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0年初春，金边的天气一如往常地闷热，但政局已暗潮汹涌。3月18日，一纸政令掷出，柬埔寨政坛彻底变天。
1970年初春，金边的天气一如往常地闷热，但政局已暗潮汹涌。3月18日，一纸政令掷出，柬埔寨政坛彻底变天。
诺罗敦·西哈努克，彼时正在欧洲与苏联之间穿梭访问，一如他过去十数年的外交节奏。他对外强国的试探、牵制早已驾轻就熟，唯独没有料到，此次离开，会换来一场“软刀子”的推翻。
朗诺，这位在他政治体系中多年俯首听命的将军，忽然夺权，迅速成立临时军政府。背后撑腰的必然是美国。可美国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更可怕的是，它也没有出面阻止。
这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政变。没有坦克、没有冲突，甚至连金边街头的广播都刻意保持沉默。但当电报传来，西哈努克已不再是国家元首。
而此时的他，身在异国，远离宫廷，孤立无援。接下来发生的，不是反击，而是一种缓慢而彻底的“冷却”。
苏联对他关闭了会谈日程，安排被抽空，只留下几间冰冷的房间。法国只象征性发放了短期签证，并含蓄表示不宜久留；
越南对此事噤声不言，不肯染指；联合国则摆出一贯中性的姿态，“等待局势明朗”。而所谓的国际朋友，要么沉默，要么失联。
西哈努克，是那个时代最早尝到“国际秩序现实主义苦果”的国家元首。他曾是万隆会议上的明星，是“中立”口号的缔造者之一。
也正因如此，他不属东西任何一方，今天看，在需要时，他亦没有任何一方会真的伸手去救。
那么，一个昔日的国王，会是什么样子？
孤身住在莫斯科一间冷僻的旅馆里。他原本的随行人员、外交顾问开始以各种理由辞行，甚至连侍从都已回国。
连夜的电报发出数封，未得一封回音。他最信任的王妃也忍不住问：“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他答不上来。
此情此景，令人想到魏晋南渡、或宋室南逃，但那毕竟还有族人，还有江山，而他，此刻不过是一个随时会被注销国籍的流浪人。
后人若以此为剧本写戏，怕观众都嫌剧情太过决绝。
然而，这并非戏剧，这是历史。
他当然不甘心。他写电报给法国总统、给联合国秘书长、给自己昔日结盟国家的领导人。他在一封对西方媒体的公开信中写道：
“朗诺集团的政变完全违宪，我是柬埔寨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元首。”
但这些话，最终只发表在法国一份小报的角落。
政变发生两周后，西哈努克已有些疲态。他知道这一次，不是宫廷的斗争，也不是一次政见分歧，这是大国博弈的溢出，他成了不合时宜的那块棋子。
也就是在这时，他决定拨通一个号码，北京。
这并不容易。彼时中国正处“文革”风暴中，对外事务收紧，内政繁乱。西哈努克心中也曾一瞬迟疑，但很快便坚定下来。他不是在向一个大国求援，而是在向一个知交托命。
他曾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第一次认识周恩来。他曾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位把平等当作本能的政治家。”
他们彼此惺惺相惜。他也不止一次地称中国为“我的第二祖国”。
所以这通电话，既是求援，也是一次最后的押注。他自己或许也明白，这一通电话之后，命运的水流会彻底改向。若北京开门，他便仍是一个可以抗争的人；若中国也说“不便接待”，他将彻底跌入无国之地。但比被政变更残酷的，是连选择避难地的资格都没有。
他选择相信中国。因为彼时，已无可退之地。
历史上，那些被“流放”的王，总有几个可供安身的城市。巴黎、日内瓦、甚至曼谷。这些地方或多或少有点“政治中立”的象征意味，是流亡者习惯性的落脚地。但西哈努克没有走那条路。他来到了北京。
那是1970年3月19日。飞抵首都机场时，他并不知道迎接他的会是谁。他或许也做过心理准备——如果只是个副部长来握手，自己大概会在北京待上一段时间，然后再被婉转地送走。
可当舱门打开，站在红毯尽头的，是周恩来。身边是李先念，还有一排中国各部委的高级官员，以及几十位各国驻华使节。
这是一种宣示。不是私人接待，是外交场合。不是友情安排，而是国家姿态。
西哈努克愣了片刻，才慢慢走下舷梯。他说，自己在舷梯中段时，眼眶已经湿了。
那是他被赶下台后，第一次被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重新认可。而且，不是被过去的盟友，不是联合国，而是当时并不被西方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天晚上，住进钓鱼台七号楼。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他在中国最重要的“根据地”——不是寓所，更不是避难所，而是一个政权的影子中枢。
也就是在这儿，他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又数日后，宣布组建“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挂的牌子是真，发的电文也是真；中国没有让他象征性地“养老”，而是实打实给他空间、设备和话语权。
这点，放在今天看，也许未必惊人。但放在当时，中国本身也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动乱尚未平息，外交资源紧张，经济凋敝，国际孤立。然而他们依旧选择为一个失势国王开门，并在政策上给予全面支持，毫无含糊。
毛泽东后来对他说：
“你现在走的是我们过去走的路。”
说这句话的人，不只是表达共情，更是在给予政治鼓励。用毛的逻辑，小国并非不能反抗，只要方向正确。
这一点，西哈努克是明白的。他很快就把钓鱼台七号楼变成一个政治前线。他每天亲自审阅稿件，夜里用铅笔在讲稿上标出句读。
他录制电台广播，手写信件给海外柬埔寨侨民，还坚持见每一个愿意采访他的外国记者。
他不是那种失意就隐退的人。他有情绪，有虚荣，但更有一种几近执拗的“政治使命感”——即便失去了军队、土地、宫殿，他也要让别人知道：我还在，我的声音还在。而中国，提供了这个声音的扩音器。
1971年，在中国安排下，西哈努克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非洲几国。中国提前联络各国，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按照“现任元首”规格执行。从几内亚到埃及，他走的都是红毯，住的是总统官邸。他站上讲台时，说的是“柬埔寨王国代表人民继续斗争”的话。最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一次回忆中提到：
“我以为我不会再被世界听见，是中国让我再次说出自己的名字。”
一句话，道尽那几年“失国者”的最大痛苦——不是失去权位，而是失去认同。中国在那几年，不止一次替他“补位”。不只是政治上的承认，更是在国家机制之外，为他搭了一个舞台。
这个选择，在当时曾引起不少非议。有人觉得中国此举“政治不划算”，毕竟西哈努克已经失势，柬埔寨局势混乱，押在他身上并不一定能有“收益”。
但周恩来在内部谈话中只说了一句：“朋友有难，不能袖手。”
老实说，这话简单，但极有分量。
它不是外交策略，是道义使然。而道义，是中国当时为数不多能对抗现实失利的砝码。
所以西哈努克后来对人说：
“我不是中国的客人，我是一个有工作的朋友。”
这句话听上去朴素，却是那个时代对中柬关系最真实的写照。
而钓鱼台的那栋七号楼，在接下来十几年里，也逐渐变成了柬埔寨王室流亡的指挥所。有人说，它是被暂时藏起来的一块王冠。说得也不算夸张。
西哈努克并非完人。他虚荣、敏感，甚至有时过于重感情。但凡事都讲一个“度”，而他身上有一样东西，是他这个时代很多政客所缺的，记得别人好。
在中国的那些年，他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被豢养的政治吉祥物。更没有演那种“感动到哭”的外交戏码。他是实打实地在“工作”。而这些努力，大半是为了柬埔寨，另一半，我相信，是为了还中国一个“情”。
最具体的，是在外交场合。1971年以后，西哈努克几乎每年都以不同形式在联合国、亚非国家会议上为中国说话。他知道中国想要的，不是金钱，也不是臣服，而是一张椅子——联合国安理会的那张属于“真正中国”的椅子。
1972年他在阿尔及利亚出席会议时，甚至直接走到台下，拉着几位中立国家的代表私聊：
“支持中国，是支持一个还在坚持道义的国家。”
这种说法，今天听着或许有些理想主义，但在当时，那种场合、那样的语境下，它就是一种“挺身而出”。
而且他从不藏着掖着。别人谈“现实”，他讲“道义”；别人担心美国脸色，他偏要说：
“中国不欺我小，我凭什么不挺？”
这份敢讲，是一种性格，也是一种立场。很稀缺。
除了讲话，他还有一种更细水长流的“文化报答”。
他喜欢拍电影，写剧本、作曲，有时甚至亲自担任配音。1970年代中期，他拍了一部纪录片，内容是中国人民如何接待他、如何帮柬埔寨流亡政府“重燃声音”。镜头里，是北京初冬的胡同、小学生在课堂里画柬中友好海报，还有301医院的医生在为他母亲诊治。
这部纪录片没有全球公映，只在柬埔寨国内的电影院轮播过。但影响极大。那时候，很多柬埔寨的百姓第一次看到毛主席，不是在报纸上，而是在他这部片里。
还有一次，他在电台里播放了一首亲自作曲的歌，叫《怀念中国》。
歌词没有宏大口号，只是讲了几件小事：早晨喝的柠檬水、冬天递来的热茶、以及周总理夜里敲门来看望他母亲的场景。
当时，有记者问他：
“你是不是太感性了？”
他笑说：
“若没有中国，我怕是连感性的资格都没了。”
这话里，其实不光有情，还有很强的认知。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随时可被替代的筹码，更不是哪个政治大国的“宠儿”。他失势之后，世界给他关门，只有中国开了灯。
所以他要回馈。哪怕只是用自己的名誉，用自己的文字。
包括他母亲苏拉玛里特王后在越南被困那事——外界很少提，但他自己一直放在心上。那时，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去和越南方面谈，才换回他母亲能在身体衰弱的状态下平安抵京。那天他没说什么，只是饭桌上多喝了几杯。他后来说：“那顿饭，是我最安静的一顿。”
我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在国际政治中，这种逻辑并不常见。国家与国家讲的是利益，讲的是长期盘算。可西哈努克偏偏愿意记住那些不需要他记住的事。他不只记住了，还一笔笔写进自己能做的事情里。
他做得很克制，很“人”。不卖惨，也不摆谢恩的姿势。他知道中国没要求他报恩，但他始终觉得，不能装作没事发生。
1993年，西哈努克重登国王之位。这是一场迟来的归来，但终究没有缺席。距离他被政变赶出金边，已过去整整二十三年。在这期间，世界换了面孔，冷战结束了，苏联没了，美国重新主导东南亚格局。但他回来了，柬埔寨，也在废墟之上重新挂起国旗。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曾受中国多年庇护的王，在归国之后，是否还记得那份“旧情”？或者更直接一点说：西哈努克后来，是怎么回报中国的？
有一说一，他没让人失望。
首先是态度。他不是回到金边就翻篇了的那种人。复位那天，他在议会演讲结束后，临时追加了一段讲话，说：
“我感谢我的朋友们，尤其是那些在我失势时未曾远离的人。”
这段话，很多柬埔寨人听不懂指的是谁。但中国人懂。
不仅如此，西哈努克复国之后做的第一批事情之一，就是与中国重新确立外交架构，并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参与柬埔寨的国家重建。这个“参与”不是让中国送钱那么简单，而是让中国企业、专家、医生、工程师来柬——不是临时工程，是要扎根。
于是，从1994年开始，一批又一批中国援建项目落地：乡村电网、灌溉系统、医院翻修、公路基建。西哈努克亲自参加奠基和剪彩，讲话里总少不了“中国的朋友”这个词。
有记者调侃他是不是有“中情节”，他笑着回：
“情节也是情，不该回避。”
还有一件事，很多人容易忽略。他当时力推中文教育。那会儿，柬埔寨重建的重点还在农业和治安，谁也没把外语教学放在眼前。但他坚持要在数所学校里开中文课，还亲自请人编教材、派代表来华培训教师。
他说：
“中国的帮助，不应只停留在物上，还要进人心。”
这是他对“回报”理解的方式——不夸张、不喧哗，用行动说话。
还有一次我翻看资料的时候，印象特别深。他当年在金边命名一条主干道，取名“毛泽东大道”。有人劝他慎重，说这在国际上可能被误解。他摆摆手：“这是我个人选择，不怕人说。”
其实他一直清楚，世界怎么看他不重要。他关心的是：该记的，要记。
而对中国的这份记忆，他用自己的方式守着。
2000年前后，中资企业在柬埔寨项目越来越多，也不可避免出现问题：工程延误、合同纠纷、民众抵触。他没有像别的国家那样一推了事，反倒是主动出来做协调，有一次甚至亲自写信给中国公司：“请理解当地民众的情绪，友谊来之不易，不能毁在小误会上。”
他不是天真，他是珍惜。因为他比谁都知道，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站出来的国家不多。中国，是唯一一个开门的。他用几十年的方式，在偿还这个人情。
而这份还，既不是臣服，也不是报效，而是一个政治老人用自己仅存的余力，在一个又一个场合上、工程里、讲台中，把那份不容抹去的情谊，一点点刻进国家的重建过程。
如果说西哈努克这一生最执着的东西是什么，恐怕不是权力，也不是声誉，而是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
他见过太多短暂的亲近。政权更替时的寒暄、国际会议上的热络、发言稿里重复使用的“兄弟国家”四个字！他见过，也被这些东西反复刺痛过。越了解权力，越懂它的轻薄。
可偏偏，在中国，他遇到了一段不太一样的关系。
你说它是友谊吧，它又超出了私人范畴；说它是同盟，中国却从不要求他站队，也不逼他表态；说它只是政治安排，那又未免太冷了些。因为只有在他最失意、最边缘、最没有任何“剩余价值”的时候，中国才伸出手。
所以他一直说，中国对他，不是“战略接纳”，而是“真诚相待”。
这种说法在今天听来或许显得浪漫。但你得把视角拉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被美国抛弃、被苏联冷落、被联合国拒之门外的流亡国王，在世界地图上被踢来踢去时，有一个国家替他挂上了“国家元首”的头衔，安排红毯、礼宾、发声平台，甚至为他母亲请来全国最好的医生。
你要说这些只是策略，那就太无趣了。
西哈努克临终前，选择回到北京养病。不是没有选择，也不是医疗水平的考虑。他是认定了，那是他心安的地方。
他曾说：
“我在北京能睡好觉。”
这句话若是从常人嘴里说出，是客气；可从一个国王、一个经历过无数宫廷变局的政治人物嘴里说出，就是信任。
2012年10月15日，凌晨。他在北京逝世。中国派出专机送灵柩回国。那一刻，不只是送走一位外国元首，更多是一位老朋友的离别。
天安门下设灵棚，几位曾经接待过他的老外交官红着眼说：“这是三十年交情的终点。”但这不是结尾。
他的儿子西哈莫尼继位后，依旧走着他父亲留下的路。亲华，是真亲；信中国，也是真信。
西哈莫尼说：“父亲一生的选择，我会继承。”他不像西哈努克那么能言善辩，却一直默默推着中柬合作继续往前走。他让中资项目优先入驻，也不回避媒体质疑，公开说：“我们信这个朋友。”
所以今天我们再看中柬关系，不只是经贸往来，也不仅是战略互利，而是建立在某种情感厚度之上的。那种厚度，不在纸上，也不写在协议里，但却实实在在地维系了几十年。
其实这一整段历史里，有一句话可以做注脚，是西哈努克说的：
“我们是一个小国。但如果没有中国，我们根本无法生存。”
这话不夸张，也不委屈。他不是说自己弱，而是在说：这个世界里，真正把你当人、当朋友的，不多。你得记住。而中国，也一直记得。
最后笔者简短地来一段结语吧。
这不仅是一段流亡与复国的政治传奇，更是一部关于信任与情义的国际故事。
在冰冷的国际政治中，中国对西哈努克伸出援手，是一种不计得失的支持；而西哈努克复国后对中国的回报，也是一种超越国界的感恩。这种关系，值得被今天的我们铭记。
2、试论西哈努克采取中立政策的原因和作用 胡西元
3、深情厚谊二十载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伟大友谊
来源：史芬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