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把这份情谊也算作投资，那这是这辈子我亏得最惨的一笔。＂小雨递过来的崭新钞票和投资协议在我掌心发烫，却让我的心瞬间冰凉。

五十万的温度

＂如果把这份情谊也算作投资，那这是这辈子我亏得最惨的一笔。＂小雨递过来的崭新钞票和投资协议在我掌心发烫，却让我的心瞬间冰凉。

我默默将钱收进布包里，只觉得这饭店的冷气太足，冻得我手指发麻。

我叫周淑兰，今年四十有八，在东北一家国营纺织厂当了二十七年的会计。

从我爹那辈起，我们家就是工人家庭，老老实实，代代如此。

厂子的筒子楼里，我从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慢慢长成了如今这副模样，皱纹爬上眼角，指甲因常年算盘磨得短而整齐。

在别人眼里，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踏实，本分，像爷爷那一辈常说的＂没出息＂，却也平平安安。

我听话地上了爹娘选的高中，进了他们安排的纺织厂，嫁给了他们认可的老实男人王建国。

建国是厂里机修车间的技术骨干，人称＂王一锤＂，因为他说修好的机器从没返工过，一锤子就定音。

我们的日子像纺织厂生产的布料，纹路清晰，色彩单一，却结实耐用。

九十年代初，单位分了一套六十平的楼房，砖红色的五层楼，没电梯，但在当时已经是让人羡慕的安置了。

那时候，来我家串门的邻居总会说：＂淑兰家真是越过越红火，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转眼就＇三转一响＇全齐了。＂

小雨，原名刘小雨，是我从娃娃时代就认识的闺蜜。

从穿开裆裤一起在筒子楼前的水泥场地上玩泥巴，到戴着红领巾一起背《毛主席语录》，再到穿着厂里统一的蓝色工装一起打卡上下班，我们的情谊比姐妹还深。

她父亲是厂里车间主任，比我爹的工位高，家里条件也比我家好些。

但小雨从不摆架子，小时候有块糖也要分我一半，长大后有啥新衣服也让我先穿。

＂淑兰，咱俩谁跟谁啊，你穿件新衣服，我心里也美。＂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俩年纪相仿，婚事却差了几年。

我二十三岁就嫁了人，她却直到二十八岁才遇到马志国，一个从乡下来城里开运输队的小老板。

那时候人们都说她＂挑花了眼＂，但我知道，小雨有自己的主意。

＂志国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有股子闯劲，比那些坐在办公室晒太阳的强。＂小雨总这么评价她丈夫。

婚后我们还是常来常往，有了孩子也互相照应。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直到那个转折点的到来——国企改革。

那是1998年，全国掀起下岗潮，我们纺织厂也未能幸免。

那段日子，厂区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焦虑。

每天早上，我去上班的路上，都能看到厂门口贴出新的通知，领导们紧锁的眉头，以及工友们交头接耳的议论。

＂听说这次要裁三分之一呢。＂

＂我家老刘干了二十年，就这么回家了，连个说法都没有。＂

＂咱们老老实实干一辈子，到头来还不如那些出去倒腾东西的。＂

像一根绷紧的弦，每个人都在等待那声断裂的脆响。

我和建国都在第一批下岗名单上。

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望着墙上泛黄的结婚照，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茫然。

建国比我坚强，拍着我的肩膀说：＂没事，男人嘛，有手有脚怕啥？不行就去开出租车，听说一个月能挣八九百呢。＂

我们那一代人，习惯了依靠单位，突然被扔进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无所适从。

好在有＂下岗再就业政策＂，厂里给了我们每人几千块钱的补偿，又介绍了一些再就业岗位。

我凭着会计证，在一家私营企业找到了差不多的工作，工资虽然比不上以前，但也能维持家用。

建国却没那么幸运，年过四十的机修工，私企嫌他＂老＂，大单位又不招人。

他只好跟着以前车间的老杨去修电器，挣得远不如从前。

就这样，我们夫妻俩省吃俭用，加上原来的一点积蓄，好歹供儿子念完了大学，又攒下了一笔钱，准备给他结婚用。

我常想，这辈子，咱不富也不贵，但能看着儿子过得比自己好，也就值了。

那是2009年初，东北的冬天格外寒冷。

暖气片的温度似乎赶不上窗外寒风的侵袭速度，我和建国穿着棉袄在屋里看春晚，桌上放着几盘简单的年夜饭。

儿子小王那年研究生毕业，在南方一家外企上班，工资不菲，但因为年假短，没能回来过年。

他在电话里说：＂妈，明年我一定回去，下次回去，给您和我爸买套好房子。＂

我听着儿子的话，心里暖融融的。

这种温暖没能持续多久，正月十五那天，小雨哭着来找我。

十多年没见，她的变化很大——穿着名牌羽绒服，染了时髦的棕色卷发，指甲上涂着鲜红的甲油。

但那双哭红的眼睛，却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因为摔跤而哭鼻子的她。

＂淑兰，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一回。＂她坐在我家沙发上，抓着我的手，眼泪把我的掌心都打湿了。

原来，马志国的运输公司接了个大单子，但在途中出了事故，货物全毁，欠下一屁股债。

更严重的是，那批货没上全保险，如果在半个月内拿不出五十万赔偿金，马志国不仅公司保不住，还可能因为合同诈骗坐牢。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还差这五十万。＂小雨抽泣着说，＂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家也不容易，但我真的没办法了。＂

建国端着茶杯站在一旁，脸色凝重。

那个数字对我们来说太大了，几乎是我们十年的积蓄，是准备给儿子买婚房的全部家底。

我和建国对视一眼，心里都明白，这个忙不好帮。

但我又怎么能看着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的闺蜜家破人亡？

那天晚上，建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咱们这钱借出去，怕是难要回来啊。＂他点燃一支烟，在黑暗中叹了口气。

＂你忘了当年下岗那会儿，小雨家接济咱们的米面油了？＂我靠在床头，脑海中浮现出那段艰难岁月里，小雨悄悄塞给我一个装满粮油的编织袋的情景。

那时她说：＂谁家不会有难处，帮衬着点才是亲戚朋友。＂

几天的煎熬后，我瞒着娘家人，偷偷从银行取出了存折上的五十万，交给了小雨。

她含着泪接过钱，在我家门口单膝跪下：＂淑兰，这恩情我这辈子都记得。两年，最多两年，我一定还你，还要加倍报答你。＂

我赶紧扶起她：＂快别这样，咱俩谁跟谁，有难处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送走小雨后，我却在窗前站了很久。

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我身上，却暖不到心里去。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和建国必须更加节省，甚至可能要推迟退休。

小王若是早点要成家，我们恐怕只能告诉他实情了。

债还清后，小雨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起初，她还时不时发个短信，说生意在慢慢恢复，让我们放心。

后来电话打不通了，家里也搬了，杳无音信。

我曾偷偷找到她原来住的小区物业打听，得知她和马志国早就搬走了，还听说他们的生意做大了，在开发区买了别墅。

建国气得不行：＂这哪是朋友？这是骗子！咱们辛辛苦苦攒的钱就这么打水漂了？＂

我安慰他：＂别急，也许他们真的有困难呢，等有了钱自然会还咱们。＂

但心里，我也开始打鼓。

那年冬天，我七十二岁的老母亲查出肺癌晚期，需要住院治疗。

她老人家一辈子节俭，积蓄不多。

我作为女儿，理应承担医药费，可此时我的＂钱袋子＂已经空了。

我只能四处借钱，却始终没有主动联系小雨。

＂江湖救急，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始终记着爷爷的这句老话，人活一辈子，帮人就帮到底，不能因为帮了人，就等着人家感恩戴德。

医院的走廊上，消毒水的气味刺鼻，母亲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在柜台前翻着皱巴巴的医保手册，计算着还能报销多少。

＂淑兰，你别瞒着我，家里是不是没钱了？＂母亲有一天突然问我。

＂有钱有钱，您放心治。＂我擦着眼泪转过身去，不敢让她看到我的表情。

为了凑齐母亲的手术费和后续治疗费，我偷偷卖掉了当年婆婆留给我的金镯子，又向亲戚借了一些。

建国瞒着我去应聘了小区保安，每天站岗十二小时，就为多挣几百块钱。

那段日子，我们的头发都白了一大片。

母亲最终还是没能挺过那个冬天，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夜晚，她握着我的手，轻声说：＂闺女，别太难为自己了。＂

她的手那么轻，那么凉，就像一片雪花，转瞬即逝。

我跪在病床前，想起她老人家一辈子的艰辛，为儿女省吃俭用，临终还惦记着不给儿女添麻烦，泪水止不住地流。

如果，那五十万还在，母亲或许能得到更好的治疗；如果，小雨能早点还钱，母亲或许能多活几年；如果……

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我不断告诉自己，不要怨恨，不要苦涩，但夜深人静时，我还是会想起小雨当初含泪发誓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

三年零四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超市打折区挑选蔬菜，手机突然响了。

屏幕上显示着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

＂喂，请问是周淑兰吗？我是刘小雨啊！＂话筒里传来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我的手一抖，差点把手机掉在地上。

＂小雨？是你啊，好久不见了。＂我强作镇定，声音却不由自主地发颤。

＂淑兰，这些年我一直想联系你，但是太忙了，公司的事情接踵而来，真是分身乏术啊！＂她的声音里带着兴奋，＂今天终于有空了，我想请你吃顿饭，好好叙叙旧。＂

她约我在城里最高档的银座酒店见面，说已经订好了包厢，让我一定要去。

挂了电话，我站在超市的货架前发了好一会儿呆。

那条曾经熟悉的小巷，那个曾经穿着蓝色工装的女孩，那些曾经分享的甜酸苦辣，仿佛都被一层厚厚的尘埃覆盖。

回家后，我没告诉建国这个消息，只说要去老同事家吃饭。

他点点头，继续看他的《新闻联播》，眼镜片后的目光疲惫而温和。

银座酒店的旋转门很气派，我穿着唯一一件像样的夹克衫，提着一个有些掉色的布包，走进了这个平时不敢踏入的地方。

大理石地面映出我有些局促的身影，服务员礼貌地问我要去哪个包厢，我报出了小雨给我的号码。

推开包厢门的那一刻，我愣住了。

小雨浑身名牌，手腕上的表估计就抵得上我半年工资。

她身边坐着马志国，西装革履，一脸老板相，闪亮的袖扣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淑兰！＂小雨起身拥抱我，香水味扑面而来，我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

＂小雨，你这些年过得不错啊。＂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哎呀，还行还行，马马虎虎混口饭吃。＂她拉着我坐下，＂来，这是我们新公司的名片，现在做地产开发呢，规模不小。＂

名片上烫金的字体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我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

饭桌上，她滔滔不绝地讲着他们这几年如何白手起家，如何拼命工作，如何在商场上披荆斩棘。

＂那年差点就完了，多亏有你啊淑兰！＂马志国举杯向我致意，＂要不是你那五十万，哪有我们今天？来，为我们的友情干杯！＂

我端起杯子，酒液在灯光下泛着金色的光芒，却让我想起母亲临终前苍白的脸。

我一口干了杯中酒，喉咙火辣辣的疼。

听着小雨说＂每天睡不到四小时＂时，我想起了我照顾母亲时通宵未眠的日子；听她说＂差点亏了一百万＂时，我想起了我为凑齐母亲手术费，偷偷卖掉了婆婆留给我的金镯子。

我没提这些，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附和几句。

＂你儿子呢？结婚了吗？＂小雨突然问道。

我愣了一下：＂还没，他现在忙着工作，说再攒几年钱再考虑。＂

＂现在房价这么高，年轻人确实不容易。＂小雨感叹道，＂志国，你说是不是咱们给淑兰家介绍一套优惠的房子？＂

马志国连忙点头：＂当然当然，朋友的儿子就是自己的儿子，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勉强笑了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些年，我和建国本可以给儿子准备一个体面的婚房，让他早点成家立业；那些年，我本可以给母亲提供更好的治疗条件，或许她能多活几年；那些年，我和建国本不用这样省吃俭用，担惊受怕……

饭后，小雨终于掏出一个信封。

＂五十万，整整五十万，一分不少。＂她拍了拍信封，＂还有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份投资协议。按理说，你这钱帮了我大忙，我们赚了钱，你也该有分红。这里是十万股，现在市值差不多三十万，以后只会更值钱。＂

我打开信封，看着那一摞崭新的钞票，莫名想起了母亲生前最后一次握住我的手，那么轻，那么凉。

五十万啊，如果早点回来，或许母亲还能……

＂干嘛哭啊？＂小雨递给我一张纸巾，＂都是自家人，钱迟早要还的嘛！＂

我摇摇头，擦干眼泪：＂没事，就是有点感动。＂

＂小雨，钱我收下了，协议你留着吧。＂我把钞票放进包里，轻轻推开了那份协议，＂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哪来的利息一说。＂

＂这怎么行！你这钱可是帮了我们大忙啊！＂小雨坚持把协议塞给我，＂这是你应得的！＂

＂如果把这份情谊也算作投资，那这是这辈子我亏得最惨的一笔。＂我轻声说道。

小雨明显愣了一下，疑惑地看着我：＂淑兰，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朋友之间的情谊，本不该用钱来衡量。我帮你，不是为了什么回报，只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可是……＂小雨欲言又止。

＂时间不早了，建国还等着我回去呢。＂我提起布包，＂谢谢你们的款待，改天有空再聚。＂

走出酒店的那一刻，寒风吹在脸上，我却感到一阵释然。

回家的公交车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逝的霓虹灯。

城市的夜色很美，灯火阑珊处，每一扇亮着的窗户后面，都是一个家庭的故事。

五十万，对小雨和马志国来说，或许只是他们账户上的一个小数字；但对我和建国来说，却是二十年省吃俭用的积蓄，是儿子的婚房，是母亲的救命钱。

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原来是这样微妙而复杂的东西。

我想起小时候，小雨把她仅有的一颗糖分给我的情景；想起年轻时，我们一起在厂房里加班到深夜的日子；想起下岗后，她悄悄塞给我一袋米面的温暖……

那时的情谊，真的比今天这五十万要珍贵得多。

回到家，建国正坐在沙发上打盹，电视里播放着晚间新闻。

我轻轻放下包，坐到他身边，将今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建国先是震惊，然后是愤怒，最后归于平静。

＂五十万，终于回来了。＂他叹了口气，＂可惜，娘要是还在，该多好啊。＂

我靠在他肩膀上，泪水再次涌出眼眶：＂没关系，咱们还有儿子，还有日子要过。＂

第二天一早，我去银行把钱存了起来，然后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小王，妈给你存了笔钱，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一趟，我和你爸想和你商量一下买房的事。＂

电话那头，儿子惊喜的声音让我心里暖暖的。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小区花园，看到几位老姐妹正在跳广场舞。

阳光洒在她们欢快的身影上，音乐声此起彼伏。

我站在一旁，想起年轻时和小雨一起在厂区跳舞的日子。

那时候，我们肩并肩，笑靥如花，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岁月流转，人心易变，但真情永存。

我知道，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那些真挚的情感，那份心与心之间的温度，才是最珍贵的。

晚霞的余晖洒在我手上，暖暖的。

就像那些年，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最真诚的情谊。

来源：桃花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