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妈，我回来了。＂我站在病房门口，十年不见的母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妈，我回来了。＂我站在病房门口，十年不见的母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她看向我的眼神，既熟悉又陌生。

我叫周建国，出生在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小县城。

那时候的小县城，满是青砖灰瓦，街巷间飘着煤油和饭菜混合的气息。

家家户户都不富裕，但也有着说不完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我们家住在县城西边的老街区，一栋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筒子楼里，两间房，一家四口人挤在不到四十平米的空间里。

那时的房间，墙面斑驳，门框上还贴着已经泛黄的春联，屋内除了一张吱呀作响的木床，就是一台收音机和几把破旧的竹椅。

父亲周志明在县水泥厂当工人，每天回家身上都带着灰白色的粉尘，洗都洗不干净。

母亲李秀芝在街道缝纫社做裁缝，她的那台老式蝴蝶牌缝纫机踩起来＂咯吱咯吱＂的声音，是我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

我和弟弟周建军，兄弟俩相差三岁。

小时候，我和弟弟关系很好。

每天放学后，我会带着弟弟去街心公园玩耍，用攒下的零花钱给他买冰棍。

那时的冰棍只有五分钱一根，我总是买一根掰成两半，和弟弟一人一半。

他总是笑眯眯地叫我＂哥＂，那声音甜得像蜜一样。

母亲常说：＂建国，你是哥哥，要多照顾弟弟，你爸工资少，咱家日子不宽裕，你们兄弟俩要互相扶持。＂

我点头答应，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生活就像我们县城的春天，晴雨难料，说变就变。

1998年，我从县里的高中毕业，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

那年夏天，巷子里的大喇叭广播了三天，把我＂高考状元＂的名号传遍了整个街区。

老街坊们见了我爹娘，都竖起大拇指：＂志明啊，你儿子真争气！＂

家里办了一桌酒席，父亲罕见地喝得满脸通红，母亲则忙前忙后，脸上笑出了褶子。

那年，弟弟初中毕业，成绩平平，只能去读职高。

父亲一手拍着我的肩膀，一手端着茶缸子，里面的茶叶飘飘悠悠：＂建国，你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回来帮衬家里，你弟弟指望不上了。＂

我郑重地点头，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却没注意到弟弟低着头，眼神中闪过的那一丝黯然。

大学四年后，我凭借不错的成绩留在了省城一家国企工作。

2002年，那时候的工资不高，每个月七八百元，但总算在省城站稳了脚跟。

弟弟技校毕业后，在县里一家电器维修店当学徒，每天和各种电视机、录音机打交道，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

那时候，全国各地的国企都在改制，很多人下岗回家，能有个稳定工作就很不容易了。

2005年，父亲因为工厂改制提前退休，每月退休金只有几百元。

＂儿子，厂里不行了，我这把年纪也折腾不动了，就回家歇着吧。＂父亲在电话那头说，声音里透着疲惫和无奈。

母亲的缝纫社也因为市场竞争被迫关门，街上的成衣店越来越多，手工缝制的衣服渐渐没了市场。

家里的经济负担渐渐压在了我的肩上。

每个月，我都会寄五百元回家，虽然自己在省城租的房子破旧狭小，但看到家里来信夸我＂有出息＂，心里总是踏实的。

我和弟弟的生活轨迹开始渐行渐远。

我在省城努力打拼，结识了同事小林，一个戴着圆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姑娘。

她是会计部门的，每次做报表时那专注的样子，让我忍不住多看几眼。

两人从一起吃工作餐开始，慢慢发展成恋人关系。

而弟弟则在电器维修店当了几年学徒后，开始跟着一些社会上的朋友混日子，时常不着家。

母亲每次打电话都会叹气：＂建国啊，你弟弟这孩子，不知道在外面做什么，常常三天两头不回家，你爸气得头发都白了一大半。＂

我听着心里着急，可又能做什么呢？

电话里劝了几次，弟弟总是嘻嘻哈哈地应付：＂哥，我这不是要做大事嘛，小打小闹能有什么出息？＂

2008年，县城开始大规模拆迁改造。

西边的老街区，那些见证了几代人生活的老房子，被贴上了红色的拆迁告示。

我们家住的老筒子楼被列入了拆迁范围。

按照政策，我们家能拿到一笔不小的拆迁补偿款，加上安置房，总价值约150万。

这在当时的县城，已经算是一笔天文数字了，足够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消息传来，全家人都很兴奋。

父亲盘算着可以在新区买套好房子，剩下的钱存起来养老：＂建国，你妈这辈子受苦了，终于能住上好房子了。＂

母亲则想给我和弟弟各留一部分：＂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心头肉，一碗水要端平。＂

我当时已经在省城站稳了脚跟，和小林准备结婚，对家里的拆迁款并不太在意。

＂爸，妈，你们留着用吧，我在省城工作稳定，不用担心我。＂我在电话里这么说。

拆迁公告贴出后没多久，弟弟突然回家了。

这些年，他在外面认识了一些所谓的＂生意人＂，总说要找机会做大事。

这次回来，他神神秘秘的，经常和父母嘀咕什么。

一个周末，我回老家探望父母。

刚进门，就闻到一股久违的炖肉香味，那是母亲招待贵客才会做的红烧肉。

家里的老式电风扇＂呼呼＂地转着，却驱不散初夏的闷热。

客厅里，母亲正往桌上放碗筷，父亲坐在藤椅上摇着蒲扇，弟弟则在一旁激动地比划着什么。

＂爸，妈，这次真的是好机会啊！＂弟弟的声音里带着兴奋，＂我朋友张总做工程十几年了，现在县里好多项目都是他在做。他说只要有启动资金，保证翻几倍！＂

父亲皱着眉头，蒲扇停在半空：＂建军，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万一亏了怎么办？＂

＂怎么会亏呢？这是政府工程啊！＂弟弟的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张总说了，最少也能翻一倍。爸，您想啊，我们家拆迁款150万，如果做成生意，那可就是300万，甚至更多！这年头，谁不想发财啊？＂

母亲犹豫地看着弟弟，手里的碗筷停了下来：＂建军，你真有把握吗？妈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当然了，妈！您还不相信您儿子吗？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面跑，就是为了等这么一个机会啊！＂弟弟拍着胸脯保证，脸涨得通红。

听到这番对话，我皱起了眉头。

当时全国各地的拆迁工程确实不少，但也有不少骗局，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内部工程＂。

我对弟弟的所谓＂朋友＂和＂生意＂并不信任。

饭桌上，母亲特意炖了我爱吃的红烧肉，还有几个家常小菜，香气扑鼻。

我夹了一筷子母亲做的糖醋藕片，咬着那熟悉的酸甜滋味，提出了质疑：＂建军，这事靠谱吗？拆迁款是我们全家的保障，不能草率决定。＂

弟弟立刻不高兴了，筷子＂啪＂的一声放在了桌上：＂哥，你在省城有工作有对象，前途一片光明，当然不在乎这点钱。但我不一样啊！我这么多年在县城，什么机会都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找工作多难！这次如果能成功，我就能在县城立足了！＂

＂建军，对你哥客气点。＂父亲瞪了弟弟一眼，然后转向我，＂建国，你弟弟的提议，我和你妈也在考虑。这钱放着也是放着，如果能生钱，何乐而不为？＂

我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脸，心里一阵酸楚。

他一辈子在工厂做苦力，好不容易有了一笔钱，却可能要冒险投资。

母亲看看我，又看看弟弟，叹了口气：＂建国，你弟弟也不容易。这些年，你在外面有出息，我们都为你骄傲。但建军在家里，一直没找到好出路。也许这真是个机会呢？＂

她放下筷子，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看，这是你们小时候的照片，你总是护着你弟弟。现在你们都长大了，应该互相扶持才是。＂

照片上，七八岁的我搂着四五岁的弟弟，两人笑得灿烂。

那时候的我们，多么无忧无虑啊。

父亲也跟着说：＂建国，你弟弟也大了，让他试试吧。不成功，我们还有安置房，不至于没地方住。＂

看着父母期待的眼神和弟弟坚定的表情，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但我能说什么呢？这是他们的决定。

＂那...你们考虑清楚了就行。＂我低着头，戳着碗里的饭菜，突然发现自己的胃口全无。

那天晚上，我睡在儿时的小床上，床板发出吱呀的声响，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窗外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我辗转难眠，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半夜，弟弟悄悄推开了我的房门。

＂哥，你睡了吗？＂他的声音轻轻的，像小时候害怕打雷来找我一样。

＂没呢，进来吧。＂我坐起身，打开了床头的小台灯。

弟弟坐在床边，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支。

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像我们复杂的情绪。

＂哥，我知道你担心。＂他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但这次真的不一样。张总是县建设局副局长的表弟，他说话很管用。你就放心吧，等赚了钱，我给你买辆好车！咱爸妈也能享享福。＂

我看着弟弟脸上自信的笑容，想起小时候那个跟在我身后喊＂哥哥等等我＂的小男孩。

弟弟见我不说话，又补充道：＂哥，我知道你担心我莽撞，但你看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每天修那些破电视机、收音机，一个月才几百块，连个女朋友都交不起！你呢？在省城有体面工作，还找了个漂亮对象。我不能一辈子这样啊！＂

他的声音里有挣扎，有不甘，也有期望。

我心里一软，不忍再多说什么。

＂行吧，我支持你们的决定。＂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但记住，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是一家人。＂

弟弟猛地抱住了我，就像小时候那样。

他的身体略微颤抖，眼圈有些发红：＂谢谢哥，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2009年初，拆迁款到账了。

按照家里的决定，全部交给了弟弟。

他拿着钱，信誓旦旦地保证半年就能见到成效。

父母搬进了临时安置房，那是一栋新建的六层楼房，虽然空间不大，但比起老筒子楼已经好多了。

我回到省城，和小林结了婚，凑了首付买了一套小两居。

婚礼很简单，只在单位食堂摆了几桌，请了几个同事和好友。

父母和弟弟来参加了婚礼，母亲特意穿了件簇新的红色旗袍，看起来精神焕发。

父亲穿着那套存了好几年的中山装，笑眯眯地喝了不少酒。

弟弟也难得穿上了西装，拍着胸脯说要做大伯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婚后，小林多次提出想回县城看看我父母，我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脱。

＂单位太忙＂＂最近项目紧＂＂年底要加班＂，一个接一个的理由。

其实，我心里清楚，弟弟的＂大生意＂多半会出问题，但我不想让小林知道这些家庭矛盾。

也许是我的直觉，也许是多年来对弟弟的了解，总之，我心里隐隐不安。

果然，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弟弟的＂生意＂毫无进展。

起初，他还会打电话回家，说项目进展顺利，只是流程慢一点。

＂政府部门办事都慢，再等等，快了快了。＂他在电话里这么说，声音里的自信渐渐被焦虑取代。

后来，电话越来越少，家里打过去也常常无人接听。

父亲开始彻夜难眠，时常坐在窗前，望着外面发呆。

母亲则每天念叨：＂建军这孩子，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心里着急，却又无能为力。

几次打电话给弟弟，要么无人接听，要么就是敷衍几句匆匆挂断。

2010年夏天，我在单位加班到深夜。

回到家，发现小林还在客厅等我，脸色不太好看。

＂你爸刚才来电话了。＂她递给我一杯热水，声音轻轻的，＂说让你赶紧回家一趟。＂

我心一沉：＂他说什么了吗？＂

小林摇摇头：＂没多说，就是声音很沉重。建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叹了口气，简单收拾了行李，连夜坐上了回县城的长途汽车。

车厢里冷气开得很足，但我的背上却冒着冷汗。

到家时已是第二天中午，父母住的安置房楼下有个小卖部，老板娘看见我就招手：＂建国回来了？你爸住院了，在县医院呢！＂

我一惊，赶紧打车去了医院。

县医院的走廊上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墙壁斑驳，地面被擦得发亮。

推开病房门，看到病床上憔悴的父亲和哭红了眼的母亲。

父亲躺在那里，眼窝深陷，脸色蜡黄。

弟弟则像霜打的茄子，瘫坐在角落里，头低得几乎要碰到胸口，一句话也不说。

＂建国，你来了就好。＂母亲握着我的手，一边哽咽一边说，＂你爸...被气坏了。＂

＂妈，到底怎么回事？＂我问道，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你弟弟...他...＂母亲话没说完，就哭了起来。

原来，弟弟的所谓＂生意伙伴＂张总早就携款潜逃，弟弟不仅赔光了拆迁款，还背上了几十万的债务。

更糟的是，因为债主上门闹事，父亲气急攻心，住进了医院。

医生说是心脏病发作，差点没挺过来。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既愤怒又心疼。

150万，在2009年的县城，足够过上很体面的生活了。

现在，不仅钱没了，还欠下了外债，父亲又病了。

是啊，那可是150万啊！

如果存进银行，每年的利息就有好几万。

如果买几套房子出租，每个月都有稳定收入。

如果分点给我和弟弟做首付，两兄弟都能安家立业。

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面对弟弟，我心里有千言万语，最终只憋出一句：＂为什么？＂

弟弟抬起头，眼神空洞，像丢了魂一样：＂哥，我也被骗了。张总说服了好多人，不只是我...他拿着钱早跑路了，说是去境外考察项目，结果人间蒸发了。＂

看着弟弟憔悴的脸和父亲病榻上的身影，我的怒火一点点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无力感。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质问道。

母亲抹着眼泪说：＂我们...不想打扰你的新婚生活。建军说他能处理好，让我们别担心...＂

后来的日子，家里陷入了困境。

父亲的病情反复，医疗费用不断增加。

我把父亲转到了省城的大医院，做了详细检查，又安排了后续治疗。

安置房虽然到手了，但因为要还债，不得不卖掉换成小户型。

弟弟整天郁郁寡欢，借酒消愁，最终甚至连饭都不回家吃了。

每次我回家，都能看到母亲红肿的眼睛和父亲日渐消瘦的身影。

＂建国，别怪你弟弟。＂母亲总是这么说，＂他比我们更痛苦。＂

我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但面对高额债务和父亲的医药费，这点钱杯水车薪。

小林知道后，二话不说，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忙。

她说：＂建国，这是我们共同的家，我们一起扛。你爸妈就是我爸妈。＂

看着妻子理解的眼神，我心里既感动又愧疚。

我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家庭，还连累了她。

小林是个心思细腻的姑娘，她看出了我的自责：＂别这么想，谁的家里没有困难时候？咱们一起面对。＂

2012年，父亲的病情恶化，医生告诉我们可能时日不多了。

临终前，父亲拉着我的手，虚弱地说：＂建国，你弟弟...还年轻...你要...＂话没说完，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那天，窗外下着大雨，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像是上天在为父亲哭泣。

弟弟跪在父亲床前，嚎啕大哭：＂爸，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害了您...＂

我扶起弟弟，紧紧抱住他颤抖的身体，泪水从我的眼眶中夺眶而出。

我们兄弟俩，就这样抱头痛哭，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父亲走后，我和小林带着已经有些年纪的母亲回了省城，离开了充满伤心回忆的县城。

母亲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

她整天坐在窗边，望着外面发呆，手里常捧着那张我和弟弟小时候的照片，不停地摩挲。

＂建国，我对不起你爸。＂她常常这样低声呢喃，＂如果当初我没同意给建军那笔钱...＂

我安慰她：＂妈，都过去了，别想那么多了。＂

弟弟也变了，父亲的离世似乎让他猛然惊醒。

他回到了县城，开始四处找工作，最终在一家建材市场找到了搬运工的活儿，每天起早贪黑，风吹日晒。

工作之余，他主动联系那些债主，一点一点还债。

每个月，他都会寄一些钱到省城，虽然不多，但代表着他的决心和悔意。

我原谅了弟弟，但心结却没有完全解开。

每次回想起那150万拆迁款，心里就一阵酸楚。

如果当初没有轻信他人，如果当初更谨慎一些，如果当初...

但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也没有后悔药。

2015年，小林怀孕了。

我们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经济条件也好转了不少。

得知这个消息，母亲很高兴，声音里有了久违的活力：＂好啊，我终于要当奶奶了！我去省城帮你们带孩子。＂

但弟弟坚决反对：＂妈，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来回奔波太辛苦。我和嫂子会照顾好您的。＂

原来，不知何时，弟弟已经在县城找了个女朋友，是建材市场老板的女儿王丽。

虽然家境不错，但姑娘很朴实，知道弟弟的情况后，依然选择了他。

＂建军现在变了，他很勤快，也很上进。＂母亲在电话里跟我说，声音里带着慰藉，＂他女朋友对我也很好，常常来家里陪我说话，还教我用智能手机。＂

我和小林商量后，决定每两个月回县城看一次母亲，并继续每月寄钱回家。

弟弟却坚持要退回去：＂哥，这些年你已经付出太多了。现在我有工作了，能照顾好妈。你有了孩子，开销会更大，钱留给自己用吧。＂

他的语气诚恳，眼神坦荡，不再是那个浮躁冲动的年轻人。

我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依然按时寄钱回家。

直到女儿出生后，因为工作忙碌和家庭琐事，回家的频率渐渐降低了。

一年回去两三次，有时甚至只在过年才回家一趟。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转眼到了2018年。

那年夏天，我正在公司开会，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弟弟的电话。

＂哥，妈病了，很严重。＂他的声音沉重得像灌了铅，＂医生说...可能撑不了多久了。＂

我匆忙收拾行李，连夜赶回县城。

站在医院门口，心情复杂。

十年前的拆迁款风波，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轨迹。

如果当初没有把钱全部交给弟弟，如果弟弟没有被骗，如果...太多如果了。

但世上哪有后悔药呢？

走进病房，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消瘦得不成样子。

床边放着一个旧收音机，正播放着她爱听的评弹。

窗台上摆着几盆绿萝，生机勃勃，想必是弟弟精心照料的。

＂妈，我回来了。＂我轻声说道，眼眶湿润。

十年不见的母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她看向我的眼神，既熟悉又陌生。

＂建国...你来了。＂母亲虚弱地笑了，眼角泛起泪光，＂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

我快步走到床前，握住母亲枯瘦的手：＂妈，对不起，这些年我没能常回来看您。＂

母亲摇摇头，手上的青筋凸现：＂不怪你，你工作忙，有自己的家庭。建军...这孩子挺好的，每天都来照顾我。他和丽丽结婚了，小两口对我很孝顺。＂

我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弟弟，他眼圈红红的，神情憔悴。

这些年，他似乎真的成熟了不少。

额头上的皱纹和黝黑的皮肤，诉说着他的辛苦和坚持。

母亲咳嗽几声，继续说道：＂建国，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那150万...其实是我同意给建军的。你爸当时还犹豫，是我坚持的。＂

我愣住了，没想到事情还有这样的转折。

＂妈，您为什么...＂

＂因为...我总觉得对不起建军。＂母亲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你从小就聪明，上学也好，我和你爸...总是更偏心你一些。记得你高考那年，我把攒了十年的私房钱都拿出来给你补课，给你买营养品。可建军上学那会儿，家里拮据，连个像样的学习桌都没给他买过。＂

母亲说着，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建军虽然没说，但心里肯定不舒服。我想着，给他这笔钱，让他也能出人头地...＂

母亲的话像一把刀，刺痛了我的心。

原来，这些年我一直在责怪弟弟，却不知道背后还有这样的原因。

弟弟突然跪在了床前，手里捧着那张已经泛黄的兄弟合照：＂妈，对不起！都是我不懂事，被人骗了，害得咱家...害得您和爸...＂

他说不下去了，泪水夺眶而出，肩膀剧烈地抖动着。

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赔光家产的浪子，而是一个内心充满自责和痛苦的儿子。

母亲艰难地抬起手，抚摸着弟弟的头，就像小时候那样：＂傻孩子，不怪你。人这一辈子，哪能不犯错？重要的是...错了能改。这些年，你照顾我和你爸，洗衣做饭，端屎端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弟弟抽泣着，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母亲又看向我，眼神中充满期望：＂建国，你别怪你弟弟。他这些年已经受够了煎熬。那些债，他一直在还，从没放弃过。你们兄弟俩，要互相扶持啊...我和你爸，没什么别的愿望，就希望你们好好的。＂

看着母亲期盼的眼神，我心里的坚冰渐渐融化。

是啊，钱没了可以再赚，但亲情一旦破裂，就难以弥补了。

我走到弟弟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起来吧，都过去了。＂

我伸出手，将弟弟拉起来，然后紧紧抱住了他。

十年的怨怼，十年的疏离，十年的心结，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弟弟抬起头，眼中满是愧疚和感激：＂哥...＂

母亲欣慰地笑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好，好...我这心里的结，终于解开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请了长假，和弟弟一起照顾母亲。

弟弟的妻子王丽也常来帮忙，她是个善良的姑娘，待母亲如亲生。

虽然医生说母亲时日无多，但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她的状况竟然稳定了下来。

一个月后，我不得不回省城处理工作。

临走前，母亲紧握着我的手说：＂建国，你弟媳妇怀孕了。他们打算...如果是儿子，就跟你姓，叫周志国，取你和你爸的一个字。＂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十年来积攒的愤怒和失望，在这一刻化作了感动和释然。

这个决定，代表着弟弟对我和父亲的尊重和愧疚。

＂好，挺好的名字。＂我点点头，声音有些哽咽，＂爸在天上会很高兴的。＂

弟弟在一旁抹着眼泪，握住了我的另一只手。

我们三人就这样紧紧相握，像一个完整的圆。

回到省城后，我把这些年的事情全盘告诉了小林。

她听完，握着我的手说：＂建国，你做得对。世上没有后悔药，但总有弥补的机会。亲情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小林总是这样，善解人意，温暖如春。

2019年春节，我带着全家回到了县城。

弟弟和王丽已经装修好了新房，虽然不大，但温馨舒适。

母亲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能下床走动了，脸上也有了红润。

弟弟的儿子也出生了，真的取名叫周志国，圆圆的脸蛋，像极了小时候的弟弟。

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

桌上摆着母亲拿手的红烧肉，弟弟做的糖醋鱼，王丽包的饺子，还有小林带来的省城特产。

电视里播放着春晚，欢声笑语回荡在屋内。

墙上挂着父亲的照片，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母亲看着桌前的景象，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她举起杯子，里面是她爱喝的米酒，对我和弟弟说：＂孩子们，这辈子啊，妈最大的心愿就是看你们兄弟和好。钱没了可以再赚，但亲情没了，就真的没了。现在，我可以安心了。＂

我和弟弟相视一笑，同时举起杯子：＂妈，您放心，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窗外，新年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噼噼啪啪的，像是在庆祝我们家的重聚。

我望着窗外绽放的烟花，心想：人生没有后悔药，但总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那150万拆迁款，曾经是我们家的希望，也曾是我们家的痛。

如今，它变成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教会我们珍惜当下，珍惜亲情。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亲人的笑脸更珍贵呢？

桌上的饭菜香气弥漫，笑声不断，母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弟弟的眼中充满感激，小林看着我，眼神温柔，而弟弟的小儿子，正在襁褓中酣睡。

这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

他曾经说过：＂建国啊，人这辈子，不在于赚多少钱，而在于活得坦荡，心里踏实。＂

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

钱，终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真正的财富，是此刻围坐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