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永乐三年（1405年）的那个暮春，山西太谷赵氏家族的木轮车碾过滏阳河畔的黄土时，十五岁的赵云不会想到，这个被地方志称为“东高固”的小村落，将成为家族文明觉醒的起点。据《赵氏宗谱》记载，始祖赵云率族人自山西太谷鹅鸭村跋涉千里，在直隶曲周侯村东高固村落地生根。赵

一、移民家族的文明觉醒：从耕读传家到士绅崛起

明永乐三年（1405年）的那个暮春，山西太谷赵氏家族的木轮车碾过滏阳河畔的黄土时，十五岁的赵云不会想到，这个被地方志称为“东高固”的小村落，将成为家族文明觉醒的起点。据《赵氏宗谱》记载，始祖赵云率族人自山西太谷鹅鸭村跋涉千里，在直隶曲周侯村东高固村落地生根。赵氏车驾载着半车粟米、两箱经书和一尊残破的孔子像，在滏阳河支流青龙沟旁立下“耕读传家”的石碣。此刻的滏阳河尚未展现后世的漕运繁华，两岸密布着芦苇荡与盐碱地，唯有迁徙而来的山西移民，在河湾处开垦出星星点点的农田。

（一）农耕文明的基因重组 明朝时期，邯郸曲周一带多盐碱洼地，传统耕种常受水涝与土壤盐碱化困扰，作物产量低下。赵云（原配何氏）熟知农事，他借鉴过往于别处学得的水利之法，结合曲周实情开展“耕读”实践，极大改善农田生态，粮食产量由原本亩产仅百斤跃升至三百斤。每到农闲，他便在土窑里开设“夜读社”，教乡邻识字算数，墙上挂着自绘的《滏阳河水利图》。这种“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在五代人手中逐渐沉淀为独特的家族文化——二世祖赵士敏（祖妣郎氏）、三世祖赵敬（祖妣贾氏）能背诵《九章算术》，四世祖赵睿（祖妣常氏）精研《齐民要术》，至五世祖赵端（祖妣李氏）获封七品散官时，赵氏已成为曲周东乡首屈一指的耕读世家。在家族昌盛之时，赵端、赵来凤父子于曲周县城附近购置宅院，时人称之为“赵家庄”，此乃赵庄村名之肇始。此后，赵氏家族于此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如今常住人口已超千人（乡镇合并前归属禇庄乡管辖，后归曲周镇管辖）。岁月流转，每年农历三月初七的“舍茶会”，成为赵庄村与侯村东高固两地赵氏族人交流互动、省亲叙情的重要契机，延续着家族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明代大臣、水利专家、著名诗人、书画家刘荣嗣（1570－1638，字敬仲，号简斋，别号半舫，曲周县西四夫人寨村人）所撰《简斋先生集诗选十一卷文选四卷》（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元年刘佑刻本）一书中，对五世赵端、六世赵来凤、七世赵嘉趋均有详实的记载。

（二）士绅阶层的文化突围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六岁的赵来凤在支漳河畔埋下第一方砚台。这个清瘦少年常坐在河岸石上，看滏阳河上往来的漕船，听船工哼唱的《漳河船工号子》。他的书房毗邻家族耕田，案头摆着父亲赵端手抄的《曲周风土记》，扉页写着“士者，事也。事天事地事民心”。正是这种经世思想，促使赵来凤以国学生身份考入鸿胪寺，开启了与传统士大夫不同的人生轨迹。

在鸿胪寺的十二年，赵来凤经历了三次重要的邦交事件：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接待琉球使团时，他发现对方贡单上的“硫黄”实为违禁品，却以“海疆气候多变，需以硫黄制火药防汛”为由巧妙化解危机；隆庆元年（1567年）处理暹罗使节拒行三跪九叩礼事件，他援引《周礼》“时聘以结诸侯之好”之典，建议以“对等礼仪”接待，既维护天朝体面，又促成两国互市。这些经历让他深刻理解：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能以开放姿态兼容并蓄。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冬，赵来凤回乡省亲时做了件轰动乡里的事——他在青龙沟上搭建了一座简易木桥，方便乡民往来。桥头立碑刻“济川”二字，“济川”二字取义于“济渡江河”，寓意桥梁如舟楫般跨越水域、便利通行，体现了他对交通畅达、跨越天堑的美好愿景，也蕴含着治理水患、连通两岸的实用功能与人文理想。这座木桥后来成为赵氏家族“以济民为己任”的象征，更埋下了日后修建石拱桥的伏笔。

二、文教地标的千年回响：孔庙与乡村治理的典范

万历二年（1574年），三十二的赵来凤站在赵庄村北的空地上，手中的《曲周县志》被风吹得哗哗作响。他远眺滏阳河蜿蜒如带，近处是赵氏家族历经三代开垦的千亩良田，突然想起鸿胪寺同僚的一句戏言：“曲周者，屈曲之周也，其民尚力不尚文。”这句话如芒在背，促使他做出归乡后最重要的决定——兴建孔庙，以文化重构乡村治理秩序。

（一）礼制空间的在地转化 孔庙的选址暗藏深意：坐落在赵庄村至高点，前临支漳河支流，后倚一处河堤，形成“负阴抱阳”的风水格局。建筑规制上，赵来凤巧妙平衡礼制与乡土需求：棂星门采用七品官邸的三门形制，却在门簪雕刻麦穗、锄头图案；大成殿供奉孔子像，两侧配祀的却是本地先贤——刘秉忠、窦默等。这种“正统性与地方性”的融合，在明伦堂的设计中尤为明显：堂内六艺壁画里，“御”不仅绘有车马礼仪，更有滏阳河漕运图；“数”则结合赵氏农田水利计算实例，图文并茂讲解丈量之法。 （二）庙学合一的治理实验 每月初一、十五，孔庙都会上演独特的“文化仪式”：天刚破晓，乡绅们身着青衫，在大成殿前举行释菜礼，献上新收的稻谷、自酿的米酒；巳时三刻，明伦堂开讲，赵来凤亲自解读《圣谕十六条》，却总能联系到曲周实际——讲“重农桑”时，他会展示家族农田的改良成果；讲“训子弟”时，便让族中秀才分享科举经验。最妙的是“童子习字”环节：二十名蒙童在棂星门下铺沙为纸，用树枝书写“耕”“读”“礼”“信”等字，围观的乡民潜移默化中接受教化。

这套治理模式很快显现成效：据清康熙《曲周县志》记载，孔庙建成三十年间，赵庄村出贡生3人、庠生17人，周边村落效仿建私塾者达二十余处。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乡村秩序的重构——过去因争水、争地频发的纠纷，逐渐被“以礼调解”取代，赵来凤本人成为乡民眼中“知礼能断”的权威，甚至邻县争端也常请他出面调停。

三、滏阳河上的文明跨越：石拱桥与市井文化的共生

万历十年（1582年）的滏阳河畔，聚集着数百名工匠。赵来凤站在临时搭建的指挥台上，看着手中的《赵州桥志》抄本，心中默念李春的造桥口诀。此时的滏阳河已成为南北漕运要道，每年经此运输的粮食达十万石，但河上仅有几座简易木桥，每逢汛期便阻断交通。修建一座永久性石拱桥，既是民生所需，更是赵来凤“通济天下”理想的实践。

（一）工程智慧的创新实践 赵来凤的“铁骨石胎”筑基法堪称水利工程史上的创举：他命人在河床打入五排铸铁桩，桩间以榫卯结构连接成网状框架，再用糯米、石灰、桐油混合浆汁浇筑，形成坚固的水下基座。这种工艺灵感源自山西晋商的“铁箍井”技术，却在滏阳河畔实现升级——据参与修桥的工匠后裔回忆，筑基期间，赵来凤每日必到现场，手持水准仪测量，甚至亲自调配灰浆比例，“若发现哪处灰浆少放了一瓢糯米，必定命人返工”。 石桥历时三年建成，长六十丈，宽两丈四尺，共五孔。桥面两侧设七十二间桥廊，采用“连廊式”设计，既可遮风避雨，又能作为商铺。开市那日，滏阳河上百舸争流，桥上人头攒动，山西的铁器、江南的丝绸、本地的稻米在此交易，形成“日过千帆、夜泊万艘”的盛景。赵来凤亲自为桥命名“济川桥”，取“济川之愿，通津达济”之意，却被百姓亲切称为“上桥”——这个带着乡土气息的称呼，既指地理上的“过桥”，更暗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市井文化的蓬勃生长济川桥催生了独特的“桥上经济”：桥东聚集着铁匠铺、车马店，桥西则是米行、布庄，桥中央设有公平秤，由赵氏族人每日校验。每到集日，桥上便响起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夹杂着评书评话艺人的说唱。最有名的是桥南头的“来凤茶肆”，赵来凤常在此宴请文人雅士，听他们讲述各地见闻。某次，一位江南客商带来活字印刷术的消息，赵来凤立刻让人记录成册，后来成为曲周私塾推广新书的契机。

济川桥还孕育了丰富的民俗：正月十六“走桥”祈福，百姓手持火把过桥，桥下烤年灯、烤杂病，祈愿“祛病消灾”；端午时节“桥上对歌”，船工与桥商以歌传情，形成独特的滏阳河船歌文化。这些民俗历经四百余年传承，直至今日仍在曲周民间流传，成为滏阳河文化的重要符号。

四、危楼遗恨中的精神图腾：士绅阶层的文化突围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十五岁的赵来凤站在 newly completed“雁过愁楼”顶层，望着滏阳河上的点点白帆，不禁老泪纵横。这座耗时五年建成的五层楼阁，凝聚着他晚年的全部心血，却也成为他与时代冲突的焦点。

（一）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 “雁过愁楼”的设计堪称明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底层采用“减柱造”工艺，空间开阔，可储存粮食千石；二层至四层为藏书阁，书架采用旋转式设计，便于取阅；顶层置铜制相风鸟，可根据风向变化判断天气。整座楼阁采用“通柱造”，一根高达二十丈的柏木贯穿五层，象征“通天接地”的士人理想。楼成之日，有群雁自北飞来，绕楼三匝而不敢落，“雁过愁”之名不胫而走。有人说，雁鸟是被楼阁的气势震慑；更有人说，这是上天对赵来凤“越制”的警示——在明代，五品以下官员不得营建超过三层的楼阁，而赵来凤仅为从七品鸿胪寺序班。 （二）文化理想的悲壮谢幕 崇祯三年（1630年），一纸公文打破了赵庄村的宁静。新任“权知曲周县事”（曲周知县）以“楼阁高耸，有窥伺天象之嫌”为由，下令拆毁“雁过愁楼”。拆楼当日，赵家族人跪地求情，乡民自发聚集护楼，却终究抵不过官兵的刀枪。当最后一根梁柱轰然倒塌时，天空突然下起暴雨，滏阳河水暴涨三尺，仿佛在为这座文化地标哀悼。 然而，赵来凤的精神并未随楼阁崩塌。据《赵氏家乘》记载，拆楼后的木材被乡民秘密运至滏阳河西，建成七座私塾，分别取名“鸿胪馆”“通济斋”“明伦堂”等，继续传承耕读文化。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明万历年间知府南居益、知县陈所行所建“奎星楼”，其形制竟隐约可见“雁过愁楼”的影子——士绅阶层的文化理想，终究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呈现。

五、文化基因的当代解码：从历史记忆到振兴动能

2023年仲秋，我站在曲周县济川桥遗址旁，脚下是新修的滏阳桥，远处传来滏阳河生态治理工程的机械轰鸣。陪同考察的族人指着河岸边的石碑说：“这是从老桥上拆下来的栏板，上面的‘济川’二字还是先祖来凤公的手迹。”

（一）历史遗存的当代叙事在一位族弟的电脑上，我看到他新建的网上“曲周乡村文化博物馆”，陈列着赵来凤当年使用的水准仪、《滏阳河治理手札》抄本，以及济川桥的石雕构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多媒体地图，用AR技术复原了明代赵庄村“舍茶会”的盛景，点击孔庙图标，便能看到虚拟的释菜礼仪式；点击济川桥，可听到模拟的市井喧闹声。这种“文物活化”的尝试，让六百年前的文化基因以数字化形式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二）乡村振兴的文化赋能在曲周县“滏阳河文旅带”规划中，赵来凤的历史遗产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济川桥遗址已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全新景点，成为旅居他乡的天南海北曲周人归乡必去的地方；多年后，赵庄村依然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耕读文化村”，成为赵庄村民的世代荣耀。更具深意的是，赵来凤的“庙学合一”理念正在影响和渗透着当地的文化建设。“乡贤议事堂”成为传播乡贤文化的新载体，邀请退休教师、企业家等参与乡村治理，重现“以文化人”的传统智慧。

站在滏阳河畔，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我忽然理解了赵来凤为何穷尽一生在这片土地上构建文化地标。他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者，而是以文明守护者的姿态，在农耕文明与官僚体制的夹缝中，开辟出一条“以文化筑基、以教育化民、以经济通济”的乡村治理路径。这种路径，恰与当代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振兴”不谋而合——六百年前的文明基因，正在新时代的滏阳河畔，生长出更加繁茂的文化新枝。

说明：

1.明代大臣、水利专家、著名诗人、书画家刘荣嗣（1570－1638，字敬仲，号简斋，别号半舫，曲周县西四夫人寨村人）撰写的《简斋先生集诗选十一卷文选四卷》（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元年刘佑刻本）一书中，对五世赵端、六世赵来凤、七世赵嘉趋均有详实的记载。

2. 文中提及的济川桥、孔庙（文庙）等建筑信息，在清同治九年版《曲周县志》以及其他不同时期版本的《曲周县志》中均有相关记载。

3. “上桥”文化、“雁过愁楼”传说，多是通过当地百姓的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虽然没有具体文字记载，但在曲周当地，尤其是曲周镇赵庄村及周边地区广为流传。通过向老一辈村民访谈收集，能获取到这些故事的不同版本和细节补充。

4.文中所涉及的年份，均以多方史料考证为基础，并结合事件逻辑与背景信息进行合理推证后确定。欢迎各位读者对文中所述事件提供更为详实的史料依据或细节信息，以便我们进一步修订完善。

来源：城市零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