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深刻指出：“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这一理念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践行，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时的追悼会虽与传统殡葬习俗有所
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深刻指出：“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这一理念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践行，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时的追悼会虽与传统殡葬习俗有所结合，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些迷信元素，领导对此也未过于苛责，但追悼会确确实实是举办了，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社会凝聚力的象征。
在那个年代，若有人离世，通常会为其举行一系列既传统又具有时代特色的仪式。首先，人们会为逝者穿上送老衣裳，这是一种对逝者的尊重，也是传统习俗的体现。然后用秫秸笆子将逝者卷裹，抬至火葬场火化。火化归来，骨灰盒会被安置在已拆除的土地庙附近，或是村头，这些地方成为了人们暂时安放逝者骨灰的场所，等待着后续的仪式来进行最后的安葬。
追悼会前，首先要进行的是为逝者“送盘缠”。依我理解，这是为逝者送上钱物，以便其在另一个世界能有所用度。一般会简单扎制一副小轿，由纸扎的两名“跟随儿”轿夫抬着，送往西方大路。这个过程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逝者的关爱和祝福，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生活得安稳、富足。
沿着西方大路，人们心中理想的归宿是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似乎不再有饥寒之苦，也无疾病之扰，人们能享受终极的幸福。而要抵达那个地方，需要死者的儿子为其指路。儿子会举着一杆点着香头的扁担，指向西方，悲痛地念道：“我的爷呀，西方大路。苦处施钱，钱处安身。”小时候，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如今想来，这是在嘱咐逝者，要坚定地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行。倘若途中遭遇“打劫”，不妨施些小钱以求平安。而安身之所，应是能有生计、富足安稳之地。这反映出人们在活着时饱受贫穷之苦，即便到了另一个世界，仍渴望能寻得富足之所，这种朴素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性中最真挚、最动人的情感。
接下来，便会依照领导的安排举行追悼会。前面的这些环节可视为序幕，也是追悼会的一部分。通常由大队主任主持，党支部书记致悼词，这算是最高规格的安排了；也有主任主持，其他人致悼词的情况。悼词往往模仿广播里的格式，先介绍逝者的姓名，再说明其生卒年月，而最重要的部分，则是讲述逝者的生平事迹以及对其的评价。最后，总会写上“我们永远怀念他”，这简短而真挚的话语，承载着人们对逝者的无尽思念和缅怀之情。
领导致悼词时，孝子们披麻戴孝，亲戚们戴着孝帽子，跪在前面；后面站着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小孩子们也会停止嬉闹，安静地站在大人身旁。即便不是近亲，沾亲带故的小孩也会在脖子上挂一根白绳，以表纪念。骨灰盒后方，一般会摆放着大队送的花圈，整个仪式显得颇为隆重，这种隆重不仅仅是对逝者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和对亲情、友情的一种珍视。
仪式结束后，帮忙的人会对着纸扎的“跟随儿”交代一番，然后将轿子和大量纸钱一同焚烧。孝子们被劝回家，亲戚们也各自散去，由丧葬服务队的人将骨灰盒抬至挖好的小洞穴中，堆起一个小坟头，再把花圈插在坟头一侧。那时大多没有墓碑，讲究一些的至多插一块写有“某某人之墓”的木头牌子，这种简单的安葬方式，既节约了资源，又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是一种朴素而环保的丧葬文化。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丧葬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不允许使用棺材，仅用精致的骨灰盒，其实这样既环保又实用。但现在又恢复了使用棺材，甚至在棺材里还要套上骨灰盒，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丧葬成本，也违背了环保的原则。过去禁止砌坟，现在却用砖石砌起了一座座高大的坟墓，甚至有人在亲人尚未离世时就提前占好地方砌坟，坟头一个比一个高，这种攀比之风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破坏了乡村的自然景观。过去不允许立碑，现在石碑一家比一家高，这种过度的物质追求，已经偏离了丧葬的本质意义，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炫耀和攀比。
为了解决丧葬问题，政府部门建设了一些有一定规模的公墓陵园。当政府严格监管时，逝者必须葬在公墓内，否则会被强制迁出重葬。但一旦换了负责人或监管放松，老百姓就会将公墓里的骨灰盒取出，加上棺材，葬在本家的祖林里。如此一来，一位死者竟占了两处地方。这不仅造成了钱财的浪费，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大量的耕地。耕地是我们生存的根基，死人与活人争地，而每年去世的人又不在少数，长此以往，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靠什么生存呢？这种对耕地的侵占，是对未来的一种透支，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
最令人遗憾和尴尬的是，如今追悼会这一环节逐渐被取消。对于村里去世的长辈，我们本想前去送别，以表心意。若有追悼会，佩戴黑纱站成一排，也算是尽了一份心意。但现在去了，若戴上孝帽子跟着作揖磕头，会觉得有些尴尬；若不戴孝帽子站在一旁，看着别人磕头作揖，自己就像个看客，别提有多别扭了。这种尴尬背后，反映出的是我们对传统丧葬文化的迷茫和困惑，是对现代丧葬方式的一种不适应。
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有着建造祠堂的优良传统，祠堂作为家族记忆与情感的承载之地，是追思先人、凝聚亲情的关键场所。将骨灰盒安放于祠堂之中，逢年过节之时，家族成员齐聚祠堂祭奠，这无疑是一种既温馨又庄重的选择。除此之外，选择将骨灰撒入江河，让逝者融入大自然的怀抱，或者将骨灰埋入土中，上面种下一棵树，以此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也是一种极好的纪念方式。在当今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还可以构建一个虚拟世界，让逝者在那里安息。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人们可以点燃电子香，赠送电子花，还可以通过语言表达来倾诉思念，分享回忆。这种方式既保留了传统的纪念情怀，又融入了现代科技的便捷与创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缅怀方式，使逝者的记忆在虚拟与现实的交融中得以永恒。
“破四旧立四新”不应走向绝对化。将那些本应破除的旧俗重新恢复，把那些本应树立的新风尚推倒，我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毛主席提倡的“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是何等的英明、正确和伟大。我们应当践行儿时的誓言，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追悼会这一寄托哀思、团结人民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和发扬。在传承中，我们可以在保留其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的现代化改造，使其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环保理念，让这种传统的丧葬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我们文化传承和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让逝者安息，让生者慰藉，让社会更加和谐、文明、进步。
来源：日升博士讲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