彭兆荣，江西泰和人，厦门大学一级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原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类学系主任，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到法国尼斯大学人类学系，法国国家科学院“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研究中心”学习和研究，法国巴黎大学（十大）客座教授，巴黎大学（索邦）高级访问学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人类学系高级访问教授。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福建商学院特聘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专家委员会参加“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缔约国政府间特别会议”，审议“非物质文化遗产遴选标准草案”(Draft Set Criteria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工作。主持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之一泉州“南音”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代表名录的后期项目工作，并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9.30），联合国《人与生物圈》（M&B）中国委员会委员。文化与旅游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非遗与旅游融合协调委员会专家”。福建省文化名家。巴渝学者、昆仑学者、候鸟学者等。
主要从事人类学与旅游、文学人类学、文化遗产、仪式、博物馆等方面的研究，其中《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文学与仪式》《中国艺术遗产论纲》《重建中国乡土景观》《饮食人类学》《旅游人类学》《遗产：反思与阐释》《人类学仪式理论与实践》《师说人类学》《文学民族志：范式与实践》等为这些方面的代表作。主编“人类与遗产”“厦门大学人类学文丛”“文化遗产教材丛书”等6套，出版专著30多部（含合著），在国际国内发表学术论文700多篇。
主编我国第一套“乡村振兴之重建中国乡土景观丛书”，已经出版《重建中国乡土景观》《天造地设：乡土景观村落模型》《乡土社会的人类学视野》《生生不息：村落景观绘本》，即将出版的有《乡土景观田野影像志》《天造地设：乡土景观村落模型（续）》等。
2024年伊始，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在其官网上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 , 其中艺术学二级学科目录13个，“艺术遗产”成为新增的二级学科。
“艺术遗产”作为艺术学（1301）下设二级的新增学科目录，权威机构对其解释为：研究对象属艺术范畴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探究其历史文化内涵、保存记录方法、传承传播规律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机制。艺术遗产涵盖各传统艺术门类，研究理论以艺术学为基础，同时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文保科技、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体系与方法论，是一门交叉特征明显的复合型学科。由此可知，这一新学科的几个因素非常明确：多学科交叉；新知识协同；多功能组合；社会新需求等。
艺术遗产学在我国学科体系中的出现，与笔者近二十年的研究和主张存在关系，对此，笔者在近期做了说明，此不赘述。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究竟有什么学理依据足以支撑，而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新学科具有的“工具”（实用）作用，毕竟任何工具都有“实用”功能，却并不是所有“有用”的都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机构和大学教育中的专业和学科，重要的是其是否有相应的学理依据。所谓的学理，包含着相应的学科原理、理论范式、知识涵涉、应用价值等特性与特点。
一、认知的依据
那么，艺术遗产学的学理有什么特点？ 大致上看，艺术遗产学的学理主要包括：学理中的语境话语、普遍价值与中式特点相互交融 。这是我们需要确立的认知存有。首先，何以这一学科会在当代的特殊和特定语境中出现？ 众所周知，世界在近50年进入“全球化—地球村 ”时代 。全球化 有一个特性：“同质性”加速和加剧；与此同时，作为“异质性”的各种自然和文化遗产因此面临困境。简言之，全球化的出现加速了各类遗产的消失和灭绝，这促使人类在认知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保护的意识：“保护运动的蒸蒸日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社会现象之一。它使得人们达成了一个共同愿望——记录与保存遗产。这已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周围世界的形构和内容。”这也使得人与生态—生物—生命（三生）的整体保护运动成为当代世界的重大话语，全球化也伴随着所谓的“遗产时代”（the Age of Heritage）。
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遗产学这一新学科的出现是适时的 。既然这与当今的全球化语境有关，就需要我们对这一学科的“特殊意义”进行阐释 。新的语境会产生许多新的东西，这是常识，然而，并不是所有新生事物都足以成为学科，毕竟许多新事物在历史的进程中只是“昙花一现”，这也是常识 。所以需要我们对这一新学科的学理中是否具有特殊意义做解答 。不言而喻，在艺术遗产学这一学科中，“艺术”与“遗产”也就成为两个关键词 。就我国现行的学科形制来看，“艺术”的学科范式和边界范畴已经有了规范和规定，虽然传统的艺术学科也存在着“与时俱进”的问题，但相对而言 ，艺术学属于“有法可依（教育部学科目录”,而遗产（学）却是一个新的领域，其认知与知识范畴在我们传统学科中并不存在，因此我们侧重以“遗产”为例予以说明。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保护运动”与“遗产”（人类在过去遗留下有价值的财产）存在着逻辑关系。就概念而论，“遗产”（heritage）一词的普遍价值的出现是很晚近的事情。“遗产”作为特定“话语” （discourse），是自19 世纪末在欧洲首先出现，21世纪才变成了“普世化”（universalizing）话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遗产的本义存在一个由“私义 ”到 “公义 ”的演化过程：遗产最初是指“个人对于已故祖先的继承”，而现在的遗产概念已然从本义延伸到“集体化（国家公义）”。拜辛（Bazin）通过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工业遗产的发展线索，对遗产概念由私而公的变化进行梳理。他对三个表示 “遗产”概念的词，heritage、patrimony 和succession ，进行细致的分辨 。根据对法国私法（droitprivé) 的考察，发现同样表示“遗产”或“继承权”的三个词汇，分别有着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区分。即使到当下，包括法国、英国、美国等在内的很多国家法律中的诸如“国家遗产”（即民族遗产national heritage）都是很晚近才出现的。直到1975年，法国的公法（droitpublic）中才借用私法中的 heritage 这一词条，用“特定遗产 ”来指称原先的国家遗址等公有遗产概念。
由此可知，现代遗产是一个包含变动的、多重边界的多义词 。有些学者总结了遗产在社会公共理解层面上的五种意义：
1. 遗产作为过去留下来的一切物质（physical）遗存。这一内涵说明了遗产的物体实在意义，主要包括博物馆的收藏、考古遗址和被指定的纪念性建筑等，还包括那些已经没有任何实体性的历史遗存。
2. 能够表示“过去”意义的非物质性（non- physical）遗留，也属于遗产。从这个层面来说，不仅“集体记忆 ”算作遗产，那些历史原因造成的现状也可被称为遗产。
3. 遗产除了指称过去遗留的物体或器物，还指一切由于历史累积而形成的文化和艺术的生产力及其产品，既包括过去制作的也包括现在生产的。由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对遗产的人类创造能力的肯定和提倡，致使遗产观念迅速渗透到民族或族群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
4.遗产概念不仅包括人类的社会历史性产物，也包括自然环境，如“遗产观景”（heritage landscapes），甚至还包括“动植物种群遗产 ”（heritage flora and fauna），即古代遗留的物种或是被认为具有原始或典型的物种。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在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92年又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使自然遗产延伸到了博物学的范畴。
5. 遗产作为一种商业行为，尤其是当代的“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将遗产元素开发为商品或是服务，也构成了遗产的内涵之一。其中最为鲜明的就是遗产休闲和旅游体验。遗产旅游 （heritage tourism）是一种“ 自觉的”休闲活动，包括 怀旧、记忆、真实性等的诉求涉及。我国当下所进行的“文旅融合 ”正是这个方面重要的社会实验和实践。
一方面，作为一个新的学科，艺术遗产学在认知上需要具有全球的普遍价值；具体而言，与全世界在当今所面临的语境存在特殊关系，就像“遗产”所指——由过去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财产却只在当今成为人类特别关注的这一具有普遍价值的问题和话题。这一语境形态也成为艺术遗产学 “产生—生产”的认知条件。否则，这一学科再出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的艺术遗产学需要凸显“ 中式道理”，这也是此新学科 所表现的文化依据和认知形态。
那么，中国的艺术遗产学所呈现和反映的中式认知价值是什么？ 是“天地人和”的三维认知要理——“参（叁”：主体—客体—介体相“参 ”的和谐关系。这与西方艺术的二元对峙律不同，后者讲求“主体 — 客 体”“主观 — 客观”“主位 — 客位”。我国天地人“三元”之“参”的认知原理也反映在表述层面，而艺术作为重要的表述范式，完整地将其呈现、表现和体现。要之，中国特色艺术遗产学的关键枢机在于：“参（叁”——强调三元与西方认知思维之“二元对峙”——强调二元之间的重要差异。“参（叁）”既“叁”且“参”，天地万物，与我同参。比如，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就是“天地人（参—叁）” 的典型范例。
概而言之，艺术遗产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其认知依据首先需要体现三个指标：语境话语、普遍价值和中国特色。否则，这一新学科在学理上便有支撑力不足之虞。
二、文明的基因
中国的艺术遗产学需要体现中华文明的基因，这是逻辑前提 。但如果要问：“什么是中华文明”，或许不少人要语塞。“文明”是什么就难以回答，定义很多，不同的学科其定义也不相同。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较有代表性的定义为“文明指人类生活已取得的成就或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条件”。陈国强主编的《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采用的也大致如是：“文明指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或程度的表现。”显然， 类似的定义过于宽泛，何况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差异甚大，比如我国“文明”的代表性表述为《易 · 乾》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突显中华文明与农耕的源生关系。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公认为 “天时地利人和（天地人）”。笔者尝试以关键词的方式加以表述或更为明朗，它们是：祖（天）—社 （地）—宗（人），所呈现的关系如图1：
祖代表天（父），社代表地（母），宗代表人（世系传承）。 这样“祖（天）—社（地）—宗（人）”也就成了开解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在这个组合关系中，“天”为“大”，以“祖”显之。“祖”在甲骨文中多作
，与“且”通，是一个常用词汇。1976年12月
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出土的古遗址，发掘出商周青铜器“史墙盘”（“史墙”，人名，史是官名，子姓，名墙）铭文之二共有 135 个刻符，“且”符就有 5 个之多。其开句便是“青幽高且”（沉静深远的高祖）, 铭文中还有“剌且”（烈祖）、“亚且”“乙”等 。这些不同的名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亲属称谓和制度雏形，诸如“高祖”“始祖”“远祖”“烈祖”等在后世的传承中皆泛指祖先。在商周卜辞中的“且”则是一切祖的通称，其辈分顺序以十干（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为名。
“祖”在字源、字形的注释历来为方家所热衷， 其中它与生殖崇拜的意象虽然存在争论，但视觉上的形体和形态已非训诂和考据可以完全解释，人们只要观察一下古代的祖形崇拜物便无法反对 “且”及“祖 ”的生殖意象。也就是说，“且”更为具象性地解读为男性（雄性）生殖器。这类形态、材料以及对材料的解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考古工作者甚至认为，管形神器是对男性生殖器官的模拟和尊崇，在祭祀时是祖先的象征 。作为生物之 “公理 ”，生殖、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生计的首要事务，祈求丰产属于人类的基本需求，而这一意象在父系制社会里便得到合理的表现和充分的表达。与“帝”一样，“天父”代表着国王（天子）至高无上的形象和形态。
说了“祖”必说“社”，二者关系密切，仿佛男女：天父地母。人们通常在表述时习惯用“大地母亲（地母）”,这除了与“天父”相配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土地可以“生产”（如女人生产）粮食。“祖”与 “社”因此也具有一体性。有学者认为，宜与祖古本一字，宜社亦即所谓“出祖释祓”，《左传》谓之 “祓社”。《尔雅》所谓“宜于社”即“俎于社”，而“祓礼”也就是祖道之礼。《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白虎通·社稷》释之曰：“大社，为天下报功；王社，为京师报功。大社尊于王社，土地久故而报之。”古以土为社；邦土，亦即祭之国社。天地相合，“祖社”同构，万物共生。
中华文明对于宇宙的认知非常独特，其中“天圆地方”与“祖社共体 ”相互对应。“社”为“地方” （与“天圆”对应“地方”的结构），“四方”自然成了 “社”的维度范畴。虽然四方神与社神为不同的神祇，但二者关系密切。《诗经·小雅》：“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诗经·大雅》有：“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丁山因此认为，“后土为社”，应祀于社壝之上，不必再祭于 “ 四坎坛”。“以四方之神合祭于邦社，恰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的‘五行之官，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祀四方于社稷之典相合 。足见四方之神，在商、周王朝的祭典里，本属地界，不隶天空……当是祭四方于社稷的遗制，与天神无涉。”
说了“祖—社”顺着就要说“宗”。这是个会意字，甲骨文就已经有之。“宗”字上部是“宀”，实指家庙，下部是“示”，像祭台，表示祖先的牌位。古人一般在室内祭祀祖先，所以“宗”是放置祖先神主的房屋。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宗族—世系”常以 lineage 说之，表述的根本意思是同宗传世 。这其实也是中式遗产的最重要依据——与祖先的纽带和传承关系 。人类学家以“祖荫下 ”来形容中 国人的世系关系 。祖先作为一种特殊的灵魂形式存在于天，俯视人间世道；“祖先在上”，不仅掌控人们的现世生活，更在指导和左右人们的世代生活 。“世代”原本即为传承，故有“世代传承”之说。中国传统的“遗续（遗产）”正是按照这一线索维系。
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之称，亦与之有关；因为与祖先的沟通和交流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即祭祀活动。“祖”与“宗”原本即是祭祀方式（禘、郊、祖、 宗、报为我国古代基本的五种祭祀形式），通常配合使用，强调规定的形式与行为。“示”（甲骨文，其象用两块大石头搭起祭台形），《说文·示部》释： “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上）；三垂，日、月、星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 也。”可知其本义为祭祀上天，即“禘”。天、地、人在传统观念中相互通缀，《礼记·丧服小记》有“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 ”。说明王者禘祭是崇拜诞育他们始祖的天帝，所以以祖配天，而立高曾祖祢四个庙 。
说完了“祖—社—宗 ”之后，紧接着必是乡土 。天圆地方的最终落实和落地者是乡土和农业。“天地人和 ”最为基本和基层的存在与表述范畴是农业。《国语·越语下》中亦称“四乡地主 ”，云： “（王命）环会稽三百里者为范蠡地……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韦解：“乡，方也。”四方神主，见于盟誓。中国是一个传统农耕文明的国家，天时与地辰反映在农业中最为完整。我国的农业、 农作、农事与“艺术遗产 ”有着原生关联。也就是说，在中国，要讨论“艺术”，“农”是一个绕不过的对象。所以，当今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艺术乡建工程无不与我国的艺术遗产学互疏互证，这也表现出我国独特的“地缘性”特点 。
“艺”（藝）在汉字中归入“草族”，从草，事实上指植艺农作物 。对早期的农业社会来说，种植是极其重要的技能。我国的“艺”（藝）由古代特殊的种植技艺延伸而来，藝的本义是种植，源自农业栽培技术 ，这与我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的价值相吻合。简言之，在中国，欲述藝，先说“农”，因为“藝” 从“農”，艺的本源为农 。中国传统艺术体系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部分，也必然将中华文明作为背景、机理嵌入其中。中华文明总体上是农耕文明，“社稷”为国家的表述。“藝”之本义即在“農 ”中 。这一切都围绕着“土地”，是为“乡土中国 ”的“本色”。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乡村振兴也在我国的艺术遗产学中获得了链接。
概而言之，我国的艺术遗产学要继承中华文明的基因，而其中“祖—社—宗”之家国天下的乡土性传承需要融会贯通。
三、跨域的组合
艺术遗产学——顾名思义，艺术与遗产两个学科的交叉，而二者本身也都包含着宽广的边界。就学科而论，“艺术”“遗产”原本都具有“巨型学科”的意味，且随着时代推进，其范围和边界还在扩大。20 世纪中期，自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动遗产事业，许多艺术类型和表现形式与相关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和范围出现了大幅交叉、重叠的情形；我国传统的“艺术（工艺）”有不少可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艺术遗产”不仅整合出知识体系的自我形制的更新，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同时还形成了极大的“辐射效应”。像许多新兴学科一样，“艺术遗 ”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质， 包含着三种明显和明确的特点：跨域态势、造化态势、功能态势。
跨域态势：就对事物的认识而言，整体和部分是一个同系的两种认知关系，宛若科学和学科 。逻辑性地，整合与分析是相伴和相对的 。今天的知识分化，特别是经院教育中的所谓“学科”，原乃分析的产物，特别是19世纪分析时代的产物 。在十七、十八世纪，知识并没有绝对的学科化。比如17 世纪的博物学，其实包含着不言而喻的“自然生 命学”意义。nature history（博物学）清楚地表现出了自然的全貌。换言之，博物学包括穿越和打通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边界学科。人类学这一学科的诞生与博物学，即与生物社会中的“进化论”存在着“亲缘关系”。在18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由狄德罗主持编写《百科全书》为契机，160多位当时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合力编撰，形成了百科全书派，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知识生产力量。
在那些年代，学科之间的领域边界并没有那样固然和刻板。只是到了19纪下半叶，随着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发展，知识越来越呈现出细化，学科边界也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壁垒森严的分化。现代大学的学科体制化正是这一历史产物的写照 。然而，自然永远是一个无法分离、分隔的整体。分析时代的学科细致化，一方面使得具体的知识分类越来越精致，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原本相守的整体被人为分隔的情境。今天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根据社会发展，破解学科分析，开放知识领域，形成跨界态势。艺术遗产学这一新学科也应运而生，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态势。
造化态势：无论是中西方，在传统哲学里，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国是“天人合一”，西方是 “人化自然”。在艺术表现方面，比如山水画是中国艺术传统中的重要一范 。中国的山水画以呈现自然为基本，却形成了与西方绘画艺术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果说 ，西方的绘画艺术以“神 + 人”、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 绘画艺术是在“ 自然”中交融了人的价值，“人”隐在了自然中，甚至可以理解为“我即自然”。我国对于“ 自然”的认识有其独特性，不仅指客观存在， 也指自然存在的规律（“道”），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是自然道理的作品。
所谓“人化自然”不仅是认知问题，还包含着发现自然的过程，比如色彩的发现就是一个物质遗产艺术化的典型例子。赭石是一种纯天然的物质，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种自然物质在人的生活乃至死后的丧葬里都发现它的踪影。在墓葬里，人们发现死者的周围放着红色赭石块，具有原始宗教的意思。此外，这种物质也是史前石窟壁画所采用的材料。考古学家还发现在原始住宅遗址中有赭石的碎块。红色具有象征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血是红色的，生命与之存在着最为经验性的关联。“从人类的最早期起就出现的这一颜色现在又重新渗入到特质的分界线、巫术和人的审美观中了。在面对颜色的肤浅认识中，最令人信服的是，它正好处在与更近一些的史前以及目前的‘古人类 ’相对的自然现象中 。这种‘古人类 ’就像一个古老的地基，人类有意识的艺术从旧石器时代起便在其上一一展现。”赭石在我国中医药中甚至可以入药。
对于艺术的审美，“人化自然”是通过人（包括人的身体）的价值、观念、时尚对“美”的认知来实现，人的个性也会融化在对象的审美之中。在我国的传统中，自然即生活，比如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即为女性的美饰。妇女打扮装饰自己，看上去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人们却很难对此做决然判断，这是文化属性还是生物属性。当我们看到鸟在整理羽毛、猫在打理身毛的时候，我们似能体悟到人的 “生物性特色”。置于“人化自然”虽不生动，却无误。中国的美容养颜不仅自成一体，而且有自己的“处方”。《香奁润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是明代一部专事女性美容的著述；值得注意的是，它与中医药关系密切。因为“美”本为自然，“自然” 的意思虽多，但靠近自然、接近自然、模仿自然、以自然为摹本必定是好的，而最为直接的“人化自然 的艺术”就是美饰。
功能态势：就像“艺术”与“遗产”那样，原本都包含着历史语境中的功能性、工具化特性和特点。具体而言，不同的历史语境会生产特殊的词汇，生成特定的知识，生成特别的工具，形成特定的惯习，仿佛今日之手机，人人都揣在手上比画着，信息都从里面“流淌”出来。电脑改变和正在改变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改变着学者的治学方式，写文章不再用“笔”的日子正在逼近。“写作”的 概念其实已然发生变化。“艺术遗产 ”也可以在这样的变换语义中找到变通方式，特别是视觉的现代技术的“工具性”应用，将艺术遗产带入了一个 “新媒体”阶段。艺术遗产具有新媒介工具的特点。比如，今天的 AI 的功能性技术，带给人类远非工具—功能能够言尽。
工具性功能态势的加剧和加速，包含着两种反观 、反思的视角：一是随着历史发展，工具也将历史性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比如历史上机器的出现，手工技艺面临危机进而出现了另一种趋势。西方历史上的“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美术” 与“手工”原本是分类，而当它们共同面对“机械制造”威胁时，便形成了协同力。从绘画艺术的历史看，照相机的出现，导致了绘画历史上“具象”向“抽象”的转化 。数智时代的到来，AI 工具的巨变 ， 历史又将发生震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新学科的出现，都必将与工具遗产的应用价值相配合。艺术遗产作为一个新学科，其应用价值也将出现新的转向。
概而言之，艺术遗产学作为一个新学科，包含着明显和明确的三种趋向价值：跨学科边界、人化自然的整体观、工具时代的应用性。
结语
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在我们看来，更有意思的是， 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传统”是在“遗产中发明”，其中“ 旧—新”既是一种历史的纽带，也是历史的原真 。世界上的任何社会事物其实都包含着这般道理 。艺术遗产学的产生也与这一道理相契合，但是，如何对“传统”进行“发明”，如何为了新的目标而借鉴、借用旧材料以达到一个新的、重大工程的建构，这既是一个发明，也是一个过程 。让我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保持“守正创新”的精神。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