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殊不知，这一记，却让我明白了乡里人情世故的深刻道理，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这怎么可能！账目怎么会少了五十元？＂我捏着那本记账簿，手心全是汗。

那是1986年的夏天，我刚从师范毕业回到小镇上任教。

姨父去世，我作为识字的晚辈被安排记礼簿。

殊不知，这一记，却让我明白了乡里人情世故的深刻道理，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我叫周明义，那年二十二岁，头脑里装满了书本知识和理想主义。

从小，父亲就教导我做人要正直、诚实，一分一厘都不能差。

这样的教育在我身上生了根，却没想到在姨父的丧事上，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课。

姨父叫李德海，镇上有名的老实人，一辈子修鞋补锅，在铁匠铺旁边有个小摊子，夏天搭个竹棚子，冬天就裹着棉袄缩在角落里干活。

他的脚边总放着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满各种大小不一的鞋钉和补丁，还有一把磨得发亮的小刀，据说是他爹留下的。

＂这把刀啊，用了三代人了，只要不欺心，干活的家伙就不会辜负人。＂姨父常这样说。

姨父和姨妈虽然生活清苦，却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大表哥在县城供销社上班，二表哥在邮电局修理电话线路，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铁饭碗＂。

姨父生病后，我和父亲隔三差五就骑自行车去看望他。

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到他家时，院子里积雪未化，冻得发硬。

屋里烧着小煤炉，炉子上放着一把黄铜水壶，冒着热气，却无法驱散房间里的潮湿寒意。

姨父躺在土炕上，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皮肤紧绷得像是要裂开似的，眼窝深陷，脸色蜡黄，却还惦记着给我们烧水泡茶。

＂明义来了？长高了不少啊！＂姨父挣扎着要起身，被姨妈按了回去。

他的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仿佛我还是那个小时候在他铺子里看他修鞋的孩子。

＂姨父，您先别动，我来倒水。＂我赶紧拿起炕桌上的搪瓷杯子，倒了热水，递到他手里。

姨父的手指因长年的劳作而粗糙变形，拿着杯子的样子让我心里一阵酸楚。

临走时，姨父硬是要从枕头底下摸出两块水果糖塞给我，说是留着过年的，那糖纸都旧得褪了色。

姨父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

按照当地风俗，亲友们都前来吊唁，送上慰问金。

那天一大早，我就被父亲叫醒，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骑着自行车赶到姨父家。

院子里已经搭起了白色的灵棚，四根竹竿上挂着白布，显得格外肃穆。

邻居王大娘正在帮忙铺设灵堂，几个老人在商量丧事的流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焚香的气味，混合着夏日的闷热，让人透不过气来。

姨妈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看见我来了，忙擦了擦眼睛，招呼我进屋。

她看起来一下子苍老了十岁，黑布裹头，身上的蓝布衫已经洗得发白，腰弯着像是要支撑不住似的。

＂明义啊，你字写得好，思想又正，这记账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姨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新买的账簿和铅笔，拍着我的肩膀说。

她的手粗糙干裂，布满了老茧，摸在我肩膀上有种说不出的沉重。

我郑重地接过那个崭新的账簿和铅笔，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不会出错。

那是一本普通的蓝皮硬面笔记本，纸张发黄，上面印着细细的格子线，封面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着＂礼簿＂二字。

来吊唁的人越来越多，整个院子都站满了人。

礼簿摆在灵堂外的八仙桌上，桌子上铺着一块红格子桌布，已经洗得有些褪色。

每当有人送礼，我就认真记下姓名、金额和日期。

＂张木匠，一百元，七月十五日。＂

＂李婶子，五十元，七月十五日。＂

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我一笔一画认真记录，生怕出半点差错。

三天下来，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礼簿上密密麻麻记了好几页。

我的手都写酸了，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掉，有时候滴在纸上，我就赶紧用袖子擦干，继续写。

送殡那天，天特别热，太阳像一个大火球悬在天上，照得人睁不开眼。

家家户户都派人来了，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步行，穿着各色衣服，却都带着沉重的表情。

我站在祭台旁，手心捏着汗，看着队伍慢慢前行。

姨妈眼睛哭得红肿，两个表哥站在她身旁，神情哀戚。

大表哥胡子拉碴，眼睛布满血丝，小表哥则一直低着头，肩膀不时抽动。

我们一家人拢在一起，送姨父最后一程。

那天下午，等一切结束后，姨妈让我把这几天收到的礼金清点一下。

我拿着礼簿和钱，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一笔一笔核对。

桌子上摆着一盏老式的台灯，黄色的灯光照在账簿上，映出我紧皱的眉头。

屋外，蝉鸣声此起彼伏，与我内心的忐忑形成了奇怪的共鸣。

我用铅笔沿着每个数字往下对，一边对一边默念，心里像打鼓一样忐忑。

＂赵大伯，一百元；王婶子，五十元；李叔，八十元...＂

数到最后，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账簿上记录的总金额比实际收到的现金多出五十元。

我反复清点了三遍，结果都一样，就是少了五十元。

手指被纸张划出一道小口子，我都没注意到，满脑子都是那少掉的五十元钱。

当时五十元可不是小数目，足够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了。

＂完了，一定是我记错了，或者钱被人顺走了。＂我心急如焚，却又不敢声张。

如果是我弄丢的，这该怎么向姨妈和表哥们交代？

如果是被人拿走的，又该怎么开口问？

这里可是姨父的丧事，哪能因为钱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想到这里，我额头上的汗更多了，嘴唇发干，手里的钱捏得紧紧的，像是要把它们融进掌心。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刘根生来到了堂屋。

刘支书已经七十多岁，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布中山装，没有一丝褶皱，腰板仍然挺得笔直。

＂明义，怎么了？看你满头大汗的。＂刘支书手里拿着旱烟袋，眼睛却敏锐地盯着我，好像一眼就看透了我的窘境。

我支支吾吾地把情况告诉了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生怕被屋外的人听到。

刘支书听完，摇头笑了笑，并没有我预想中的责备或惊讶，反而显得很平静。

他叫我把礼簿给他看看，手法轻柔，好像在对待什么珍贵的物件。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仔细翻看着每一页，不时点头，烟袋在他指间轻轻敲打着桌面，发出规律的声响。

＂小周啊，你先别着急。＂他合上账簿，取下眼镜，轻声对我说，＂这里面有讲究，不光是记数字那么简单。＂

刘支书让我跟他到院子角落，那里有棵老槐树，树下放着几张竹椅，是乘凉的好地方。

我们避开众人，坐在树荫下。

他点燃烟袋锅里的烟丝，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缓缓说道：＂明义啊，乡里乡亲的，有些事情不是账面上那么清楚。＂

＂什么意思，刘爷爷？＂我不解地问，心跳还是很快，额头上的汗水被微微的晚风吹得有些发凉。

＂你看啊，礼簿上有个赵德发，记着送了一百五十元，对吧？＂他声音温和，像是在讲一个普通的故事。

我翻到那一页，点了点头，账簿上的确清清楚楚写着：＂赵德发，一百五十元，七月十六日。＂

＂可实际上，赵德发家最近日子很艰难，他儿子上个月骑拖拉机出了事，摔断了腿，在县医院躺了半个月，花了不少钱。＂刘支书的话让我惊讶，没想到他连这样的细节都知道。

＂他能拿出一百元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他和你姨父是拜把子的兄弟，当年一起参加过民兵训练，关系铁得很。面子上不能少，所以他让人传话说送了一百五十。＂

刘支书顿了顿，看着我的表情，继续说：＂这种情况，咱们就得体谅，在账上记一百五十，实际收一百，这是人情。＂

＂这...这不是造假吗？＂我脱口而出，随即又觉得自己说得太直白了，有些不好意思。

刘支书摇摇头，眼睛看向远处，像是看到了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这不是造假，这是人情往来，是为了让赵德发在村里人面前保住面子。＂

烟袋里的火光明明灭灭，照亮了他刻满皱纹的脸。

＂你姨父生前最看重的就是＇义＇字，记得那年河水暴涨，赵德发家的猪圈被冲了，眼看十几头猪要淹死，是你姨父连夜帮他抢救，两人在齐腰深的水里摸爬了一宿，救出了大半。要是他知道赵德发被人戳脊梁骨说小气，他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的。＂

他讲述的这个故事我从未听说过，但却让我对姨父有了新的认识。

在我心里，姨父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一面。

我半信半疑，心想这和父亲教我的诚实守信完全不同。

在学校里，老师一直强调诚实是第一品德，一分一厘都要计算清楚。

刘支书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明义啊，做人处事，既要有原则，也要讲人情。＂

＂记礼簿不仅仅是记账，更是记人情。在我们这乡里，有时候记的不是钱，而是情分。这些年，你在学校读书，学了不少道理，可有些道理，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他的话像一盆凉水浇在我头上，让我一下子清醒了许多。

槐树叶子沙沙作响，蝉鸣声渐渐小了，天边的云被晚霞染红，像是给大地盖上了一层薄纱。

＂大家都说你小子聪明，师范毕业回来当老师，可聪明人也得懂人情世故，否则再聪明也是白搭。＂刘支书的话虽然直白，却没有一丝责备的意思。

我低头沉思着，看着自己磨出茧子的指尖，想着姨父粗糙的手指和他修鞋时专注的神情。

刘支书接着说：＂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学知识重要，学做人更重要。人活在世上，光靠书本上那一套是不够的，还得明白人情世故。＂

就在这时，姨妈端着一碗面条从厨房走出来，朝我们走过来。

她的眼睛仍然红肿，脸色苍白，但已经开始忙着张罗接下来几天的事情，想着怎么安顿那些远道而来不能马上回去的亲戚。

＂明义，吃点东西吧，从早上到现在都没见你吃什么。＂姨妈把面条递给我，关切地说。

她又转向刘支书：＂老刘，你也饿了吧，我再去给你煮一碗？＂

＂不用了，我待会儿就回家，老伴还等着我吃饭呢。＂刘支书摆摆手说。

姨妈点点头，问我账目清点得怎么样了，她的语气里带着紧张和期待。

刘支书抢先一步说：＂都对上了，明义记得很清楚，一分不差。＂

他的声音平静而肯定，像是在陈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事实。

姨妈脸上的紧张顿时松弛下来，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明义从小就细心，难怪他爹这么自豪。＂

她说着，轻轻抚摸我的头，就像小时候一样，然后转身去招呼其他亲戚。

等姨妈走后，我不解地看着刘支书：＂为什么不告诉她实情？＂

面条的热气模糊了我的眼睛，但我能清楚地看到刘支书眼中的那份温和与智慧。

＂你要让一个刚失去丈夫的女人，再为五十块钱的事烦心吗？＂刘支书拍了拍我的肩膀，＂再说了，账目不平是你记账的责任，难道你要让大家都知道你出了错？＂

我心里一震，既羞愧又感激。

的确，如果让姨妈知道少了五十元，她肯定会担心，甚至可能会联想到是不是有人拿了钱，这样只会在亲戚邻居之间制造不必要的猜疑。

而且，丧事期间提这种事，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那...那这五十元怎么办？＂我放下碗，小声问道。

刘支书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袋，那种当年农村常见的蓝布袋子，上面还绣着一朵小花，可能是他老伴儿的手艺。

他从袋子里数出五张皱巴巴的十元钱，塞到我手里：＂补上吧，就当是我给你上的一课。＂

那钱已经被体温捂热了，摸起来有种特别的质感，纸币上印着＂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大字，还有天安门的图案。

我连忙推辞：＂刘爷爷，这怎么行...我自己的错误，我应该自己承担。＂

我心里盘算着，这可是足足五十元啊，相当于当时公社老师半个月的工资了，怎么能让刘支书出这个钱？

＂行，怎么不行。＂刘支书坚持道，他的手比我的还要有力，硬是把钱塞到我口袋里，＂这钱不是白给你的，是要你记住这个道理：做人，既要有原则，也要有情义；既要讲规矩，也要懂变通。＂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敲在我心上。

＂这五十元，就当是我给你的见面礼吧，听说你马上要在镇中学教书了，以后有机会再还我。＂

我接过那五十元，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补完账后，姨妈和表哥们都松了一口气，夸我办事靠谱。

二表哥还特意拍了拍我的肩膀：＂明义，多亏有你，这几天帮了大忙。爸爸生前就说你将来肯定有出息，果然没错。＂

可我心里清楚，今天若不是刘支书，我就闯大祸了。

送灵车的队伍已经散去，院子里只剩下几个收拾残局的亲戚。

夕阳西下，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让人觉得有些恍惚。

二表哥从屋里拿出一个纸盒子，里面装着姨父的一些随身物品——烟袋、老花镜、一个用了许多年的铁质小酒壶，还有一本发黄的《农村实用技术手册》。

＂明义，这本书爸说要留给你，说你爱看书。＂二表哥把书递给我。

我接过书，翻开扉页，上面有姨父歪歪扭扭的字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旁边还画了个笑脸，看起来有点滑稽，却让我鼻子一酸。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姨父的字迹，没想到他也会写这种文绉绉的句子。

回家路上，我忍不住问刘支书：＂刘爷爷，那您说这账簿上的数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夕阳把刘支书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走着，每一步都很稳。

＂这世上的事，哪有绝对的真假？赵德发心里是真的想送一百五十，只是实在拿不出来；账簿上写一百五十，是尊重他的心意。你说，这算真的还是假的？＂

他的问题让我哑口无言。

＂明义啊，做人处事，要懂得看人心，不只看表面。乡里乡亲的，互相体谅，互相扶持，这才是真正的情义。＂

刘支书的话让我想起了姨父生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人这辈子，挣的是钱，活的是心。＂

当时我不太明白，现在似乎有了一丝领悟。

从那天起，我开始重新审视父亲教给我的那些为人处世的原则。

原则不等于僵化，诚实不等于不近人情。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靠的就是这种情义维系着生活的温度。

一个月后，我正式成为镇中学的语文老师。

开学第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一盒粉笔和几本教材来到学校。

校门口的大喇叭正在播放《东方红》，院子里的银杏树叶子泛黄，几个学生在扫地，扬起的尘土在阳光下飞舞。

教导主任王老师带我去办公室，路上碰到了刘支书的孙子小刘。

＂明义老师好！＂小刘热情地打招呼，一张圆脸上满是笑容。

＂小刘也在这上学啊？＂我惊讶地问，没想到刘支书的孙子会在这所学校。

＂是啊，我爷爷特意让我来这里上学，说您教书好。＂小刘笑嘻嘻地说。

我心中一暖，没想到刘支书还在背后为我说好话。

到了办公室，王主任给我介绍了班主任的工作：＂今年你带初一（3）班，班上有四十五个学生，有些是附近村里来的，家庭条件都不太好，你要多关心。＂

他指了指一摞学生档案：＂这里面有学生的基本情况，你先看看。＂

晚上回到宿舍，我认真翻阅着学生档案，想提前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

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赵小洪，父亲是赵德发。

档案上写着他家是＂困难户＂，父亲在生产队干活，母亲有慢性病，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弟弟。

看到这里，我心里一动，想起了姨父丧事上的那五十元。

第二天，我特意观察了赵小洪，一个瘦瘦的男孩，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校服，总是低着头，不太爱说话。

下课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小洪啊，听说你爸前段时间摔伤了腿，现在怎么样了？＂

小洪有些惊讶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好...好多了，谢谢明义老师。＂

＂那就好。对了，你的语文基础挺好的，但数学好像有点跟不上，需要我帮你补习吗？＂

小洪犹豫了一下，低声说：＂我...我想学，但是怕耽误老师时间...＂

＂没关系，我本来就是老师嘛，教学生是我的责任。＂我笑着说，＂每天放学后留下来半小时，我给你和其他几个同学补补课，不收费。＂

小洪的眼睛亮了起来，重重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补习班＂，除了赵小洪，还有几个学习有困难的孩子也来了。

几个月后，赵小洪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期中考试还进了班级前二十。

学期末，赵德发来学校找我，他拄着拐杖，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

＂明义老师，这是我家母鸡下的蛋，不值什么钱，但是新鲜，你尝尝。＂他把篮子放在桌上，眼神真诚。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心里却明白这是他表达感谢的方式。

＂赵叔，不用这么客气，教书是我的本职工作。小洪很聪明，就是缺乏一些方法指导，现在进步很大。＂

赵德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都是托了明义老师的福。说起来，我还一直惦记着一件事...＂

他欲言又止，眼神有些闪烁。

＂什么事，赵叔？＂

＂就是...就是你姨父的丧事，我本来说好送一百五十元的，但当时手头紧，只拿了一百...后来听说账目都对上了，我...＂

我连忙打断他：＂赵叔，这事早就过去了，不用再提。＂

＂不，这不对。＂赵德发从怀里掏出五张皱巴巴的十元钱，＂这五十元，我一直放在心上，现在腿好了，又能干活了，这钱必须还上。＂

看着他执着的眼神，我知道拒绝不了，只好接过钱，心里盘算着下次见到刘支书一定要还给他。

几个月后，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难题。

学校有个学生家庭特别困难，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艰难度日，学费成了大问题。

按规定，学费必须全额缴纳，没有减免政策。

我想起姨父丧事上的那五十元，又想起赵德发送来的五十元，心里有了主意。

我私下找到这个学生，告诉他可以先欠着学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还。

同事们知道后，都说我太＂愣＂，不懂得变通，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小周啊，你的心肠是好的，但学校有规定，这样做恐怕不合适。＂

我鼓起勇气说：＂校长，我可以先垫付这笔学费，就当是我借给他的，以后他有能力了再还我。＂

校长看了我好一会儿，突然笑了：＂你跟刘支书是亲戚？＂

＂不是。＂我有些不解，＂我们只是邻居。＂

＂怪不得。＂校长点点头，＂你这做法，跟他年轻时很像。行吧，这次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下不为例。＂

后来，我才知道，刘支书年轻时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曾经也这样帮助过不少学生。

几年后，刘支书去世了。

葬礼上，全村人都来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真切的悲痛。

刘支书的儿子找来了一本厚厚的账簿，里面记着村里这些年的大事小情，还有他帮助过的人和事。

翻到最后几页，我惊讶地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周明义，借五十元，姨父丧事礼簿短缺。＂

旁边还写着：＂此子聪明，但太过死板，需历练。＂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才明白，原来刘支书早就把我看透了。

轮到我上前鞠躬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那天，我主动请缨记礼簿。

当我看到赵德发儿子写下＂一百五十元＂，却只放下一百元时，我会意地点点头，在礼簿上认真写下了那个数字。

赵小洪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和理解。

多年后，我也成了镇上的老人，鬓角斑白，走路不再像年轻时那么风风火火。

我的学生们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老师，还有的留在乡里务农。

赵小洪考上了大学，成了县里的干部，每次回乡都会来看我，带着他的孩子，讲述我当年如何帮助他的故事。

有一次，他好奇地问我：＂明义老师，当年那个记礼簿的事情，真的是爷爷只给了一百，您却记了一百五十吗？＂

我笑而不答，只是拿出了那本姨父留给我的《农村实用技术手册》，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纸条，那是刘支书留给我的：＂明义，记住，账簿记的是人心，不只是钱。＂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个礼簿早已不知去向，但刘支书教我的道理却深深刻在了心里。

每当我面对复杂的人情世故，总会想起那个夏日黄昏，想起那五十元钱背后的人情哲理。

有人说账簿是记录金钱的，我却知道，真正的账簿是记录人心的。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或许没有太多金钱，但人情味却是那样浓厚。

如今生活好了，物质丰富了，我却常常在想，我们是否还能像当年那样，用心去感受人与人之间那份朴实的情意？

看着窗外的槐树花开了又谢，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天，看到姨父在小摊上修鞋的身影，看到刘支书拄着拐杖在夕阳下的剪影。

他们的音容笑貌早已模糊，但他们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一直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

收起账簿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姨父为什么会让姨妈找我记账—他或许也希望，通过这件事，让我这个读书人明白书本之外的人生智慧。

窗外，槐花香飘进来，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刘支书那双饱经风霜却温暖有神的眼睛，听到他说：

＂明义啊，记住，做人，既要有骨气，也要有人情味。＂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