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张宗昌的军队中，除了土匪、流氓外，还有一支白俄军队，称为“入籍军”，为他冲锋陷阵。张宗昌宠爱地称其为“我的老毛子队”。白俄兵则称：“我的爸爸是张宗昌”。
在张宗昌的军队中，除了土匪、流氓外，还有一支白俄军队，称为“入籍军”，为他冲锋陷阵。张宗昌宠爱地称其为“我的老毛子队”。白俄兵则称：“我的爸爸是张宗昌”。
张宗昌的最大愿望是当省长、督办，捞一块地盘，而他实现这一愿望的工具就是军队。积二十年的经验，最主要的是要有军队，有了它，就能保持高贵地位；失去它，就一事无成。他在网罗军队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极善于招集、收编各类人员成军。当上山东督办后，张宗昌对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除原有十一个正规军外，继续收编、补充兵源，扩大军队规模。
张宗昌就任山东督办没过几天，就突然传令召见青州驻防营副都统吴延年。
青州驻防营，即指益都旗兵团，为什么叫旗兵团呢？因为这个团的官兵，完全是由清朝遗留下来的“青州旗兵驻防兵营”的官兵编组而成。辛亥革命推翻清廷，自民国元年以来，历任山东军政大员，大都是清朝旧臣或间接与清朝有关系，对封建的清朝皇帝有所崇拜。因此，对这支皇族武装，也千方百计予以照顾，不但未予编遣，反而增加赋税维持他们腐朽的生活。
张宗昌赶走郑士琦后，吴延年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这帮军队也该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听到张宗昌的传令，吴延年星夜从益州赶往济南，盘算着他的归宿。见到张宗昌后，吴延年哆哆嗦嗦地纳头便拜，说：“朽臣吴延年拜见督办大人，听候发落。”
出乎吴延年的意料，张宗昌上前扶起吴延年，很客气地说：“吴都统快快起来，不要见外。”待吴延年落了座，张宗昌问：“吴都统那里还有一些人马吧？”吴延年说：“是，是还有一些残兵败将。”张宗昌说：“不要这样说吧，你回去把队伍好好整顿一下，从今天开始，把营扩大为团的编制，就委你为团长。”吴延年惊恐地问：“不遣散，不收编了？”张宗昌说：“放心吧，也不遣散，也不收编，你就好好在那里训练，有事时出点力就行了。”
不但未遣散，还由前清营长荣升为奉军团长，吴延年感激流涕，山盟海誓之后，乐呵呵地赶回了益州进行整编。
青州旗兵驻防营的名额原来是2400人，但是自辛亥革命后，经费不足，兵员逐减，青壮年又多外出谋生，当时实际上只有官兵1000人左右。吴延年在旗营内自行选拔报委官佐，张宗昌不派人参加，粮饷服装与张宗昌的部队同等待遇。全团官兵是清一色的满汉旗人，他们仍保持着皇族武装的本色。
改编完前清旗兵驻防营，张宗昌紧接着就着手收编土匪部队。
1925年秋，豫西的孙殿英（名魁元）纠合匪众，活动于豫皖鲁三省各地，出没无常。张宗昌遂派人与之联系，商讨收编事宜。
1926年孙殿英率所部2000多人进入山东济宁，张宗昌派督署参谋长金寿良办理接收事宜。不久，孙殿英微服到济南见张宗昌。
张宗昌见到孙殿英后，说：“为了收编整顿你的队伍，我已花了20万元了。”孙殿英忙说：“我知道，今后为督办效命就是了。”
参谋处将孙殿英的人马编成一师，驻在济南。由于孙殿英的部队纯是地痞散兵，乱七八糟，还有穿女服者，奇形异色，不一而足，一时装备待遇未受到应有的对待。
1927年，张宗昌与西北军相持于冀鲁之间，情势紧张，张宗昌亲赴前线督战，孙殿英所部亦随赴前线。孙殿英在此次激战中大为出力，身带手枪数支，亲至前线，奋勇挺进。战斗结束，鲁军获胜。此时，张宗昌开始重视孙殿英的部队，将其扩编为军，枪枝弹药、军备给养，从优配备。
张宗昌到山东后，在收编军队方面，出力最多的，还在于扶植白俄兵方面。
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集团失败，由西伯利亚退到海参崴。在海参崴须德兰斯哥街，出现了白色的俄国临时政府，自设总统。1922年初，临时政府的总统吉吉里斯克被迫下台，米罗夫依赖其女婿泽列维斯的财势，在日本驻军支持下继任总统。日本海军撤走后，红军从北面攻入海参崴，白俄军残余约万人溃退到中俄边界张宗昌的防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张宗昌与米罗夫有故交。张宗昌在海参崴时，终日在西明斯街（亦称中国街）鬼混，结交了一些流氓赌棍专吃宝局。宝局冬季最盛，在淡月中张宗昌就召集同伙包修中东铁路的零星工程。有一次张宗昌领下工资全部输光，工人们来找他讨债。张宗昌无法应付，因和米罗夫认识，遂隐匿在他开设的火柴厂。经米罗夫出头调解并代垫付一部分工资才算完事，因而，张宗昌更感激米罗夫。
1922年夏天，张宗昌充任奉军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后，与米罗夫的管区临近。这年秋天，张宗昌轻装简从到海参崴访米罗夫。米罗夫指定格罗斯大饭店为张宗昌的住处，还将餐厅全部包租，邀集临时政府的高级文武官员设盛筵招待张宗昌，一个星期的花销都由米罗夫支付。临别时，还送给张宗昌小甜瓜式手榴弹40箱和一部分枪弹，张宗昌成立了一个炸弹团，由王栋任团长。
白俄兵退到张宗昌防地后，无路可走，遂由张宗昌收编。收编的条件是：白俄梯团先帮助张宗昌和张作霖统一中国，然后张宗昌率领中国军队帮助白俄兵回国消灭红军。于是，张宗昌的部队增加了一个新兵种，白俄军团。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聂卡耶夫又从哈尔滨招到旧部300多人，组成先遣梯队，配合张宗昌部队作战。
前面已提到了，白俄兵战斗力甚强，武器马匹都从俄国带来，比中国军队优良，在入关作战中，每当战争危急和前线无法支持时，就让白俄梯团增援前线，每战必胜，每攻必克。因而，张宗昌特别看重白俄兵。
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办后，米罗夫和张宗昌商定，继续扩充白俄兵。这时，中苏已经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曾抗议中国军队内有白俄官兵参战，更不应称为俄军。因此，张宗昌将招募的白俄官兵，改称“入籍军”。张宗昌担任司令，米罗夫充帮办司令并在督署设有顾问办公室，另在济南商埠二大马路朝鲜银行旧址，设立入籍军帮办司令部。
由于入籍军在战斗中不断有伤亡，加之白俄兵散在各处没有收罗完毕，所以，张宗昌的招集工作常年不断。在哈尔滨设有“入籍军招兵处”，派少将什尼果夫为主任委员，有委员十余人，常驻哈尔滨。在奉天，也设有招兵处，李恒珍每次到奉天领军饷时，顺便带回许多白俄官兵。在天津北站设有“入籍军天津办事处”，派左别司为中校主任，另有少尉阿别克金等白俄官兵十余人，负责招待、接运由哈尔滨、奉天招来的白俄兵，稽查途中逃走的白俄兵，并负责采购、运输入籍军所用的物资等事项。
张宗昌对白俄兵特别宠爱，当时白俄兵编为直鲁联军第六十五师，师长为聂卡耶夫。由于人员不足，又招募一个中国兵旅以充实该师，旅长是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的赵亨宝，山东黄县人。后来聂卡耶夫腿受伤，由赵亨宝代理师长。一个师中，白俄兵和中国兵的处境大不一样。当时一般士兵都吃高梁面，没有菜金，只是吃点咸菜或菜汤，唯独白俄兵每天都吃牛肉面包，并供给青菜油料。白俄的军官每餐都是大酒大肉，吃洋餐，更为奢华。
因为张宗昌对白俄兵爱如至宝，于是人们都称白俄师为“张宗昌的老毛子队”，白俄官兵亦自认是“张宗昌的老毛子”。白俄兵讲不好中国话，只会说“张宗昌老毛子”几个字。作战期间，友军向白俄兵问口令时，白俄兵只会说“张宗昌的老毛子”。当时有许多中国人向白俄兵开玩笑问：“你爸爸是谁？”白俄兵答曰：“我的爸爸是张宗昌！”或说：“我的张爸爸！”由此可见张宗昌在白俄兵心目中的地位。
1926年秋，张宗昌到济南张庄去检阅六十五师，在检阅白俄兵卧倒射击动作时，有一个白俄兵在卧倒时腿一用力，将裤子挣裂露出腿肉来。张宗昌见白俄兵的军服如此破旧，大骂总司令部参谋长李藻麟：“你他妈的这总参谋长咋当的，让他们衣服破得这个样子！”说着，拿起阅兵台上点名用的铜墨盒就向李藻麟掷过去，并大骂赵亨宝：“你看看！你将我的老毛子弄成什么样子啦。妈拉巴子！”当检阅白俄兵的一六六旅时，张宗昌不停地用俄语说：“好，好！”
接着检阅一六五旅。这个旅是中国兵补充旅，名义上三个团，实际缺额太多。旧军队名额不足，便找人顶替，冒领军饷已成公开的秘密。可是一旦点名，就无法应付了。这次检阅就要点名，每人还要赏洋两元。为了应付局面，增加收入，遂采取临时雇兵和抓兵的办法。各团都派专人开始行动。雇兵规定，应卯一次发洋5角，这样，每名顶差者就赚回1元5角的收入，上下级对半分成。人数仍然不足，就临时抓来一些跛的瞎的充数。顶名应卯，最重要的是要牢牢记住自己所顶的姓名，一旦忘记，必定出差错。旅司令部的人更糟糕，有些是老举人秀才，有些是洋学生，平素既无训练，也不上操；平日穿长衫或洋服，一旦披上军衣，扎上武装带，感觉非常别扭，一举一动，都不习惯。
早晨6点，官兵们在张庄操场集合，在检阅台前站成一个大圆圈。一直等到将近中午，张宗昌才骑着青鬃马，前呼后拥，来到了操场。陪同检阅的是全副武装的督署金参谋长、军需总监祝仞千和徐源泉。他们骑马绕场检阅一周，来到检阅台上，由司令部开点。代理师长赵亨宝站在一边，参谋长徐爽亭照花名册点名。应点的向台前跑步敬礼，然后归队。司令部官佐跑步不成样子，举手不习惯，张宗昌见了就有三分不快。有个戴眼镜的军需官，竟然用左手行礼。张宗昌怒不可遏，随手抄起点名用的铜墨盒向他打去，侥幸只把眼镜打飞，未伤着人。这个军需官又是深度近视，归队时惊慌之下看不清队序，找不到原地，东瞅瞅，西望望，狼狈不堪，出尽洋相。其他一些近视眼的官佐，也都丑态百出。张宗昌忍无可忍，就把花名册摔到台下。
张宗昌嘴里“妈拉巴子”、“王八蛋”地大骂了一痛，又开始点第一团。雇来的临时兵，跑步不整齐，一紧张又忘了自己所顶替人的姓名，站在台前干张嘴，说不出话。祝仞千看不过去，一巴掌将其打回去，骂道：“妈的，一个哑巴也来混饭吃！”其他顶替者一着慌，有的点名不答应，有的同时两人应声。台下的笑声，台上的骂声，混成一团。特别是跛的瞎的，单独行动不便，于是推推搡搡，拉拉扯扯，不成样子，简直儿戏一般。张宗昌拍案大骂，停止点一六五旅。
检阅完毕，张宗昌开始训话，他用手指着垂手而立的赵亨宝，骂道：“你的司令部是狗屁。什么大学生、举人秀才、念书的人，都是狗屁，打仗不顶用。叫你们去送枪也送不到地方。我张宗昌没念过书，不识字，今天当督办，我是从血里爬出来的。你们不拉屎占着毛厕，姓赵的，小孩拉屎给我挪挪窝吧！”当场撤了赵亨宝的师长职。
张宗昌大骂一顿后，就和他的喽罗们骑马回去了。这次白俄兵每人赏洋4元，中国兵每人赏洋两元。
张宗昌之所以如此器重白俄兵，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武器精良，懂技术，战斗力强，大大提高了张宗昌部队的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
首先，白俄兵有一支强大的铁甲车队。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白俄铁甲车已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战争结束后，张宗昌的先遣梯队队长刘世安到滦州后，将虏获直军运输用的货车，四周设置土袋，由白俄兵架设重机关枪，能射击三面，进退自如。经天津沿津浦路一直开到长江北岸，成为开路先锋。
张宗昌、米罗夫到济南后，由白俄技术人员设计，令济南津浦铁路大厂，将货车外层加装铁板，制成长城号、长江号、云贵号、河南号四列铁甲车，正式成立铁甲车队，以格司道夫为少将司令，布克斯为上校大队长。每车安设大炮6门，马克沁重机枪24挺。
1925年秋末，奉系安徽督办姜登选被孙传芳逐走，米罗夫同张宗昌到徐州指挥抗击孙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同格司道夫上长江号铁甲车，指挥铁甲车队共白俄兵400人沿津浦路南进。由于孤军深入，四列铁甲车被孙传芳部炸毁，白俄兵大部阵亡。
1926年初，又经白俄工程人员设计，由津浦路大厂用机车客车及载重40吨的货车，外加7分厚钢板，重新改制泰山号、山东号、云贵号、河南号铁甲车四列。鉴于前次失败的经验，每列车由8节车厢组成：第一节系材料车，用平板货车不装甲，专载钢轨、枕木和一切修路器材，预备铁路被破坏时立即修复；第二节系炮台车，用货车装甲，共分三层，下层设置重炮，中层安设山炮，上层安设迫击炮及重机关枪；第三节系机枪车，亦用货车装甲，在车厢两旁挖射击口数处；第四节为火车头；第五节系官长乘坐车附餐车，用头等客车装甲；六七八三节和前一二三节相同。第八节后，另挂铁闷子车一节，由中国步兵两排驻守，作为掩护部队。
泰山号的炮台车两节，在车底铺上平铁板后，又筑一市尺厚的铁筋水泥，车厢两旁又加筑铁筋水泥夹壁。因此车身过重，车轴上均加弹簧设备，车过桥或拐弯时行驶速度较慢。各列车都无门窗设备，二至七节直接通行，车身涂防护色油漆。每列车都有白俄官兵百余人，前白俄炮兵团长马来见任少将司令，聂黑为上校参谋长。每一列车配备三八式野炮7门，迫击炮2门，重机枪24挺；有大队长1人，炮兵队长、机关枪队队长、工程队长、掩护队队长各1人，均由白俄兵充任。
1926年夏，曾充任先遣混合梯队队长和一度担任铁甲车司令的刘世安，向直隶督办褚玉璞建议仿照山东办法建立铁甲车队。褚玉璞责成京汉路长辛店大厂参照山东省铁甲车改装式样，制成直隶号、湖北号铁甲车两列，以刘世安为司令。
1928年6月，山东省的四列铁甲车和直隶省的两列铁甲车，都从天津退到唐山以东古冶车站。张宗昌、褚玉璞败退唐山后，米罗夫隐匿于天津英租界。直鲁两铁甲车司令孙焕洲（刘世安的后任）、车可夫见大势已去，亦均离职留在天津。张宗昌派马来见任司令，将六列铁甲车合并指挥。马来见恐怕中国人当大队长靠不住，自兼直隶号大队长，调湖北号大队长杨连庆为司令部副官长。升寿马果夫为湖北号大队长。
这年6月下旬，马来见令六列铁甲车都退往秦皇岛，湖北号殿后，大队长杨连庆尚留在车上未就副官长新职。杨连庆约原直隶号副队长刘廷相和中国籍官兵20余人，密往古冶车站高粱地内，商定湖北号不随马来见东行，倒戈西开，以免再受白俄兵歧视。当夜12点，机车上水时，杨连庆首先在官长车内将白俄大队长寿马果夫击毙，同时刘廷相等突然袭击白俄官兵，除被击毙白俄官兵十余人外，全部俯首听命，即以最快速度将湖北号铁甲车开往塘沽车站，投奔傅作义的晋军。开往秦皇岛的五列铁甲车，于张宗昌在滦东失败时全部被缴械，马来见等白俄官兵均先后逃往天津和哈尔滨。
其次，入籍军帮办司令还直辖白俄工兵团，以马可列耶夫为少将团长，实有白俄兵百余人。又招募白俄技术人员四五十人，增设一个技术营，专管修路架桥、电讯设施以及爆破等事项。另辖一个独立骑兵团，有白俄兵300多人。还有一个白俄骑兵卫队100多人。这些骑兵均系哈萨克骑兵，骑技好，特别能战斗，因此被张宗昌和米罗夫留在督办公署驻扎，在战时负护卫责任。这些骑兵在山东连年内战，辗转各地，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使百姓们苦不堪言，中国军官有人建议米罗夫加派宪兵严加约束，米罗夫说：“只要能打仗就行了，你们不要说俄国兵不好！”张宗昌则视而不见。
再次，白俄兵中有各类工程技术、机械等不同兵种的人才。
1926年冬，北伐军势力达到长江一带，张宗昌请求张作霖拨给飞机助战，奉军派航空司令部少将赵延绪亲自驾机，带十余架飞机降落在济南辛庄机场。张宗昌为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犯了愁，又得找米罗夫想办法。米罗夫电令哈尔滨招兵处骋到白俄安得里求克充任飞机队上校队长。飞行员及投弹射击手，均由白俄充任，一律按入籍军少校待遇。由于是外来的“高人”，规定每次参加作战时还要酌给津贴。得胜时，米罗夫还另外向张宗昌要奖金。
白俄兵中还有十多人懂摄影技术，米罗夫遂组织了一个电影队，也住督办公署内，专事拍摄白俄兵同张宗昌部队配合作战的战地影片及张宗昌阅兵、出师、督战以及其母过生日等影片，使张宗昌大加赞赏，经常用俄语夸奖说：“好，好！”队长哥鲁司在张宗昌左右，张宗昌一高兴，随时随地令其摄制各种影片，常在督署放映招待来宾和亲友，一切花费统一由米罗夫向张宗昌报领。
白俄兵中的工程技术人员，还为张宗昌建立多所兵工厂，如济南炸弹厂、济南皮件厂、济南第二兵工厂等。
1925年秋，米罗夫在济南商埠纬五路北头，一家空闲的大货栈内，改建济南炸弹工厂。派白俄豆格盖司为工程师兼厂长，雇用白俄工程技术人员六七人，白俄工人约60人。工厂以生产小甜瓜式手榴弹为主，嗣后还制造飞机投掷的大型炸弹和枪射小炸弹。
所有设备和需要的材料均向张宗昌直接报领，张宗昌从不限制，如数批交督署军械处购发，或由米罗夫派中校副官王祖廷领款自购。所产炸弹除白俄兵使用外，张宗昌也向工厂领用，只是要经过米罗夫审批一道手续。如领用炸弹的师、旅、团长与张宗昌的关系较近或战斗力较强，米罗夫就告诉工厂厂长挑选质量好的如数发给，否则减发或发给次货。最初使用硝酸棉花炸药，爆炸效果尚好，以后偷工减料，掺用做爆竹的土药，扔出不炸，领用的部队常有退货。
同年春季，米罗夫在济南西门外北坛建筑厂房，设立济南皮件厂，派其次子沃得尼格来充任厂长。工厂购有各类缝纫机一百多架，招募白俄工人百余人。由天津旧德租界大沽路同发成货栈采购进口和国产熟皮原料，分别造出军官用的大皮靴和皮底帆布面的士兵用皮靴，以及各种皮鞋、皮带、马鞍、挽具、炮衣、机关枪套等。
在济南洛口附近新城镇，原有济南修械所扩建的济南兵工厂。米罗夫接管德州兵工厂时，将该厂制造枪枝子弹的机器拆运到济南，在新城镇另建济南第二兵工厂。先由哈尔滨聘到军火制造专家白俄巴什杰维什充工程师兼厂长。1927年夏，米罗夫改派其长子瓦西里接任厂长。试制新式掷弹筒，一直没有投入生产，枪枝子弹也没有制造出来。“五三”惨案后，该厂被日军破坏。
1928年春，米罗夫同张宗昌经德州退往天津。白俄官兵和工人等陆续逃到天津后，见大势已去，绝大多数滞留天津。少数退到秦皇岛、山海关者，在被奉军缴械后逃散。米罗夫匿居天津英租界中街利顺德饭店。在退出济南前，米罗夫先后将所乘汽车及济南皮件厂的各种缝纫机、电影队的全套机器和设备，连同入籍军军用的一些轻便物资，分别运存于俄文路报馆及英租界内，准备运往大连，并计划在大连开设缝纫工厂。
傅作义到天津后，与米罗夫有宿怨的赵亨宝担任警察保安队总队长，听到米罗夫匿居天津并运来大批物资，屡次探访，查不出下落。这年7月，赵亨宝在路上恰巧遇到米罗夫的翻译刘文清。赵亨宝把刘文清约到家里，说：“米罗夫在山东三年，算不清花费了山东人多少钱，他的白俄兵把老乡们害苦啦！咱们是山东人，不能再让他把山东的物资带走。”刘文清同意扣留这批物资，并告知存放地点，经赵亨宝报经警察局转报天津警备司令部，与英租界工部局取得联系后，将米罗夫由济南运来的汽车、机器等全部扣留。米罗夫闻讯由天津逃往大连。
至此，张宗昌招募、雇用白俄兵的活动全部结束。
张宗昌在北洋军阀中起步较晚，又是旁系，没有固定的靠山，没有家底。同时，自己出身贫贱，没有资本和文化，他常说：“我是个粗人，大家不要瞧不起我。”说这话的意思，正是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出于以上原因，张宗昌拼命要与其他军阀看齐，不择手段地发展扩充自己的势力，招降纳叛，在所不拒。兵匪一家，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做的结果，确实使张宗昌的势力大发展，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过其他军阀，无论是入关作战还是盘踞山东，在许多方面补充他自身的不足，得以猖狂一时。
来源：为了历史指标全高一点号